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5222 - 冲突的力量：如何建立安全、稳固和长久的亲密关系---------------------------
起源
本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自身、思考关系的新方法。在数十年的研究和临床经验中，吸引着我们不断探索的是这些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拥有许多满意的、亲密的社会关系，而另一些人却在忍受隔阂和孤独的痛苦？为什么有些人感到悲伤、不愿社交、缺乏自尊，有些人暴躁易怒、难以集中注意力、很不自信，而有些人却很快乐、富有好奇心、自信、心中充满了爱？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与我们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有何关联？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将如何指引我们，在人人都会经历的失落与孤独中找到联结与亲密感。在向你讲述我们的发现之前，请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聊聊我们各自的故事，以及我们是如何开始共同创作本书的。
克劳迪娅的故事：从管理到倾听
那是2004年的事了。在我居住的小镇上有一家儿科诊所，而我是诊所里颇受认可的行为学专家。我越来越觉得，无论是我所受的儿科学培训，还是我近20年来的执业经验，都无法让我很好地应对办公室里出现的各种挑战。提问、指导建议以及行为管理，常常会给我本人以及向我咨询的家庭带来挫败感和失败感。后来，有两次来访（一次是一个“叛逆”的青春期男孩，另一次是一个三个月大、患有“腹绞痛”的女婴）改变了这一切。
我花了20分钟与15岁的亚历克斯单独见面，通常完成“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估”的时长为30分钟。然后，我邀请他的父母里克和卡门加入我们的谈话。亚历克斯蜷缩在检查台的角落里，紧紧地裹着外套，默默地盯着地板。里克和卡门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离对方尽可能远的地方。房间里的狭小空间几乎无法容纳他们表现出来的愤怒与疏离。
第一次与亚历克斯和他父母见面的时候，我按照惯例，依照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标准化诊断评估询问了亚历克斯的病史。根据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评定量表，他们给我的回答似乎表明，亚历克斯可能符合这种障碍的诊断标准。我们安排了一次随访，以便进一步评估和讨论治疗方案。
但在几周后的第二次会面中，我的做法却有所不同。我在那一年开始到新成立的伯克希尔精神分析研究所（Berkshir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学习。该研究所开设了一个旨在培训精神分析师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研究所为那些不是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但在相关领域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深造机会。彼时，我遇到了一系列儿科学培训中没有涉及的新理念。关于人际关系在个体成长与发展中的重要的基础作用，儿科医生所受的教育实在是少得惊人。
从那个时候起，由儿科医生转行为精神分析师的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的著作，就成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温尼科特的思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格兰发展起来的。在那时的英格兰，和当时多数西方社会一样，人们认为母亲是家庭中提供基本照料的人—喂养、洗澡、穿衣。不过，母子关系本身却没有多大价值。在二战期间，伦敦的孩子经常被带离家庭，以免受到空袭的威胁，并且住院的孩子将长期与父母分离，但没有人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温尼科特则是最早开始引入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之一。
在我第二次见亚历克斯和他父母的那段时间前后，我正在读一篇温尼科特关于“真我”2的论文。他谈到，父母自身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他们看待孩子的方式，以至于他们不能看清孩子真实的样子，无法理解孩子的行为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另外一位母亲很好地例证了这个观点。她的大儿子事事都要争先，她为此十分烦恼。想要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和一个2岁的孩子出门，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见过几面之后，这位母亲在向我讲述她哥哥在她小的时候就去世时哭了。为了逃离这个伤心之地，她们一家搬去了很远的地方，但从来没有面对过丧失的哀伤。养育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的经历，让她所有的哀伤都涌上了心头。在她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的儿子一直在地板上静静地画画，然后儿子爬上了妈妈的膝盖，递给了妈妈一幅画，画里有一个在原野之中的人。他说：“这是你，不是我。”这恰恰是“童言无忌”的完美体现。儿子的行为源于典型的手足之争，但母亲心中未经处理的哀伤蒙蔽了她的双眼，而且她的过激反应让情况变得更糟。当在我办公室的安全环境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她就能对儿子的“真我”做出回应了，这样一来，她便能平静地管教儿子的行为了。手足之间的激烈竞争也随之消失了。
我不曾有意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这种改变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我的学习经历的确为我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开始出现的转变，比如接下来发生在亚历克斯和他家人身上的事情。后来，我就可以从容地应用自己发现的规律了。我最早迈出的这几步，让我改变了我工作中的主要目标，走上了从“管理”到“倾听”的转变之路。我开始注意到，当父母出于各种原因与孩子失去联结的时候，孩子就会出现行为问题—后来，借助埃德的话，我将这种情况理解为“错位”（mismatch）。
当我倾听父母的心声时（孩子也在旁边），父母能够发现，他们的某些感受让他们难以看到孩子的真我，这些感受往往是羞耻、愤怒和哀伤的组合。我尝试带着好奇心去倾听，而不是直接从诊断跳到治疗。我不再思索“这是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该怎么做”，我转而询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例如“你孕期的情况如何”“你孩子在婴儿期是什么样的”以及“她是否让你想起了原生家庭里的某个人”。用这种方式邀请父母谈话，他们就能打开话匣子，分享的故事也会越来越多。我将从温尼科特等人那里学到的东西牢记在心，希望通过倾听捕捉到一些线索，从而帮助我们找寻问题行为背后的含义。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孩子所传达的信息？就在家庭成员与我一同分享那些重建联结的动人故事的同时，他们的关系与行为也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这就是接下来我与亚历克斯和他的家人一起工作时所发生的事情。
在第二次来访的几分钟后，亚历克斯的母亲被她丈夫说的一句话惹火了，怒气冲冲地冲出了办公室，到候诊室去了。在她摔门而出之后，里克几乎不为所动，反而发了一通关于儿子的牢骚：“他太懒了，从来不听话。他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关心。”为了确认里克的痛苦体验，同时保护亚历克斯不受他暴怒的伤害，我改变了谈话的方向，转而询问一些关于里克日常生活的简单问题，从而化解了此刻的困境。我问了他的工作，他通常什么时候回家，他与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有多少。有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里克平静下来，开始了倾诉。办公室的安静空间里不再充斥着评定量表里的问题，而是终于有了倾听。我观察到父亲和儿子明显放松下来了，他们的身体姿势也逐渐舒展开来。他们第一次有了眼神交流。在我保持安静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里克不再攻击亚历克斯了，他似乎感觉更加安全了，也愿意谈到他因家庭裂痕不断扩大而感到悲伤，以及他渴望与亚历克斯建立联结时的无助了—因为亚历克斯已经进入青春期。亚历克斯告诉父亲，他害怕听到父母吵架，而且害怕经常听见他们为他争吵，此时他脸上露出了渴望与宽慰的神情。由于总是被这些令人不安的经历所困扰，亚历克斯觉得自己难以在学校里集中注意力。我现在意识到，眼前的困境正是由彼此间的误解与沟通不畅导致的一种恶性循环。卡门和里克把亚历克斯看作一个懒惰、叛逆的男孩，而亚历克斯眼中的父母，却一直在发脾气，对他感到失望。亚历克斯的行为成了父母争吵的主题，让整个家庭不断地陷入更深的隔阂。
