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装书]拯救欧元：德拉吉时代+金融的权力：银行家创造的国际货币格局（2册）

　　
　　
　　
　　---------------------------8067098 - 金融的权力：银行家创造的国际货币格局---------------------------
　　
　　
　　为了写这本书，我开始了一次全球探险。我到过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阿雷格里港、北京、上海、东京、伦敦、柏林以及美国各地的许多城市。我曾乘坐高铁穿越中国的农村，亲眼看见了巴西的反弹劾示威，与墨西哥各地的学生、农民和小企业主一起喝咖啡，在美国国会的办公室和大厅之间穿梭。
　　在旅途中，我回到了中国。第一次到中国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银行从业者，为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工作。这家银行现在已经破产。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金融工具并没有那么复杂。但在当时，金融的角色日新月异。全球经济的性质以及银行家加诸于上的风险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不断的交易与下注中，全球经济发生了变化。
　　当时，我正在研究期货和期权，我的硕士课程刚刚结束，即将开始统计学的博士课程。我对分析学(金融工具背后的数学)秉持一种纯粹的态度，与其他推销金融产品的同事的傲慢、推销心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会和共事的销售人员争论，特别是关于数字的问题，以及新的分析方法是谁的功劳的问题。抢功劳，不管是不是你的，都是在华尔街生存的关键。对于这个，我从来不擅长。
　　为了平息争吵，管理层决定让我和那个推销员进行一次亚洲各地的公路之旅。如果我们不互相残杀，那么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就会售出一些产品，或者至少会开发新客户。我负责解释算法，销售人员负责销售产品。他是个狂热的人，但最终，在经历了司机带着我们逆行冲向菲律宾机场等各种各样的濒死瞬间之后，我们之间达成了休战共识，还在亚洲为雷曼兄弟做成了几笔生意。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试图向中国人出售的“产品”，就像其他许多产品一样，是建立在财政和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储备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央行都要多。我们向他们介绍的其中一种产品叫作“泰德价差”。我们卖给他们美国国债，他们则卖空或返销交易所交易的期货，从而锁定所谓的欧元-美元(或泰德)价差。它本应代表市场对美国政府信贷的完整性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由大型银行财团设定的利率)的看法。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被大银行恶意操纵。
　　雷曼兄弟从出售债券和期货中获利。泰德价差是一种基本的产品，但它的机制与即将出现的更复杂的产品大体相同。从央行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简单的时期。央行对市场和经济的权利受到牵制。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我会在接下来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各国央行合作，并对其进行分析。
　　在那次旅行后不久，我离开了雷曼兄弟，在伦敦贝尔斯登任职，在那里我创建了金融分析部。在这期间，欧元作为欧元区的官方货币首次亮相，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克林顿被弹劾，禁止银行存款被用来资助大银行投机活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任何实体的投资组合都可以购买越来越复杂的衍生产品，只要它们拥有足够的现金或贷款，即使贷款由衍生产品的卖家提供。
　　2000年，我回到纽约，在高盛集团任总经理，负责对信贷衍生产品这种快速发展的产品进行分析。我手下还有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追踪特别为主要金融客户和公司量身定做的华而不实的“白象”交易。公司内部对跟进这种业务的压力很大。随着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利润越来越高，华尔街对客户风险的关注却越来越少了。一位高级经理建议，如果我想在高盛集团出人头地，我必须将高层管理人员发展成为我的客户，这比关注外部客户更为重要。那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尽管高盛集团、华尔街以及整个企业界内部的政治斗争源源不断，但这么直言不讳地把这层意思说出来，我还是顿时感到一股凉意。那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那个建议也是一个友好的建议，只是让我觉得不舒服。
　　不久之后，美国陷入了“9·11”事件的阴影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那段时间的故事，当时我们在哪里，有什么感受以及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我来说，那些从华尔街离开向百老汇走去，空气中弥漫着双子塔碎片以及刺鼻烟雾的紧张时刻，是让我离开高盛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因为生命太短暂，也许是出于对世界公民受到银行系统的附带损害进而受其限制这种现状的厌恶，从那以后，我一直致力于揭露金钱和权力的关系，并解读政府与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公民的影响。
　　2004年，在我的第一本书《金钱太保》（Other People’s Money：The Corporate Mugging of America）中，我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联盟。在那本书中，我警告说，信贷衍生产品会带来灾难，但是银行业和商业媒体不以为然。尽管其他分析师最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我是第一批对这场危机发生的事件、原因以及形式进行分析的“内部人士”之一。1999年美国两党通过决议废除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后发生的事情难以避免。我写道，只要人们的存款仍然被当作鲁莽投机活动的炮灰，世界就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事实上，几年后，美国经济崩溃，摧毁了全球的市场和经济。一些人说，银行不应该受到责备，那些无力支付抵押贷款的人才应该受到责备。但如果你自己算一下，知道银行是如何创造和出售抵押贷款的，那就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了。
　　在我的那本书出版3年后，金融危机开始了，到了2008年进一步恶化，因此我的下一本书——《掠夺成性》（It Takes a Pillage：Behind the Bonuses，Bailouts，and Blackroom Deals from Washington to Wall Street）面世。这本书深入揭露了华尔街的心理，揭示了金融体系结构如何依赖于那些不管赌注有多少都疯狂涌向下一个大赌注的交易员。此外，同样的人和家庭不断涌现，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不断循环往复。他们凭借地位、私人资金和公职对经济施加影响，废除阻碍他们的法律，寻找漏洞。私人银行将市场操纵正常化。央行把它变成了一种毫无限制的艺术。
　　通过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大银行凭借与政府强大的个人和传统关系，以及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支持，蓬勃发展起来。它们的血缘和家族关系跨越了一个世纪。在《献金政治》（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The Hidden Alliances that Drive American Power）一书中，我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为了写这本书，我走遍了全美各地的总统图书馆。我仔细查阅了各种文件，有的文件已有几十年无人问津，还有的文件根本没有人翻阅过，这些文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关系，很重要。
　　央行官员是否宣称支持或反对彼此的立场非常重要。在本书中，我揭露了这些国际关系以及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其他央行的官员的权力，这些央行通过造币，以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为银行活动提供资金。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幻想家创造了货币，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性质，并策划了一场事实上使最强大的银行和央行行长能够管理世界的盗窃案。
　　2015年6月，我应邀向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因为我一直直言不讳地给最近的央行政策贴上“疯狂”的标签，所以起初我以为他们把邀请对象弄错了，甚至还问了向我发出邀请的美联储办公室。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期待你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