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china-pub网上书店 > 经济管理 > 经济/经济学 > 世界经济 > 欧洲 > [套装书]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全球化逆潮+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巨大的鸿沟+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重构美国经济规则(8册)
[套装书]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全球化逆潮+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巨大的鸿沟+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重构美国经济规则(8册)
基本信息
- 作者: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特·多尔蒂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 E.
- 译者: 张越 刘斌 刘一鸣 刘嘉牧 蔡笑 于晓潭 冯睿 蔡笑 李俊青 张昕海
-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 ISBN:9782101131635
- 上架时间:2021-1-13
- 出版日期:2021 年1月
- 开本:16开
- 页码:1613
- 版次:1-1
-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 > 经济/经济学 > 世界经济 > 欧洲

编辑推荐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欧洲可以在没有欧元的情况下繁荣吗?
2010年,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演变成了“欧元危机”,且情况一直没有好转。使用欧元的19个欧洲国家,即欧元区,正在饱受经济停滞和债务危机的困扰。一些国家已经衰退了数年,欧元区的执政者深陷各种突发状况,这种情况在希腊尤为明显。
在《欧元危机》这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畅销书作者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困扰欧洲的主要问题做了分解,驳斥了紧缩政策的拥护者并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将欧洲与世界从陷入更严峻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尽管被它的设计者誉为一个能够令欧洲团结并繁荣的杠杆工具,但欧元实行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论证的,这次危机揭示了欧元的缺陷。在不同的国家中使用共同货币,致使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缺陷,由此产生的根本性挑战再加上经济一体化的速度超过了政治一体化的速度,直接导致了欧洲经济停滞,前景黯淡。斯蒂格利茨证明了现有的结构是如何推动欧洲走向分化而不是同化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欧元还有挽救的机会吗?
在揭示出欧洲中央银行误导性的通货膨胀和分析完欧元区的政策,尤其是对危机中国家的政策如何进一步暴露欧元区的设计缺陷之后,斯蒂格利茨勾勒了三种可能的“拯救”途径:对欧元区结构以及对欧元区成员国施加的政策进行彻底改革;对单一货币的欧元试验进行妥善终止;或者构建一个大胆的崭新体系,即“灵活欧元”。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
今日的欧洲身陷危机,经济停滞,就业低迷,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泛滥。英国在脱离欧盟而去,苦苦硬撑的德国和法国在街头运动与移民问题中摇摇欲坠,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甚至被冠以“欧猪五国”的称号。
为了找到欧洲经济问题的根源,并开出恰当的药方,由欧洲议会的政治家们组成的非官方机构“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牵头协调众多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共同起草了一套欧洲经济改革方案。这套方案最终以这本通俗易懂的书籍的形式呈现,不仅包括政策结论,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解构,而且富有对传统经济观念的反思。
正如为本书做序的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总干事恩斯特·施泰特尔(Ernst Stetter)所指出的,这本书与传统的经济智囊团的报告不同,更像是《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一样,会得到大众媒体的重视,同时他也期待资助本项目的欧洲政策制定者们能给出更多的反馈。
在本书开篇,作者检讨了现有经济学的缺陷,和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并以前沿经济学的思路去分析欧洲的经济问题。
当世界主流政治精英还在抱着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放时,经济学本身早已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展开了严肃的批判。
·市场有效性的作用相当有限,产业组织理论已经解释了当经济中只有有限竞争者时会发生什么。
·市场有效的重要假设之一是信息对称,但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相对于厂商,大部分个人是不太可能有充足信息的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经济是创新经济,但是在真正需要创新的领域,往往是政府在投资;私人投资创新领域提升了市场力量集中度,而不是公众福祉;我们的时代诞生的互联网巨头正在侵蚀我们的隐私,对社会的贡献却非常有限。
·行为经济学系统解释了这个世界远没有经济人假设得那样完美。
·站在标准竞争模型后的新自由主义者忽视了市场修正自己的成本,因此必须对劳动市场与产业政策予以干预。
·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确实带来了大量非技术人员的失业,但涓滴经济学的信徒还认为市场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错误的经济模型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注定会失败。
经济管理学书籍
---------------------------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
今日的欧洲身陷危机,经济停滞,就业低迷,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泛滥。英国在脱离欧盟而去,苦苦硬撑的德国和法国在街头运动与移民问题中摇摇欲坠,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甚至被冠以“欧猪五国”的称号。
为了找到欧洲经济问题的根源,并开出恰当的药方,由欧洲议会的政治家们组成的非官方机构“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牵头协调众多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共同起草了一套欧洲经济改革方案。这套方案最终以这本通俗易懂的书籍的形式呈现,不仅包括政策结论,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解构,而且富有对传统经济观念的反思。
正如为本书做序的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总干事恩斯特·施泰特尔(Ernst Stetter)所指出的,这本书与传统的经济智囊团的报告不同,更像是《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一样,会得到大众媒体的重视,同时他也期待资助本项目的欧洲政策制定者们能给出更多的反馈。
在本书开篇,作者检讨了现有经济学的缺陷,和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并以前沿经济学的思路去分析欧洲的经济问题。
当世界主流政治精英还在抱着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放时,经济学本身早已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展开了严肃的批判。
·市场有效性的作用相当有限,产业组织理论已经解释了当经济中只有有限竞争者时会发生什么。
·市场有效的重要假设之一是信息对称,但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相对于厂商,大部分个人是不太可能有充足信息的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经济是创新经济,但是在真正需要创新的领域,往往是政府在投资;私人投资创新领域提升了市场力量集中度,而不是公众福祉;我们的时代诞生的互联网巨头正在侵蚀我们的隐私,对社会的贡献却非常有限。
·行为经济学系统解释了这个世界远没有经济人假设得那样完美。
·站在标准竞争模型后的新自由主义者忽视了市场修正自己的成本,因此必须对劳动市场与产业政策予以干预。
·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确实带来了大量非技术人员的失业,但涓滴经济学的信徒还认为市场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错误的经济模型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注定会失败。
.
对此,斯蒂格利茨列出了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建议:
1.打破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的刚性限制,加强财政刺激。
2.打破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的限制。
3.打破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2%的限制。大部分欧洲国家在经历通货紧缩,这会严重损害经济,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限制会束缚货币政策。研究表明,在欧洲,4%的通货膨胀率是可接受的。
4.国家需要打破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对产业进行干预,破除垄断与不平等。
5.打破金融机构自我监管的政策,国家要干预金融市场。
6.破除股东资本主义教条。
7.破除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迷信。
8.破除市场供应万能论。
9.破除自由贸易万能论。
本书全篇是这些政策建议的调查分析过程与执行建议,其写作风格则延续了斯蒂格利茨书籍的一贯品质,阅读起来引人入胜,但却思想深邃。
本书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欧洲的宏观经济框架、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
第二部分考察监管良好的市场是什么样的,以及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第三部分讨论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成功,以及欧洲国家应该怎样改革分配制度与社社会保障制度以确保平等。
第四部分介绍欧洲应该怎样在修订全球化治理规则中强化自己的作用。
---------------------------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与普通人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两者都相当不公平。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穷困,很多美国人相信并拥抱了贸易保护主义,而可悲的真相是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且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小政府,大社会”“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这些概念充斥了美国学生的教科书,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全球化逆潮---------------------------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具争议性的出版物之一,本书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作者用犀利的语言、亲身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关全球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窗户。本书从全球化的视角,既有对东亚危机的剖析,又有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改革的考察,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如果您迷惑于扑朔迷离的经济,如果您对全球化怀有质疑,如果您想揭开国际组织的神秘面纱,驻足书香,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欧元应该将欧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繁荣;而事实上,它却恰恰相反。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缺陷,根本的内在缺陷就是欧洲的停滞和黯淡的前景。在欧盟,经济一体化超过政治整合。问题是:欧元可以得救吗?
欧洲中央银行提倡的通货膨胀只是授权,欧元区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采取“过度的财政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其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风险,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概述了三种可能的方法:在欧元区对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政策,这对成员国来说是最痛苦的方案;好聚好散,结束欧洲联盟;或是一个大胆的新的系统,称为“柔性欧元”。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及观点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读,更是一个更深入连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巨大的鸿沟---------------------------
本书涵盖的内容包括里根时代经济政策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之后近10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直接批评了解除管制、对富人减税等经济政策,他认为,正是这些政策,让这个国家赖以自傲的美国梦成为了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幻想。
在本书中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抛出了自己的政策方案,这些方案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对于所有面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国家都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斯蒂格利茨凭借在克林顿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多年的丰富经验,在书中为人们勾勒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恢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涉及当今人们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命题。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从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文中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更可谓大快朵颐。这本富于洞察力的著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其糟糕的思想、政策和做法,是如何在市场*终崩塌之际,又胡乱拼凑一些混乱而无效的经济政策来应付危机的。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美国是一片开放的土地,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和更好生活的地方。但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在不平等和经济流动措施方面,今天的美国落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工资停滞不前,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政策乏力,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继续压制着妇女和有色人种,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这些趋势在未来会变得更加糟糕。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今天的惨淡状况是市场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如果想要更大的平等,就必须牺牲增长。这根本不是真的。美国的不平等是因为错误的结构规则已经限制经济增长。总之这个结构需要重新建立。
对此,斯蒂格利茨列出了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建议:
1.打破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的刚性限制,加强财政刺激。
2.打破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的限制。
3.打破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2%的限制。大部分欧洲国家在经历通货紧缩,这会严重损害经济,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限制会束缚货币政策。研究表明,在欧洲,4%的通货膨胀率是可接受的。
4.国家需要打破对自由市场的信仰,对产业进行干预,破除垄断与不平等。
5.打破金融机构自我监管的政策,国家要干预金融市场。
6.破除股东资本主义教条。
7.破除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迷信。
8.破除市场供应万能论。
9.破除自由贸易万能论。
本书全篇是这些政策建议的调查分析过程与执行建议,其写作风格则延续了斯蒂格利茨书籍的一贯品质,阅读起来引人入胜,但却思想深邃。
本书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欧洲的宏观经济框架、货币政策和公共投资;
第二部分考察监管良好的市场是什么样的,以及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第三部分讨论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成功,以及欧洲国家应该怎样改革分配制度与社社会保障制度以确保平等。
第四部分介绍欧洲应该怎样在修订全球化治理规则中强化自己的作用。
---------------------------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走访世界各地,与普通人交流,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满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并且两者都相当不公平。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穷困,很多美国人相信并拥抱了贸易保护主义,而可悲的真相是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且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小政府,大社会”“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这些概念充斥了美国学生的教科书,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全球化逆潮---------------------------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具争议性的出版物之一,本书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作者用犀利的语言、亲身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关全球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窗户。本书从全球化的视角,既有对东亚危机的剖析,又有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改革的考察,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如果您迷惑于扑朔迷离的经济,如果您对全球化怀有质疑,如果您想揭开国际组织的神秘面纱,驻足书香,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欧元应该将欧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繁荣;而事实上,它却恰恰相反。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缺陷,根本的内在缺陷就是欧洲的停滞和黯淡的前景。在欧盟,经济一体化超过政治整合。问题是:欧元可以得救吗?
欧洲中央银行提倡的通货膨胀只是授权,欧元区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采取“过度的财政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其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风险,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概述了三种可能的方法:在欧元区对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政策,这对成员国来说是最痛苦的方案;好聚好散,结束欧洲联盟;或是一个大胆的新的系统,称为“柔性欧元”。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及观点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读,更是一个更深入连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巨大的鸿沟---------------------------
本书涵盖的内容包括里根时代经济政策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之后近10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直接批评了解除管制、对富人减税等经济政策,他认为,正是这些政策,让这个国家赖以自傲的美国梦成为了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幻想。
在本书中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抛出了自己的政策方案,这些方案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对于所有面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国家都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斯蒂格利茨凭借在克林顿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多年的丰富经验,在书中为人们勾勒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恢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涉及当今人们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命题。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从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文中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更可谓大快朵颐。这本富于洞察力的著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其糟糕的思想、政策和做法,是如何在市场*终崩塌之际,又胡乱拼凑一些混乱而无效的经济政策来应付危机的。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美国是一片开放的土地,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和更好生活的地方。但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在不平等和经济流动措施方面,今天的美国落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工资停滞不前,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政策乏力,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继续压制着妇女和有色人种,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这些趋势在未来会变得更加糟糕。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今天的惨淡状况是市场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如果想要更大的平等,就必须牺牲增长。这根本不是真的。美国的不平等是因为错误的结构规则已经限制经济增长。总之这个结构需要重新建立。
作译者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最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的经济学教材是世界上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重构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全球化及其不满》《欧元危机》《巨大的鸿沟》。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全球最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联合主席。
.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的教材是世界上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全球化及其不满》《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蔡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金融部副总裁,金融学博士。曾任职于宏源证券研究所、信用交易部,《看多中国》合著者,《巴伦金融投资词典(第8版)》合译者,《垃圾债券掘金指南》和《巨大的鸿沟》译者。
于晓潭,清华大学—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物联网遥感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宁波创新中心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金融科技研究室顾问。
冯睿,经济学硕士,供职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职于法兴银行。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3~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及主席;1997~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出生于194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主席,。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因为对信息经济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的教材是世界上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全球化及其不满》《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蔡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金融部副总裁,金融学博士。曾任职于宏源证券研究所、信用交易部,《看多中国》合著者,《巴伦金融投资词典(第8版)》合译者,《垃圾债券掘金指南》和《巨大的鸿沟》译者。
于晓潭,清华大学—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物联网遥感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宁波创新中心物联网大数据应用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金融科技研究室顾问。
冯睿,经济学硕士,供职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职于法兴银行。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3~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及主席;1997~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出生于194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主席,。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因为对信息经济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目录
---------------------------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
致谢
推荐序
序言
引言 今日欧洲及其未来之路 / 1
第一部分:实现充分就业、高速增长及经济稳定
第1章 要就业,而非紧缩 / 26
第2章 货币政策:就业优先 / 59
第3章 为一个公平合理的未来进行投资 / 92
第二部分:使市场为公平和效率而运行
第4章 促进市场竞争:激励、规定和创新 / 116
第5章 构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金融体系 / 143
第6章 税收促进正义和增长 / 178
第三部分:不平等与21世纪的欧洲社会模式
第7章 贫困、不平等和福利国家制度 / 200
第8章 面向21世纪的欧洲社会保障体系 / 230
第9章 劳动力市场、优厚的报酬和工作条件 / 247
第四部分:为欧洲和世界经略全球化
第10章 欧洲的未来与全球化的未来 / 276
译者简介 / 316
---------------------------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前言
致谢
第1章 美国的1%问题 / 1
水涨未必船高 / 4
大衰退使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 10
机会 / 19
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 22
国际比较 / 23
结语 / 26
第 2 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 31
一般原理 / 36
寻租 / 42
第 3 章 市场与不平等 / 57
需求和供给定律 / 58
全球化 / 64
超越市场力量:我们社会中的变革 / 70
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 77
整体情况 / 83
第 4章 为什么不平等这么重要 / 89
不稳定与产出 / 91
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种效率和生产率都较低的经济 / 98
不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假定取舍 / 112
所谓激励薪酬的逆向效应 / 115
结语 / 123
第 5 章 险象环生的民主制度 / 127
破坏民主政治进程 / 129
全球化、不平等与民主制度 / 149
结语 / 156
第 6 章 1984降临美国 / 157
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要点 / 160
战争武器 / 175
作为对感知争夺的政策之争 / 178
大思路之争:政府与市场失灵 / 185
思想之争的胜利 / 192
结语 / 199
第 7 章 所有人的正义吗?不平等侵蚀了法治 / 201
我们为何需要法治 / 202
掠夺性贷款 / 206
破产法 / 208
次贷危机与法治管理 / 212
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法律 / 218
结语 / 222
第 8 章 预算之战 / 223
赤字的历史 / 224
一箭“三”雕 / 228
揭露赤字议程:保持和扩展了不平等 / 238
迷思 / 242
财政紧缩 / 248
结语 / 253
第 9 章 由那1%群体制定并为其服务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央银行 / 257
现代宏观经济学与货币政策怎样伤害了那99%的群体 / 260
走向一个更民主的中央银行 / 267
货币政策与思想之争 / 275
结语 / 283
第 10 章 前方的路: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 285
经济改革议程 / 288
遏制上层群体的过度行为 / 289
帮助普通民众 / 295
亟待解决的问题 / 304
政治改革议程 / 305
注释 / 311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前言
第一部分 迷 途
第1 章 概述 / 2
国富论 / 7
敌对者的反扑 / 13
另一种国富论 / 21
第2 章 经济发展走向低迷 / 32
增速放缓 / 35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37
结论 / 45
第3 章 剥削与市场势力 / 47
整体概况 / 49
如何解释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 / 55
经济增长与市场势力 / 63
"工人"的市场势力被削弱 / 65
抑制市场势力的扩张:21 世纪反垄断法的更迭 / 69
结论 / 78
第4 章 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 81
全球化带来的痛楚 / 84
21 世纪的贸易协定 / 89
保护主义并不是出路 / 91
21 世纪的全球合作 / 94
调整我们的全球化 / 97
第5 章 金融与美国危机 / 101
阻止金融部门危害社会 / 103
功能紊乱的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系 / 105
从传统银行到功能紊乱的金融系统 / 109
结论 / 113
第6 章 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117
高科技时代的零失业现象 / 118
市场势力与人工智能 / 123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化 / 134
结论 / 135
第7 章 为什么需要政府 / 137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 139
法规与编写游戏规则 / 142
政府失灵 / 148
对政府的需求日益增加 / 152
结论 / 154
第二部分 重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未来之路
第8 章 恢复美国的民主 / 158
选举改革与政治进程 / 159
防止政治权力滥用:维护权力制衡机制 / 163
金钱的力量 / 166
如何降低金钱的政治影响力 / 169
进步运动的必要性 / 172
遏制财富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 175
第9 章 重拾经济活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遇 / 178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 180
促进向后工业化世界的过渡 / 184
社会保障 / 187
有良好工作条件的体面工作 / 190
恢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 / 196
歧视 / 199
跨越世代的公正复兴 / 201
税收 / 203
结论 / 205
第10 章 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 207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210
退休 / 211
房屋所有权 / 213
教育 / 216
结论 / 218
第11 章 美国的复兴 / 219
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 220
美国人的价值观 / 226
当代的焦虑 / 228
特朗普的糖衣政策 / 233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235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 238
提高公共福利 / 239
致谢 / 245
注释 / 252
译者后记 / 326
---------------------------全球化逆潮---------------------------
译者序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
第1章 全球化的失败4
过分吹嘘的贸易全球化4
一些基本的贸易原则11
贸易协定的作用18
第2章 全球化的多重维度24
投资25
财政天堂和税收竞争:正在偷取你的税金31
知识产权:谁拥有你的基因32
移民35
未能使全球化造福全球37
第3章 新保护主义42
新保护主义的全球增长43
为什么新保护主义会失败45
特朗普的政策将如何损害那些正在挣扎的人50
贸易战即将打响52
恶作剧:贸易冲突55
重新谈判贸易协定58
应对新保护主义的策略59
结语61
第4章 全球化能否被拯救: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议程63
改革后的全球化的原则66
接下来的路:我们该怎么走69
结束语78
第二部分
全球化及其不满
第5章 全球机构的承诺84
第6章 未兑现的承诺102
埃塞俄比亚,权力政治与贫穷间的斗争104
第7章 自由选择132
优先权和战略157
第8章 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将世界带到崩溃的边缘16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政策是如何引发这次危机的174
第一轮失误179
第二轮失误:装模作样的重建187
最令人忧伤的失误:甘冒社会和政治动乱的风险192
复苏:这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辩护吗194
冰释失误201
一个可替代的战略203
第9章 谁失去了俄罗斯205
转型的挑战和机会208
“改革”的故事212
失败的转型221
误导的政策如何导致转型的失败224
第10章 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和其他危害234
应该做些什么事238
美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的改革238
俄罗斯的教训244
第11章 建立市场经济的颇佳之路246
未来之路253
民主的责任与失败257
第12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议程25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议程270
第13章 未来之路277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金融体系290
改革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300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平衡贸易议程303
以更人性化的态度对待全球化305
2017版后记311
注释357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引言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欧洲危机1
第1章 危机中的欧元2
第2章 欧元:希冀与现实32
第3章 欧洲的消沉表现61
第二部分 并不完善的开端81
第4章 单一的货币政策何时能奏效82
第5章 欧元:一个有分歧的体系121
第6章 货币政策和欧洲中央银行141
第三部分 被误解的政策171
第7章 危机政策:三巨头政策是如何恶化欧元区结构并导致萧条的172
第8章 解救将至:结构化改革208
第四部分 前进的道路231
第9章 创建行之有效的欧元区232
第10章 欧元区是否有可能友好“分手”260
第11章 迈向弹性欧元制度281
第12章 前路289
后记:英国脱欧及其余震307
注释341
---------------------------巨大的鸿沟---------------------------
引言
致谢
序幕 裂痕初现1
布什时代的经济结局22
资本主义的傻瓜32
谋杀的解剖:是谁杀死了美国经济38
如何走出金融危机48
第1章 大思想55
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69
百分之一的人的问题75
缓慢增长和不平等都是政治的选择,我们还有另一个选项82
不平等蔓延全球89
不平等是政治的选择题91
21世纪的民主制度95
虚假的资本主义97
第2章 个人回想103
马丁·路德·金博士如何引导我的经济学研究方向106
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110
第3章 不平等的维度117
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123
学生贷款和美国梦的破碎126
部分人的公正131
住房解决措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134
不平等和美国儿童136
埃博拉病毒和不平等138
第4章 美国不平等现象恶化的成因141
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145
不利于99%的人的税收制度148
全球化:不仅关乎收益,也关乎税收153
罗姆尼逻辑的谬误156
第5章 不平等的后果159
底特律破产的教训162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167
第6章 政策173
政治如何扩大经济的鸿沟184
为什么应该由珍妮特·耶伦而非拉里·萨默斯领导美联储187
疯狂的食物政策191
掉入全球化错误的一端196
自由贸易的伪善201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加强不平等203
印度的明智决定208
排除极端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211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221
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223
第7章 区域视角229
毛里求斯的奇迹239
新加坡给不平等的美国的经验教训242
日本应该保持警惕248
日本的发展之路是一个经济范式,而不是一个警世故事252
中国的发展路线258
中国市场与政府间平衡的改革261
麦德林:一道射向城市的光芒263
澳大利亚的美国幻想266
苏格兰的独立269
西班牙的衰退271
第8章 让美国重新运转283
如何让美国重新运转289
经济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294
就业之书300
在富足时代的贫困309
为经济增长左倾312
创新之谜315
后记318
鸣谢326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推荐序一 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推荐序二 何 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序三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译者序
前言
| 第 01 章 | 酝酿危机001
危机梗概004
谁应该受到谴责007
市场失灵013
谁可以预测到危机018
| 第 02 章 |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027
争论再起和总统竞选031
经济的演化过程032
前景035
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037
| 第 03 章 |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057
刺激059
所做之事与该做之事062
后果069
今后的方向073
| 第 04 章 | 抵押贷款的骗局077
传统银行业081
消失的革新:垃圾产品泛滥085
预警信号被忽略090
证券化090
复兴抵押贷款市场096
| 第 05 章 | 美国的巨大掠夺109
美国的金融体制为何不符合要求113
并非真正的营救115
拯救失败金融体系的最初努力12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135
结论性评语143
| 第 06 章 | 贪欲压倒谨慎147
监管的重要性150
不当激励152
缺乏透明度156
肆无忌惮的冒险162
大而不倒165
风险创新:金融衍生品169
掠夺性贷款175
竞争不足:抑制创新176
监管工作178
金融和金融监管领域以外的问题179
创新181
| 第 07 章 | 全新的资本主义秩序183
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性185
国家的作用195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200
变化中的政府角色204
| 第 08 章 | 从全球复苏到全球繁荣209
失败的全球应对之策212
信仰美国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损失218
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国和美国226
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230
转向新的多边主义234
| 第 09 章 | 重构经济学237
思想观念之争238
宏观经济学的论战255
货币政策的论战260
金融领域的论战263
创新经济学之争269
| 第 10 章 | 走向新社会273
经济学如何影响社会和个人275
一场道德危机276
你用什么衡量,你就重视什么;8反之亦然281
社会团体与信任287
结论性评语293
致谢296
注释300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概要
原有模型错在哪里8
一个新方法:制度与修正结构性不平衡的重要性12
财富与不平等14
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18
讲述如今的经济24
本书的结构27
第2章 当前规则
市场垄断过多,缺乏竞争34
金融部门的发展43
“股东革命”,CEO薪酬上涨,员工受到压榨52
为富人减税60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终结67
工人的呼声令人窒息73
劳工标准下降78
种族歧视84
性别歧视93
第3章 重构规则
抑制上层104
恢复市场竞争105
修复金融业112
促进长期业务增长123
重新平衡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128
拉动中层134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135
赋予职工权力141
拓宽劳动市场就业途径及晋升空间147
增加经济安全和机会155
结论168
附录169
致谢187
注释
第9章 劳动力市场、优厚的报酬和工作条件 / 247
第四部分:为欧洲和世界经略全球化
第10章 欧洲的未来与全球化的未来 / 276
译者简介 / 316
---------------------------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前言
致谢
第1章 美国的1%问题 / 1
水涨未必船高 / 4
大衰退使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 10
机会 / 19
近看上层群体:攫取了更大的一块饼 / 22
国际比较 / 23
结语 / 26
第 2 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 31
一般原理 / 36
寻租 / 42
第 3 章 市场与不平等 / 57
需求和供给定律 / 58
全球化 / 64
超越市场力量:我们社会中的变革 / 70
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 77
整体情况 / 83
第 4章 为什么不平等这么重要 / 89
不稳定与产出 / 91
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种效率和生产率都较低的经济 / 98
不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假定取舍 / 112
所谓激励薪酬的逆向效应 / 115
结语 / 123
第 5 章 险象环生的民主制度 / 127
破坏民主政治进程 / 129
全球化、不平等与民主制度 / 149
结语 / 156
第 6 章 1984降临美国 / 157
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要点 / 160
战争武器 / 175
作为对感知争夺的政策之争 / 178
大思路之争:政府与市场失灵 / 185
思想之争的胜利 / 192
结语 / 199
第 7 章 所有人的正义吗?不平等侵蚀了法治 / 201
我们为何需要法治 / 202
