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世界的银行家
基本信息
- 原书名:The House of Rothschild
- 原出版社: Penguin
编辑推荐
它是一个神秘的金融家族.
传说它操纵着整个金融市场..
它是货币战争的幕后主使吗?
它到底有怎样的发家史和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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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金融家族,它被认为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幕后推手,关于它的传说广泛流传,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研究了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文件,总结数万封信件的内容之后,首次详尽地揭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真面目。从布料商人起家,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环球帝国,经历多次全球巨变的洗礼,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第一大银行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商业触觉远远超越了金融的范畴。它是怎样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本书去除了流传两个世纪的神话,揭示了这个家族经济成功背后的秘密,以及它庞大的政治网络。它横跨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以最大的深度、清晰的脉络和动人的戏剧性剖析了这个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目眩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为我们揭开了全球经济政治背后推手的真实传奇。...
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研究了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文件,总结数万封信件的内容之后,首次详尽地揭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真面目。从布料商人起家,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环球帝国,经历多次全球巨变的洗礼,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第一大银行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商业触觉远远超越了金融的范畴。它是怎样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本书去除了流传两个世纪的神话,揭示了这个家族经济成功背后的秘密,以及它庞大的政治网络。它横跨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以最大的深度、清晰的脉络和动人的戏剧性剖析了这个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目眩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为我们揭开了全球经济政治背后推手的真实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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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供作译者介绍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货币崛起》等多部畅销书,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制作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以及最近的《货币崛起》。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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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犹太问题(1874~1885年).
反犹太人主义
家庭的回应
第二章 “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85年)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其他的东方问题
从投资到投兵
第三章 政党政治
自由主义追求
政治斗争
统一主义
与政治家的关系
法国的保守主义
第四章 帝国的风险与收益(1885~1902年)
非官方的帝国风险:巴林家族的危机
“坚定的单一本位主义者”
地下帝国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官方帝国主义的陷阱:波尔战争
第五章 金融与联盟(1885~1906年)
反犹太人主义
家庭的回应
第二章 “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85年)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其他的东方问题
从投资到投兵
第三章 政党政治
自由主义追求
政治斗争
统一主义
与政治家的关系
法国的保守主义
第四章 帝国的风险与收益(1885~1902年)
非官方的帝国风险:巴林家族的危机
“坚定的单一本位主义者”
地下帝国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官方帝国主义的陷阱:波尔战争
第五章 金融与联盟(1885~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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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充实,引人入胜……是一席盛宴。.
——《华尔街日报》
这是一部伟大的传记。
——《时代》
这是本引人入胜的书……他们迷人的故事此前一直在流传,但从未看到过如此权威的细节。..
——《纽约时报》
弗格森对于大量材料的整合流畅而且富有思想性,为我们呈现了一系列有活力的诱人故事。...
——《商业周刊》
——《华尔街日报》
这是一部伟大的传记。
——《时代》
这是本引人入胜的书……他们迷人的故事此前一直在流传,但从未看到过如此权威的细节。..
——《纽约时报》
弗格森对于大量材料的整合流畅而且富有思想性,为我们呈现了一系列有活力的诱人故事。...
——《商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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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犹太问题(1874~1885年)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将不得不放逐你们……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比你们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创始人更加伟大,或者事实上成为他最引以为傲的子孙,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将会使你们变得高贵,因为我们将从你们的家族产生第一位选举出来的王子。
——西奥多·黑泽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讲话》,1895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还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弗兰凯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瑟尔姆的女儿莎拉·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安斯帕希嫁给了古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1878年,威尔海姆·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1905年,阿尔方索的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这个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古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人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里。阿尔方索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7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1912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世纪末期,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1879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1915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在1868—1941年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担任,从未间断过:第一任是费迪南德(1868—1874年),然后是纳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奥(至1917年),最后是列昂内尔。纳蒂同时还是公会联合会的名誉总裁、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英国犹太人协会的副总裁和贫民救济会卫生与法务委员会理事。里奥继任了免费学校的总裁,同时也是犹太穷人临时庇护所的副总裁。罗斯柴尔德同时还影响着《犹太新闻报》,当时由埃希尔·迈尔斯所拥有(后来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购后,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修建了几座新的犹太会堂,包括位于维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间提供资助的三座。相比较而言,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较少与他们的犹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而不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大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而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马卡斯·阿德勒于1890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当然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赫尔曼·赫兹在1912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将不得不放逐你们……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比你们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创始人更加伟大,或者事实上成为他最引以为傲的子孙,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将会使你们变得高贵,因为我们将从你们的家族产生第一位选举出来的王子。
——西奥多·黑泽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讲话》,1895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还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弗兰凯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瑟尔姆的女儿莎拉·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安斯帕希嫁给了古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1878年,威尔海姆·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1905年,阿尔方索的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这个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古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人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里。阿尔方索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7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1912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世纪末期,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1879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1915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在1868—1941年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担任,从未间断过:第一任是费迪南德(1868—1874年),然后是纳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奥(至1917年),最后是列昂内尔。纳蒂同时还是公会联合会的名誉总裁、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英国犹太人协会的副总裁和贫民救济会卫生与法务委员会理事。里奥继任了免费学校的总裁,同时也是犹太穷人临时庇护所的副总裁。罗斯柴尔德同时还影响着《犹太新闻报》,当时由埃希尔·迈尔斯所拥有(后来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购后,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修建了几座新的犹太会堂,包括位于维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间提供资助的三座。相比较而言,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较少与他们的犹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而不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大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而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马卡斯·阿德勒于1890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当然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赫尔曼·赫兹在1912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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