我意识到，无论事情变得多么糟糕，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希望对他们好。之前里克对儿子的敌意让我产生了一些批判的情绪，而我把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好奇心。这种心态让我得以与里克站在一起。对于里克来说，与我建立起联结，似乎也让他得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儿子的行为，从而与儿子也重建了联结。
当卡门从候诊室回来的时候，她对气氛的巨大转变感到惊讶。我表示，我希望对我与亚历克斯见面的情况保密，并提出在几周之后再与卡门和里克单独见面。在下次见面的时候，卡门和里克告诉我，他们之前称为叛逆的行为问题，现在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儿子面对家里的紧张气氛和学校里的压力而产生的反应，而且现在这种反应也显著减少了。他们把儿子的行为看作一种交流的形式。他们承认他们的婚姻关系有些紧张，但紧张的程度已经有所下降。卡门和里克告诉我，他们与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为此感到喜悦与欣慰。与此同时，他们并排坐在一起，转过身看向彼此，开始有了直接的交流。父子间裂痕的弥合，让亚历克斯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联结。从失去联结到重建联结的过程，为整个家庭带来了成长与改变。我无须再做什么解释。我只是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平静的空间，让他们去思考，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伯克希尔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习时读到了精神分析与儿童发展领域里的其他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Anna Freud Centre）的精神分析师（现在也是我的亲密同事）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它们改变了我对自身临床经验的理解。福纳吉提出，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有着不同动机和意图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心智化（mentalization），是一种发展成就，其根源就在于童年早期的人际关系。当我首次接触埃德·特罗尼克（Ed Tronick）的研究时，我发现，他为温尼科特从临床工作中提炼出来的深刻见解提供了科学证据，而温尼科特的理念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逐渐认识到，信任关系的发展，与里克和亚历克斯的关系转变过程是一致的。从不理解到理解—修复隔阂的过程，能让我们在更广阔的社交世界中形成更加深刻的依恋。在第二次与里克见面时，我与里克向对方敞开了心扉，我没有因为他的愤怒情绪而评判他，也没有试图改变他的行为，我只是确认了他的体验。反过来，他敞开心扉，理解了自己的儿子。我们都从愤怒与评判转变成了简单的倾听。
在我的工作中，这种动态的发展是很常见的。我逐渐意识到，一旦父母和我一同发现了行为背后的含义，父母通常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行为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与亚历克斯和他父母的工作令我茅塞顿开，也让我渴望更大的进步。由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儿童双相情感障碍（一种新发现的疾病）的确诊人数在儿科领域里呈爆炸式的增长，我尝试为家庭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重建联结。在某些方面，我所做出的改变是具体的。我开始为预约的家庭留出50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标准的30分钟，并且会在一间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里与这些家庭见面。我认识到，充裕的会谈时间和宽阔舒适的物理空间给人的安全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的工作方式从提问、提供建议，转变为简单的倾听，并且时常和年幼的孩子一起坐在地板上。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许多家庭从最开始的愤怒与隔阂，逐渐地发生转变，最后重新建立起了联结—中途有时还要经历深深的悲伤。年幼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跑到妈妈的怀里。看到这些家庭重新找回了喜悦和爱意，我的双臂经常因激动而微微发麻，我的眼睛里也时常饱含泪水。这些动人的时刻让我想要分享自己的发现，既要分享给父母，也要分享给我的儿科同事，于是我开始了写作。这些经历孕育了我的第一本书《把孩子放在心上》3（Keeping Your Child in Mind），这本书是写给家长和专业人士的。
下面讲述的第二个故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工作方法以及我对工作的看法。那时，我刚刚见到三个月大的阿莉娅，这个孩子的问题是腹绞痛。我诊所里的一位儿科医生知道我正在用新的方法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家庭，于是她把这个家庭转介给了我。她知道这个案例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处理腹绞痛。对于婴幼儿的父母来说，孩子腹绞痛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这不是一种疾病或障碍，而是一种对行为的描述，即过度的哭闹。我们通常用“三定律”来定义腹绞痛：每天哭闹超过三个小时，每周哭闹超过三天，哭闹的时间超过了三个星期。对阿莉娅来说，治疗腹绞痛的各项标准治疗技术（比如抱起来安抚，让孩子听白噪声，使用各种治疗腹绞痛的滴剂，改变母亲的饮食）通通没有效果。
阿莉娅的母亲贾克琳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产后抑郁症。妇产科医生建议给贾克琳增加抗抑郁药的剂量，但是在目前的用药剂量下，贾克琳已经觉得自己状态不佳了，她担心加大剂量会妨碍她全身心地陪伴孩子，所以不愿加药。
贾克琳是和她的妻子凯拉一起来的，凯拉已经回到了全职工作的岗位上，她对贾克琳持续不断、日益加深的悲伤一筹莫展。凯拉给我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让我深入地了解了她们的世界。在她们来见我的那天早上，贾克琳拿着一个从车里带来的杂货袋，突然有一个苹果从袋里掉了出来，见状，贾克琳就瘫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没有提供腹绞痛的标准治疗建议，而是与贾克琳和凯拉一起坐在地板上，观察婴儿的行为。阿莉娅是所谓的“晚期早产儿”，在第36周的时候出生。在医院的时候，她住的是普通的保育室，而不是提供特殊护理的保育室，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告诉阿莉娅的两位母亲应该留意哪些特殊情况。然而，儿科医生都知道，即使是早产一两周的婴儿，他们的神经系统也可能发育不成熟，这使得他们的行为信号更加难以解读。我们三个坐在地板上观察阿莉娅的时候，凯拉打了个喷嚏。阿莉娅的整个身体都开始乱动，两条胳膊在头顶上挥舞。顷刻间，原本安静熟睡的她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哭闹。贾克琳立即抱起放声大哭的婴儿，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用力地摇晃阿莉娅。凯拉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问：“看见了吗？”
“嗯。”我答道。我和她们感同身受，清晰地体会到了一个婴儿刹那间从安静变成哭泣是多么令人疲惫。我们坐着等了一分钟左右之后，阿莉娅又安静下来了。我分享了我的观察结论，我认为阿莉娅的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她的早产有关。对于感官刺激的输入，阿莉娅比大多数婴儿都更为敏感，因此她需要父母给予更多的支持，尤其需要母亲帮助她应对各种干扰、度过各种过渡阶段。两位母亲认同地点了点头。现在，贾克琳对阿莉娅的行为有了新的了解，内疚感和自责感开始减弱，她也不再认为阿莉娅的哭泣意味着她是个坏妈妈了，她觉得自己从焦虑和自我怀疑中解脱了出来。
让我高兴也让我有些惊讶的是，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贾克琳说她感觉比以前好多了。虽然我没有增加任何治疗腹绞痛的方法，然而创造倾听与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似乎就能让阿莉娅的行为、贾克琳的情绪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转变。阿莉娅还会哭闹，但贾克琳觉得她能够应付。贾克琳当时只靠药物治疗抑郁症，于是我给她介绍了一位心理治疗师。不过她没有选择心理治疗，而是更愿意花时间上瑜伽课。她增加了药物剂量，但几天之后又觉得不需要加药，便回到了原来的低剂量。