掠夺性贷款 / 206
破产法 / 208
次贷危机与法治管理 / 212
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法律 / 218
结语 / 222
第 8 章 预算之战 / 223
赤字的历史 / 224
一箭“三”雕 / 228
揭露赤字议程:保持和扩展了不平等 / 238
迷思 / 242
财政紧缩 / 248
结语 / 253
第 9 章 由那1%群体制定并为其服务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央银行 / 257
现代宏观经济学与货币政策怎样伤害了那99%的群体 / 260
走向一个更民主的中央银行 / 267
货币政策与思想之争 / 275
结语 / 283
第 10 章 前方的路: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 285
经济改革议程 / 288
遏制上层群体的过度行为 / 289
帮助普通民众 / 295
亟待解决的问题 / 304
政治改革议程 / 305
注释 / 311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前言
第一部分 迷 途
第1 章 概述 / 2
国富论 / 7
敌对者的反扑 / 13
另一种国富论 / 21
第2 章 经济发展走向低迷 / 32
增速放缓 / 35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37
结论 / 45
第3 章 剥削与市场势力 / 47
整体概况 / 49
如何解释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 / 55
经济增长与市场势力 / 63
"工人"的市场势力被削弱 / 65
抑制市场势力的扩张:21 世纪反垄断法的更迭 / 69
结论 / 78
第4 章 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 81
全球化带来的痛楚 / 84
21 世纪的贸易协定 / 89
保护主义并不是出路 / 91
21 世纪的全球合作 / 94
调整我们的全球化 / 97
第5 章 金融与美国危机 / 101
阻止金融部门危害社会 / 103
功能紊乱的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系 / 105
从传统银行到功能紊乱的金融系统 / 109
结论 / 113
第6 章 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117
高科技时代的零失业现象 / 118
市场势力与人工智能 / 123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化 / 134
结论 / 135
第7 章 为什么需要政府 / 137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 139
法规与编写游戏规则 / 142
政府失灵 / 148
对政府的需求日益增加 / 152
结论 / 154
第二部分 重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未来之路
第8 章 恢复美国的民主 / 158
选举改革与政治进程 / 159
防止政治权力滥用:维护权力制衡机制 / 163
金钱的力量 / 166
如何降低金钱的政治影响力 / 169
进步运动的必要性 / 172
遏制财富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 175
第9 章 重拾经济活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遇 / 178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 180
促进向后工业化世界的过渡 / 184
社会保障 / 187
有良好工作条件的体面工作 / 190
恢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 / 196
歧视 / 199
跨越世代的公正复兴 / 201
税收 / 203
结论 / 205
第10 章 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 207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210
退休 / 211
房屋所有权 / 213
教育 / 216
结论 / 218
第11 章 美国的复兴 / 219
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 220
美国人的价值观 / 226
当代的焦虑 / 228
特朗普的糖衣政策 / 233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235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 238
提高公共福利 / 239
致谢 / 245
注释 / 252
译者后记 / 326
---------------------------全球化逆潮---------------------------
译者序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
第1章 全球化的失败4
过分吹嘘的贸易全球化4
一些基本的贸易原则11
贸易协定的作用18
第2章 全球化的多重维度24
投资25
财政天堂和税收竞争:正在偷取你的税金31
知识产权:谁拥有你的基因32
移民35
未能使全球化造福全球37
第3章 新保护主义42
新保护主义的全球增长43
为什么新保护主义会失败45
特朗普的政策将如何损害那些正在挣扎的人50
贸易战即将打响52
恶作剧:贸易冲突55
重新谈判贸易协定58
应对新保护主义的策略59
结语61
第4章 全球化能否被拯救: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议程63
改革后的全球化的原则66
接下来的路:我们该怎么走69
结束语78
第二部分
全球化及其不满
第5章 全球机构的承诺84
第6章 未兑现的承诺102
埃塞俄比亚,权力政治与贫穷间的斗争104
第7章 自由选择132
优先权和战略157
第8章 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将世界带到崩溃的边缘16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政策是如何引发这次危机的174
第一轮失误179
第二轮失误:装模作样的重建187
最令人忧伤的失误:甘冒社会和政治动乱的风险192
复苏:这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辩护吗194
冰释失误201
一个可替代的战略203
第9章 谁失去了俄罗斯205
转型的挑战和机会208
“改革”的故事212
失败的转型221
误导的政策如何导致转型的失败224
第10章 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和其他危害234
应该做些什么事238
美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的改革238
俄罗斯的教训244
第11章 建立市场经济的颇佳之路246
未来之路253
民主的责任与失败257
第12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议程25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议程270
第13章 未来之路277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金融体系290
改革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300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平衡贸易议程303
以更人性化的态度对待全球化305
2017版后记311
注释357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引言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欧洲危机1
第1章 危机中的欧元2
第2章 欧元:希冀与现实32
第3章 欧洲的消沉表现61
第二部分 并不完善的开端81
第4章 单一的货币政策何时能奏效82
第5章 欧元:一个有分歧的体系121
第6章 货币政策和欧洲中央银行141
第三部分 被误解的政策171
第7章 危机政策:三巨头政策是如何恶化欧元区结构并导致萧条的172
第8章 解救将至:结构化改革208
第四部分 前进的道路231
第9章 创建行之有效的欧元区232
第10章 欧元区是否有可能友好“分手”260
第11章 迈向弹性欧元制度281
第12章 前路289
后记:英国脱欧及其余震307
注释341
---------------------------巨大的鸿沟---------------------------
引言
致谢
序幕 裂痕初现1
布什时代的经济结局22
资本主义的傻瓜32
谋杀的解剖:是谁杀死了美国经济38
如何走出金融危机48
第1章 大思想55
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69
百分之一的人的问题75
缓慢增长和不平等都是政治的选择,我们还有另一个选项82
不平等蔓延全球89
不平等是政治的选择题91
21世纪的民主制度95
虚假的资本主义97
第2章 个人回想103
马丁·路德·金博士如何引导我的经济学研究方向106
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110
第3章 不平等的维度117
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123
学生贷款和美国梦的破碎126
部分人的公正131
住房解决措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134
不平等和美国儿童136
埃博拉病毒和不平等138
第4章 美国不平等现象恶化的成因141
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145
不利于99%的人的税收制度148
全球化:不仅关乎收益,也关乎税收153
罗姆尼逻辑的谬误156
第5章 不平等的后果159
底特律破产的教训162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167
第6章 政策173
政治如何扩大经济的鸿沟184
为什么应该由珍妮特·耶伦而非拉里·萨默斯领导美联储187
疯狂的食物政策191
掉入全球化错误的一端196
自由贸易的伪善201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加强不平等203
印度的明智决定208
排除极端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211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221
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223
第7章 区域视角229
毛里求斯的奇迹239
新加坡给不平等的美国的经验教训242
日本应该保持警惕248
日本的发展之路是一个经济范式,而不是一个警世故事252
中国的发展路线258
中国市场与政府间平衡的改革261
麦德林:一道射向城市的光芒263
澳大利亚的美国幻想266
苏格兰的独立269
西班牙的衰退271
第8章 让美国重新运转283
如何让美国重新运转289
经济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294
就业之书300
在富足时代的贫困309
为经济增长左倾312
创新之谜315
后记318
鸣谢326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推荐序一 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推荐序二 何 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序三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译者序
前言
| 第 01 章 | 酝酿危机001
危机梗概004
谁应该受到谴责007
市场失灵013
谁可以预测到危机018
| 第 02 章 |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027
争论再起和总统竞选031
经济的演化过程032
前景035
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037
| 第 03 章 |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057
刺激059
所做之事与该做之事062
后果069
今后的方向073
| 第 04 章 | 抵押贷款的骗局077
传统银行业081
消失的革新:垃圾产品泛滥085
预警信号被忽略090
证券化090
复兴抵押贷款市场096
| 第 05 章 | 美国的巨大掠夺109
美国的金融体制为何不符合要求113
并非真正的营救115
拯救失败金融体系的最初努力12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135
结论性评语143
| 第 06 章 | 贪欲压倒谨慎147
监管的重要性150
不当激励152
缺乏透明度156
肆无忌惮的冒险162
大而不倒165
风险创新:金融衍生品169
掠夺性贷款175
竞争不足:抑制创新176
监管工作178
金融和金融监管领域以外的问题179
创新181
| 第 07 章 | 全新的资本主义秩序183
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性185
国家的作用195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200
变化中的政府角色204
| 第 08 章 | 从全球复苏到全球繁荣209
失败的全球应对之策212
信仰美国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损失218
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国和美国226
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230
转向新的多边主义234
| 第 09 章 | 重构经济学237
思想观念之争238
宏观经济学的论战255
货币政策的论战260
金融领域的论战263
创新经济学之争269
| 第 10 章 | 走向新社会273
经济学如何影响社会和个人275
一场道德危机276
你用什么衡量,你就重视什么;8反之亦然281
社会团体与信任287
结论性评语293
致谢296
注释300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概要
原有模型错在哪里8
一个新方法:制度与修正结构性不平衡的重要性12
财富与不平等14
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18
讲述如今的经济24
本书的结构27
第2章 当前规则
市场垄断过多,缺乏竞争34
金融部门的发展43
“股东革命”,CEO薪酬上涨,员工受到压榨52
为富人减税60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终结67
工人的呼声令人窒息73
劳工标准下降78
种族歧视84
性别歧视93
第3章 重构规则
抑制上层104
恢复市场竞争105
修复金融业112
促进长期业务增长123
重新平衡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128
拉动中层134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135
赋予职工权力141
拓宽劳动市场就业途径及晋升空间147
增加经济安全和机会155
结论168
附录169
致谢187
注释
译者序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开卷有益。《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读来印象深刻,收获颇多。原因有三:
一是大师新作。作者斯蒂格利茨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编著的《经济学》,是很多人学习经济学的入门书,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昆曼的《经济学原理》鼎足齐名。萨缪尔森曾对这位年轻近30岁的同乡不吝溢美之词,评价斯蒂格利茨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是斯蒂格利茨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作,书中侧重点不在阐述经济学理论,而是直面美国当今经济社会中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变革和重构的政策主张,有理有据、有解决路径,娓娓道来。
二是透视美国。斯蒂格利茨不仅是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高级别经济官员,1993~1997年的四年间,斯蒂格利茨应邀进入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卸任后又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中,斯蒂格利茨指出,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经济虽然逐步企稳,但长久以来的积弊并未革除,在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经济活力下降、垄断程度提高、金融持续膨胀、底层人民生活艰难等诸多风险还在不断积累发酵。这种种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斯蒂格利茨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论述,很多人可能会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美国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就如书中所详细论述的。
三是理论自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习惯于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参照系,学习它们的经济理论、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以致某些学者形成了“言必称希腊”的学术定势,迷信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只要与美国一致就是正确的,与之不同则是谬误。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实践出真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3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逐步形成根植于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也给了我们从仰视到平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底气和自信。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倡导实践,而且必须依靠实践的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我们迫切需要能够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水平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机遇千载难逢,广大经济工作者大有可为。谨以为序。
前言
---------------------------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这正是喧嚣的1848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情况,这两个多事之秋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或许2011年也将被证明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开始于北非海岸线上一个小国家突尼斯的一场青年起义波及附近的埃及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在有些国家,抗议的火花似乎暂时熄灭了;但在另一些国家,小规模的抗议却促成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这样执政许久的统治者。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2011年,我很高兴应邀访问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国家,并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见到了抗议者,还在开罗与一些参加过解放广场示威活动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觉察到:尽管具体的抗议原因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与西方国家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抗议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并且相当不公平。
抗议者是对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对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做的与实际做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大,难以忽视。世界各国政府没有致力于应对包括持久失业在内的各种关键经济问题,并且随着公平这一普遍价值观被少数人的贪婪侵蚀,人们的不公平感变成了一种背叛感。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来抗议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厌倦了那些陈腐僵化并且以全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青年人又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呼吁变革。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同样失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选民承诺“变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随后推出的经济政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与以往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希望就体现在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师支持的年轻抗议者身上。他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他们仍然相信民选制度或许行得通—只要政府还记得要对人民负责。抗议者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
2011年5月15日开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动中,年轻的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愤怒的一代”,他们的愤怒源于金融业某些人士的不良行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也喊出同样的心声:一边是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银行家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让人恼火。
但是美国抗议活动的关注点很快就转而触及美国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年轻的美国抗议者把口号变成了“那99%的群体”,这口号与我先前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呼应。《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1,该文描述了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一种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政治体制。22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3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尽管本书关注的是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过度不平等现象,但本书也解释了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恶性下降式螺旋使我们顺势而下,要突破这种困局只能借助于下文所述的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问题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权当做一番铺垫。
市场失灵
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 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不能如愿以偿。4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2012年5月,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了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长,但多数美国公民发现自己的生活标准受到了侵蚀。如第1章所述,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即便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他们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也已经低于10年前了。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
形势严峻
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的。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入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业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业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另外,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其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两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示威者就几乎在一夜之间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5并且这些支持者不仅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以暴力手段清除了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虽然这在第三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6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业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巨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7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工资的并不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和银行家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描写了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美国梦”已蜕变成轶事或故事。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
有句俗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故事”,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青年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族裔,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被问责,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别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的特征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8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本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这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少之又少,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有些人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9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业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的梦想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10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还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能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证明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业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破坏、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政治体制失败
政治体制似乎和经济体制一样失败。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11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继续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会持续好几年。
对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机的家伙绳之以法并迅速修复经济体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认清这些之后,抗议者才走向街头。
美国、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抗议者对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隔两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选举的权利,民众选举必须要有意义,政客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是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体制不但没有纠正市场的失败,反而扩大了这些失败的影响。
政客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失败了。
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实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尽管也许有潜在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场,通过以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须有规则和规章,必须在一个法律框架中运行。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种框架对于增长、效率、稳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精英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我将解释这种不平等如何反映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策中—从我们的预算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也将表明这些决策本身是如何加剧了这种不平等。12
对金钱利益集团如此敏感的政治体制就难免受到影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权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关系。两者共同塑造着包括社会习俗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习俗和制度加剧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的及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变得如此不公平、机会越来越少的,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13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职能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分配的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展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业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我们了解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本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在我所认识的金融业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为本书提供思想的人
像本书这样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并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尽管我在本书各个章节的注释部分(如有)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谢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别提及伊曼纽尔·赛斯和托马斯·皮凯蒂艰苦细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勋爵40多年的工作的话,那我就显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本书的核心部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所以我必须要将讨论延伸到狭义界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在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托马斯·弗格森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较早地严格探究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里,金钱显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延续了雅各布·S. 哈克和保罗·皮尔逊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 Politics。14他们都是政治学家,我则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们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释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我想问:我们该如何把所发生的这一切与标准的经济理论协调起来?尽管我们是从两个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套用克林顿总统的话就是:“都是因为政治,笨蛋!”(It抯 the politics, stupid!)金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正如它掌握了市场话语权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且显而易见,于是促成了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书籍的诞生,比如劳伦斯·莱斯格写的Republic, Lost。15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如两本书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尔斯写的Unequal Democracy,16另一本是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17
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为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18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书籍所证明的),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我自己想说的几句话
通过撰写本书,我回想起50年前吸引我开始经济学研究的理由。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及当时第三世界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是由于我成长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在那里我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好奇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好奇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其随时间的演进及其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19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非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
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1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2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
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翼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4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5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
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6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欣欣向荣,社会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上层。美国成功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付诸现实。然而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美国在40年前挥别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那看似田园诗般的生活,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40年过去了,人们对那段"田园时光"的怀念和向往并没有被现实束缚,反而越来越强烈。
然而,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崛起,粉碎了某些人意图重现那段"田园诗"的春秋大梦。实际上,在那段看似美好的历史当中,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被排除在"繁荣"之外。这场美梦破灭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快也会成为"有色人种",或者21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无法与男权社会相容,更是因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中,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活跃,人们逐渐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步思想取代了陈腔滥调,这种思潮变化有时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如果事态真的发展至此,那么为少数人在民主社会谋利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遏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大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银行家企图剥削借款人,又或者那些被囚困在过去的逐梦人试图重现旧日的美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少数人才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维持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
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这种低增长的出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最具创新性的时代里,美国本应是创新的领军者。
特朗普丝毫没有挽救美国的打算,他的计划是继续搜刮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从而维持精英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和共和党所制定的政策也许只会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如加剧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缩短预期寿命,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并导致美国永久性地陷入低增长的泥沼之中。
诚然,特朗普并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他善于引爆和煽动这些积年累月的隐疾。即使特朗普没能在大选之中胜出,其他擅长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会做相同的事。放眼全世界,我们能找到许多与特朗普"志同道合之人"。尽管这些煽动者各有各的手段,但他们都同样蔑视民主,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法律规章、自由媒体和独立的司法部门。他们都相信"铁腕人物"(如他们自己)的号召力,即使这种无谓的个人崇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过时了。他们都是拥护本国人民固有美德的民族和本土主义者,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政客总是试图把责任归咎他人。个性粗鲁暴躁是这个时代独裁者(或者即将成为独裁者的人)的共同特点之一,在某些公开场合下,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显露自己性格中的偏执和厌女情结。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所讨论过的大多数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已经成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国民健康状况更加恶劣,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更为严重。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如果放任这些伤口溃烂发臭,美国将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俗话说得好,你不能两手空空地对付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同样适用,要想推翻某个计划,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使美国没有陷入当前的困境,人民也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取代过去3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陈规旧制。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宣称要以"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发展核心的经济,它看似基于人类对市场机制理解的进步,事实上却正好相反。过去70年以来,经济学的进步已经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间歇性的失业现象(有时是大规模的失业)让人仿佛重回大萧条时代,有些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使人难以呼吸。而这只是证明市场自身机制存在缺陷的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人们对国家财富真正由来,以及在加强经济的同时,国家要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解。
我将在此提出一个不同于里根和特朗普所主张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我相信它将会带领美国实现共同繁荣。在论证过程中,我将阐明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为何特朗普经济学这种带有本土主义与保护主义色彩(即高度约束的全球化体制),结合了对富人少征税,放宽对于金融和环境管制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同样不会成功。
由于对这一方案的讲解主要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在开始这部分说明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相关理论。10
第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尽管市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往往无法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结果,如像环境污染等的负面产品太多,而类似基础研究等的重要成果则相对不足。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市场机制本身缺乏稳定性。早在80多年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向世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常出现持续性失业的原因,以及政府要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维持或趋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由于经济存在外部效应,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单靠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气候变化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这远远超过了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国家所能承担的成本。因此,无论是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监管,还是对排放量进行收费,碳排放都必须得到控制。
