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

　　本书是彼得·德鲁克的自传。他刻画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诸多人物，包括弗洛伊德、亨利·鲁斯、阿尔弗雷德·斯隆、约翰·刘易斯和马歇尔·麦克鲁汉。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描写了维也纳的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笼罩在欧洲各地的纳粹阴影，三十年代的伦敦生活，新政下的美国，二战岁月和战后的世界。
　　

推荐序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新版序
旁观者的诞生
第一部 来自亚特兰提斯的报告／1
老奶奶与20世纪／2
赫姆和吉妮亚／18
怀恩师／57
真假弗洛伊德／／8
伯爵与女伶／95
第二部 旧世界里的年轻人／115
波拉尼这一家／)16
基辛格的再造恩人／135
怪兽与绵羊／151
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163
弗里德伯格的世界／181
银行家的女人／209
第三部 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217
美国报阀鲁斯／218
荒野上的先知／239
斯隆的专业风采／251

　　多年前，我曾教过宗教学这门课，觉得其乐无穷，但对所谓的“神学”，却缺乏兴趣。有人告诉我，苍蝇共有3．5万种；依照神学家的说法，则只有一种，亦即所谓“真正的苍蝇”(The Ringht Fly)。天地万物，种类无穷无尽，皆为造物主之功，但天底下却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两条腿的动物——男人与女人，那么变化多端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墨守成规的也好，传统的也罢，甚至是极其无聊的人，若谈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东西，或是兴趣所在，无不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每个人自此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一个人最初给我的印象似乎呆板无聊，满嘴废话，让人呵欠连连。这人是新英格兰小镇的银行家。可是，突然间他话锋一转，谈到扣子的演变史，细说这个小东西的发明、形状、材质、功能和用途等，却叫我大开眼界。在谈论这个主题时，他那炽热的情感直逼伟大的抒情诗人。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倒不是话题本身，而是他这个人。在一刹那间，他已变成一个相当独特的人。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以及他们的特立独行。
　　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大约是50年前)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在这50年中，大抵是集权当道，讲求统一与一致的时代。在这种独裁政体下，服从至上，大家行事、思考都一样，连写的文字、画的图都如出一辙，完全被一个“中枢”严密控制，也就是纳粹所说的“依同一轨道而行”(gleichseschaltet)。这股潮流会大为风行，锐不可挡，甚至淹没了民主的声音。但我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触及政治、哲学还是历史，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论述管理、科技或经济等层面，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一个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并得多开创社区组织；在政府和企业成为惟一和整个社会相抗衡的机构时，我则认为“第三部门”，也就是非营利、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特别重要——在这儿，才能孕育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社群领导力和公民精神。
　　正如我指出的，社会的组成与其资讯的来源都会受到非营利、非官方机构的影响，例如大学或医院等，都有不同的价值与个性。
　　然而，此举犹如力挽狂澜，格外艰辛。
　　现在，时代的潮流终于转到我这个方向了。打着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大旗的，那整齐划一的队伍，终究只是幌子，连有效政府的基本雏形都谈不上，更别提经济发展、公民权的行使以及社区组织的建立。在西方的我们，正快速地“离心化”，或是“非中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相信，疾病在医学中心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这个医学中心越大越好；现在我们却尽量把病人送到外围的医疗机构。
　　·过去20年中，美国大企业的规模持续缩小。在这段太平盛世，无论在何地，惊人的就业成长都集中在现在的中小企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美国建立了许多庞大无比的学
　　校。我想，这谋取不是今天教育沉痛的祸首。现在的学校纷纷走向多元化而且非中心化，所谓的“磁铁学校”就是一例。
　　当然，“小就是美”和“大就是好”一样是无聊、愚蠢的口号。我们看看造物者创造的那无穷无尽的物种就可了解。19世纪时期的政府多半小而无力，除此之外，只有地方教会和学校等机构。当然，你我都不可能再回归到那个时代，我们正快速迈向知识社会，而这社会终究会走向由各种组织形成的社会，且这许许多多的组织将各有不同的面貌，离开中心，走向外围，而且形式迥异。这些组织的结构也不再是标准而整齐划一，如过去的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所秉持的信念，像“制造业的惟一标准结构”，或是“模范政府机关”等。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这就是我在40年前写的《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年出版)一书所倡导的。
　　我这50年来的论述，无不强调“有机体”、“离心化”以及，“多元化”，这些都是抽象概念的问题。不少人利用我的作品，将之视为导师或是顾问。而我总是喜欢以一些人物为例来阐释，因为“人”比“概念”来得有趣多多了。但这一路写来，我对概念的处理还是比较得心应手。
　　《旁观者》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作。然而这是一本有关“人”的书，不是以我自己为主题。英国版的书名副标题——“记录其他人物以及我所历经的时代”(Other Lives and My Times)将本书主旨一语道尽。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本反刍的时间像这本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也没有一本书这么快就问世了——从我坐在打字机前写下第一个字，到完成全书，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本书虽不是我“悬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
　　读者的反应显然也是如此。本书的成功，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从新版的发行就知道了，不必多加解释。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常有读者写信给我，或参加会议时告诉我：“你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了，对我的帮助相当大，特别是在工作上。但是，在你这么多作品里，《旁观者》给我的乐趣最多。”他们还常加上一句：“我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别。”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个别独立。我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像的那种神髓、韵味与感觉，比如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美国。事实上，早在肯尼迪执政时，写作此书的念头已开始萌芽。那些年代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以及许多年轻朋友而言，虽还不算是“历史”，却已如吉亚述王国的尼尼微和阿苏尔般遥不可及。
　　关于这些年代的记事，史书、传记和统计数字当然已多不胜数，但是“社会科学”是无法传达出一个社会的内涵、风味以及现实的，正如光靠度量衡是无法说清一个人的长相与举止；同理，一张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无法传达夏日亲身徜徉在绿色山丘的感觉。只有“社会图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会的面貌。
　　这种“社会图像”也就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始自简·奥斯汀(或许她就是此一文类的始祖)，接着是巴尔扎克、狄更斯、特洛伊普(Trollope)、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三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迪丝·华顿以及薇拉·凯瑟，直至乔伊斯(James Joyee)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世家》(Buddenbrooks)和《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比方说，我们也许就见过简·奥斯汀小说《爱玛》(Emma)里所有的角色。瞧，他们不就在街上，到了今天，行为举止还是没有多大差异。不管就个别还是整体而言，这些人物让我们得以感受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现实、感觉、意义，以及那和现代大大不同的“生活品质”。
　　我并没有野心想超越这些19世纪的经典之作，以及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此外，我更无法像那些描绘社会的大师一样，有能力去“创造”真实的人物，然而，我想我至少可以好好地“报道”一些人物吧。我之所以挑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指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对我而言，他们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将社会真相折射或是反射出来。例如，在本书最后一章“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我试图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也就是“新政”最后几年的感觉、含义，社会、心理和情感的氛围。我想，在社会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年代，混合着希望与失望，对知识狂热，不妥协与各种多元化的表现，这种种对于”37年从瘫痪、脑死的欧洲登陆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震撼。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战前”(亦即1914年之前)的陈腔滥调是惟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只有恐怖、集权主义与失落。
　　其他各个章节都是以人物为主，一个章节谈到一个，顶多两个。我之所以拿他们作为主题，因为这些人本身都是极为精彩的故事。结合起来，可印证一点：社会终究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和他们的故事组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