有一次，贾克琳带着阿莉娅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正对着阿莉娅微笑，而阿莉娅正坐在车用安全座椅上，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贾克琳。我看得出她们真心为彼此的关系感到快乐。“你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我问道。她解释说，在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她觉得我和凯拉都真正听到了她的心声。贾克琳觉得凯拉能够理解她的感受，并且能够用一种真实而不勉强的方式来支持她。贾克琳也明白，阿莉娅的哭闹并不全是她的错，也不代表她的失败。她的自我怀疑减少了，再加上凯拉看到了她所面临的困境，这些都给了贾克琳力量，让她能够更积极地回应阿莉娅。她说，这样一来，阿莉娅似乎就更平静了，激烈的哭闹也更少了。
“我觉得阿莉娅就像刚刚出生一样。”贾克琳告诉我。她向我描述了她们的关系所发生的彻底转变。贾克琳一直在考虑回去工作，但现在又在重新考虑这种想法，因为她觉得她第一次与阿莉娅建立了真正的联结。
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接触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孩子，解决他们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孩子的人际关系在发展的早期就出现了问题。我开始意识到，即使问题的根源很深，只要我能保证给予倾听与重建联结的时间，无论孩子多大，他们关系的伤口都能愈合。我发现，孩子行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与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关系。当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治愈关系而非改变行为上时，孩子的发展就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不幸的是，虽然人们认识到了关系对行为的重要影响，但这种认识常常会转化为对父母的指责。人们可能会想，孩子的行为是父母教养不当的结果。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接受这样的事实：当关系出现问题时，人就会陷入困境。虽然特定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例如，早产的阿莉娅难以安抚自己），但照料者对问题做出的反应也会影响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在每一段关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并且通过这个角色，每个人都会影响对方。如果我们能把困境放到人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不加评判或指责，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所有人建立联结，使我们的关系走向成功—不仅在孩提时代如此，而且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如此。
在我见完阿莉娅之后不久，伯克希尔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位教员向我介绍了一个婴儿心理健康的新项目。婴儿心理健康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领域，将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知识与研究结合在了一起，为预防、干预和治疗提供了指导。当我看到这个项目的网站时4，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这个项目模仿了美国西海岸一个类似的项目，那个项目是由埃德·特罗尼克和护理师克里斯蒂·勃兰特（Kristie Brandt）联合创办的，而埃德也是我们东海岸这个项目的首席教员。我在几年前就听过他的讲座，最近也在伯克希尔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门课上了解过他的“静止脸”实验范式（still-face paradigm）。我于2010年秋天申请成为一名研究员。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会参加为期3天的周末活动。在那项活动中，我能直接向来自全世界的顶尖研究者学习。我与3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研究员（包括护理、精神病学、早期干预、社会工作、职业治疗、物理治疗和早期儿童教育）进行了亲密而热烈的讨论，因而我对自己的观察结论和临床经验又有了新的理解。通过深入学习研究埃德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了解了一种新的发展理论模型，并开启了一段合作关系，最终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埃德的故事：“静止脸”实验范式
1分30秒
一位黑发的年轻女士背着11个月大的女儿走进了房间。她扫视了一下房间，看到了一把高脚椅，便走过去轻轻地把高声尖叫的孩子放在座位上，接着用天蓝色的扣带将她小心地扣在椅子上。然后这位女士面对孩子坐下，身体前倾，与孩子眼神交流，双手抚摸着孩子的脑袋两侧。
“你是我的好女孩吗？”她低声说道。
孩子现在平静下来了，她扬起眉毛，发出咕咕的声音表示同意。然后，她指着母亲肩膀后方，清晰地说了一个“哒”。母亲转过头去看女儿指的东西，然后回头微笑，承认自己也看见了。母亲捏着婴儿的脚挠痒，然后让手指像蜘蛛一样沿着孩子的腿往上走，女孩露出了微笑。母亲拉着孩子的手，发出“哒哒”的弹舌音来吸引她的注意力。母亲和女儿正在跳一曲优雅的互动之舞。
然后，母亲将头转向一边，让女儿只能看到她的黑色卷发。当她把脸转回来的时候，她的脸就像是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具，和机器人的脸一模一样。
婴儿立刻显得很警觉。她对母亲微笑，母亲却没有回应。她再次用手指向别的地方，试图吸引母亲的注意。这次母亲没有回头去看那是什么东西。她脸上没有任何生气，唯一的面部动作就是偶尔的眨眼。
从母亲停止回应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秒。
婴儿挣扎着前倾，拉扯着椅子上的扣带，把手伸向妈妈。妈妈没有伸手回应她，也没有改变表情。孩子现在陷入了痛苦之中，试图再次微笑，不过这次她的笑容有些勉强。她试着鼓掌。母亲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1分18秒过去了。
母亲继续面无表情地盯着婴儿。婴儿开始尖叫起来。她把手放进嘴里，不安地看向别处。她转向母亲，再次伸出手去恳求母亲。母亲却依然保持冷漠。
最后，婴儿放弃了，开始大哭起来。她弓起背，孤独地转过身去。
这时，母亲的脸恢复了生气。她再次带着溺爱的微笑看着她的孩子。她伸出手去拉着孩子的手，用之前歌唱一般的语调轻声说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婴儿依然很警惕，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她颤抖着露出了微笑，伸出手来。妈妈和孩子又在一起了。
此时已经过去了1分30秒。
这个场景来自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录像带5，这个实验被称为“静止脸”实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有多重要，但它后来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无论是在婴儿发展研究中，还是后来在范围更广的人际关系研究中，这都是第一个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实验。
在不知不觉中，你每天都会有很多次面无表情地向家人、朋友、敌人或陌生人表示不满或疏远。其他人也会这样对待你。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像实验中那么戏剧化的事情。一般而言，你对别人或别人对你摆出的静止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这种表情的出现和给人的感受都是无意识的。不管怎样，这种“冷漠”的表情是我们每个人的惯用表情，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1972年，在我第一次做“静止脸”实验的时候，这项研究的发现是革命性的。在此之前，我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新教员，刚刚建立我自己的实验室，当时的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正在酝酿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假设：婴儿在亲子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积极主动得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认识到，婴儿与他们的主要照料者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结。他们知道，这种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所有人都在强调母亲的行为6。母亲的回应是否前后一致，母亲是否心不在焉，或者在情感上遥不可及？母亲的行为举止是否让孩子感到困惑、难以预料？没有人关注婴儿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人们假定母婴联结是单向的，是从母亲到婴儿的，无论母亲发出了什么信号，婴儿只能全盘接受。然而，在我和儿科医生T. 贝里·布雷泽尔顿（T. Berry Brazelton）一起观察到新生儿非凡的社会能力之后，我就开始怀疑这种观点了。