当信息不对称,某些关键市场缺失(如针对失业等有重大风险的意外投保),或者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市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金融这样的特定领域。同样,市场也无法生产足够多的公共产品,如消防或国防。因为这些产品通常容易被全民共同消费,但除了税收,很难使国民为消费这些产品支付任何费用。为了使经济和社会更好地运作,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政府需要出资完善社会体制,如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失业保险,资助和鼓励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监管机构以防止人们伤害他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产物。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实现一个快速增长、高效而稳定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也要保证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其一是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增长将使国家变得富有,有利于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知识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来源,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科学基础的建设。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机构的资助间接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其二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增进国民之间交流互信,促进贸易往来,保障投资安全。这种社会体系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推敲和打磨,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之后,通过对过往经验进行观察和总结,最终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启发了人类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人民已经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民主体系应当涵盖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机制的各个方面,并需要建立一系列以发现、评估和"讲真话"为己任的社会机构。
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当某个人和某个企业成功地推出消费者想要的新产品时,他们的财富确实得到了积累,这是一种发家致富的好方法。但如果他们利用市场势力对消费者或员工进行剥削,这种财富积累就只是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并不会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经济学中将这种超额利润称为租金,谋求特权以获得租金的行为被称作寻租,相当于增加自己在国家经济的大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而创造财富则意味着增加整个经济蛋糕的尺寸。由于寻租行为固有的剥削性质将会降低经济体制运作的效率,政策制定者应该瞄准这些租金过高的市场,避免和消除寻租行为,从而恢复经济的高效运行,将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引导为创造财富的过程。
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将会运作得更好。针对人种、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惹人反感。经济学派的主流思想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即为了社会公平只能牺牲经济增长和效率。美国社会存在的歧视现象以及对市场势力的利用等问题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及时解决社会公平缺失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实现收入平等这一目标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还需要摒弃涓滴经济学所倡导的错误理念,即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人受益,这一观点为里根以及之后的共和党推行供给经济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历史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向下层渗透。看看那些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在过去的几十年供给经济学政策盛行的背景下,尽管GDP有所增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几乎停滞不前,每天都生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市场本身也许并不能为这些劳苦大众提供援助,但政府的规划在此时却可以发挥效用。
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出规划时,必须同时兼顾市场收入的分配(也称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收入的再分配指的是个人在税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构建而成的。而我们构建它们的方式既会影响市场收入的分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效率。因此,如果允许垄断企业滥用权力,或者放任企业CEO将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据为己有,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能获得均等的机会,而这反过来要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平等。由于上一代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在连续几代人的传承之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富人逐渐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则更加贫穷。教育是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在美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比其他国家严重很多,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可以有效改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在当下,不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结合过低的遗产税,意味着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世袭的富豪统治集团。
第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仰赖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则伺机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美国在偏离正轨的政治规划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国的民主体制将成为一个笑话,因为美国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如果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制衡体系来遏制富人对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化的经济体制。
第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消极影响。贪婪、自私、道德败坏、失信及剥削他人的意愿,这些大衰退时期在金融领域所暴露出来的恶劣行径,与曾经美国所推崇的、更加高尚的价值观产生了激烈冲突,影响了人们对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判断。冲突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而这种扭曲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正在破坏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信任体制,甚至进一步降低经济效益。
第八,当特朗普和其他本土主义者急于将所有过错推给他人(如移民和某些"糟糕的贸易协定")时,美国人更应当反思当前的困境,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美国人,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是美国咎由自取-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本应该处理得更好,这样即使某些人短暂性地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很快在其他岗位找到新的工作。展望未来,美国人必须奋勇向前,我将在下文指出美国将要如何渡过这次难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关系。
第九,事实上,有一个方案可以使美国恢复经济增长,实现共同繁荣。它既可以消除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阻碍(如滥用市场势力的企业),也可以恢复社会权力的平衡(如赋予员工更多议价能力)。这个方案需要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并鼓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趁机为自己牟取超额利润(即寻租)。
当然,经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似乎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现在,这种权利正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销声匿迹。美国远比以前富裕得多,美国有能力确保绝大多数国民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本书将向读者阐述美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的是,眼下正是美国改革的重要时机。然而,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即渐进主义)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颠覆性的力量,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但是,如果缺乏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来抵消以金钱为中心的政治力量,一切针对经济的改革措施都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在对经济实行改革之前,美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
---------------------------全球化逆潮---------------------------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前任向全球经济秩序投掷了一枚手榴弹—出台了管理货物、服务和资本跨境流动并试图确保经济稳定的相关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在建立这一体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原因是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明显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给20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虽然烟雾尚未散尽,但后特朗普时代几乎肯定会与之前不同。虽然3/4个世纪的努力都集中于创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让极大降低货物成本的全球供应链成为必备条件,但特朗普提醒大家:边界很重要。
21世纪初,我写了《全球化及其不满》这本书(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GAID),来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由于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份工作使我可以密切地关注到这些国家。这些地方拥有世界人口的85%,却只拥有世界收入的39%。1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最为严重,称为被遗忘的地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地区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1亿—接近现在美国人口的7倍;数百年来,这里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一直被掠夺,目前它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5%。2
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队伍加入了来自发达工业国家中下层社会居民。特朗普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将其提炼并放大。特朗普明确指责美国签署“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使美国锈带工人受困于全球化。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论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规则,管理着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抱怨说,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这些规则,并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式管理这些国际组织。然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选民的巨大支持下声称,它所形成的贸易协定和其他机构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虽然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几年前就发表了公民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但是政治家承诺,全球化将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同样,两个半世纪的经济研究(从18世纪末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认为,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益。3如果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么多人对全球化如此敌视呢?是否有可能不仅是政治家,而且经济学家也犯了错误呢?
偶尔会听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回应:那些经济学家相信市场越自由越好,因此主张“放开”贸易。正是因为它,人们的生活才更好,但是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不满是精神病学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4
发达国家的一切都不太好
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处境并没有那么好。特朗普当选总统表明,对全球化新的不满在美国已占据主流地位,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做的事情比别人更大、更明显—包括比其他地方的发达国家更不平等。但是我所说的关于美国的大部分内容,将其以某种方式缩小后也都适用于除少数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这里及第一部分的其他地方讨论新的不满时,我以美国为例。
发人深省的统计数字
描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数据令人清醒:大约1/3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和些许安全感的工作,拥有一个家庭并把孩子送上大学的能力,有一个合理舒适的退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穷人的数量在增加,中产阶级数量在减少。有一类人境况很好,尤其是前1%甚至更多的人,这些前1%的人,是美国最富有的几十万人。
虽然进入上层社会似乎越来越困难,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他们仍然努力向上走,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带来健康隐患。这种压力加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缺乏适当的健康“安全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2015年,美国白人中年男性的死亡率(死亡概率)正在增加,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下降。5(这并不是说美国黑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这些人的预期寿命仍远远落后于白人。)美国白人中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并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某种病毒的传播,死亡率反映了社会压力—酗酒、毒品和自杀。2016年,整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在下降。6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它们发生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或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或者苏联解体等事件。
不仅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处于困境。我在世界银行的前同事,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研究了全球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在过去1/4个世纪的表现,他发现,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经历了几乎停滞不前的局面。还有一些人似乎境况更差,包括处于全球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例如,非洲和印度的贫穷农民)。正如我在GAID中解释的那样,他们一直是“不公平”的全球化规则的受害者。
毫不奇怪,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有一些人表现出色:他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占全球人口的1%,即千万富豪和亿万富翁,还有印度和中国的新中产阶级。7
因此,全球情况是这样的: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那些遵循美国经济模式的国家通常比遵循其他模式的国家情况更差,尽管其结果并不像美国那样糟糕。我们不仅需要重视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差距,还要看到大多数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这就出现了三个问题:这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后果?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由于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全球化的规则设计不当,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个别国家在给定的规则下没有管理好全球化的影响所导致的呢?
GAID的原版和修订版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使存在诸如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等其他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不利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它们是政策的结果。全球化管理不善。部分管理全球化的规则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责,比如,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并且放任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但即使有了这些规则,发达国家本来可以阻止已经出现的情况,原来只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全球化的受害者,现在发达国家也有了。
因此,对那些吹嘘全球化是好事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否正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他们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如果管理得当,全球化可以让所有人受益。但通常情况下会管理不善,所以全球化让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公民的情况更糟糕。
全球经济秩序的好处
在开始讨论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前,我们应该谈谈它的好处。鉴于本书的标题以及世界各地激发它的情绪,我应关注全球化的弊端及出现的问题。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全球化的好处。尽管存在种种不满,有很多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全世界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受益匪浅,而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一部分。我之前提到过这些好处,它为创造有史以来最快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成功,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仅在中国就有8亿多人8,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中产阶级。
在很多方面,20世纪下半叶都比上半叶取得了巨大进步。20世纪上半叶有数百万人死于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种改善的部分原因可归功于与全球经济秩序相关的经济成就,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现代经济学表明,法治是发达国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法治在一个国家内具有经济利益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即基于规则的制度比丛林法则要好得多。
今天当回顾我对全球化的批评时,距离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卷入的争论长达20年之久,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庆祝成功。联合国成功地减少了冲突,保护了儿童和难民,有效地抵御了全球疾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通过国际组织的努力,许多国家的人们预期寿命有所提高。使用氯氟碳化合物气体导致的致癌臭氧洞正在修复。这些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成就并认识到全球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确阅读GAID的方法是,考虑到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该体系公平和有效。GAID是出于相信我们可以改进全球化的信念而写的;我们确实必须改进它。
贸易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我们如何管理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货物和服务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有时被称为“贸易全球化”。它更全面地说明了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贸易协定:对谁不公平
全球贸易大幅增长,自1980年以来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快50%。9在这段时期,美国进口额占GDP的比例从10%上升到15%。10贸易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运输成本降低,但更为重要的是规则的改变,降低了税率(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税收)和减少了其他人为的贸易壁垒。这些改变通常是通过签署贸易协定实现的,协定各方的贸易壁垒都有所减少。
特朗普声称在谈判这些协定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被欺骗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任何人如果像我一样多年来长期观察贸易谈判,都会认为特朗普的指控是可笑的。问题在于贸易谈判代表们想要什么: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他们要求的基本上是美国公司想要的。美国公司不考虑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希望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些公司也喜欢这样的事实:威胁把工厂迁到国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下降,他们的利润增加了。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贸易协定有助于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权,这使得他们把工厂迁至这些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威胁更可信。当他们起草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是对美国的科学发展有利的,更不用说对世界发展有利了。他们只考虑什么可以增加美国大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大型药品和娱乐公司,即使这样做增加了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甚至会导致整体创新速度放缓11。
贸易全球化: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让一些人受益
因此,贸易全球化的真正问题很简单:即使全球化如它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说,国民收入增加),但这对一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抱怨是合理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协定都有利于公司,不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人们也抱怨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有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顶端的人们获得了超过100%的收益,这意味着其他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情况更糟。那些境况已经很好的人得到了收益,那些境况已经很差的人遭受了损失。我将在第一部分全球化新的不满中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吗
如果全球化的倡导者对收益的多少估计正确,那么原则上可以从赢家中拿出一些收益,与输家分享,这样每个人的境况都可以更好。
但直截了当地说,赢家作为一个群体是自私的: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政治更多地掌握在赢家手中,特别是在美国,金钱在决定政治结果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两大主要政党都在其执政时进行了减税12(如在1997年、2001年和2003年)—针对顶层人民减税,而他们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群体。
如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倡导者更加开明,并且富有远见,他们就会认识到全球化对工人和女性的威胁,并会对此做点事情—正如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肆无忌惮的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会对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他们应该知道在民主国家里,年复一年的政策使得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境况恶化,在政治上不会持续地得到这类群体的支持。
破坏社区
全球化不仅加剧了个人之间已有的极高的不平等程度,13而且严重地削弱了许多社区的作用。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一家公司成长时,高管和工人们的境况一起变好,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也随之繁荣起来。14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使管理阶层、工人和他们生活的社区分裂。随着经济隔离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与普通工人住在不同的社区。15他们不必忍受住在垂死的社区的后果,他们可以假装他们不存在。公司经常让管理者在不同的地点轮岗,使管理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公司,但却让他们远离他们生活的社区。社区对管理者来说重要是因为他或她的同事们,与100年前截然不同,那时商界领袖住在企业所在的社区,社区是其领导力的一部分。对社区的关爱部分是出于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贵族责任),部分出于开明的利己主义(功能良好的社区会让工人更快乐,更有生产力)。
全球化加剧了已经发生的趋势。通过外包这种方式,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工人和管理者甚至不必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劳动力被商品化,购买劳动力就像购买煤炭一样;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就雇用哪里的劳动力,从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一些社区繁荣起来,即那些工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和生活水平高的社区;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依赖制造业的工人,生活水平却下降了。我从小生活的印第安纳州加里,这个钢铁城后来成为“焦土”的一部分。它的历史代表了全球化的历史。美国钢铁公司在1906年建立的(以其董事会主席的名字命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钢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辉煌,那时我还在成长阶段。今天的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数量与过去相同,但雇用的劳动力只有过去的1/6。由于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体面工作,这个城市就衰落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纷纷离开。16(全球化的最终讽刺之处在于,一个印度钢铁公司最终挽救了该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
2015年当我参加第五十五高中的同学聚会时,我意识到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美国未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加里霍勒斯曼高中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钢铁厂高管和当地商人的孩子,也有普通熟练或非熟练钢铁工人的孩子。学校以及它所代表的很多梦想,由种族融合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现在已经被废弃了。17有人想在毕业时获得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但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短暂下滑。许多人渴望上大学,美国曾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法案)为所有参加二战的人们提供了大学教育,但到越南战争时期,为士兵提供大学教育便没有这么慷慨了,多少有些辛酸。他们看到别人超过他们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有一种感觉,这个体制是不公平的和被操纵着的。甚至在特朗普出现在政治舞台之前,很明显他们是潜在的煽动者的牺牲品。有一小群拥有崇高教育事业的老师,他们是少数看起来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在加里的老同学们的处境印证了多年来统计数据所表明的情况。
全球化不满中的共同观点
重读GAID,可以发现大约20年前我的分析中,似乎已对今天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如何将看似有利的情况与广泛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虽然在GAID中我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GAID中有8个共同的观点:
1.?虽然全球化有利,但利益比倡导者声称的要少。倡导者使用了简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并没能恰当地衡量收益或成本。对某些国家而言,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特定行动,成本甚至可能超过收益,而且全球化的倡导者通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制这些不利影响。如果全球化管理不善,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大部分人的情况更糟糕。
2.?由于全球化被过分夸大,当现实与承诺的情形不同(当失业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增多)时,人们对全球化、精英阶层以及支持它的机构的信心都会减少。
3.?全球化对收入和财富具有巨大的分配效应—除非使用补偿措施来共享收益,否则大多数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但这些措施很少被采用。
4.?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全球化治理缺乏产生的,就全球化的关键决策制定过程而言,哪个群体的呼吁被听到了,就会做出有利于哪个群体的决策。18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有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机制,我们就必须对全球化治理进行改革,比如给新兴经济体增加话语权。例如GAID中提到的,由于有且只有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具有有效的否决权,这种情况就产生了扭曲的影响。
5.?但是治理的问题更严重:美国的立场反映了一小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即金融和公司利益。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运作,并服务于它们。它们是全球化的赢家。在它们试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损害。即使作为整体而言美国是赢家,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人可能成为输家。
6.?美国所采取的立场通常反映了这些群体的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反映的是不完全符合利益的意识形态信仰集合。对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热情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即使这些政策的倡导者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全球化可以并且已经对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地依赖别人的善意,没有采取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行动防止这些权力关系的变化。由于全球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一些在政治中金钱发挥很大作用的国家,例如美国,全球化的赢家越来越有能力改写全球化,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使自己受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新保护主义”的兴起与流行才能将其打破。
8.?全球化给政府抵消全球化对许多底层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与此同时,它降低了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为公司和个人提供低税收的国家间,全球化开启了一场彻底的竞争。如果这还不够糟糕,那么富裕的人们和公司还会利用全球化来避税,即使是那些以拥有强烈责任感为荣的优秀公民企业也无法抗拒。像苹果这样聪明的企业可以避免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未能阻止利用全球化避税本身就是全球化管理不善的体现,也是全球化规则背后权力关系的一个例证。达成限制全球化避税的国际协定不比达成国际贸易协定更困难。由于全球贸易协定符合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达成了这些协定;由于避税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没能达成限制避税的协定。在美国,公司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5%下降到今天的2%。
即使面临所有这些制约因素,即使全球化规则还不够理想,全球化也应该能被管理得更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承担起管理全球化的责任。本可以用防止大部分人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方式来管理全球化,这些方式可能会同时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平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这样做,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化的规则被“扭曲”了。改变全球化导致工资降低的企业对“纠正”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更低的工资,而且他们不喜欢为防止工人收入遭受重大损失而必须征收的税收。
如果人们理解了以上这8个观点,就会理解对全球化的不满,甚至对应该做什么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这些分析也给一些问题提供了思路,为什么很难做出改变,做出让全球化造福全球的改变:公司的力量创造了只服务于它们不服务于别人的全球化,它们不会轻易且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力。
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基本的观点: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这些失败大部分19不是经济科学的失败。不利影响是可预测的,并能被预测到。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贸易自由化实际上会导致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变得更糟。
当然,一些经济学家忘记了他们作为分析师的角色,而成为全球化的喝彩者,他们强调全球化潜在的好处,却对缺点避而不谈。太多的经济学家使用简化的模型,导致他们高估了收益,低估了成本。当然,政客们支持那些说他们想听的话的经济学家。
但是,经济学文献仍然提出了明确的警告。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响应资金的提供者:金融界和公司,尤其是美国的金融界和公司,他们正通过两个政党推动一种自私自利的全球化形式。这被称为“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却是管理的贸易—为企业和金融利益进行的管理。在这些协定下,知识自由流动的程度低,短期资本流动更自由。发达国家允许对富农进行农业补贴,但却忽视了帮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补贴。
所以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我们管理它的方式。全球化的故事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在一些地方正是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认识到,作为小国必须是开放的,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生存下去。但他们也明白,单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赢家和输家;如果失败者人数众多,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就会增强。所以,他们创建了一个体系来提供一点点保护。这表明,没有保护主义就可能有社会保护。20他们实施的政策减少了市场收入、税收和转移后收入间的不平等:这表明,不平等不仅是经济规律的结果,而且是各国为响应包括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力量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的结果,正是这些政策将国家区分开来。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和共同繁荣。21当然,这些国家是相对较小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尽管挪威移民仍占挪威总人口的15%,瑞典为17%),但是它们用来实现这些结果的政策在其他地方仍然适用。问题不是政策,而是政治。这些国家明白他们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似乎没有明白。它们的经验表明,不平等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且如果全球化具有不利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就不是不可避免的或不可改变的。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满,这是错误的选择。22如果国内政策更加关注全球化的影响和国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那么各国可以采取政策,这样就不会产生如此多的输家。如果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好的管理,结果也会更好。事实上,其倡导者宣称的积极成果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那种本该发挥作用的全球化与GAID中描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全球化明显不同。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华盛顿特区的第15街(美国财政部所在地)和第19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之间。23虽然它应该是构成良好发展政策的共识,事实上,这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那些依据这些政策的结果而生存的国家)形成的共识。这只是强制执行这些政策的人的共识,而不是那些经历了大部分影响的人,尤其是负面影响的人的共识。
例如,这些政策限制了政府在帮助企业适应全球化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被称为产业政策。24它们禁止在金融市场采取干预措施,这使得扩大出口部门的公司更有可能获得信贷。它们没有注意到银行过度冒险的危险。毕竟,有人认为,私人公司比政府更了解。同样的道理,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主张将市场开放给波动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种流动在东亚危机期间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由于热钱突然流失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衰退和萧条。强调教育,但只是小学教育,而不是那种可以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教育。它们很少或根本不关注不平等,其影响已被证明是全球化本身可持续性的主要政治障碍。25
虽然“华盛顿共识”政策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样的经济哲学主导了发达国家精英阶层对全球化的反应。2017年1月,在达沃斯,当这些精英们最终不得不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时,政策反应仍然显著地集中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放松管制,附加一剂更好的再培训。他们对“涓滴”经济学的信念毫不动摇:处理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是让经济增长得更快,最好的办法是对富人放松管制和减税。只要我们让经济增长得更快,那么锈带地区下岗工人的不满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主要差异
虽然这8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关系,但在全球化的影响上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即它如何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它如何影响一个非洲小国。首先,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游戏规则主要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这意味着全球化应该对这些国家有利,或者至少对其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有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也许面临不可能的选择:要么同意全球化的条款,因为它们已经被设定好;要么被排斥、被驱逐出境。甚至,后者通常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债务。它们实际上是被关在债务人的监狱里。债权人可以以履行国家功能所需要的资金为条件,要求他们所希望的。对于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它们如何处理内部事务,全球化充其量都是模棱两可的好处。
对于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正如GAID指出的那样,正被管理的全球化可能是一项原始交易。例如,美国的棉花补贴显著地拉低了全球的棉花价格,将印度和非洲那些已濒临饥荒的国家进一步推向饥饿的边缘。关税结构旨在鼓励非洲国家生产原材料,而不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而这些被设定为发达国家分内的工作。26
第二个是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和能力来确保几乎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能力提高税收,以获得必要的收入来补偿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它们的机构的能力也有限;例如,发达国家拥有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出口行业提供融资,这些出口行业因贸易协定而受益,从而使其更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即使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机会被摧毁。
全球化在21世纪的变化
