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先之道（第一部展示中国最具代表性“行业先锋企业”的商业精髓）

.附录二 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附录三 回顾企业的成长
参考文献
注释
后记：先锋的力量

.　　 我们能够贡献的东西很少，所有的贡献是这些先锋企业所贡献的，当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巨人的眼界。当我们总结出先锋企业的4个导入因素(英雄领袖，中国理念、西方标准，渠道驱动，利益共同体)和4个导出因素(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快速反应、远景使命)的时候，我们还知道先锋企业更注重的是如何这8个因素运用在实践之中，这才是我们必须敬仰的东西。
　　 李东生说过：“如果再过5年、10年，在国际大舞台上仍没有我们的位置，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失职。”只是我需要作些更正，如果再过5年、10年，在国际大舞台上仍没有我们的位置，那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失职，更是中国所有管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失职。
　　 时间已经来到了2004年的5月，一年多来排除各种干扰和诱惑，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研究的阶段性报告，知道后面的路很长，就如我们所研究的先锋企业一样，还必须面对问题，解决问
　　题，这是管理的规律，也是研究的规律。
　　 我们只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陈春花
　　 2004年5月于南京
　　 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大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大型公司的雇员只占产业工人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劳资关系为全国树立了标准；他们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全国的工资水平，他们的工资条件和工作实践也成为了一种规范。大型公司的交易量虽然在全国不占多数，但他们的繁荣与否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否。当我们谈论美国的经济机会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和现代大型公司提供的机会；我们谈论美国的技术时，想到的不是统计上的平均值，而是龙头企业设立的标准值；我们谈论过去半个世纪中新出现的另外两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工会和政府管理部门时，也只是把它们作为大企业和大公司的社会产物。总之，只有大企业在自由企业经济体制下的具体组织形式——才是具有
　　代表性和决定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它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大公司不仅通过大规模的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其组织制度引导了社会中其他企业组织的制度，从而规范着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甚至，大企业很大程度上承载着我们的社会信仰、精神和希望。正是出于对大型企业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认识，从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开始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将大型企业置于其研究的中心，如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和《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柯林斯和波拉斯的《基业长青》等著作。这些管理学术史上的名著为我们理解大型优秀企业的内部运作、管理哲学、社会责任等提供了范本。很多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如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多元化经营战略、企业文化、团队管理等都源于人们对优秀大企业的
　　观察、思考和总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对优秀大企业的研究大多数针对的是美国企业。当然，也有不少研究针对的是日本优秀大企业中的代表，这也使得日本企业管理实践为世界管理理论贡献了诸如即时(Just-in—time)生产、质量圈、员工参与管理等管理方法。25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优秀企业现在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而且也在走向世界。中国优秀企业的成功不仅由于它们大胆采取了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同时也由于它们独创了一些新的管理方法。这些新的管理方法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同样也能够对世界管理理论作出贡献。这些新的管理方法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在不断成长、成熟。我相信有朝一日中国学者也能够将它们总结出来，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对世界管理理论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本书也是一
　　种尝试。
　　 记得1983年我在美国读完硕士学位回国后就读到《追求卓越》这本研究美国成功企业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柯林斯和波拉斯在为期6年的时间里，选取了18家长盛不衰的企业，通过审视这些辉煌公司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探寻那些基业常青公司的成功之道。我曾经计划研究中国的优秀企业，很想把中国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总结出来并介绍给海外企业家和学者，可是由于忙于大量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和经历去做这件事。很有幸的是，陈春花教授到南京大学跟我做博士后，在谈她的研究计划时，我才发现，陈春花教授已经耗费了多年的光阴，苦心孤诣地思考着、探求着，对这一课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的成功之路是什么?由于中国企业离“卓越企业”“优秀企业”等还有一定距离，因此陈春花教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后，就着手组织华南理工大学的老班子和南京大学的新班子一起进一步研究，我们选择了“行业先锋”来代表在中国推行制度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典范；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大企业。以这两点为基础，我们列出了一系列标准，如，在同行业中受到推崇和认可的机构，注重组织完善和管理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独立的公司持续成长15年以上，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具有活力受到关注等。通过对这些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成功企业都是以英雄领袖作为企业的内部动力的，融合中国理念和西方标准的管理方法，以渠道驱动终端市场，注重建立企业相关利益共同体作为企业发展的内驱动力，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快速反应能力、坚定的远景使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企业的成功因素还是与美国、日本公司的成功因素有所不同。而找出中国企业成功的共性，对我们的管理研究和实践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陈春花教授跟随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把她10年来的想法和多年来的基础工作作为博士后研究的主要课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以她为主研究的多年成果奉献给大家，我也为她欣慰!我相信这本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必将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一研究会引起更多的企业家和学者的兴趣，共同研究，让中国的优秀企业的经验在全球发扬光大。
　　 赵曙明
　　 2004年5月10日于青岛香格里拉
　　 回忆写作的过程往往在看到书稿之后变得轻松而自信，特别是，最近接二连三地在《纽约时报》、《财富》、《商业周刊》上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分析，往往以中国的突飞猛进督促和警示西方经济的发展变化——在我亲身经历了探索“中国制造”奥秘的过程后，这些曾经让我觉得西方经济学者未雨绸缪的观点开始变得现实而有意义——中国制造业和高科技业的崛起的确让西方国家充分警惕，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重拾起“惶者生存”之道，是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与中国竞争也将充满冲突和艰辛。
　　 研究的过程与写作的过程相比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所庆幸的是，这个研究过程玄妙而精彩。我们的研究和那些被我们研究的企业如此贴切地吻合在一起：四项“行业先锋”的导入因素首先从这些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中得以总结、提炼；接着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所判断的产出因素又被这些企业随后的成长轨迹和成长业绩恰到好处地得到鉴定。事实上，研究的过程已不再是对历史的研究，而研究成果也不再只是对历史的总结，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对未来发展设定和论证的过程，只有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论证，我们才将之称为一个成立的因素。
　　 而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研究和写作之外，这项持续10年的构想、8年实践和3年写作的研究到底是依赖和支撑着什么得以令它最终阶段性的完成?我个人思考了很久，回答不是信念，也不是毅力，而是一种追随。
　　 曾经反问我的老师：“管理业界各种理念层出不穷，而这些理论几乎都基于那些发展百年以上的世界级企业；既然这些公司的成功已经证明了管理理念的最高境界，我们的研究还会受到关注吗?”陈老师没有直接回复，她出乎意料地提及“服务、分享和尊重”；“我们的研究本身不求回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当我们奉献研究成果时，才有可能给予别人帮助；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过程本身可以让我们发挥己长，了解自己的潜力；现在我们能做的是放下我们所关注的回报，放下我们所期待的反馈，集中力量做好这件最主要的事情，倾全力进行我们的研究，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我们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我们的研究过程时，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追求社会反响的回报和市场反应上，这个纯洁而崭新的研究过程和令我们为之鼓舞的研究成果，都来自“服务、分享和尊重”：我们服务于我们关注的企业，服务于中国千百万千成长中的企业，尽我们所能让可实践的成功模式服务更多企业；我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超越责任和期许的压力，实践我们的价值；我们尊重客观事实，尊重不带偏见的思索，尊重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成功和失败，我们更尊重属于中国企业的各种特质。
　　 而对于我个人，这个研究带给我的包容、尊重和理性，陈老师带给我的理想、劝导和忠告，令我坚定而快乐地追随。
　　 赵海然
　　 2004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