作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我自然而然地认为，下一步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我的假设。我考虑了许多种可能性，让母亲把目光从婴儿身上移开、皱眉、不说话，但对孩子来说，这些方法似乎都太难以分辨了。然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妈妈对婴儿不做任何反应。这对孩子来说是件很不安的事情。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婴儿的反应非常强烈。我惊讶地发现，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婴儿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虽然我们最初的研究是对母亲做的，但研究结果对父亲和各种不同的家庭成员都有参考价值，你将在本书中看到这一点。）
根据我当时在职业生涯中所学到的一切，我的预期是：如果母亲不参与互动，就像我在“静止脸”实验里要求的那样，婴儿的表现就会和妈妈一样。婴儿不会恳求，不会引诱妈妈与他互动，也不会表达愤怒。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我和同事一起做了第一个“静止脸”实验7。我们研究了7对母婴，婴儿的年龄从1个月到4个月不等。在所有的7对母婴（用科研术语说，就是7对被试）身上，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母亲停止回应时，婴儿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微笑、咯咯笑、指指点点、尖叫、哭泣，努力试图重新吸引母亲的注意。
考虑到婴儿的年龄，这些不可能是他们习得的行为。他们没有学习的时间。在这一节开篇的故事里（这个故事视频是YouTube上关于“静止脸”实验播放量最高的版本），那个小女孩只有11个月大。最初实验的后续研究也在1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现了类似的反应，有些研究者在新生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些婴儿还没有学过社交技能。这种对联结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为他们建立最初的关系做好了准备。婴儿天生就需要互动，需要我们在开篇故事里看到的那对母女的相互回应。
婴儿的反应至少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心理学界认为母亲主导互动，婴儿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相反，婴儿实际上非常主动，会努力诱导母亲回到互动中来。这项实验让当代心理学中最广为接受的理念土崩瓦解了，基于这一假设的理论也必须推倒重建。第二，心理学家完全忽略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该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方面一无所知。
这个实验提出了很多问题。这场互动中发生了什么？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结太少（或太多）会有什么后果？面对一段破裂的关系，婴儿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婴儿到什么时候才会放弃尝试重建联结？5分钟？10分钟？还是回应门铃所需的时长？什么情况才是正常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我在哈佛继续做了几年“静止脸”研究。同事和我扩大了实验范围，将年龄更大的孩子甚至成年人都包括了进来。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互动过程，我们让成对的成年人扮演婴儿和母
亲8，进行“静止脸”实验。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扮演婴儿的成年人说他们感到恐慌、愤怒和无助。扮演母亲的成年人则感到内疚和焦虑。有些人甚至对“婴儿”道了歉。
成人实验揭示了社会联结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对于联结的渴望存在于我们的情感核心之中。即使被试知道发生了什么（实验中没有欺瞒，两名成年人同时接受了实验指导），他们依然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扮演婴儿角色的成年人说，情感隔阂让他们感到沮丧，就像那些真正的婴儿一样。扮演母亲角色的成年人也感到很难受。“是他让我这样做的。”他们指着主试（也就是我），这样告诉婴儿的扮演者。对于我们招募的真正母亲来说，观察自己婴儿的反应也非常有趣，她们往往会说：“我都不知道他认识我。”这些母亲也不喜欢这个实验。与角色扮演的成年人不同，这些母亲无法向孩子解释自己的行为。
到了1975年，我依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但我确信自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将其公之于众。带着些许不安，我准备在儿童发展研究协会的年会上报告“静止脸”实验的结果。该协会是一个由儿童临床心理学家和研究者组成的专业协会。他们会对我的发现做何反应？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这样做。当时我才32岁，在儿童发展领域干得还算不错。
向巨人学习
1965年，我有幸在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实验室里接受训练，开始我的研究生涯，而哈洛正是发展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虽然哈洛当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实验室也更换了新的主任，但他的影响力依然无处不在。在20世纪50年代，身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洛宣布他打算研究爱9，他的这一研究计划在当时颇受争议。他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时代以来一直备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关注的话题着手做起：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接受了依恋理论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研究。鲍尔比得出的结论是，母婴之间的强烈情感依恋会培养出心理健康、适应良好的孩子。他说反之亦然—如果母亲与婴儿没有发展出深厚的依恋，孩子就会受苦。
哈洛想要探索依恋的理念，但他没有选用人类的母婴作为被试，而是选择了猴子—恒河猴。他证明了人类与恒河猴在许多方面表现相似，他的实验让他非常出名。他把母猴从幼猴身边带走，用铁丝或布制作的假猴来代替母猴。他发现，和假妈妈待在一起的幼猴10不仅比真妈妈喂养的幼猴更焦虑，更不容易建立关系，而且在它们长大以后，它们抚养自己幼崽的能力也更弱。他的研究现在成了经典，这些研究结论既深刻又让人痛心，并且证明了他的观点：爱（在这个例子里则是母爱）对婴儿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母亲对母婴关系的影响，但没有人太关注婴儿对这段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从哈洛那里学到的，以及我在实验室（那里总是弥漫着猴子的味道）里看见的是：在生命的早期，母亲的爱（或者母爱的缺乏）会产生一种长期的、跨越代际的影响。在假母猴身边喂养长大的猴子，长大后的同伴关系和性行为都会出现异常。如果这样的母猴怀孕并生育后代，它们也会表现出异常的养育行为。它们会把幼猴拖来拖去，忽视它们，把它们推开，或者威胁它们。
为了了解早期亲子关系的影响，我开始研究婴儿的知觉。当时的我对婴儿如何理解他们的体验感到越来越好奇。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提出，婴儿天生具有感知危险的能力，受他的启发，我设计了一项简易的实验11：将一个球装在小车里，用一根绳子把球拉向光源，让球的影子投射到婴儿面前的透明屏幕上。结果表明，当球看似在向他们逼近时，婴儿会产生防御反应，把手挡在脸的前方。虽然这不是真正的危险，但他们对这种体验产生了一种反应，并将这种体验理解为危险。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也发生在1965年，不过那是更早一些的时候，当时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研究生一年级。我参加了哈佛大学的客座心理学教授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讲座。他研究的是语言，并且对婴儿理解周围世界的过程很感兴趣。12布鲁纳将这个过程称作意义建构（meaning-making），我后来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个术语，读者之后也会看到。在他的演讲结束后，我和他聊了好几个小时，可能聊得太多了。但在第二天，我的导师告诉我，等我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之后，布鲁纳想让我到波士顿，去他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刚刚开始读研，就得到了一份在哈佛的工作！