我在新千禧年伊始就写了GAID。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过去的1/4个世纪,我们遭遇了阿根廷危机、俄罗斯危机、东亚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我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生过战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后果。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信心一直不稳定。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大幅波动。虽然1/4个世纪前的标准模型是基于理性家庭和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以达到效率和稳定性的方式进行互动,但每个基本假设都受到质疑:企业和家庭往往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行事;27市场通常不是竞争性的;而且结果通常不是有效率的或稳定的。
毫不奇怪,今天的全球化与我在写GAID时存在不同之处。在后面的部分中,我将描述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简单的概述和简单的信息:虽然全球化在过去1/4个世纪发生了变化,例如,新兴市场发出更多的声音,但这些变化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发达国家的企业和经济利益仍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而是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多。因此,世界正在经历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不应该成为一个惊喜。全球化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会获益。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和金融利益一直是最大的赢家。但特朗普和其他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改革”是负和博弈:每个人都有可能失败,包括特朗普和他所支持的发达国家的工人。还有其他改革全球化的方式,可以确保所有或至少大部分公民受益。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包容性增长的更广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改革就会取得成功。
历史背景
在GAID中,我尝试着将在其出版时存在的全球化植入历史背景。28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灵魂和忠诚都在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斗争。这一斗争阻止了美国滥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在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自由统治的地位。它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来反映其价值观和原则—通过支持对人权做出承诺的政府,提供援助以消除贫困,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并确保年轻人获得教育机会。它是这样做的,但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它同时试图改变国际商业规则,以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尤其是其企业和金融利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以“工作,工作,工作”和“笨蛋,这是经济的问题”为纲领当选。他决定将贸易政策的重点放在推动美国经济利益方面,但这最终意味着美国公司的利益。在这样做时,美国失去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重要机会。
新千年的全球化
柏林墙倒塌后,一系列风暴来袭前,只有10年的相对平静。首先,1999年12月,西雅图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集中针对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把担忧贸易协定对就业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不公平以及对环境的担忧聚在一起。抗议者觉得他们知道谈判的方向:达成另一个有利于实现发达国家企业利益的贸易协定。抗议者赢得了当天的胜利:谈判没有开始。在GAID出版前不久,全球反恐战争于2001年“9·11袭击事件”开始。显而易见,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好东西更容易跨越国界,坏事情也是如此。在接下来团结一致的时刻,开启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即发展回合谈判,以承诺纠正之前贸易协定的不平衡,这些贸易协定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正如我在后面讨论的那样,这种团结精神是短暂的;美国和欧洲违背了改革贸易规则的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成长,14年后,发展回合被正式放弃。届时,更大的新兴市场表明它们可以站到美国的位置;而且美国还没有学会如何在这个新世界进行谈判—它无法驯服特殊的农业利益,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利益足够强大,足以确保为自己继续提供大量的补贴。但真正的风暴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使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出售不良抵押贷款,而全球化意味着来自美国的经济危机能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给数亿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美国力图通过其强有力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寻求复苏,其他国家变得更加不稳定:流动性飙升导致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汇率上涨导致出口下降和进口激增。
特朗普的崛起
所有这些让中性的全球化变成了一个坏名词,或者至少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化的怀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能像特朗普那样破坏对全球化的信心。29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似乎在向全世界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化的博弈中取胜,我们会撤回我们的承诺。美国认为它创造了服务于其利益的全球化,但当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时,这就决定着这些规则必须改变,否则就不需要全球化。
但21世纪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代截然不同,那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自由。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军事力量的极限。美国甚至不能确定赢得了对小型贫穷国家的胜利。它的软实力—道德价值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因其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方式、它在本国对待穷人的方式、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表现出的虚伪以及在选举中的金钱权力而被削弱。再一次,选举一位如此罔顾事实的总统(完全不担忧说谎),只是将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总之,随着软实力的削弱,经济实力的新的全球平衡以及军事力量的极限如此明显,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地重写全球化规则。
例如,特朗普曾抱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贸易协定允许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货物自由流通。这些将会有所变化,在近1/4个世纪前达成的协定或更多协定将被更新(NAFTA于1994年生效),但它们将会是相互商定的变化。美国有权退出协定,通常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退出,但与获得新的协定相去甚远。许多贸易协定(例如与韩国的贸易协定)不仅在美国,在其他签字国也遭到强烈反对。任何扰乱签署国内部和签署国之间利益和成本平衡的重大改变都将使协定死亡:公民现在认识到,没有协定比坏协定好。
因此,后特朗普世界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会阻碍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履行他的一些竞选承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需要国会的支持,而其他的则被法庭驳回。在上任几个月内,他对自己的承诺嗤之以鼻。对中国进口征收45%关税的承诺很快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届政府对中国出售低于成本的货物征收的标准税。即使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谈判,政府也没有提出如何扭转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的建议。事实上,第3章解释说,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美国的选民已经习惯竞选言论与随后的行动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过分夸大,所以差距也是如此之大。即便如此,由于特朗普已经证明边界很重要,企业现在在建立全球供应链时会更谨慎。
即使没有特朗普,全球化也很可能发生变化。2015年发展回合的贸易谈判瓦解,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全球协定。反对美国驱动的跨太平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TPP)和跨大西洋(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或TTIP)的贸易协定表明,推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企业驱动型协定将会越来越难。30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南南协定正在扩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言论激发了一股早已开始的潮流。例如,自2011年以来,太平洋联盟将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联合在一起,在美国大选之后大幅提升了它的关联性。亚洲还有一些地区协定正在推进。
新的全球经济
GAID中,我讨论了南北之间的一些不平等。过去15年来的一些变化只会加剧不公平的感觉。首先是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提高—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31其中大部分费用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美国拒绝接受任何公平分担责任的协定,以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甚至声称这是一个骗局,在这个领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32
第二个变化是东亚危机不可预见的后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不善的后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都说“永远不会再来”。它们理解全球化的好处,但它们也意识到,开放使它们面临无法控制的风险。为了管理这些风险,它们需要储备(通常是美元)以应对不时之需,尤其是像1997年金融危机这样的风暴。虽然储备已增加了数万亿美元,但它们知道,它们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渡过这样的风暴。
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政策主要由美国财政部负责,这给东亚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代价,但美国财政部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各国通常以美国的短期债券形式来持有储备,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向美国贷款。然而,它们的贷款利率很低(在全球危机之后的几年中,接近于零利率,这意味着实际上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获得的收益是负的),但通常从美国借款的利率要高得多。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大量转移到美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来避免丧失主权。
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建立全球储备体系。中国、俄罗斯和法国支持这样一个体系,联合国都已投票研究。33但美国反对这样一个体系,甚至反对它的可行性。毕竟,在目前的安排下,美国可以以接近零的利率从其他国家借钱,而且它们也喜欢这样做。鉴于美国的反对,该体系没有建成。34
第三个变化是知识产权和与之相关的支付日益重要。随着世界更多地转向知识经济,这些租金增加了,而且由于北方持有大部分专利,大量的资金从南方流向北方。再次,全球经济体系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使资金以其他方式流动而设计的,而不是资金从富国流向穷国来帮助它们成长,这似乎是在藐视地心引力。
第四个变化是作为东亚成功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模式可能即将结束。即使中国的所有制造业岗位都移到非洲,但考虑到非洲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预计将大幅增加,它也仅仅能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一部分的就业机会。35没有工作,特别是在欧洲,移民压力将继续有增无减。
至少从全球化管理的角度来看,也许最大的变化(特朗普之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它们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大增加。例如,中国在1/3个世纪内每年增长近10%,每7年增长一倍。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年份里,欧洲和美国的表现尤其糟糕。
全球体系再平衡
随着新兴市场在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声音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再平衡的需求变得更加明显。
当然,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小幅调整,不过似乎没有明显的效果。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表明,全球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而不仅仅是富裕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带来了中国、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其他8个新兴市场,并成为全球重要的会议。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消退,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歧阻碍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进展。也许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巴黎协定》由195个缔约方签署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36《巴黎协定》后,协定的力量得到了证明。世界其他地区坚定地声援支持该协定,美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和州重申了实现其雄心的承诺。特朗普到处被嘲笑。罗马市政厅展出了一个巨大的横幅:“地球优先”(取笑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提出了“让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的口号(嘲弄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毫不奇怪,鉴于全球化再平衡的进展缓慢,新兴市场发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声音时,这些国家已经把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有时是在美国的无效反对之下,努力保持其影响力。美国很难适应它的相对经济实力减弱的世界—我怀疑特朗普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了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增加发言权而重新平衡全球化并非易事。这需要合作,但只要美国坚持“美国优先”的地位,就难以达成。
推进的三种方式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对全球化表示不满。那么,问题就是全球化因此将何去何从?
增强华盛顿共识
一种方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改变:全球化的结构继续延续,其中依然由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制定规则并为其服务,这将增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我出版了GAID来解释为什么这不是世界应该走的路。尽管如此,在我写该书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这是世界未来的走向。
如果世界采取了这种方法,我认为我明白事情会如何发展。在GAID中,我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描述为就像从5万英尺的高空向下投掷炸弹一样。人们无法看到底层人民遭受的痛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重关注像失业率这样冰冷的数字,但10%的失业率背后是数百万没有工作的家庭。对于那些家庭来说,导致失业率达到8%的政策变化会造成一个差异化的世界,这种人的差异在统计数据的微小变化中根本无法捕捉到。但是,全球化倡导者所想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脱节甚至更大。他们有一个理论认为,全球化将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但他们甚至没有关于全球化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统计数字。
无法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
在我出版GAID时,对我来说,正在构建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不管怎样,在国家层面,政治并没有起到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右翼人士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拥护者,他们不愿意推行保护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的政策。相反,他们甚至拒绝援助那些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的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左翼的行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人。他们应该是全球化流离失所的工人利益的捍卫者,如果这些利益没有得到保护,他们应该反对全球化。然而,在实践中,他们被全球化利益的论据所俘获,也许有些人被来自金融部门的竞选捐款吸引,从而支持他们的全球化观点,也许是有些人甚至开始相信“涓滴”经济学。最后,随着他们的许多“基地”,或者应该是他们的基础,成为幻想变得明显起来,事情发生了转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有力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他身后不仅有很多工人,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甚至最终,即使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被迫远离丈夫的全球化政策。她甚至出来反对TPP。
新保护主义
我的一位前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经说过:那种不可持续的东西不会持续下去。虽然我担心很少关注普通工人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受到保护主义的攻击,但这次攻击比我预料的来得更快,更有活力,而且唐纳德·特朗普以明显的保护主义纲领成功当选。
退回保护主义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第二种方式。这种“新保护主义”(实际上与旧式保护主义有点不同)需要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建立一堵隔离墙,以阻止跨界移民(不必介意此类移民已经暴跌37),针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以及苛责那些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出去的公司。
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工人发生冲突。他认为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低薪工人有效地“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真正的冲突在其他地方:一方面是工人和消费者(9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公司利益。
新保护主义的前景并不比第一个办法(增强“华盛顿共识”)好。特朗普和其他反全球化者似乎不愿意全盘破坏全球化,新保护主义政策只会降低他们自称会提供帮助的人的生活水平。新的不满者完全有理由不高兴。但特朗普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新保护主义者“贩卖的蛇油”只会加剧那些已经受苦的人的困境。在第3章,我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
增强“华盛顿共识”是由它所服务的特殊利益所激发的政策,但对这些政策效力的信念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即自由、无管制的市场是组织社会的最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这些观念已经变得时髦时,经济理论早已显示出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实际推行的政策明显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贸易协定不是自由贸易协定,而是有管理的贸易协定,甚至相信小政府的银行家们也热烈赞同万亿美元的银行救助计划。)38
相反,对这种保护主义的信念并不是基于对公司利益或对未来的现实分析,而是对过去的简单怀旧,这种怀旧似乎对大量选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怀念一个永远不会回去的世界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好的美国人,对二战后的美国统治时期持有怀旧情绪,当时他们的制造业工作似乎很安全,工资很高,而且他们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超越了他们、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移民到美国时梦寐以求的任何事情。现在,许多家庭甚至在父母都工作的情况下也难以维持生计。那时,单一的经济来源便可以舒适地养家糊口。特朗普回忆说,正是这个漫长的时期再也没有回来,他承诺将它以及伴随着它的信心和社会结构带回来。但那不会发生。时间的箭头不能调头。
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将我们的世界重新塑造成美国主导的《天才小麻烦》的时代,让美国再次大行其道。二战后的这段时期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寻常。这场战争将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敌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剥削那些为了国家而冒生命危险的人似乎是不对的。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战后时期是一个快速增长但共同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看到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但底层的人看到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上层的人。
特朗普承诺使制造业回归。这是将被打破的许多承诺之一。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正在完成从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变。在19世纪,大约70%的工人从事农业。例如,在美国,只有不到3%的劳动力生产了甚至比肥胖社会消费还多的食物。现在,发达国家正在完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当然,就像农业仍然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作用一样,制造业仍然存在一部分。但它不会雇用像以前那么多的人,100多年前失去的农业工作将回归,但制造业的工作将不再回归。
二战后的时期还有其他特点,特别是在美国。高薪制造业岗位中白人男性的比例几乎总是高于女性和有色人种,并将他们置于工人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即使解放奴隶将近一个世纪,妇女获得选举权接近1/4个世纪,情况仍然如此。一旦减少了歧视,在许多领域(包括大学毕业生,随后获得进一步提高),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大量在旧秩序中可能成为“阿尔法男”的男人(通常是凭借不劳而获的社会优势),发现自己被超越。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他们正在以他们期望的方式攀登生命的阶梯,突然之间,有人被给了绿灯并超越了他们。
一些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对“美好的旧时代”39的渴望,如果不是那些被压迫者的视角,那么在特权者的眼中是好的,在白人男性的不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难怪他们呼吁让这个国家回归,并且被政治家们承诺恢复的那个旧秩序所吸引,这是他们无法实现的承诺。
第三种方式: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
如果以新的幌子回到过去的老贸易保护主义将无法奏效;如果增强“华盛顿共识”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第三种方法分为两个部分:①管理每个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结果,以确保减少损失;②不受公司和金融利益主导,以对发展中国家较公平的方式改写全球化规则。
通过包容性全球化使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服务
GAID强烈批评全球化进程,但它的批评是从特朗普的相反视角开始的。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他错误地认为我们的贸易谈判者被诓骗。现实情况是,对于任何从全球社会正义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人来说,是贫穷国家和普通工人得到了棒子短的那一端。新兴市场的伟大成就是,即使在这种“不公平”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它们也设法使全球化为它们和它们的大部分人服务。这就是全球中产阶级出现在中国、印度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的原因。40对于那些关心这些地区长期稳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全球经济并非零和博弈,其收益并非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付出。如果其他国家蓬勃发展,发达国家整体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增加。
但也有失败者:发达国家的工人,特别是那些技能较低的工人,以及贫穷国家中那些最贫穷的近乎自给的农民,他们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由于美国的补贴而降低了价格,这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的数百万人进一步陷入贫困。这些农民也以另一种方式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非洲和印度的荒漠化,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收入。
在全球层面,全球化还有其他一些运作不佳的方式。自由化时代开启以来,世界就被反复发生的危机烙上标记,更糟的是2008年。美国监管机构的失败加上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贪婪和完全缺乏道德标准41使全球陷入危机。自危机以来,世界一直在努力对金融部门施加一套规则以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危机。现在比2008年好很多,但很少有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使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内政策
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小国家,开始考虑全球化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从如何改变全球规则这个宏大的问题开始的。它们从一个更温和的问题开始:鉴于给定的游戏规则和它们自身经济的特定状况,它们该如何设计它们的经济政策。
发达国家必须采取两套核心政策:一个是制定总体经济框架,允许些许共同繁荣,并对受到全球化伤害的人进行社会保护,因为无论我们的经济体系运行得多好,都会有一些人被落在后面。那些脱离成功阶梯的人不应该陷入经济的深渊。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进步的议程,它承认市场、国家和社会各自扮演的角色。即认识到市场往往效果不佳,即使它们效率很高,它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在社会上往往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进步的议程要意识到市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必须进行组织的。
在过去的1/3个世纪里,“游戏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早前我描述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个观点是,通过剥夺限制经济的规制的方式释放市场,通过降低税率激励个人和企业,市场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经济将会增长,即使顶层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份额,每个人(甚至底层的人)都会富有起来。更好的做法是获得一个大蛋糕中较小的份额,而不是小蛋糕中较大的份额。目前,世界各个尝试过这个方案的国家的结果是:惨淡的失败。不平等增长甚至超过预期,但增长放缓,结果在一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几乎停滞不前。新规则造成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和短期主义,公司高管将重点放在季度报酬和自己的报酬上,而不是放在托付给他们的公司的长期福利上。现在博弈的规则必须为21世纪再次改写。
我们从过去1/3个世纪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需要抑制公司治理(首席执行官获得公司收入越来越大份额的能力)、金融部门(包括掠夺性借贷、市场操纵、2008年危机中变得尤为明显的信用卡滥用行为)以及市场势力的滥用。工人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跟上,部分原因是工人的谈判能力减弱,部分原因是劳动立法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是全球化。世界已经改变,不再有终生的工作,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跟上。
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指出管理全球化的规则需要重写,但不是以勒庞和特朗普倡导的保护主义方式。为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在这里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太小,不足以支配全球化规则,正如特朗普错误地认为他能做到。为了管理全球化,他们必须转向国内,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开放原则来制定政策,确保全球化的好处得到充分分享,这样就没有人或至少没有显著的群体落在后面。42
在过去的1/3个世纪里,全球化的失败和承诺还有一个含义:政治家们不会仅仅承诺帮助那些落在后面的人,还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网,或许只是提供一些工作培训。那些将全球化视为危及他们未来的工人不仅需要一个安全网,他们还需要在“溺水”时有能够抓住的东西。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老旧承诺也不再可信。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承诺;经济和社会制度应当为所有人服务,即便工人由于贸易、技术进步或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失去工作,经济和社会制度仍正常运行,只有这样才会使大部分人放心。
在第4章,我从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视角来阐述可替代的全球化的概况。
本书的结构
《全球化逆潮》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我描述了“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即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不满中加入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的好处少于它的倡导者所宣称的,以及为什么全球化让许多人变得更糟,为什么对全球化有这么多的愤怒。然后,我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新保护主义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并描述能够实现全球化将让所有人受益的替代政策。
第二部分是原版的再次印刷,基本上没有改变。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原文着重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要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人们必须了解我们如何到了今天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关键阶段,也就是人们对全球化表示乐观时,我写了GAID,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化。43
最后一部分是后记,接着GAID结束的地方:它描述了随后15年全球化争论的演变,以及当今的全球情况与当时有何不同。当GAID首次出版时,有许多有关全球化如何进展的争论。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结果如何?从长远来看谁赢了?谁输了?后面的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关注了后特朗普世界可能出现的新全球化。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来自欧洲的负面消息接连传出。伴随着半数青年失业,希腊处于一片萧条之中。极右势力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在加泰罗尼亚这个临近巴塞罗那的地区,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其从西班牙独立出来。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欧洲的大多数地区正经历着损失惨重的十年,这十年内的人均GDP甚至要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甚至就连欧洲所欢庆的成功也预示着失败:西班牙的失业率从2013年的26%下降到2016年年初的20%。尽管如此,接近半数的青年仍旧处于待业状态,1倘若尚未离开这个国家的青年才俊到其他地方谋求就业机会,失业率甚至将会变得更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伴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控经济吗?确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他2003年演讲时就向美国经济协会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2伴随着市场状况的改善,掌控经济难道不应该变得更加简便易行吗?经济运行良好的标志是高速的增长以及低失业率,人人皆可得益于此。而欧洲目前的情况则刚好与之相反。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解释这个谜团:1992年起采取单一的货币政策,却并未为这一政策提供运行的机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决定。良好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不能保证繁荣稳健的发展,但存在缺陷的货币政策体系必将导致萧条和衰落。在多种货币政策中,常常会导致萧条衰落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挂钩,即一国的货币价值相对于他国货币价值或是某种商品是相对固定的。
美国在19世纪末的萧条与金本位制度不无关系,由于每个国家都将其货币价值与黄金价值挂钩,因而也就内在地包含了会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挂钩的关系:由于黄金储量有限,黄金的匮乏将会导致普通商品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这种现象如今我们称之为通货紧缩。3事实上,货币正变得更有价值,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户贫穷加剧,他们的账务偿还起来变得愈加困难。1896年的选举现场,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发言针对“美国是否会‘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辩。4
因此,金本位制度由于使得大萧条危害加重、持续时间延长,一直以来广受非议。那些尽早抛弃了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在大萧条中得到了较快的恢复。5
尽管历史上早有此先例,欧洲仍决定采取单一货币制度,这种举措使得金本位制度曾经带给世界的灾难重演——欧洲又陷入同样的桎梏当中。金本位制度失败了,不像那少有的被称作“金甲虫”的金本位制度主张者一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种制度重建。
对于欧洲的问题,欧元不必受到指责——欧元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的。所要做的是对货币联盟的结构本身进行改革,而非作用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实体上。对于这些将要实施的改革,欧洲是否有足够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尚且有待考证。由于缺乏变革的经验,和解将是解决此前混乱局面的良方。这里我将阐明应该如何处理分歧。
在2015年,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有着5.073亿常住居民以及16.3万亿美元的GDP,生产总值仅仅略小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6(考虑到汇率差别很大,国家相对规模也是如此,在2014年,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在欧盟内部,19个国家采用了相同的货币制度——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制度的“试验”并非早已有之——欧元是从2002年才开始流通的,尽管早在此前十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7并且在这一想法提出三年后,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就采取措施将其货币价值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挂钩。2008年,这一地区陷入萧条,并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一并带入这种境地。如今美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是一种美国式的滞后的复原,然而欧洲,或者具体来说是欧元区,其改革仍停滞不前。
这次败局对于那些不少仍处于萧条之中的危机国家来说,显得尤为紧迫,这一点自然无可厚非。但并非仅仅对于那些被冠名为欧元区的国家来说有着重大影响,对于整个世界皆是如此。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能够导致全球化环节重要组成部分停滞不前的因素,都有可能危及众人。
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民主的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在文化界和政坛,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从1959年到最近几年,我曾数次出游欧洲,大约是每年去几次的频率,其中曾有六年的时间求学、授课于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欧洲政府官员多次打交道(多数接触的是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接触并不频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爆发之时,我与几个危机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我担任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顾问,并且还是希腊前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顾问和旧友),我能够获得危机国家内所发生的,甚至是关于这些欧元区议会内采取应对措施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欧元试验”的结果一度是可以预见的。8经济学家不会委身于实验室,而是通过那些自然发生的、由政策抛出的试验来验证我们的想法。我坚信,欧元教会了我们许多。它是一种由并不完善的经济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提出的,是一种并不能长期奏效的体系——早在大衰退时期,它的缺陷已然暴露于人们面前。我相信,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来说,那些潜在的不足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不足之处促使了失衡状态的形成,这种失衡的状态正是目前逐渐呈现危机的元凶,而且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加以恢复。
自从我数年思索并论述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以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充当他议会经济顾问的主席成员以来,这次“试验”对于我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工作致力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TFA,开放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的边境贸易;我们也致力于创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组织于1995年创建,并作为贸易管理法案的国际规则的开端。创建于1994年的NATFA并没有欧盟那么野心勃勃,它允许工人们自由出入边境。较之于欧元区来说,这一组织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这三个国家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货币制度。但即便如此,这种有限的一体化仍旧带来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自由贸易协定”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噱头,这一点变得日渐明晰:这其实是一个受到约束的贸易协定,约束条件是为了某些特殊团体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一体化之间悬殊差异所带来的结果,还是对于那些在并不完善的民主进程背景下出于良好意图的领导人所制定的国际协定的结果,都令我变得十分敏感。
从克林顿的手下离开后,我供职于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我面临一系列新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这与政治一体化是不相一致的。我见到我们的兄弟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那些需要它援助的国家强制采取一些它(或者说是它的捐赠者)认为良好的经济政策。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大错特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往往会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我一度竭力去理解这些错误以及为什么这一组织会有如此所作所为。9
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时候世界银行也是一样)在发展国家、扩张市场上采取的措施,与那些在大衰退的复苏时期应用于希腊以及其他受灾国家上的政策,是存在相同之处的。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显著的共性:这些项目接连令人失望,并且受到被实施国公众的一致反对。
如今,新提出的危害全球化而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法案正受到抨击。这些一度为了共同利益而由政客于会议桌前“闭门造车”的贸易法案,其作用于遍及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国度。这些协议见证了与政治一体化并不同步的经济一体化持续增长的野心。它们最为有持续性的特点之一是:当机构的预期利益由于新的管理条例而受损时,它们能够对国家提出诉讼——一国政府并不能容忍在其领土上发生此种损失。管理的权利,以及面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规则的权利,是政府行政职能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从本质层面来说,欧元区项目与其他例子是有差异的:其内在包含了强烈的政治一体化的意图。在新的贸易协定之下,能够影响这一贸易领域所有市民的议会主体,并没有任何制定和谐化规则标准的意向。合作的议事日程只是简单地停止了规则的制定,甚至更好地撤回了那些规则。
但是,由于“单一货币政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与利益主体的影响,它并没有实现其经济意图——带来繁荣,也没有实现其政治意图——带来凝聚力。
因此,尽管本书致力于阐述欧元的批判性问题,它的影响却是更为广阔的:它能够为我们展现,当由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而非证据和经济科学理论锻造的备受争议的经济学说驾驭了议事日程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那些出于好意的尝试,是如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的。