在我构思出自己的“静止脸”实验之前，我还需要一位老师—儿科医生T. 贝里·布雷泽尔顿。我们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们都是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的研究员。布鲁纳是中心的主任，也是我和布雷泽尔顿的导师，他在1972年为我们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成立儿童发展部门提供了支持。
布雷泽尔顿后来成了美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力的儿科医生之一。与同是儿科医生的D. W. 温尼科特一样，他的理念也源于对精神分析的研究，以及在儿科工作中对婴儿和父母的生活的深刻理解。我们每周六都会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黄山医院（Mount Auburn Hospital）的产科病房，正是贝里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见识了新生儿的能力。
现在，新生儿通常和母亲住在同一个病房里，但当时他们待在保育室里，而母亲则在病房里休养，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5天。在周六去病房的时候，我会先去找贝里，然后我们一起去保育室。布鲁纳经常会和我们一起去。这些新生儿的年龄为几个小时到5天不等，他们裹着粉色和蓝色相间的条纹毯子，待在塑料保温箱里，面朝观察窗。空气中飘荡着婴儿爽身粉、香皂和尿布的酸甜气味。
在每次去病房的时候，贝里总在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男士盥洗包。包里放着他的工具，里面有一支手电筒和一个塑料盒子，盒子里装了适量的爆米花，可以当作柔和版的拨浪鼓。包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当我们走进保育室的时候，我会跟在贝里后面，看着他环顾一排排熟睡的婴儿，然后挑出一个来观察。他会轻声地对婴儿说话，用他的大手把他们抱起来，改变他们的身体姿势，在他们耳边摇晃装着爆米花的塑料盒，把手电筒的光照在他们脸上来引起他们的反应。他会轻拍一些能引起反射的部位—轻拍手心引起抓握反射，轻拍面颊引起觅食反射，婴儿会转向触觉的来源，以寻找乳房或奶瓶。
贝里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儿科检查的标准内容，但他也加入了自己的创意。他会观察婴儿对人脸和声音的反应，以及他们自我安慰的能力，从而评估婴儿的社会能力。贝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观察之中。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婴儿身上。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婴儿会在视觉上追踪无生命的物体和面孔，跟随着它们移动。根据他们看见的是物体还是人，婴儿的表情和四肢的动作会有所不同。仅仅出生几个小时，婴儿就能区分人和物！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显然，我对这些小人儿的认识，远比我想象的要少。
通过观察贝里，我还发现婴儿不仅仅是醒着或睡着的。贝里的细致观察告诉我们，婴儿有6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从深度睡眠到安静的觉醒，再到活跃的哭泣。我们注意到，每个婴儿在这些不同意识状态之间转换的方式都是独特的。有的婴儿会逐渐从睡眠状态进入安静觉醒状态，再转变为活跃的哭泣。有些婴儿则哭个不停，然后突然就睡着了。还有些婴儿则没有表现出任何一致的模式。
不知为何，在去保育室的时候，贝里总能看到婴儿身体里的那个人—那个婴儿已经成为的人，以及他将来可能成为的人。现在，许多这些婴儿观察方法都演变出了不同的形式，包括“新生儿行为评定量表”（Neonat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NBAS）、“新生儿行为观察系统”（Newborn Behavioral Observations system， NBO system）以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网络神经行为量表”（NICU Network Neurobehavioral Scale）等。这些方法通常都会让父母参与观察，但在当时，做检测时父母是不在场的。虽然在父母在场的情况下给婴儿做检查并非常规操作，但贝里还是看到了与他们分享这些观察结论的价值。他经常检查一会儿婴儿就去和父母聊天。他会告诉父母孩子的情况，让他们觉得孩子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知道，让父母从一开始就拿出时间来了解婴儿的交流方式是多么重要。他会告诉父母，他们的孩子对什么东西敏感，孩子能否自我安抚，以及孩子有多么喜欢被抱着。有时他会告诉父母一些他认为父母应该知道的问题，比如有些婴儿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很难平静下来。
他的目标是让父母把婴儿看作独一无二的人，他们此时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不要把他们看作自己期待中的孩子，或幻想中的孩子，要把他们看作自己真正拥有的孩子。当贝里向父母透露他在与孩子的短暂相处中所了解的情况时，父母们会怀着敬畏之心聆听。
贝里希望把自己检查婴儿的经验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让其他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也这样做。他希望这些临床工作者能让父母们看到，这些婴儿是复杂的、有能力的生灵。
我的职责是观察并帮助贝里将这套测验方法系统化。我也这样做了，但这项工作远不止是一个记笔记的练习。每周六，他展示给我的东西都会让我感到敬畏。这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直觉和同理心的体现。我常常把他当作一个会跟婴儿交流的人，他总能用眼神、触摸和温暖的心说出婴儿的语言。
我从哈洛的实验室来到波士顿，阅读了关于婴儿的每一篇论文。尽管此前我唯一接触过的婴儿只有哈洛的幼年恒河猴，我却以为自己对婴儿了如指掌。在贝里的指导下，我很快就意识到，事实上我几乎一无所知。他在这些周六的见习中向我展示的东西，与当时的心理学家对婴儿的所有看法背道而驰。
贝里让婴儿做出的这些行为，以前几乎没有人谈过。事实上，婴儿做的这些事情，是心理学家“知道”婴儿做不到的事情。婴儿会将头向左右转动整整90度，来寻找母亲的声音。如果感官刺激过多，感到不堪重负的婴儿会闭上眼睛，转过头去让自己平静下来。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似乎真的具有非凡的社交能力！
我想验证一下我们的观察结论：新生儿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人际关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个想法促使我设计了“静止脸”实验。当时的专家认为，婴儿完全处于母亲的控制之下，互动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说了算。我想知道，如果我拿走互动中的主动参与者，也就是母亲，那会发生什么？婴儿会做什么？做完了最初的实验，我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对于婴儿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正如“静止脸”实验的视频所呈现的那样。结果让人惊讶，而且意义非凡。
我知道我必须在实验室之外分享这项发现，我必须把这项工作介绍给我的同事。但这种想法也挺可怕的。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因为无情批判那些倡导以不同方式思考和看待世界的人而声名狼藉。这项实验，以及我对这项实验为何意义重大而做出的解释，会迫使心理学家放弃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当我报告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可能得到公众的掌声，也可能得到他们的嘲笑。我认为我成功的概率是50%。
在儿童发展研讨会上做报告的那天，有4位上台报告的研究人员，而我是最后一个。我紧张地看着我的3位同事讨论他们的工作，他们说的内容全都符合我们所认为的事实。报告的顺序如此安排，也许是出于防御。会议的组织者是我实验室的合作者，他们支持我的假设，也知道我要说什么。最后，轮到我站起来面对世界各地的400多名儿童发展专家了。我要和同事们分享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我先放了一段“静止脸”实验的视频片段。在1975年，这并不容易。当时还无法用投影放映录像带。我开发了一种新颖但粗糙的技术来拍摄我的实验，并设法将录像带转换成电影胶片，这样才能让大家在大银幕上观看。