这里我所讲述的是不同主题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例子,这也是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的方向,那些主题在全球范围有着一定的反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观点的影响,尤其是有关自由无约束市场内效率及稳定性的观点(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集合),这些观点塑造了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内的政策制度以及机构组织。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那些支配着发展学说的政策,这些政策被称作华盛顿共识政策,它们造就了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处境。10本书介绍的是,这些相同的观点,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进程——共享货币政策并将其偏离了轨道的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下一步政策的。
因此,有关这些观点的斗争无数次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事实上,在一些例子中,那些呈现出的论据和证据是基本相同的。在欧洲的艰难斗争与美国是相似的:保守派试图压缩政府开支,包括有着急切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源闲置仍旧如此。在欧洲,有关正确的预算结构的争论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多次遇到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是相似的。事实上,理解这些争论的全球影响力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一大原因之一。
这些争斗中所运用到的那些观点不仅仅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在这里我所持的观点比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要更为宽泛:不能仅仅知道了一个人改善经济状况的途径,就由此判断他的处世准则。但是,特定的观点是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从大体上来说,政策服务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这一点不足为奇,哪怕那些为他们争取利益的概念往往是模糊抽象的。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推出一个结论: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分离。全球化往往不能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创造利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并不能赶得上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这一点也恰恰解释了欧元败局的成因。
在我最近的研究中,一个更为深入的主题是不均等性。11经济学家往往关注均值,比如生产总值或者人均产出的平均数,有些时候政治学家也是如此。但是在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同时,多数市民的生活状况却在恶化。最近的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蛋糕如何分配并不重要——这是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似乎分配的结果是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更为关心的问题。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道,“在诸多主流观点中,对健全的经济造成危害的、最具诱惑性的,在我看来最具毒害性的,就是过度关注分配的问题。”12
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不均等性会影响经济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13不均等性还会影响到美国的民主以及社会功效。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关注不均等性,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可能的后果:更为基础的道德问题尚且悬而未决。
欧元导致了不均等性问题的加剧。本书的一大主要论点正是:欧元加重了两极分化。在这些国家中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比如在2007年,德国的GDP是希腊的10.8倍;而在2015年,成为希腊的17.5倍。这种分化也造成了欧元区国家间不均等性的加剧,尤其是危机国家。即使是那些在欧元问世前就试图采取措施削弱不均等性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这一点不足为奇:受到高失业率危害的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高失业率所施加的压力促使薪酬下调,政府由于经济紧缩而缩减了开支,这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政府补助为生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议事日程并没有在增加经济的平均增速上取得成就,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成功地”加剧了不均等现象,至于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欧元试验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
另外的两个主题则与我参与过的两个经济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基于此种经济体系的市场并非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共识。14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那只由个人利益所驱使却在整体上推动了整个社会良好运营的手,确实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并不存在。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资本主义的开端就预示着危机。15
经济学家提出的标准模型简单地假定市场是均衡的,换句话说,如果出现了经济下行,它会迅速地恢复到正常水平。16这种经济下滑后会自行恢复的观点是理解欧元区经济结构框架的关键。我的个人研究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并未如期恢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恰如其分却略带悲伤色彩的解释。
财政体系的作用对于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财政体系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提到,倘若不加以规范,财政体系可能会导致那些伴随着兴盛与衰落的经济不稳定。17欧洲发生的事情再度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也揭示了在那些由危机引发的、在当代经济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中,欧元区的设计以及所提出的政策是如何对其做出应对的。
最后一个主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但在本书中,却只是点到即止,它包含关于经济中暗含的价值:第一,经济应当作为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方法,用以增加个人或者社会的财富。第二,尽管生产总值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安全在内的广义概念,个人财富却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总值这一标准的概念,还取决于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对社会团体和政治机构的信心、民主参与制度等。第三,欧元作为一种手段,而且并不是一种针对其自身的手段——它的存在旨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经济凝聚力。反过来,这也会有助于实现更为长远的目标,包括促进国家繁盛、发展我先前提到的那些基础价值观等。但显而易见,事情并没有朝着它所既定的目标前进。方法是其自身的方法,终极目标却被忽视了。欧洲失去了它前进的方向。这种失控的特性,并非欧洲现象所特有的。它已然在多处发生:似乎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全球通病。
在某种程度上,欧元区的故事是一场道德剧:它揭示了没有与选民充分交流的领导,是如何制定出并不能服务于其市民的制度的。它表明经济利益往往被放在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为重要的位置,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的跋扈行为带给经济结构的效益微乎其微,却将大多数市民置于风险当中。
那些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政治学家基于自己的考虑,将这个满是陈词滥调的故事讲述出来,仅仅是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却招致无穷无尽的长期后果。欧元区的设立将会使得短期困境中的国家得到较强国家的援助,坚持提倡这种想法的人必定是自私的投票者。但若是没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共享,任何一家货币联盟都难以运行。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欧盟,这个欧洲大陆上诸多国家的进一步一体化,是最近60年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若是预见了它的衰落,或者是表明它可能会衰落,又或者是表明欧盟的某个方面——货币体系——可能会衰落,都会被视为异端。但现实往往会传递出令人不快的信息:欧元体系已然破裂,倘若不加以修复,损失将会更加惨重。若是以大多数市民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现存的系统,哪怕加上它最近的改革都很难长期存活。这种损失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其他方面比如我先前提到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令人不安的改变,以及极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尽管欧元的失败并不该为这些趋势负全责,我仍旧认为,多数市民所承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就算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也会是较为重要的一个。
这些损失对于兴起中的欧洲无疑是惨重的,将其未来置于险境,将其志向消磨殆尽。他们也许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了解经济现象背后所暗含的内容,但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依赖于那些说服他们支持创建欧元并邀请他们加入欧元区的人,那些承诺欧元的创立将会带来空前繁荣的人,那些人当时还承诺,只要坚持将赤字和负债维持在相对生产总值较低的水平,不久之后贫困的国家将会赶超富有国家。现如今,仍旧是那些对他们做出承诺的人,告诉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有方针、有策略,尽管短期来看会有伤痛,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在我看来,如果欧元区不做出改变,现实将是令人沮丧的,并且如果欧元区按照德国之辈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改变,情形将会变得更加不容乐观,但本书对此仍旧是寄予了希望的。在政治上更为一体化的欧洲将会是更为强劲、更为繁盛的欧洲,这一点传递出富有希望的信息,无论是对于起步阶段的欧洲,还是对于那些相信欧盟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种与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方法相异的前进路线是存在的,事实上,欧洲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前行路线,每一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的团结性做出了要求。
欧洲犯了一个简单易懂的错误:它认为向着一个一体化的大陆迈进,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货币联盟,共享同一种货币制度。如果欧盟想要保留,那么对于欧元区和欧元来说,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政策上,都需要深度改革。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欧元是人为的产物。它的问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则。如果有必要的话,欧洲的货币制度可以重建,欧元甚至可以被抛弃。欧洲也好,其他地方也罢,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方针,改写我们的经济和政党的规则,从而实现惠及更多人的繁荣、更为深化的民主,以及更为稳固的社会凝聚力。
本书寄希望于能够给欧洲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指导方针,并为欧洲迅速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起到推动作用。欧洲必须重拾欧盟始建之时追求崇高目标的视野。欧盟是如此重要,不该被欧元摧毁。
---------------------------巨大的鸿沟---------------------------
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当代美国社会中间,将那些被称为“百分之一”的巨富们和其他人隔绝开来——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不论忧愁烦恼还是心愿抱负,甚至点滴的生活细节,都和我们判若云泥。
普通的美国人担心的是孩子上大学的高昂费用、家庭成员的大病医疗和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在以往如潮汐般汹涌的经济大萧条中,深陷其中的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所想的只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然而即便如此,数百万人已然失去了居所。
而那些“百分之一”的富人们,谈论的却是其他的问题。诸如应当买什么样式的喷气式飞机,如何更好地避税(试想如果美国叫停瑞士银行的信息保密协定会怎样?开曼群岛还安全吗?安道尔呢?),等等。在南安普顿的沙滩上,这些人相互抱怨着邻居家的噪声,而自己却坐着直升机在纽约进出自如。他们同样也担忧自己若是身家破败会怎样,只是这必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且很少会发生。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一位为人爽朗又热心公益的亿万富翁举办的晚宴。被这条巨大的鸿沟持续困扰着的他将一些商界巨擘和前沿学者,连同其他一些为经济不平等担忧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在晚宴前的闲谈时间,我碰巧听到一位通过继承一大笔财富而晋升的亿万富翁在谈论一部分懒惰的美国人搭便车的问题。而此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大言不惭地谈论避税话题。席间,绝代艳后和断头台的故事被这些富豪们数次引用,以相互提醒不能让不平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勿忘断头台”为晚宴定下了基调。这次宴会中这些富翁阐释的观点,正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在美国,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它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产物,而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手段造成的。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应当由政府来改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越来越多的富翁们意识到,假使社会大众的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的财富赖以增长的宏观经济也难以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百分之一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迫切关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乐施会从精英云集的201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中带来了证明世界经济不平等的有力证据:假设有一辆载有85位世界级的亿万富翁的客车,它所承载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人口中较为贫穷的50%,即30亿人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一年之后,这辆客车需要的乘客数变少了——80位亿万富翁就足够让这个天平平衡。同样惊人的是,乐施会得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这个世界将近一半的财富;并且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将拥有能与余下的99%人口总和相等的财富。
然而,这条巨大的鸿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犹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齐步前行,大众分享着繁荣的果实。底层贫穷的人们财富的增长速度比上层富有的人们更快。
那正是美国的一个黄金年代,但即便是那时年幼的我,也能看出日渐显露的颓势。在密歇根湖南岸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工业重镇长大的我,已然被贫困、不平等、种族歧视和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浪潮的景象所包围了。劳动纠纷在那时十分普遍,因为工人们都想从国家备受称赞的繁荣时代中分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媒体用华丽的辞藻表示美国已然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但我能看见的只是那些低于中产阶级的人们,在这社会的变革中寂然无声。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我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收入规划好了生活方式,而这也是对鸿沟宣战的重要部分。那时的我身上穿的是哥哥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母亲在店铺促销的时候买来的,价格虽然稍高,但结实耐用。“可不能捡了芝麻丢西瓜”母亲这样说。母亲在大萧条时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帮着父亲管理保险业务。在她工作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就由我们的“帮忙阿姨”照看。“帮忙阿姨”名叫米妮·法耶·埃利斯,是一位阳光可爱又勤劳能干的阿姨。即便那时我只有10岁,我心中还是有些许疑惑:为什么在这个本应所有人都富有,本应给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国家里,这位阿姨却只读过6年书?为什么她要来照看我们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们呢?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的母亲终于有机会去追求她自己的人生理想——重回学校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证,去小学教书。她在加里城公立小学教书。白人身份让她免试进入了学校,于是她在这所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中成为少数白人教师中的一员。在她67岁被强制退休的时候,她开始在印第安纳州西北的普渡大学教书,为了能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接受到大学教育而努力工作。在她跨入耄耋之年的时候,她终于退休了。
就像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变革的到来总是缺乏耐心。我们被告知社会的变革是很难的,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尽管我并没有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加里城经受苦难(除了一点点的歧视之外),我却和他们感同身受。在我研究国民收入的相关数据几十年之前,我凭借直觉感受到美国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机遇之地。一些人或许有很好的机会,但另一些人却几乎没有。小霍雷肖·阿尔杰像是一个神话,但是他的经历是很多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所无法复制的。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国家提供的机会:因为得到一份国家奖学金而进入艾姆赫斯特学院读书。这份机遇让我得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把握更多的机遇。
就像我在《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一书中提到的,在我就读于艾姆赫斯特学院的第三年,我从物理专业转到了经济学专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像现在这样运转的。我选择做一个经济学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理解不平等、歧视和失业,我更希望它能教会我如何防止这些弊病危害国民。在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章里集中探讨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会(由关注数学和统计应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性协会)中展示,并于1969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依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框架。
对有关经济不平等问题分析的读者不多。大众中如此,经济学家中亦然。人们对这个话题并不关心。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有的人甚至对此抱有极大的敌意。自里根成为总统开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极大的深化了,但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态度依旧是无视。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坚称:所有对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有害无益的研究方向中,最诱惑而毒害最大的就是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2
和很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一样,卢卡斯教授所倡导的帮助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国家经济的蛋糕做大。他相信,假使我们过于关注那块分给穷人的蛋糕,就会减少对如何把蛋糕做大的研究,而后者才是更为基础的问题。经济学长久以来的传统认为这两个问题(关于效率和分配的问题,即关于蛋糕的大小和蛋糕的分配)是可以分开考虑的;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找出把蛋糕做到最大的方法,这个任务是艰深但又重要的。至于如何分蛋糕那是政治上的事情,与经济学家们并无关联。
诸如卢卡斯教授的一类观点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中十分盛行,也就无怪乎经济学家几乎对国家中日渐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视若无睹了。他们不会关注在GDP不断增长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的现实。这种忽视说明他们是无法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的,他们不能明白这样增长的不平等中蕴含着什么,更不能制定出能让国家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策略。
这就是我在2011年《名利场》杂志中将这个问题分享给更多人时大受欢迎的原因。最终刊登的文章《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也确实比我几十年前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了更多的读者。我在《名利场》的文章中谈及99%的美国人都在一条停滞的船上的社会现实,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那99%”。那篇文章中谈到的理论在下文中会反复出现:如果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那么我们这99%的人和那1%中的很多人都能从中受益。那1%中的人若是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就更应当帮助建立一个分化更少的社会。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引起一场新的阶级间的斗争,而只是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凝聚力,以弥合这个由来已久的巨大鸿沟。
本文同样针对“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不平等的增长”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不仅仅是有关价值观与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有关经济的问题,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关乎我们的国家认知的问题。在这之中还有更大的战略性利益。尽管我们维持着庞大的军费开支——近乎是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半,但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显示出了武力的局限性:即使在那些比美国弱小很多的国家中,我们也不能牢牢掌控哪怕是很小一块土地。美国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软实力”,在于道德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力,在于它为其他国家做出的示范,和它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构想。
不幸的是,由于这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美国经济已经不再为大部分美国人民服务——修正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25年前,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是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陷入停滞时,中国已然让5亿人口脱离贫困。一个不能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经济模型显然是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效仿的。
《名利场》杂志中的文章思路在我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得以延续。在那本书中我对一些话题做了深入探讨,也正因为此,我在2013年受到《纽约时报》邀请,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我将之称为“巨大的鸿沟”。我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文章,能够进一步警醒国民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我们信任的那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当中社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在个人机会上是极不平等的。我们的不平等体现在各个方面。但这些并非不可避免,它们不是经济学定律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只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产物。若是现在的政策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将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无论怎么测量)和更少的不平等。
我最初为《名利场》杂志写的那篇文章,以及我为“巨大的鸿沟”系列栏目写下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在这15年间,我还每个月为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专栏。最初我是想为东欧剧变之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新兴的经济学观点,但在这期间世界报业辛迪加大获成功,以至于全世界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转载它的文章。当然,我为世界报业辛迪加写下的很多文章都是有关不平等的。这本书中包括了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和在其他一些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尽管这些文章的主体是不平等,我依然决定加入几篇有关大衰退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于2007~2008年经济危机时和危机后,美国与世界经济陷入“大颓靡”的时候。我把这些文章加进本书当中,是因为经济危机和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平等导向经济危机,而危机会扩大现有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深化使得经济严重下滑,让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当然,就不平等本身而言,其对经济危机的深度和时长并没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但事实上,经济危机并不是上帝的意旨,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或是地震。它是我们给自己埋下的祸根,过度的不平等是我们自身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后果。
这本书大部分是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原理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政治与经济是不能被严格划分开来的。在这本书的很多文章,包括我之前《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当中,我这样描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不平等容易演变为政治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进而增长了经济的不平等,在美国这个给金钱赋予无上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更是如此,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但这个过程却在近几年加深了,这要归咎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成百上千亿的资金被用来保护银行而不是用来保护房屋持有者,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被这样的政治进程迷惑了。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他一手操纵放松管制政策,经济危机由此滋生)等人的影响下,奥巴马政府最初不但不支持,甚至还反对重建房屋信贷,以免除美国人遭受掠夺性和歧视性的银行贷款。难怪这之后很多民众对上下两院均表示不满。
我一向反对增删之前写下的文章,或是修改它们。我也不会把删去的东西加上来以满足所谓的字数要求,重要的观点和想法是必然要保留的。3用新闻体写作有很多优点,字斟句酌,言简意赅,突出时效,又没有学术写作的诸多繁文缛节。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会引入一些时新的讨论,而又谨记除此之外要将更深层次的信息传达出去。我希望这本书能在这些宏阔的主题上表达得体。
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很少写专栏。而直到世界报业辛迪加在2000年邀请我的时候,我才开始每月按时为他们写作专栏。这项任务让我极大地增加了对那些每周写一到两篇专栏的人的尊敬。相比而言,每个月写一篇专栏则是有很大选择空间的。在每个月中世界发生的诸多经济大事里,总有一个是最值得关注并能够传达更多信息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4项社会的核心元素造成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当中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即这条巨大的鸿沟:一是管理不善,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州政府的角色问题,四是市场的问题。就像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4个元素互相关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与宏观经济的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之间,前者既是后三者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不论全球化带来了多么迅速的增长,它仍旧加剧了不平等,而正是如此,我们对全球化的管理开始产生了不妥之处。对我们自身经济和全球化进程的管理不善反过来又和我们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利益群体产生了关联。我们的政治体制越发代表那1%的群体。但是当政治成为我们当前问题的部分原因时,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来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市场自身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受约束的市场只能带来更多的垄断、更多的金融行业违规和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只有通过民主机制的改革,即让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更多地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才能弥合这条巨大的鸿沟,让国民共享、国家繁荣。
本书中的论文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有一篇小的介绍性文章导入,以介绍该部分写作的背景,或是谈论一些在这些文章中未能详谈的问题。
我将以“序幕:裂痕初现”开始。在经济危机前的几年,我们国家经济的领导者(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夸口说新的经济模式能够使我们避免先前危害我们经济的经济波动,这所谓的伟大的改进能够让我们进入低通胀率和“高”增长率的新时代。但稍稍靠近一点看,就能发现这堂皇宣言的背后是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腐败(其中的一部分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更坏的是,经济的增长成果并没有由大多数美国人分享,巨大的鸿沟只是日渐加深。这一章中将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它的后果。
在第1章将介绍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关键问题(包括《名利场》杂志中刊登的《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和《纽约时报》中“巨大的鸿沟”系列的开篇文章),之后我将在第2章用两篇文章回忆我早期是如何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第3、4、5章将会阐述不平等的测度、原因及结果3方面的问题。第6章中我将集中讨论对于一些核心政策的看法。第7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情况以及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设计。最后,第8章我将探讨当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劳动力市场的积弱。我在这一章中提出了我们如何能最好地解决劳动力与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让他们在体面的工作岗位上拿着合适的工资。后记包括了和《名利场》编辑卡伦·墨菲的一篇访谈,其中谈到了一些在不平等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哪一步走错了?那1%的人不是创造就业的人吗?如果社会更加平等最终是否还是会伤害到那99%呢?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在始于200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上百万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并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还有很多人将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费进行了投资,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投资的价值不断缩水。这场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已经使得全球范围内几千万人丢掉了工作,使上千万人沦为贫困人口。1
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信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曾许诺给人类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大肆鼓吹具有惊人创新能力的新经济、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人们都认为所有这一切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消灭经济的周期波动。即使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联手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但至少我们能将其驯服得更温顺一些。
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长期珍视的思想观念。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并且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在维持低通胀上。然而,如今即使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承受这一理念后果的人们而言,他的反思已经太迟了。
本书是一本关于思想冲突的书,它要澄清那些曾导致我们采取了错误政策的思想理念,这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我们突然陷入这场危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但是没有一场危机不会留下思想遗产,更不用说眼前这场如此严重的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将结束一个我们长期争论的命题:究竟何种经济体系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
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或者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再次出现类似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的灾难。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并将这一失衡的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其他国家。
本书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导致这场危机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核心决策者无法看清这个令人头疼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我们制定何种政策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事实上,已经犯下的政策性错误将使得低迷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机只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还关心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不会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全世界就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考验着很多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危机过后,这些挑战将依然存在,并将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却会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会在政策和思想领域产生变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将不仅仅降低危机再现的可能性,甚至会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创新活动。但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一个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脆弱经济,我们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机时代将会出现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好坏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 ★ ★
人们可能认为经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有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讨论将会结束,这些人宣称无约束的市场自身将会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场危机的阴霾最终消散之前,人们不会再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的,不相信仅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诸事运转正常。
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给出了对这场危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只是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没有谁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议我们停止开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建议我们尽快回归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没有做错事情。2给银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调整一下监管措施;给公司高层一些严厉的训诫,让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于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欺诈;在商学院增加更多的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我们就会重获繁荣。
本书认为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过去的25年中,这些被认为能够自我管理的金融机构系统已经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幸运地存活下来,我们还得出了错误的经验结论: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自我正常运转。实际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就如同医生从病理学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过观察非正常情况下事物的表现来获得有关事物正常运转时的知识。在分析2008年的危机时,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其他分析人员所没有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危机专家”,一个“危机病”医生。这次危机不是最近几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已经有规律地频繁出现,相关统计表明,在1970~2007年共发生了124次。3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好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看到了产生于泰国的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这是经济危机传染的经典案例: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场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以阿根廷危机为例,作为墨西哥危机后遗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机始于1995年,后来受到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1998年巴西危机的影响而恶化,但是直到2001年这场危机才最终全面爆发。
经济学家可能会对自70多年前大萧条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如何应对危机有了统一的意见和方法。在1997年,当我看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东南亚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时,我感到震惊,这些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曾经使用过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我看到2007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次我看到的危机和10年前的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只提及一点,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公众都会否定危机的存在: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都否定东南亚出现了衰退或者萧条。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如今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听到时任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的让·米歇尔·塞韦里诺使用“衰退”和“萧条”来形容那时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但是当我们看到处于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岛的失业率高达40%时,我们又能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经济低迷状况呢?