当我关掉放映机时，会堂里一片死寂。我站在台上，紧紧地抓住讲台，试图弄清听众的情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稳步从讲台上走回自己的座位上。很显然，我太冒险了。我似乎看到了400张“静止脸”。我真不应该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公布这些结果。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然后，当台下的科学家们意识到自己刚刚看见了什么时，雷鸣般的掌声在礼堂里响起。我的职业生涯没有结束。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几十年后，我一生的研究结论逐渐成形，我意识到自己想把这些理念分享给大众。我的婴儿心理健康项目里的研究员将他们丰富的临床经验带到了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研究的广泛应用前景。其中一位研究员就是克劳迪娅·戈尔德（Claudia Gold），她碰巧也是一名作家和儿科医生，每天都在处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我请她和我一起写一本书，于是我们就写了这本书。
关系就像成长的基石
“静止脸”研究发展成了一个范围很广的理论，对人类一生中的行为和关系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解释。这个理论揭示了人们最初学习与人相处的时刻是如何塑造他们日后拥有的每一段关系的。该理论也说明了修复当下关系中微小裂痕的能力是如何建构一个人的经验的，而这些经验将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也许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静止脸”研究和随后几十年使用该范式的研究，让我们了解我们每个人是如何从拥有不愉快或有问题的关系转变为拥有亲密又心意相通的关系的。
要领会“静止脸”实验的启示，你不必成为心理学家或医生，你也不需要对人际关系有什么深刻的见解。而且，你也不必深陷困境，就能从“静止脸”研究的实际应用中获益。你只需要做一个有人际关系的人。如果人们理解“静止脸”范式和它的意义，那么他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包括与配偶、父母、孩子、同事、朋友甚至偶然遇见的陌生人的关系。
第一次观看时，我们可能会被婴儿的失落体验所触动，实际上，“静止脸”实验还会让婴儿产生担忧、痛苦和恐惧的情绪。当我们回想起我们未能与孩子或其他所爱的人建立联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次体验到失落，并且感到内疚。有些人对这个实验有很强烈的反应，甚至说它很残忍，质疑这项实验怎么会通过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审查—这个行政机构就是为了保护人类被试的权利而设立的。最初的实验通过了IRB的审核，当然，我们不知道实验中会发生什么。时至今日，这项实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被用于IRB所批准的研究中。事实上，这种体验对婴儿来说并不陌生：当照料者开车时、忧心忡忡时，或者以某种其他的方式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婴儿时常陷入痛苦之中。显然，这种压力并没有超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承受的压力水平。
“静止脸”实验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希望。婴儿的情绪能够迅速复原，这说明虽然这种错位的体验在实验中被放大和夸张了，但婴儿对此却是很熟悉的。他知道怎么做才能吸引母亲的注意。他以前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当我们在“静止脸”实验中放慢脚步时，我们就能看到婴儿非常善于对世界施加影响，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好。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不同的婴儿对“静止脸”实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们与照料者的早期互动的质量。不是所有婴儿都表现出了有希望的反应。“静止脸”实验以及随后几十年的研究解答了我们在前言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对自身的感觉，以及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质量，都根植于我们的经历之中，根植于我们每时每刻的互动之中，这种互动始于我们的出生，始于我们最早的爱的关系。我们的情绪健康来自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随着我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切身体验而发生变化。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阐述，已有研究发现我们的基因、大脑和身体都会在关系中发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生物学–经验”“先天–后天”这样错误的二分法已经土崩瓦解了。我们的基因表达和我们大脑的联结都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过去人们认为大脑的联结是先天的，大脑有一个固定的联结蓝图，但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一个名为“神经重塑”（neuroplasticity）的过程，大脑能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发生变化。神经联结就是那些组成大脑的“线路”，而新神经联结的形成既混乱又灵活。没有两个联结完全一样的大脑。儿童发展研究者用“神经建筑师”（neuroarchitect）这个词来描述照料婴儿的人。婴儿的早期关系决定了他们大脑联结的性质—这些主要照料者实实在在地搭建了婴儿的大脑。当婴儿体验了失去联结的感受，又经历了重建联结的时刻，接受并拥抱了人际互动中所固有的混乱之时，他们的大脑就会成长和改变。
我们俩的故事：本书的目标
在这本书中，我们把埃德的研究和克劳迪娅的临床工作结合在了一起，还添加了一些个人的经历，以揭示著名的“静止脸”范式的全部意义。虽然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职业轨迹，但简单起见，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会以合作者的身份，用一个声音说话，无论特定的语境是否涉及了我们两人，我们都会使用“我们”这个代词。对于书中所有的故事，无论主人公是婴儿还是老人，他们的姓名和有识别性的细节都已经更改，以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们用这些故事来说明我们在与婴儿和父母工作时积累的主要经验，并提出我们对于人类发展的新理解。
本书并不是要取代专业人士提供的护理，它也不能作为一种医疗、育儿或心理咨询的形式。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一样，不考虑个人经历的复杂性给出的笼统建议，会阻碍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是正常的。事实上，通过接纳这种冲突，你的自我意识和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才能显现出来。我们想要改变你对自身人际关系以及对自我的看法。在学习不同思考方式的过程中，并没有单一的方法，相反，你有许多方法可选。
在第1章中，我们介绍了本书的理念：冲突不仅是健康的，而且是成长和变化所必需的。我们提供的研究证据显示，关系中的错位以及修复错位的过程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在第2章中，我们进一步说明了不完美的重要性，这与我们当代文化对完美的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3章中，我们展示了在处理关系中的混乱情况时，哪些因素能使人产生安全感，哪些因素会让人对混乱产生恐惧。在第4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生物学–环境的迷思，也就是先天–后天。我们会讲述你的自我意识和你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如何在最初的人际关系中、在每时每刻的互动中显现，并且讲述它们是如何在你毕生的新关系中不断发展的。在第5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复原力的新观点，认为复原力既不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特质，也不是对逆境的反应，而是我们每个人在互动中的无数个错位和修复瞬间中发展而来的品质。在第6章中，我们说明了反复出现的互动模式（也就是人们玩的沟通“游戏”）如何促使我们形成对家庭、对工作单位以及对整体文化的归属感。在第7章中，我们将说明科技正在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改变这些沟通“游戏”，以及如何用“静止脸”范式来管理和拥抱这些改变。第8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不良关系背景下的情绪痛苦。第9章说明了人们可以为无数新的互动留出空间和时间，从而治愈自己的伤痛—这些新的互动给了我们寻找新意义的机会。在第10章中，我们讨论了确定性的危险，以及执着于简单答案的风险，揭示了不确定性在促进成长与改变方面的价值。最后，在第11章中，我们将我们的理论模型与当今的社会弊病联系起来，说明了“静止脸”范式将如何帮助社区和社会找到一条通往希望与复原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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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的研究领域大部分集中在焦虑和抑郁症的思维问题上，近几年我又瞄准了惊恐障碍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治疗了大批受亲密关系问题困扰的夫妻以及情侣。在诸多案例中，感情存在问题的亲密关系会导致其中一方变得抑郁、焦虑。还有不少案例表明，抑郁和焦虑会令亲密关系雪上加霜。
在关注亲密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表现出一种思维失常，即认知扭曲，与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如出一辙。尽管这些伴侣的沮丧或焦虑还不至于需要专门治疗，但他们不快乐、神经紧张、易怒。而且他们与我的患者一样，往往会执着于婚姻中的问题，忽视或无视优点。
心理学的认知革命
所幸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关于心理问题的知识得到迅速积累，这些知识可以直接应用于亲密伴侣之间存在的问题上。对心理问题的全新认识也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各种疾病的治疗中，其中包括抑郁症、焦虑症、惊恐障碍、强迫症，甚至进食障碍（如厌食症和贪食症）。这种方法被称为认知疗法，它已完全融入心理学和心理疗法的一项新的重大运动，即所谓的“认知革命”。
“认知”（cognitive）一词源自拉丁语“思维”，是指人们做出判断和决定的方式，以及人们解读或错误解读彼此行为的方式。这场革命为人们如何运用大脑解决问题、制造问题或加剧问题提供了新的关注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会成功、享受生活，甚至生存。我们的思维越简单明晰，我们就越有能力达成目标。如果我们的思维充斥着扭曲的象征意义、不合逻辑的推理和错误的解读，则等同于我们眼瞎耳聋。迷失方向的磕磕碰碰，注定会害人害己。我们误判或误会的同时，伤害的是自己和伴侣，继而会招致令人痛苦的报复。
我们可以用高阶推理来清理扭曲的思维。发现自己陷入某种错误，我们经常要用到这种高级思维进行纠错。尽管在亲密关系中思维清晰和知错能改尤为重要，但可惜在认识、纠正对伴侣的误判上，我们仿佛天生就存在缺陷。此外，伴侣们会认为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他们的所言和伴侣的所听经常截然不同。因此，沟通问题造成许多伴侣感到挫败和失望，进而情况愈演愈烈。
下面列举一个例子。肯恩是保险推销员，马乔丽是公关公司秘书，平时工作忙碌的他们决定多留一些二人相处时间。某个星期六，马乔丽告诉肯恩，她打算下午去逛街。肯恩想和马乔丽待在一起，就马上决定陪她逛街。审查一家大型公司的账目耗费了马乔丽一天时间，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她认为肯恩的行为是一种侵扰（她心想“他从来不让我做自己的事”）。尽管如此，她并没有拒绝肯恩，但整个购物过程中她一言不发。肯恩觉得马乔丽沉默不语是因为她不在乎自己的陪伴，于是朝她发了火，而马乔丽回击肯恩的方式是愈加不理不睬。
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情境里的事实：①马乔丽确实想花更多的时间与肯恩相处，但又想独自逛街；②她没有将此事告诉肯恩；
③她将他的陪伴提议误解为对她自由的侵扰；④肯恩将她的冷落误解为她不喜欢他的陪伴。
类似马乔丽与肯恩之间的误会可谓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再加上由此产生的相互怨愤，一步步侵蚀着亲密关系的根基。我见过类似的误会好几次演变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伴侣发现误会，并在误会升级之前及时纠正，就可以摆脱困境。认知疗法旨在帮助伴侣理清思维和沟通方式，从而第一时间防止误会的产生。
婚姻关系的破裂
大多数夫妻知道婚姻危机持续存在，40%～55%的婚姻可能以离婚而告终。由于夫妻们目睹越来越多不美满的婚姻和分手，他们可能会联想自己的婚姻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新婚夫妻会沉浸在爱情与浪漫的浪潮中，他们最憧憬的莫过于美满幸福的婚姻。通常，至少在婚姻初期，他们相信自己的关系“与众不同”，能够用深情和乐观维系这段关系。然而，许多夫妻迟早会醒悟，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婚姻里日积月累的各种问题和冲突。他们逐渐察觉到不断积累的不安、沮丧和伤心，但常常不知道问题之所在。
随着夫妻双方经历各种幻灭、沟通不畅和误解，他们可能开始质疑这段婚姻。世上最令人心酸的，莫过于心理咨询师听到幸福婚姻开始瓦解的夫妻所发出的“呼救”。即使是已婚三四十年的夫妻，也可能觉得有必要终止现阶段充满无尽错误和痛苦的婚姻。
如此众多的婚姻走向破裂，确实令人惊讶。不妨想象一下让一对夫妻走到一起的所有动力。爱与被爱自然是最普遍的经历。除此以外，婚姻关系的“副产物”还有亲密、陪伴、接纳、支持等。当你失去亲人时，有人可以安慰你；当你灰心时，有人给你打气；当好事发生时，有人分享你的喜悦。你还会拥有令人满意的性生活，这是大自然为结成配偶提供的特殊诱惑。生育孩子和建立家庭所带来的满足感同样不容小觑。
父母和其他亲人的希望和鼓励，以及社会对你维持婚姻的期望给婚姻带来了外界压力。有了这些巩固亲密关系的约束力，还会出什么问题？为什么爱情没有足够强大到让两人继续生活在一起？
遗憾的是，令人泄气的幻灭、令人费解的误解、折磨人的误会等“离心力”会起反作用，使关系破裂。爱情本身并不足以抵抗这些分裂力量及其副产物，即怨恨和愤怒。要想巩固爱情，使其免于破裂，良好婚姻关系还需要其他要素。
媒体渲染的理想婚姻并不能让夫妻做好准备应对失望、沮丧和摩擦。当误解和冲突点燃了心中的怒火和怨恨，曾经的爱人、盟友或伙伴会反目成仇。
维持婚姻关系的基本要素
尽管爱情是夫妻之间互相帮助和支持、彼此取悦和建立家庭的强大动力，但爱情本身并不是婚姻关系的本质，对维持婚姻并促使婚姻发展至关重要的个人品质和技巧才是本质。特殊的个人品质对于建立幸福的婚姻关系至关重要，包括奉献、体贴、慷慨、关心、忠诚、负责任和诚信。夫妻需要相互合作，为达成一致而做出让步并遵循共同的决定，他们必须有韧性，易于承担责任并保持宽容的态度。夫妻之间需要容忍彼此的缺陷、错误和怪癖。经过一段时间培育出这些“优秀品质”时，你会发现婚姻将朝着好的方向稳步发展、逐步成熟。
夫妻通常善于与婚姻之外的人打交道，但很少有人将保持关系良好发展的基本认识或技巧运用到亲密关系中。夫妻相处时经常疏于运用共同决策、破译伴侣信息的诀窍。当家里的水龙头开始漏水时，他们有阻止漏水的工具，但是爱情开始消退时，他们却束手无策。
婚姻或同居不同于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当一对伴侣生活在一起，想要建立持久的亲密关系时，他们会对彼此抱有一定的期望。这种亲密关系的强度激发了人们对于无条件的爱、忠诚和支持的长期渴望。夫妻双方或明确（如在婚姻誓言中）或间接地通过行动，保证自己满足这些需求。夫妻所做的一切因这些渴望和期望被赋予意义。
基于情感和期望的力量，深厚的依赖感，以及为彼此行为赋予关键却通常是武断的象征性的意义，伴侣很容易误解对方的行为。往往由沟通不畅产生冲突时，夫妻很可能会相互指责，而不是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困难出现，再加上敌对和误解，夫妻会忽视对方带给自己的积极能量，比如支持自己、丰富人生阅历并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分享喜怒哀乐。最终，他们可能会怀疑亲密关系本身，从而无法解开心结。
解开心结
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治疗中心的许多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社工都是我的学生。在与学生共事期间，我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消除夫妻之间的误解，解开夫妻沟通的心结，提高准确观察和解读伴侣信号的能力，就能帮助到这些陷入困境的夫妻。此外，我们发现他们从婚姻的互动中受益匪浅，比如他们能理解伴侣的感受，能满足伴侣的需求，懂得如何制订共同计划，如何做出决定，如何取悦彼此。
这种通过认知治疗解开夫妻心结的方案可以巩固大部分婚姻。实践证明，该方案对已婚的夫妻和打算结婚的伴侣同样奏效。实际上，该方案在完全相爱但想从亲密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夫妻身上取得了最显著的成功。
过去十年，随着认知疗法的流行，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专业人士在我校认知治疗中心和其他中心所做的大量记录和研究表明，认知疗法已帮助无数伴侣走出困境。