在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否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统认为我们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在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醉汉驾车一样经常突然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它们会救助一些银行并让剩下的银行自行其是。它们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决策背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布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务实的,但是,公正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当衰退的阴云开始笼罩美国经济时,人们经常询问经济学家是否可能会出现另外一场大萧条,或者至少是一场深度的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答说:“不可能!”对于许多专家而言,在经济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知识,此时出现这样异常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犯过错,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错误。
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确的政策,但很明显的是,那些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认为这些理论是管用的,但他们错了。有缺陷的政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的东南亚危机,而且加剧了那场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留下的只是被重创的经济和成堆的债务。
从一定程度上讲,10年前的失败实际上是全球政策的失败。危机重创了被我们经常称为全球经济系统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们认为,由于他们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西方银行进行了保护,因此不必太担心这些受灾国家人民的生计。如今,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重振经济时,他们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错误。
自由坠落
当世界经济2008年的表现如同自由落体一般时,我们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体一样坠落。我们长期对于经济、对于美国、对于我们认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在上次重大的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2月15日,三个人的头像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他们分别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看好美国经济的财长罗伯特·鲁宾以及二人大力提携的拉里·萨默斯。他们被贴上了“救世委员会”的标签,在公众的眼里,他们被视为救世主。2000年,最火的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将格林斯潘的自传取名为《大师》。5
由于我在应对东南亚危机中看到了第一手资料,因此我并没有像《时代》杂志或者鲍勃·伍德沃德那样对这些人还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以及大多数东南亚的老百姓来说,那些听命于“救世委员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使得危机比没有这些政策时表现得更糟。这些政策表明他们缺乏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当面对经济低迷时,我们亟须扩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6
社会已经对久远的经济学大师失去了尊重。最近几年,我们不仅向鲁宾和格林斯潘这样的“大英雄”问计,而且实际上我们又把华尔街当成了全部,我们试图从华尔街那里获得有关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经济系统如何运作的全部秘密。但是,现在我们又能转而依赖谁呢?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提供的高见就是让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放松管制。
不幸的是,公众的注意力经常从思想的争斗中转向对个人角色的关注:制造危机的坏蛋和拯救人类的英雄。其他人会写书,实际上已经有人写了,指出是这个或者那个政策制定者,这个或者那个金融高管导致我们遭遇了现在这场危机。本书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认为所有诸如放松管制这样的关键决策的产生从本质上讲都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利益、思想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远不是任何特定个人影响所及。
当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时,他是在寻找可以执行其放松管制政策的人选。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作为央行掌门人由于成功地将美国的通胀从1979年的11.3%降低到1987年的3.6%而广受赞誉。7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业绩足以让其自动连任。但是沃克尔深知管制的重要性,所以里根希望能有人来接替沃克尔的工作。即使格林斯潘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也会有很多人能够并愿意继承放松管制的衣钵。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格林斯潘那里,而是放松管制的思想在作怪。
本书主要说明经济理念及其如何影响政策,澄清这次危机和这些理念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本书不是侦探小说,但是恰到好处的神秘感是好故事的重要元素: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如何步入自由坠落的深渊的?什么样的政策和事件触发了2008年的重大衰退?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我们就不能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也就不能使我们真正走出危机或阻止下一场危机的来临。剖析要为这次危机承担责任的所有因素,如银行的恶劣行径、监管者的失职或者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为什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要为这次危机负责。
寻找危机的根源就像剥洋葱。每一个答案都会进一步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也许会诱导银行家们的短视和冒险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不恰当激励机制呢?现有的答案都认为问题出在公司治理上——一套决定激励和薪酬支付的制度。但是为什么市场不对糟糕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实施惩罚呢?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最优者生存,那些为公司长期优良业绩而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会最终繁盛起来。此次危机证明这一理论是有问题的。人们可能认为这场危机的问题在于金融部门,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在其他部门、领域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时,除去那些新的金融产品如次级抵押贷款、担保债务产品之外,这次危机和之前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危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产生泡沫,然后破灭,最后是灾难性的破坏。银行根据已经被泡沫高估价值的抵押资产进行不良贷款,这一切都支撑了泡沫。新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银行能够隐藏坏账,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这增加了它们有效的杠杆率水平,也使得泡沫越来越大,使得泡沫破灭时情况变得更糟。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违约互换)由于过于复杂会放大风险,这些声称可以管理风险的新产品实际上大多数只是为了欺骗监管者。本书想回答的最大问题就是,危机为什么又再次发生了,是如何发生的,并且规模是如此之大。
找到深层次的原因是艰难的,但是那些简单的解释很难有什么说服力。正如我上文所说,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试图相信他们个人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错误,他们试图相信这个制度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们相信自己是这场千年一遇风暴的不幸受害者。但是实际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碰巧发生在金融市场的事件;它是人为的结果,是华尔街自己创造了它并将其强加给我们社会的其他成员。
对于那些即使不相信“偶然发生论”的人们,华尔街还有其他的解释:是政府让我们这样做的,政府通过这些金融产品鼓励人们购房并将钱贷给穷人。否则,政府早就会禁止我们这样做了,这是监管者的错误。这些美国金融机构试图推卸其在这场危机中应负责任的做法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些论调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相信现有这套制度的人们还有第三种方法为自己辩护,这些辩词曾用来为多年前的安然和世通丑闻进行过辩护:每一种制度都有瑕疵,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系统”(包括监管者和投资者)只是没能最好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犯错误的人包括早年的肯·莱(安然CEO)、伯尼·埃博斯(世通CEO)和现在被列入名单并遭到指控的伯纳德·麦道夫以及一群其他人(如艾伦·斯坦福和拉贾·拉贾那纳姆)。但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犯错误的人并不仅仅只有上面那些人,现有金融系统的卫道士根本没有意识到“系统”本身就有问题。8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到困扰美国金融系统的问题是如此持久、如此无所不在时,那么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系统出了问题。华尔街的高薪和一门心思赚钱的行为让我们不再仅仅关注那些备受挑战的道德问题,而且问题的普遍性也表明这个系统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解释的难度
在政策领域,判定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非常困难的,这比确定谁应受到表扬和给予什么表扬(谁应受到批评和批评什么)难得多。但是,什么是成功或者失败呢?对于美国和欧洲的观察者来说,1997年东南亚的救助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没有受到伤害。但对于那些眼看着自己国家的经济崩溃、梦想破灭、公司破产和国家背负数十亿美元债务的人们来说,这场救助是失败的。在那些政策反对者眼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而对于那些政策支持者来说,这些政策阻止了一场灾难。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了其他政策,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这些政策是延长和加重了危机还是会缩短和减轻了危机?对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出的高利率和削减支出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些政策和现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9东南亚各国最终恢复过来,但这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功劳,而是东南亚各国自己政策的结果。
相似地,很多人看到在放松管制的年代世界经济得到了长期扩张,于是就认为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在发挥作用,放松管制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将会持续下去。但是现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增长实际上是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的,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增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一些银行一遍又一遍地因为它们的愚蠢借贷行为而寻求政府的救助,这些国家包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这个清单几乎没有尽头。10一场危机过后,世界照旧运行,似乎和没有危机一样,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市场运行得非常好,但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市场从错误中拯救出来。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一切运行正常的人实际上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是当危机越来越大时,这个错误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今已经不容忽视了。
有关特定政策效果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糟糕的思想如何会持续这么久。在我看来,2008年的严重衰退是前几年所遵循政策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代表金融市场的特殊利益影响了这些政策。更加复杂的是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在应该为本次危机而受到谴责的长长的人员名单中,我想应该包括经济学。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表明确保这些理论正确是需要限制前提条件的,但是为了特殊的利益,经济学还是支持市场有效并能自我调节的学说。这次危机在剧烈改变经济的同时,也一定会同时改变经济学(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在第9章中,我会讨论经济学的这些变化。
我被经常问及经济学为何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熊市”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在事前看出问题,能在5次衰退中预测出了9次。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不仅对经济持悲观态度,而且还对为什么经济会存在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持有相同见解。当我们每年在各种诸如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场合聚会时,我们会分享我们的判断,并设法说明为什么我们所坚信会到来的日子迟迟没有出现。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擅长识别隐藏在事物发展背后的隐蔽力量,而不擅长预测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我已越来越坚信,在年会期间世界经济问题正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然而,那时全球经济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7%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传来了好消息。我向听众解释说:这意味着要么我们的基本理论是错的,要么就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一旦袭来,它将比我们预计的更加猛烈和持久。很明显,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 ★ ★
现在这场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的这个特殊“版本”资本主义系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缺陷。这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个体或个别错误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修正一些小的问题或者略微调整一些政策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系统太信任了,所以我们很难看出这些缺陷。我们经济系统的优势使得我们对它的缺点视而不见。在所有的竞赛中(美国对欧洲,美国对日本),我们全力支持我们的团队。当欧洲因为没有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诋毁为“老迈的欧洲”时,很清楚,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场僵化的欧洲社会模式和充满活力的美国社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已经使我们怀疑,我们的系统是否真正比日本的系统好?这种焦虑使我们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心中反而略感舒畅,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在很多方面采取了日本模式。11尽管美国没有对日本10年的经济衰退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我们还是敦促日本采取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
经济数据强化了我们的自欺欺人。因为,毕竟我们的经济体几乎比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增长得都快。12所以,我们总是那么感觉良好。
经济数据已经不是第一次欺骗那些阅读这些数据的人们了,包括欺骗华尔街让其做出非常错误的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兜售成拉美国家成功的典范、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南部国家胜利的标志。在很多年里,阿根廷的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它的增长同美国一样,也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巨额负债消费的基础上。最终,2001年12月,这个国家因为负债过多而经济崩溃。13
即使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每一次衰退都有结束的时候,一旦我们渡过这次难关,这些人仍然期望看到强劲经济增长现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审视一下美国经济,就能发现这里存在着更深的问题: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收入已经停滞了10年之久;这个社会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尽管存在个别例外,但是在统计意义上,美国穷人要翻身的可能性比“老迈的欧洲”还要低,14我们在标准教育考试的平均表现最多处于中等水平。15据说,在美国不仅金融部门而且有很多关键部门(包括健康、能源和制造业)表现得都很糟糕。
但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在危机前就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失衡不会自己消失。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才能完全解决美国的问题。全球需求决定全球增长,除非世界经济表现强劲,否则美国很难有一个强劲的复苏,美国将会滑入一个日本式的衰退。只要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国家继续生产超过它们消费的东西,而另外一部分国家继续消费超过它们生产的东西(这些国家应该多储蓄以备养老之需),那么就很难出现一个强劲的世界经济。
★ ★ ★
当我撰写本书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会纠正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我们会得到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快速的复苏,还有应对长期的挑战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会暂时性增加,但是这些钱花得是值得的:它会帮助家庭保住它们的房子,增加的投资会增强美国长期的生产效率并保护环境,援助银行的钱应该有回报,我们还应索要额外的回报以弥补公众为它们而承担的风险。
撰写本书还是有些痛苦的,因为我的很多愿望只是实现了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我们能将经济从2008年灾难的边缘拯救回来而庆贺。但和布什政府一样糟糕的政策是,我们还是给予银行很多免费的援助,而给予房屋所有者的救助要远远小于我的预期。现在的金融系统还是缺乏竞争力的,自认为“越大越不会倒”的银行甚至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些本该用于重建经济和创造新的充满活力企业的资金被花在拯救衰败的公司身上。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还算是走对了路。但当我们已经批评了布什政府的一些政策时,而其继任者奥巴马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还依然执行着这些政策,这显然是不对的。
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使我的撰写变得艰难。我批评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银行和银行家们(当然有些人认为那些都是诽谤)。我有很多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都是充满智慧、勤奋的人,他们也是认真思考过如何为这个待他们不薄的社会做些贡献的好公民,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不仅慷慨付出而且勤奋工作。他们不能接受我对他们的讽刺,其实,要知道我的这些批评讽刺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事实上,很多金融部门的人们感觉自己和很多非金融部门的人们一样都是受害者。他们也失去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积蓄。在金融部门内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努力预测经济的下一步走势,有很多交易员努力使我们的企业部门更加有效率,有很多分析人员努力使用非常复杂的技术试图去预测利润,以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高回报,这些人并没有做出给金融行业带来坏名声的不耻行为。
正如现代复杂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糟糕的结果并不是由某个人造成的。这场危机是金融部门的人们共同行动、决定和争论的结果。这个糟糕、失败的金融系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早就被创造出来了。事实上,我们费了很多工夫、花了很多钱才将其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些在其中扮演创造者和管理者的人们(包括那些因为此系统而获得嘉奖的人们)必须为他们的失败而负责。
★ ★ ★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造成2008年危机的原因,清楚早期应对之策糟糕失败的原因,我们就能确保未来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更小、时间更短以及无辜受害的老百姓更少。我们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负债增长,而是可以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我们甚至能够确保增长的果实被大多数公民所分享。
回忆是短暂的,在未来30年,新的一代会出现,这些自信的人们将不再总想着过去出现的问题,这些机灵的人们会认为没有什么“禁止进入”的禁地,不管我们设计什么系统,总有人会想方设法规避那些保护我们的监管措施和规则。世界还在变化,为今天而设计的规则在未来的21世纪中叶将不再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次大衰退之后,我们会成功地设计出一套监管架构,这套架构会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半个世纪,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美国经济及其不足之处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一书出版之时,美国政治正走向分水岭。美国民众焦虑、愤怒,他们也应该如此。当然,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但更是一本关于人的书。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仅仅是穷人,都因为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倍感忧虑:让孩子得到体面的教育,赚到一份可以应付家庭开支的薪水,或者退休后能有足够的存款。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上千万的家庭失去了房产或面临被银行收回抵押房产的风险,与此同时,也导致了870万人失业;即使现在,有房一族依然在担心自己的房产还能保有多久,许多失业人员要么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选择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
然而,本书将要揭示的是:这些经济困境并非最近才出现,也不能仅仅归咎于金融危机。几十年来人们的工资收入微薄,财务安全渐被侵蚀,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也随之降低。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要获得或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他们在新闻中常听到经济“增长”和“恢复”,却并未见其转化为稳定的收入或增长的薪水。由于股市飙升,位于社会顶层的人们的收益骤增,已远超其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但是其他人并非如此,那些底层的穷人已经被洗劫一空。2009~2012年,91%的收入增长被1%最富有的美国人所占有,这正是不平等扩大的一个缩影。
一些评论员指出经济复苏的其他迹象,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但是,尽管名义失业率只有5.3%,仍有数百万人处于隐性失业或者兼职状态。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已经降至20世纪70年代末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水平。许多非自愿从事兼职或打零工的人们,想获得工作但并未积极寻找,进而退出求职人群。如果将这一人群考虑进来,实际失业率超过10%。有色人种社区失业率更高,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这已是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事实。
超越政治分歧、代沟及让我们痛苦的种族分裂,每一位美国人都渴望获得指引、找到答案,实现全新的、普遍的共同繁荣。两党政客竞相谈论“不平等”话题,试图号召选民关切此话题,吸引选民眼球。99%和1%的问题,已成为“全美国对话”的一部分。但是,至今没有哪位政党领导人能直接明确地解释,人才济济、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记录良好的美国,为何会陷入这一长期低迷的困境,也没有任何人能制订出一份明确、全面的计划,带领美国走出泥潭。
就在这一刻,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想法: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使其更有效—不只为了富人,而是为了每个人。
我们的答案:重构规则
本书旨在解释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及该如何解决,就重构21世纪经济规则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列出广泛议题,详细阐述了需要开展的工作,并为我们增加信心,如果有政治意愿,这些工作是能够做到的。
本书最初以一份罗斯福研究所报告的形式发布,主要面向政治决策者,但它的影响范围远超这一群体。《纽约时报》评价它为“重构35年经济政策的激进蓝图……(这35年的政策)导致财富大量向富人集中,中产阶级日益受挤压”。《时代》杂志说,《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揭示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秘密真相”。福特基金会将其称为一个“里程碑”。当然,政客们也听到了。伊丽莎白·沃伦议员称赞这篇报告“具有开创性”。支持者、劳工领袖、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纷纷要求介绍、讨论和进一步阐述“这些规则”。重要的是,他们视这份报告为行动的号召:要使经济更强大,我们现在具体能做些什么?
我们原以为了解经济学,其实不然
这里的核心信息非常简单:美国经济失去平衡并非由于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今天的不平等并非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结果。相反,是指导经济的规则把我们带到这里。借助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知识、对规则制定者和制定方法的了解,我们能够改变那些规则。最精彩的部分是,为了改善美国普通家庭财务稳定状况而改变规则,实际有利于整体经济。
我们现在知道,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规则是错误的,也是过时的。供给学派经济理论认为,规则管制、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所带来的负担阻碍增长—这与几十年前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需求不足限制因素完全不同。供给学派的观点不仅导致解除管制、降低高收入人群税收,还削减了社会福利及公共投资。现在的结果是:我们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废除法规,但收益并没有“涓滴”惠及其他人。相反,这些政策增加了大公司和美国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却并没有如拥护者所承诺的那样推动经济增长。
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出现了许多新证据,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市场的优势与局限。证据表明,市场并非在真空中存在,而是由我们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塑造而成。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改善经济状况的同时减少不平等。简单地说,只能在经济增长和让更多的美国人共享繁荣中二选一,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水平看来,不平等是一个选择。既然规则不再适用,是重构它们的时候了。这是个好消息。
政治运动的角色,现在和过去
对真正变革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民众当下的所见所感,也基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由于经济持续数十年低迷,对于经济形势的担忧,在政治讨论中已从边缘位置移到最中心。多数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在持续增长;二者间的差距前所未有。上层的公司高管和银行家们收入飙升,而他们所经营的公司状况却没有随之改善。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本应带来更多就业增长,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要想达到危机前的就业水平,并消化吸收潜在劳动力,美国至少需要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可以看到,80%的就业增长来自低收入的服务业和零售业。美国的富裕阶层财富日益增长,而普通民众却收入停滞、忧心忡忡,这一状况在政治上非常脆弱。
尽管现状不可持续,未来依然可怕。美国民众知道,经济正在发生根本转变,这是一个经济自我瓦解的时代。随之而来的经济转型(包括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将既带来希望也带来风险。越来越多的人靠赚取“微收入”来维持生计,通过各类平台提供打车、住房及各类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从保洁到计算机编程。这类共享经济能带来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当然也需要我们对75年前制定的法律框架进行更新。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国家劳工关系法》和配套的劳工法规要求雇主关系更持久,对劳动者的定义更狭窄。
大多数美国民众不需要经济学家来告诉他们,解决面临的变化和挑战,需要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对当前经济结构的边边角角做一些小修小补已无法让经济重回正轨。事实上,美国民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已经无法正常运转。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近2/3的美国民众,包括共和党、民主党及无党派人士,都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看到,针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越来越有影响力:从重点反对金融行业特权的“占领华尔街”及后续系列运动,到为增加工资、种族平等、降低大学学费和住房贷款而奔走呼吁的人们。他们都在表达真实的深层次需求,并要求采取行动。
本书聚焦美国,但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受同样的错误经济理论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已经发生改变。在一些情况下,美国被视为榜样;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对其他国家强加这种改变,导致其他国家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和更严峻的经济形势。
机遇
在社会广泛呼吁变革的时刻,《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解答了美国的经济为何持续下滑这个问题,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远非在边边角角进行小修小补的解决方案。经济放缓和不平等加剧,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过去30年所发生的变化,导致短视行为增加,长期投资减少,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减少,而只有这些投资才能带来持续的高增长率。这种短视行为导致经济形势不稳定,美国仍然在遭受上轮经济危机余波带来的痛苦。
美国已经创建了一个充满扭曲的市场经济,它让上层阶级受益并扼杀长期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并不只是再分配(在市场手段之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尽管再分配也十分重要。美国政府也必须为大多数美国人增加工资、福利,并最终获取经济政治权利。基于以上观察,本书给出了一套全面的答案清单,并且表明:事实上,美国能够做到从源头上抑制不平等,同时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快速增长的经济。
在今天僵持的政治环境中,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汲取灵感。20世纪之交,当经济彻底远离农场和农业转向工厂和工业的时候,美国进步运动试图保护并最终从政治上动员了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所有美国民众。思想理念成熟于真正的变化之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识到,经济权力集中将导致政治权力集中,他开始限制垄断和托拉斯企业联合组织。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设计了一套新的政策体系,试图通过重新缔结社会契约和改善众多美国民众在新工业经济中的状况,来对抗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双重集中。这也是为了使这些政策理念成为现实的一个基本承诺。
罗斯福新政远远不够完美,特别体现在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不作为上,我们今天必须努力纠正这些不足之处。但1892~1938年的历史表明,为了人民,美国政治家可以将外部社会运动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整合起来,对规则秩序做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来指导美国的经济。
今天,我们又有机会看到这一幕重现,并有义务去推动它。这些规则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才产生,也将通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全面重构。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已经在恐惧中生活太久,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诉我们的,我们唯一害怕的事情就是害怕本身。本书让我们推开过去的那种恐惧,并将未来的经济掌控在自己手中。
那份罗斯福研究所原创报告的广泛发行表明,许多华盛顿内外的政客们都正在关注。然而,这里的各种分析和论据要求的更多—要求采取行动。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有勇气回应这个呼吁吗?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这本书是一个团队努力的成果。这个团队有众多专家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来自罗斯福研究所的内尔·阿伯内西、亚当·赫什、苏珊·霍姆伯格和麦克·孔恰尔。埃里克·哈里斯·伯恩斯坦在研究方面提供了大力帮助,他不知疲倦地仔细研究了大量数据、历史分析和众多的政策解决方案,使得本书内容不仅全面,而且精辟和富有说服力。如果本书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困难的平衡,都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卓越智慧和辛勤工作。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这本书也离不开许多具有先见之明的和乐观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对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咨询和支持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达伦·沃克、泽维尔·德索萨布里格斯和唐·陈。同时,也要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特别感谢扬纳·卡奇诺斯和塔拉·马格纳。恰巧在一个关键时刻,为实现一个更强大、健康的美国经济而长期奋斗的伯纳德L.施瓦茨和他的同事苏珊·托里切利,为我们带来了支持与鼓励,并建议我们如何能最有效地提出论点。当然,罗斯福研究所董事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如既往、长期不懈的热情支持,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学术研究在今天的政治僵局中显得更加重要。安娜·埃莉诺·罗斯福,与80多年前她的祖父母重构美国经济和社会时一样,表现出了同样的政治敏锐、同情心和务实精神。
如今,我们只希望能够表达一些相同的先见之明,及一些同样能够取得成功的方法。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1997~1999年,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费利西亚·黄
罗斯福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2012年5月,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了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长,但多数美国公民发现自己的生活标准受到了侵蚀。如第1章所述,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即便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他们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也已经低于10年前了。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
形势严峻
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的。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入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业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业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另外,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其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两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示威者就几乎在一夜之间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5并且这些支持者不仅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以暴力手段清除了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虽然这在第三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6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业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巨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7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工资的并不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和银行家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描写了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美国梦”已蜕变成轶事或故事。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
有句俗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故事”,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青年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族裔,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被问责,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别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的特征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8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本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这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少之又少,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有些人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9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业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的梦想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10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还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能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证明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业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破坏、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政治体制失败
政治体制似乎和经济体制一样失败。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11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继续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会持续好几年。
对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机的家伙绳之以法并迅速修复经济体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认清这些之后,抗议者才走向街头。
美国、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抗议者对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隔两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选举的权利,民众选举必须要有意义,政客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是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体制不但没有纠正市场的失败,反而扩大了这些失败的影响。
政客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失败了。
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实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尽管也许有潜在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场,通过以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须有规则和规章,必须在一个法律框架中运行。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种框架对于增长、效率、稳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精英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我将解释这种不平等如何反映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策中—从我们的预算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也将表明这些决策本身是如何加剧了这种不平等。12
对金钱利益集团如此敏感的政治体制就难免受到影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权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关系。两者共同塑造着包括社会习俗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习俗和制度加剧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的及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变得如此不公平、机会越来越少的,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13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职能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分配的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展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业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我们了解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本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在我所认识的金融业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为本书提供思想的人
像本书这样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并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尽管我在本书各个章节的注释部分(如有)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谢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别提及伊曼纽尔·赛斯和托马斯·皮凯蒂艰苦细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勋爵40多年的工作的话,那我就显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本书的核心部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所以我必须要将讨论延伸到狭义界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在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托马斯·弗格森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较早地严格探究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里,金钱显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延续了雅各布·S. 哈克和保罗·皮尔逊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 Politics。14他们都是政治学家,我则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们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释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我想问:我们该如何把所发生的这一切与标准的经济理论协调起来?尽管我们是从两个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套用克林顿总统的话就是:“都是因为政治,笨蛋!”(It抯 the politics, stupid!)金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正如它掌握了市场话语权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且显而易见,于是促成了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书籍的诞生,比如劳伦斯·莱斯格写的Republic, Lost。15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如两本书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尔斯写的Unequal Democracy,16另一本是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17
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为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18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书籍所证明的),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我自己想说的几句话
通过撰写本书,我回想起50年前吸引我开始经济学研究的理由。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及当时第三世界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是由于我成长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在那里我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好奇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好奇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其随时间的演进及其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19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非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
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1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2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
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翼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4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5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
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6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欣欣向荣,社会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上层。美国成功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付诸现实。然而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美国在40年前挥别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那看似田园诗般的生活,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40年过去了,人们对那段"田园时光"的怀念和向往并没有被现实束缚,反而越来越强烈。
然而,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崛起,粉碎了某些人意图重现那段"田园诗"的春秋大梦。实际上,在那段看似美好的历史当中,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被排除在"繁荣"之外。这场美梦破灭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快也会成为"有色人种",或者21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无法与男权社会相容,更是因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中,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活跃,人们逐渐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步思想取代了陈腔滥调,这种思潮变化有时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如果事态真的发展至此,那么为少数人在民主社会谋利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遏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大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银行家企图剥削借款人,又或者那些被囚困在过去的逐梦人试图重现旧日的美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少数人才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维持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
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这种低增长的出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最具创新性的时代里,美国本应是创新的领军者。
特朗普丝毫没有挽救美国的打算,他的计划是继续搜刮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从而维持精英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和共和党所制定的政策也许只会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如加剧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缩短预期寿命,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并导致美国永久性地陷入低增长的泥沼之中。
诚然,特朗普并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他善于引爆和煽动这些积年累月的隐疾。即使特朗普没能在大选之中胜出,其他擅长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会做相同的事。放眼全世界,我们能找到许多与特朗普"志同道合之人"。尽管这些煽动者各有各的手段,但他们都同样蔑视民主,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法律规章、自由媒体和独立的司法部门。他们都相信"铁腕人物"(如他们自己)的号召力,即使这种无谓的个人崇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过时了。他们都是拥护本国人民固有美德的民族和本土主义者,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政客总是试图把责任归咎他人。个性粗鲁暴躁是这个时代独裁者(或者即将成为独裁者的人)的共同特点之一,在某些公开场合下,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显露自己性格中的偏执和厌女情结。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所讨论过的大多数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已经成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国民健康状况更加恶劣,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更为严重。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如果放任这些伤口溃烂发臭,美国将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俗话说得好,你不能两手空空地对付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同样适用,要想推翻某个计划,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使美国没有陷入当前的困境,人民也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取代过去3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陈规旧制。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宣称要以"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发展核心的经济,它看似基于人类对市场机制理解的进步,事实上却正好相反。过去70年以来,经济学的进步已经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间歇性的失业现象(有时是大规模的失业)让人仿佛重回大萧条时代,有些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使人难以呼吸。而这只是证明市场自身机制存在缺陷的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人们对国家财富真正由来,以及在加强经济的同时,国家要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解。
我将在此提出一个不同于里根和特朗普所主张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我相信它将会带领美国实现共同繁荣。在论证过程中,我将阐明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为何特朗普经济学这种带有本土主义与保护主义色彩(即高度约束的全球化体制),结合了对富人少征税,放宽对于金融和环境管制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同样不会成功。
由于对这一方案的讲解主要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在开始这部分说明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相关理论。10
第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尽管市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往往无法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结果,如像环境污染等的负面产品太多,而类似基础研究等的重要成果则相对不足。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市场机制本身缺乏稳定性。早在80多年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向世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常出现持续性失业的原因,以及政府要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维持或趋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由于经济存在外部效应,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单靠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气候变化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这远远超过了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国家所能承担的成本。因此,无论是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监管,还是对排放量进行收费,碳排放都必须得到控制。
当信息不对称,某些关键市场缺失(如针对失业等有重大风险的意外投保),或者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市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金融这样的特定领域。同样,市场也无法生产足够多的公共产品,如消防或国防。因为这些产品通常容易被全民共同消费,但除了税收,很难使国民为消费这些产品支付任何费用。为了使经济和社会更好地运作,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政府需要出资完善社会体制,如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失业保险,资助和鼓励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监管机构以防止人们伤害他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产物。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实现一个快速增长、高效而稳定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也要保证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其一是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增长将使国家变得富有,有利于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知识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来源,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科学基础的建设。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机构的资助间接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其二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增进国民之间交流互信,促进贸易往来,保障投资安全。这种社会体系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推敲和打磨,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之后,通过对过往经验进行观察和总结,最终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启发了人类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人民已经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民主体系应当涵盖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机制的各个方面,并需要建立一系列以发现、评估和"讲真话"为己任的社会机构。
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当某个人和某个企业成功地推出消费者想要的新产品时,他们的财富确实得到了积累,这是一种发家致富的好方法。但如果他们利用市场势力对消费者或员工进行剥削,这种财富积累就只是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并不会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经济学中将这种超额利润称为租金,谋求特权以获得租金的行为被称作寻租,相当于增加自己在国家经济的大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而创造财富则意味着增加整个经济蛋糕的尺寸。由于寻租行为固有的剥削性质将会降低经济体制运作的效率,政策制定者应该瞄准这些租金过高的市场,避免和消除寻租行为,从而恢复经济的高效运行,将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引导为创造财富的过程。
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将会运作得更好。针对人种、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惹人反感。经济学派的主流思想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即为了社会公平只能牺牲经济增长和效率。美国社会存在的歧视现象以及对市场势力的利用等问题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及时解决社会公平缺失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实现收入平等这一目标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还需要摒弃涓滴经济学所倡导的错误理念,即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人受益,这一观点为里根以及之后的共和党推行供给经济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历史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向下层渗透。看看那些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在过去的几十年供给经济学政策盛行的背景下,尽管GDP有所增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几乎停滞不前,每天都生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市场本身也许并不能为这些劳苦大众提供援助,但政府的规划在此时却可以发挥效用。
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出规划时,必须同时兼顾市场收入的分配(也称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收入的再分配指的是个人在税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构建而成的。而我们构建它们的方式既会影响市场收入的分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效率。因此,如果允许垄断企业滥用权力,或者放任企业CEO将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据为己有,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能获得均等的机会,而这反过来要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平等。由于上一代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在连续几代人的传承之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富人逐渐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则更加贫穷。教育是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在美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比其他国家严重很多,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可以有效改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在当下,不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结合过低的遗产税,意味着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世袭的富豪统治集团。
第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仰赖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则伺机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美国在偏离正轨的政治规划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国的民主体制将成为一个笑话,因为美国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如果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制衡体系来遏制富人对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化的经济体制。
第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消极影响。贪婪、自私、道德败坏、失信及剥削他人的意愿,这些大衰退时期在金融领域所暴露出来的恶劣行径,与曾经美国所推崇的、更加高尚的价值观产生了激烈冲突,影响了人们对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判断。冲突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而这种扭曲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正在破坏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信任体制,甚至进一步降低经济效益。
第八,当特朗普和其他本土主义者急于将所有过错推给他人(如移民和某些"糟糕的贸易协定")时,美国人更应当反思当前的困境,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美国人,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是美国咎由自取-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本应该处理得更好,这样即使某些人短暂性地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很快在其他岗位找到新的工作。展望未来,美国人必须奋勇向前,我将在下文指出美国将要如何渡过这次难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关系。
第九,事实上,有一个方案可以使美国恢复经济增长,实现共同繁荣。它既可以消除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阻碍(如滥用市场势力的企业),也可以恢复社会权力的平衡(如赋予员工更多议价能力)。这个方案需要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并鼓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趁机为自己牟取超额利润(即寻租)。
当然,经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似乎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现在,这种权利正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销声匿迹。美国远比以前富裕得多,美国有能力确保绝大多数国民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本书将向读者阐述美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的是,眼下正是美国改革的重要时机。然而,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即渐进主义)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颠覆性的力量,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但是,如果缺乏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来抵消以金钱为中心的政治力量,一切针对经济的改革措施都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在对经济实行改革之前,美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
---------------------------全球化逆潮---------------------------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前任向全球经济秩序投掷了一枚手榴弹—出台了管理货物、服务和资本跨境流动并试图确保经济稳定的相关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在建立这一体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原因是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明显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给20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虽然烟雾尚未散尽,但后特朗普时代几乎肯定会与之前不同。虽然3/4个世纪的努力都集中于创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让极大降低货物成本的全球供应链成为必备条件,但特朗普提醒大家:边界很重要。
21世纪初,我写了《全球化及其不满》这本书(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GAID),来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由于我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份工作使我可以密切地关注到这些国家。这些地方拥有世界人口的85%,却只拥有世界收入的39%。1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最为严重,称为被遗忘的地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地区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1亿—接近现在美国人口的7倍;数百年来,这里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一直被掠夺,目前它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5%。2
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队伍加入了来自发达工业国家中下层社会居民。特朗普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将其提炼并放大。特朗普明确指责美国签署“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使美国锈带工人受困于全球化。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论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规则,管理着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抱怨说,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这些规则,并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式管理这些国际组织。然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选民的巨大支持下声称,它所形成的贸易协定和其他机构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虽然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几年前就发表了公民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但是政治家承诺,全球化将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同样,两个半世纪的经济研究(从18世纪末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认为,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益。3如果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么多人对全球化如此敌视呢?是否有可能不仅是政治家,而且经济学家也犯了错误呢?
偶尔会听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回应:那些经济学家相信市场越自由越好,因此主张“放开”贸易。正是因为它,人们的生活才更好,但是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不满是精神病学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4
发达国家的一切都不太好
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处境并没有那么好。特朗普当选总统表明,对全球化新的不满在美国已占据主流地位,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做的事情比别人更大、更明显—包括比其他地方的发达国家更不平等。但是我所说的关于美国的大部分内容,将其以某种方式缩小后也都适用于除少数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这里及第一部分的其他地方讨论新的不满时,我以美国为例。
发人深省的统计数字
描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数据令人清醒:大约1/3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和些许安全感的工作,拥有一个家庭并把孩子送上大学的能力,有一个合理舒适的退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穷人的数量在增加,中产阶级数量在减少。有一类人境况很好,尤其是前1%甚至更多的人,这些前1%的人,是美国最富有的几十万人。
虽然进入上层社会似乎越来越困难,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他们仍然努力向上走,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带来健康隐患。这种压力加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缺乏适当的健康“安全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2015年,美国白人中年男性的死亡率(死亡概率)正在增加,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下降。5(这并不是说美国黑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这些人的预期寿命仍远远落后于白人。)美国白人中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并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某种病毒的传播,死亡率反映了社会压力—酗酒、毒品和自杀。2016年,整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在下降。6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它们发生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或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或者苏联解体等事件。
不仅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处于困境。我在世界银行的前同事,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研究了全球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在过去1/4个世纪的表现,他发现,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经历了几乎停滞不前的局面。还有一些人似乎境况更差,包括处于全球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例如,非洲和印度的贫穷农民)。正如我在GAID中解释的那样,他们一直是“不公平”的全球化规则的受害者。
毫不奇怪,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有一些人表现出色:他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占全球人口的1%,即千万富豪和亿万富翁,还有印度和中国的新中产阶级。7
因此,全球情况是这样的: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那些遵循美国经济模式的国家通常比遵循其他模式的国家情况更差,尽管其结果并不像美国那样糟糕。我们不仅需要重视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差距,还要看到大多数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这就出现了三个问题:这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后果?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由于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全球化的规则设计不当,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个别国家在给定的规则下没有管理好全球化的影响所导致的呢?