在我们培训课程的毕业生中，诺曼•爱普斯坦（Norman Epstein）、吉姆•普雷泽（Jim Pretzer）和芭芭拉•弗莱明（Barbara Fleming）博士积极开展婚姻问题认知方面的研究，发表了相关论文并将见解应用于治疗领域。贾因斯•亚伯拉罕斯（Janis Abrahms）、戴维•伯恩斯（David Burns）、弗兰克•达迪里奥（Frank Dattilio）、斯托•豪斯纳（Stowe Hausner）、苏珊•约瑟夫（Susan Joseph）、克里斯汀•帕德斯基（Christine Padesky）和克雷格•威斯（Craig Wiese）博士也是认知疗法领域的专家，他们开创了婚姻治疗的临床治疗方法。
鉴于心理治疗师和婚姻咨询师成功运用了认知疗法，现在是时候与公众分享我们对认知疗法的见解了。本书对所有类型的伴侣都有作用，对自己亲密关系有疑虑的朋友可以使用本书更好地了解问题并制订解决方案。需要专业人士帮助解惑的伴侣可以将本书作为婚姻咨询的前期准备，希望本书还能鼓励有需要的伴侣获取进一步的帮助。实践证明本书内容对已经接受咨询的伴侣十分有用。
本书的目的不是描述“病态的婚姻”，而是以精确的方式定义常见婚姻问题的性质，以阐明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旦问题的各个方面暴露出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我在本书的开头着重讲述了各种问题，因为这也是问题的呈现方式。对各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后，你就可以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
本书梗概
首先指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会以开展系列临床治疗的方式编排本书的所有章节。
前九章讨论了不同的问题领域。几乎所有陷入婚姻困境的伴侣都会在这些章节中发现与自身亲密关系类似的问题。有时问题很明显，人的感受、想法和对彼此的态度却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与来访者相处时，有时我只有剥离好几层表象才能深入了解问题所在，而且有时候一个问题会扩散到其他方面，有些则会隐藏在深处。
认知疗法通过关注来访者当下的隐性和显性问题，而不是通过唤起童年的心理创伤找到了婚姻问题的根源。
为了帮助读者确定婚姻问题的性质，我在部分章节的结尾或正文中都设置了问卷。读者可以使用这些问卷准确找到与伴侣相处中出现的特定问题，例如不切实际的期望、缺乏沟通和偏颇的解读。阅读后文的补救措施时，读者可以回顾自己在问卷中的回答，以帮助确定问题所在，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步骤。
在临床实践中，我首先会通过分析伴侣的描述和问卷中的回答来尝试理解他们之间的问题。然后，我可以为每对伴侣绘制一个“认知特写”，以突出他们的特定问题领域。就像试图通过体检、实验室化验和X射线等手段诊断内科疾病的医生一样，我也会利用手头的所有信息进行“婚姻诊断”。
读者可以遵循相同的程序，先了解并确定其婚姻问题的具体性质，然后选择适当的策略来应对。
在为伴侣揭示他们所遇问题的本质之前，我会弄清楚他们特定的自我挫败态度以及思维交流中存在的扭曲，然后我会向他们解释所遇到问题的本质。本书中，我也是按照此程序进行写作的。在前九章的每一章中我都介绍了婚姻中最常见的一类问题：①负面思维的力量：负面观念如何压倒婚姻的积极面；②从理想化到幻灭的转变：为什么对伴侣的印象会从全是优点变成全是缺点；③不同观点的冲突：夫妻如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彼此以及同一事件；④强加严苛的期待和规则：制定固定的标准为何使人感到沮丧和愤怒；⑤拒绝沟通：夫妻为何听不进对方的话语却脑补弦外之音；⑥重要决策时的冲突和亲密关系的破裂：个人偏见和无能如何破坏了亲密关系；⑦在愤怒和弄巧成拙之前“自动化思维”的作用：负面思想如何导致挑衅和愤怒情绪；⑧思维障碍和偏见是问题的核心：认知扭曲如何产生；⑨导致夫妻分离的敌意。
第10～18章中，我介绍了各种认知治疗方法，伴侣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以实现各自亲密关系的目标。“帮助”章节从伴侣如何克服阻碍他们改善关系的阻力和挫折的问题开始。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意识到无论看起来多么无助，他们始终有各种选择，不只是不良关系的受害者。伴侣可以并且应该为自己的关系负责；这些章节说明了他们该如何负责。
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介绍了婚姻的基本价值观，例如奉献、忠诚和信任，并说明了消除破坏婚姻基础外在力量的方法。重建或加固使亲密关系牢固的基石非常重要（见第11章）。随后，我会介绍如何增加亲密关系中的甜蜜和美好，减少亲密关系中的忧伤和困扰。你可以做些什么来向伴侣证明自己的感情？我提供了一份问卷，供你和伴侣在表达关心、同情和谅解方面评估彼此的表现（见第12章）。在第13章中，我提供了一些具体实例，告诉你如何纠正扭曲的思维并调整对现实的看法。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将重点转移到夫妻之间的交谈方式上，并说明交谈如何成为痛苦而非快乐的源头（见第14章）。第15章说明了在准备接受婚姻治疗时，你该如何阐明个体差异，具体说明见第16章。
在纠正了交谈中的错误并解决了共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之后，你就可以面对伴侣身上那些让你恼怒的特征和习惯了（见第17章）。最后，在第18章中，你将能够使用前几章中了解到的知识来解决具体问题，例如压力、性压抑、不贞以及双方因彼此事业而发生的冲突。
据我假设，至少在最初，伴侣中只有一人阅读这本书。因此，我的重点是阅读本书的一方可以做些什么来得到帮助，进而解决婚姻问题。通常，一方的改变会让另一方产生显著改变。当你越来越了解婚姻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时，你的改变会对伴侣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在本书中，我将讨论伴侣如何纠正各自弄巧成拙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改善沟通，明确伴侣之间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最后，我讨论了伴侣如何共同努力消除沟通不畅的问题，帮助他们收获快乐、充实的亲密关系。
在评估自己的亲密关系时，你会发现很有必要牢记婚姻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法。我列出了理想婚姻应具备的目标，便于你对亲密关系进行评估。
第一，为信任、忠诚、尊重和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你的配偶是你最亲近的亲人，有权把你当作忠实的盟友、支持者和拥护者。
第二，在亲密关系中培养温柔、美好的品质：体贴、关心、谅解，不吝啬向对方表达喜爱和关心。将彼此当作知己、伙伴、朋友。
第三，巩固亲密关系。培养合作、关心和互让意识。增强沟通技巧，便于你更轻松地就分工、制定并实施家庭预算、计划休闲活动等做出决策。
亲密关系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针对孩子的照顾、教育和社交问题制定有关策略。双方需要彼此培养协作精神。婚姻既是一家公司、托儿所、教育机构，也是一个社会单位。重要的是，要以互惠、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对待婚姻的这些“机构性”职能。
与大多数旨在帮助读者解决问题的书籍一样，本书也具备指导思想：
如果双方首先意识到，失望、沮丧和愤怒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源于错误的沟通和对彼此行为错误的解读，那么他们就可以克服困难。
误解通常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当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扭曲的印象时，就会引起误解。这种扭曲反过来导致他们误解了对方的言行，并认为对方存在不良动机。伴侣们根本没有“查证”自己的解释，或关注双方沟通是否清晰准确的习惯。
双方都应为改善亲密关系承担全部责任。你需要意识到自己确实有选择。你可以（并且应该）选择用相应的知识和见解让婚姻生活更幸福。
如果双方以“无过错就无责备”的态度来面对彼此，他们就会改善这段关系。这种方法将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实际问题，进而更轻松地解决问题。
当你将伴侣的行为归因于自私、怨恨、控制欲等恶意行为特征时，你可以用自我保护或不想被抛弃等积极（虽然有误导性）动机来更加准确地描述这些行为。
尽管本书具有教育和指导作用，但它对矛盾重重的婚姻的积极作用远不如运用相同原理和方法的咨询师。但是我深信，本书可以为通常并不需要婚姻咨询的夫妻提供帮助。阅读完整本书后，有些夫妻可能会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将本书作为婚姻咨询的辅助工具。
阅读本书的一部分读者可能认为他们的婚姻没有问题，但仍希望婚姻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也许有的读者想重拾以前的乐趣，能够互相倾诉，主动提出建议，又或者是不用争吵就可以做出决定。本书有一些提示，能帮助你消除阻碍解决双方问题的烦恼，解开阻碍相互理解的心结。通过加深对双方问题根源的了解，你能让这段亲密关系更加充实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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