GAID的原版和修订版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使存在诸如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等其他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不利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它们是政策的结果。全球化管理不善。部分管理全球化的规则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责,比如,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并且放任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但即使有了这些规则,发达国家本来可以阻止已经出现的情况,原来只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全球化的受害者,现在发达国家也有了。
因此,对那些吹嘘全球化是好事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否正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他们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如果管理得当,全球化可以让所有人受益。但通常情况下会管理不善,所以全球化让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公民的情况更糟糕。
全球经济秩序的好处
在开始讨论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前,我们应该谈谈它的好处。鉴于本书的标题以及世界各地激发它的情绪,我应关注全球化的弊端及出现的问题。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全球化的好处。尽管存在种种不满,有很多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全世界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受益匪浅,而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一部分。我之前提到过这些好处,它为创造有史以来最快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成功,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仅在中国就有8亿多人8,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中产阶级。
在很多方面,20世纪下半叶都比上半叶取得了巨大进步。20世纪上半叶有数百万人死于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种改善的部分原因可归功于与全球经济秩序相关的经济成就,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现代经济学表明,法治是发达国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法治在一个国家内具有经济利益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即基于规则的制度比丛林法则要好得多。
今天当回顾我对全球化的批评时,距离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卷入的争论长达20年之久,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庆祝成功。联合国成功地减少了冲突,保护了儿童和难民,有效地抵御了全球疾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通过国际组织的努力,许多国家的人们预期寿命有所提高。使用氯氟碳化合物气体导致的致癌臭氧洞正在修复。这些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成就并认识到全球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确阅读GAID的方法是,考虑到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该体系公平和有效。GAID是出于相信我们可以改进全球化的信念而写的;我们确实必须改进它。
贸易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我们如何管理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货物和服务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有时被称为“贸易全球化”。它更全面地说明了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贸易协定:对谁不公平
全球贸易大幅增长,自1980年以来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快50%。9在这段时期,美国进口额占GDP的比例从10%上升到15%。10贸易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运输成本降低,但更为重要的是规则的改变,降低了税率(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税收)和减少了其他人为的贸易壁垒。这些改变通常是通过签署贸易协定实现的,协定各方的贸易壁垒都有所减少。
特朗普声称在谈判这些协定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被欺骗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任何人如果像我一样多年来长期观察贸易谈判,都会认为特朗普的指控是可笑的。问题在于贸易谈判代表们想要什么: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他们要求的基本上是美国公司想要的。美国公司不考虑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希望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些公司也喜欢这样的事实:威胁把工厂迁到国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下降,他们的利润增加了。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贸易协定有助于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权,这使得他们把工厂迁至这些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威胁更可信。当他们起草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是对美国的科学发展有利的,更不用说对世界发展有利了。他们只考虑什么可以增加美国大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大型药品和娱乐公司,即使这样做增加了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甚至会导致整体创新速度放缓11。
贸易全球化: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让一些人受益
因此,贸易全球化的真正问题很简单:即使全球化如它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说,国民收入增加),但这对一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抱怨是合理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协定都有利于公司,不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人们也抱怨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有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顶端的人们获得了超过100%的收益,这意味着其他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情况更糟。那些境况已经很好的人得到了收益,那些境况已经很差的人遭受了损失。我将在第一部分全球化新的不满中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吗
如果全球化的倡导者对收益的多少估计正确,那么原则上可以从赢家中拿出一些收益,与输家分享,这样每个人的境况都可以更好。
但直截了当地说,赢家作为一个群体是自私的: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政治更多地掌握在赢家手中,特别是在美国,金钱在决定政治结果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两大主要政党都在其执政时进行了减税12(如在1997年、2001年和2003年)—针对顶层人民减税,而他们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群体。
如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倡导者更加开明,并且富有远见,他们就会认识到全球化对工人和女性的威胁,并会对此做点事情—正如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肆无忌惮的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会对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他们应该知道在民主国家里,年复一年的政策使得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境况恶化,在政治上不会持续地得到这类群体的支持。
破坏社区
全球化不仅加剧了个人之间已有的极高的不平等程度,13而且严重地削弱了许多社区的作用。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一家公司成长时,高管和工人们的境况一起变好,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也随之繁荣起来。14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使管理阶层、工人和他们生活的社区分裂。随着经济隔离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与普通工人住在不同的社区。15他们不必忍受住在垂死的社区的后果,他们可以假装他们不存在。公司经常让管理者在不同的地点轮岗,使管理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公司,但却让他们远离他们生活的社区。社区对管理者来说重要是因为他或她的同事们,与100年前截然不同,那时商界领袖住在企业所在的社区,社区是其领导力的一部分。对社区的关爱部分是出于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贵族责任),部分出于开明的利己主义(功能良好的社区会让工人更快乐,更有生产力)。
全球化加剧了已经发生的趋势。通过外包这种方式,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工人和管理者甚至不必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劳动力被商品化,购买劳动力就像购买煤炭一样;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就雇用哪里的劳动力,从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一些社区繁荣起来,即那些工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和生活水平高的社区;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依赖制造业的工人,生活水平却下降了。我从小生活的印第安纳州加里,这个钢铁城后来成为“焦土”的一部分。它的历史代表了全球化的历史。美国钢铁公司在1906年建立的(以其董事会主席的名字命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钢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辉煌,那时我还在成长阶段。今天的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数量与过去相同,但雇用的劳动力只有过去的1/6。由于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体面工作,这个城市就衰落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纷纷离开。16(全球化的最终讽刺之处在于,一个印度钢铁公司最终挽救了该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
2015年当我参加第五十五高中的同学聚会时,我意识到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美国未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加里霍勒斯曼高中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钢铁厂高管和当地商人的孩子,也有普通熟练或非熟练钢铁工人的孩子。学校以及它所代表的很多梦想,由种族融合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现在已经被废弃了。17有人想在毕业时获得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但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短暂下滑。许多人渴望上大学,美国曾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法案)为所有参加二战的人们提供了大学教育,但到越南战争时期,为士兵提供大学教育便没有这么慷慨了,多少有些辛酸。他们看到别人超过他们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有一种感觉,这个体制是不公平的和被操纵着的。甚至在特朗普出现在政治舞台之前,很明显他们是潜在的煽动者的牺牲品。有一小群拥有崇高教育事业的老师,他们是少数看起来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在加里的老同学们的处境印证了多年来统计数据所表明的情况。
全球化不满中的共同观点
重读GAID,可以发现大约20年前我的分析中,似乎已对今天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如何将看似有利的情况与广泛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虽然在GAID中我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GAID中有8个共同的观点:
1.?虽然全球化有利,但利益比倡导者声称的要少。倡导者使用了简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并没能恰当地衡量收益或成本。对某些国家而言,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特定行动,成本甚至可能超过收益,而且全球化的倡导者通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制这些不利影响。如果全球化管理不善,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大部分人的情况更糟糕。
2.?由于全球化被过分夸大,当现实与承诺的情形不同(当失业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增多)时,人们对全球化、精英阶层以及支持它的机构的信心都会减少。
3.?全球化对收入和财富具有巨大的分配效应—除非使用补偿措施来共享收益,否则大多数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但这些措施很少被采用。
4.?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全球化治理缺乏产生的,就全球化的关键决策制定过程而言,哪个群体的呼吁被听到了,就会做出有利于哪个群体的决策。18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有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机制,我们就必须对全球化治理进行改革,比如给新兴经济体增加话语权。例如GAID中提到的,由于有且只有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具有有效的否决权,这种情况就产生了扭曲的影响。
5.?但是治理的问题更严重:美国的立场反映了一小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即金融和公司利益。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运作,并服务于它们。它们是全球化的赢家。在它们试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损害。即使作为整体而言美国是赢家,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人可能成为输家。
6.?美国所采取的立场通常反映了这些群体的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反映的是不完全符合利益的意识形态信仰集合。对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热情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即使这些政策的倡导者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全球化可以并且已经对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地依赖别人的善意,没有采取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行动防止这些权力关系的变化。由于全球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一些在政治中金钱发挥很大作用的国家,例如美国,全球化的赢家越来越有能力改写全球化,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使自己受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新保护主义”的兴起与流行才能将其打破。
8.?全球化给政府抵消全球化对许多底层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与此同时,它降低了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为公司和个人提供低税收的国家间,全球化开启了一场彻底的竞争。如果这还不够糟糕,那么富裕的人们和公司还会利用全球化来避税,即使是那些以拥有强烈责任感为荣的优秀公民企业也无法抗拒。像苹果这样聪明的企业可以避免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未能阻止利用全球化避税本身就是全球化管理不善的体现,也是全球化规则背后权力关系的一个例证。达成限制全球化避税的国际协定不比达成国际贸易协定更困难。由于全球贸易协定符合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达成了这些协定;由于避税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没能达成限制避税的协定。在美国,公司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5%下降到今天的2%。
即使面临所有这些制约因素,即使全球化规则还不够理想,全球化也应该能被管理得更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承担起管理全球化的责任。本可以用防止大部分人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方式来管理全球化,这些方式可能会同时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平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这样做,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化的规则被“扭曲”了。改变全球化导致工资降低的企业对“纠正”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更低的工资,而且他们不喜欢为防止工人收入遭受重大损失而必须征收的税收。
如果人们理解了以上这8个观点,就会理解对全球化的不满,甚至对应该做什么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这些分析也给一些问题提供了思路,为什么很难做出改变,做出让全球化造福全球的改变:公司的力量创造了只服务于它们不服务于别人的全球化,它们不会轻易且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力。
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基本的观点:全球化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这些失败大部分19不是经济科学的失败。不利影响是可预测的,并能被预测到。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贸易自由化实际上会导致发达国家非技术工人变得更糟。
当然,一些经济学家忘记了他们作为分析师的角色,而成为全球化的喝彩者,他们强调全球化潜在的好处,却对缺点避而不谈。太多的经济学家使用简化的模型,导致他们高估了收益,低估了成本。当然,政客们支持那些说他们想听的话的经济学家。
但是,经济学文献仍然提出了明确的警告。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响应资金的提供者:金融界和公司,尤其是美国的金融界和公司,他们正通过两个政党推动一种自私自利的全球化形式。这被称为“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却是管理的贸易—为企业和金融利益进行的管理。在这些协定下,知识自由流动的程度低,短期资本流动更自由。发达国家允许对富农进行农业补贴,但却忽视了帮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补贴。
所以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我们管理它的方式。全球化的故事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在一些地方正是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认识到,作为小国必须是开放的,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生存下去。但他们也明白,单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赢家和输家;如果失败者人数众多,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就会增强。所以,他们创建了一个体系来提供一点点保护。这表明,没有保护主义就可能有社会保护。20他们实施的政策减少了市场收入、税收和转移后收入间的不平等:这表明,不平等不仅是经济规律的结果,而且是各国为响应包括全球化在内的经济力量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的结果,正是这些政策将国家区分开来。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和共同繁荣。21当然,这些国家是相对较小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尽管挪威移民仍占挪威总人口的15%,瑞典为17%),但是它们用来实现这些结果的政策在其他地方仍然适用。问题不是政策,而是政治。这些国家明白他们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似乎没有明白。它们的经验表明,不平等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且如果全球化具有不利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就不是不可避免的或不可改变的。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满,这是错误的选择。22如果国内政策更加关注全球化的影响和国内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那么各国可以采取政策,这样就不会产生如此多的输家。如果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好的管理,结果也会更好。事实上,其倡导者宣称的积极成果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那种本该发挥作用的全球化与GAID中描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全球化明显不同。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华盛顿特区的第15街(美国财政部所在地)和第19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之间。23虽然它应该是构成良好发展政策的共识,事实上,这不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那些依据这些政策的结果而生存的国家)形成的共识。这只是强制执行这些政策的人的共识,而不是那些经历了大部分影响的人,尤其是负面影响的人的共识。
例如,这些政策限制了政府在帮助企业适应全球化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被称为产业政策。24它们禁止在金融市场采取干预措施,这使得扩大出口部门的公司更有可能获得信贷。它们没有注意到银行过度冒险的危险。毕竟,有人认为,私人公司比政府更了解。同样的道理,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主张将市场开放给波动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种流动在东亚危机期间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由于热钱突然流失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衰退和萧条。强调教育,但只是小学教育,而不是那种可以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教育。它们很少或根本不关注不平等,其影响已被证明是全球化本身可持续性的主要政治障碍。25
虽然“华盛顿共识”政策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样的经济哲学主导了发达国家精英阶层对全球化的反应。2017年1月,在达沃斯,当这些精英们最终不得不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时,政策反应仍然显著地集中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放松管制,附加一剂更好的再培训。他们对“涓滴”经济学的信念毫不动摇:处理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是让经济增长得更快,最好的办法是对富人放松管制和减税。只要我们让经济增长得更快,那么锈带地区下岗工人的不满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主要差异
虽然这8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关系,但在全球化的影响上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异,即它如何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它如何影响一个非洲小国。首先,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游戏规则主要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这意味着全球化应该对这些国家有利,或者至少对其中的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有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也许面临不可能的选择:要么同意全球化的条款,因为它们已经被设定好;要么被排斥、被驱逐出境。甚至,后者通常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债务。它们实际上是被关在债务人的监狱里。债权人可以以履行国家功能所需要的资金为条件,要求他们所希望的。对于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它们如何处理内部事务,全球化充其量都是模棱两可的好处。
对于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正如GAID指出的那样,正被管理的全球化可能是一项原始交易。例如,美国的棉花补贴显著地拉低了全球的棉花价格,将印度和非洲那些已濒临饥荒的国家进一步推向饥饿的边缘。关税结构旨在鼓励非洲国家生产原材料,而不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而这些被设定为发达国家分内的工作。26
第二个是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和能力来确保几乎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能力提高税收,以获得必要的收入来补偿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它们的机构的能力也有限;例如,发达国家拥有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出口行业提供融资,这些出口行业因贸易协定而受益,从而使其更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即使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机会被摧毁。
全球化在21世纪的变化
我在新千禧年伊始就写了GAID。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过去的1/4个世纪,我们遭遇了阿根廷危机、俄罗斯危机、东亚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我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生过战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后果。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信心一直不稳定。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大幅波动。虽然1/4个世纪前的标准模型是基于理性家庭和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以达到效率和稳定性的方式进行互动,但每个基本假设都受到质疑:企业和家庭往往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行事;27市场通常不是竞争性的;而且结果通常不是有效率的或稳定的。
毫不奇怪,今天的全球化与我在写GAID时存在不同之处。在后面的部分中,我将描述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简单的概述和简单的信息:虽然全球化在过去1/4个世纪发生了变化,例如,新兴市场发出更多的声音,但这些变化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发达国家的企业和经济利益仍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而是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多。因此,世界正在经历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不应该成为一个惊喜。全球化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都会获益。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和金融利益一直是最大的赢家。但特朗普和其他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改革”是负和博弈:每个人都有可能失败,包括特朗普和他所支持的发达国家的工人。还有其他改革全球化的方式,可以确保所有或至少大部分公民受益。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包容性增长的更广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改革就会取得成功。
历史背景
在GAID中,我尝试着将在其出版时存在的全球化植入历史背景。28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灵魂和忠诚都在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斗争。这一斗争阻止了美国滥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在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自由统治的地位。它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来反映其价值观和原则—通过支持对人权做出承诺的政府,提供援助以消除贫困,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并确保年轻人获得教育机会。它是这样做的,但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它同时试图改变国际商业规则,以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尤其是其企业和金融利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以“工作,工作,工作”和“笨蛋,这是经济的问题”为纲领当选。他决定将贸易政策的重点放在推动美国经济利益方面,但这最终意味着美国公司的利益。在这样做时,美国失去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重要机会。
新千年的全球化
柏林墙倒塌后,一系列风暴来袭前,只有10年的相对平静。首先,1999年12月,西雅图出现了反全球化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集中针对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把担忧贸易协定对就业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不公平以及对环境的担忧聚在一起。抗议者觉得他们知道谈判的方向:达成另一个有利于实现发达国家企业利益的贸易协定。抗议者赢得了当天的胜利:谈判没有开始。在GAID出版前不久,全球反恐战争于2001年“9·11袭击事件”开始。显而易见,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好东西更容易跨越国界,坏事情也是如此。在接下来团结一致的时刻,开启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即发展回合谈判,以承诺纠正之前贸易协定的不平衡,这些贸易协定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正如我在后面讨论的那样,这种团结精神是短暂的;美国和欧洲违背了改革贸易规则的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成长,14年后,发展回合被正式放弃。届时,更大的新兴市场表明它们可以站到美国的位置;而且美国还没有学会如何在这个新世界进行谈判—它无法驯服特殊的农业利益,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利益足够强大,足以确保为自己继续提供大量的补贴。但真正的风暴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使美国能够在世界各地出售不良抵押贷款,而全球化意味着来自美国的经济危机能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给数亿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美国力图通过其强有力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寻求复苏,其他国家变得更加不稳定:流动性飙升导致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汇率上涨导致出口下降和进口激增。
特朗普的崛起
所有这些让中性的全球化变成了一个坏名词,或者至少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化的怀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能像特朗普那样破坏对全球化的信心。29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似乎在向全世界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球化的博弈中取胜,我们会撤回我们的承诺。美国认为它创造了服务于其利益的全球化,但当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时,这就决定着这些规则必须改变,否则就不需要全球化。
但21世纪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代截然不同,那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自由。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军事力量的极限。美国甚至不能确定赢得了对小型贫穷国家的胜利。它的软实力—道德价值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因其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方式、它在本国对待穷人的方式、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表现出的虚伪以及在选举中的金钱权力而被削弱。再一次,选举一位如此罔顾事实的总统(完全不担忧说谎),只是将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总之,随着软实力的削弱,经济实力的新的全球平衡以及军事力量的极限如此明显,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地重写全球化规则。
例如,特朗普曾抱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贸易协定允许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货物自由流通。这些将会有所变化,在近1/4个世纪前达成的协定或更多协定将被更新(NAFTA于1994年生效),但它们将会是相互商定的变化。美国有权退出协定,通常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退出,但与获得新的协定相去甚远。许多贸易协定(例如与韩国的贸易协定)不仅在美国,在其他签字国也遭到强烈反对。任何扰乱签署国内部和签署国之间利益和成本平衡的重大改变都将使协定死亡:公民现在认识到,没有协定比坏协定好。
因此,后特朗普世界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会阻碍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履行他的一些竞选承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需要国会的支持,而其他的则被法庭驳回。在上任几个月内,他对自己的承诺嗤之以鼻。对中国进口征收45%关税的承诺很快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届政府对中国出售低于成本的货物征收的标准税。即使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谈判,政府也没有提出如何扭转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的建议。事实上,第3章解释说,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增加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美国的选民已经习惯竞选言论与随后的行动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特朗普的竞选言论过分夸大,所以差距也是如此之大。即便如此,由于特朗普已经证明边界很重要,企业现在在建立全球供应链时会更谨慎。
即使没有特朗普,全球化也很可能发生变化。2015年发展回合的贸易谈判瓦解,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全球协定。反对美国驱动的跨太平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TPP)和跨大西洋(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或TTIP)的贸易协定表明,推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企业驱动型协定将会越来越难。30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南南协定正在扩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言论激发了一股早已开始的潮流。例如,自2011年以来,太平洋联盟将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联合在一起,在美国大选之后大幅提升了它的关联性。亚洲还有一些地区协定正在推进。
新的全球经济
GAID中,我讨论了南北之间的一些不平等。过去15年来的一些变化只会加剧不公平的感觉。首先是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提高—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31其中大部分费用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美国拒绝接受任何公平分担责任的协定,以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甚至声称这是一个骗局,在这个领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32
第二个变化是东亚危机不可预见的后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不善的后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都说“永远不会再来”。它们理解全球化的好处,但它们也意识到,开放使它们面临无法控制的风险。为了管理这些风险,它们需要储备(通常是美元)以应对不时之需,尤其是像1997年金融危机这样的风暴。虽然储备已增加了数万亿美元,但它们知道,它们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渡过这样的风暴。
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政策主要由美国财政部负责,这给东亚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代价,但美国财政部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各国通常以美国的短期债券形式来持有储备,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向美国贷款。然而,它们的贷款利率很低(在全球危机之后的几年中,接近于零利率,这意味着实际上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获得的收益是负的),但通常从美国借款的利率要高得多。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大量转移到美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来避免丧失主权。
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建立全球储备体系。中国、俄罗斯和法国支持这样一个体系,联合国都已投票研究。33但美国反对这样一个体系,甚至反对它的可行性。毕竟,在目前的安排下,美国可以以接近零的利率从其他国家借钱,而且它们也喜欢这样做。鉴于美国的反对,该体系没有建成。34
第三个变化是知识产权和与之相关的支付日益重要。随着世界更多地转向知识经济,这些租金增加了,而且由于北方持有大部分专利,大量的资金从南方流向北方。再次,全球经济体系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使资金以其他方式流动而设计的,而不是资金从富国流向穷国来帮助它们成长,这似乎是在藐视地心引力。
第四个变化是作为东亚成功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模式可能即将结束。即使中国的所有制造业岗位都移到非洲,但考虑到非洲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预计将大幅增加,它也仅仅能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一部分的就业机会。35没有工作,特别是在欧洲,移民压力将继续有增无减。
至少从全球化管理的角度来看,也许最大的变化(特朗普之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它们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大增加。例如,中国在1/3个世纪内每年增长近10%,每7年增长一倍。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年份里,欧洲和美国的表现尤其糟糕。
全球体系再平衡
随着新兴市场在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声音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再平衡的需求变得更加明显。
当然,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小幅调整,不过似乎没有明显的效果。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表明,全球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而不仅仅是富裕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带来了中国、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其他8个新兴市场,并成为全球重要的会议。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消退,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分歧阻碍了重新定义全球化的进展。也许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巴黎协定》由195个缔约方签署并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36《巴黎协定》后,协定的力量得到了证明。世界其他地区坚定地声援支持该协定,美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和州重申了实现其雄心的承诺。特朗普到处被嘲笑。罗马市政厅展出了一个巨大的横幅:“地球优先”(取笑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提出了“让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的口号(嘲弄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毫不奇怪,鉴于全球化再平衡的进展缓慢,新兴市场发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声音时,这些国家已经把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有时是在美国的无效反对之下,努力保持其影响力。美国很难适应它的相对经济实力减弱的世界—我怀疑特朗普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了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增加发言权而重新平衡全球化并非易事。这需要合作,但只要美国坚持“美国优先”的地位,就难以达成。
推进的三种方式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对全球化表示不满。那么,问题就是全球化因此将何去何从?
增强华盛顿共识
一种方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改变:全球化的结构继续延续,其中依然由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制定规则并为其服务,这将增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我出版了GAID来解释为什么这不是世界应该走的路。尽管如此,在我写该书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这是世界未来的走向。
如果世界采取了这种方法,我认为我明白事情会如何发展。在GAID中,我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描述为就像从5万英尺的高空向下投掷炸弹一样。人们无法看到底层人民遭受的痛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重关注像失业率这样冰冷的数字,但10%的失业率背后是数百万没有工作的家庭。对于那些家庭来说,导致失业率达到8%的政策变化会造成一个差异化的世界,这种人的差异在统计数据的微小变化中根本无法捕捉到。但是,全球化倡导者所想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脱节甚至更大。他们有一个理论认为,全球化将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但他们甚至没有关于全球化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统计数字。
无法实现全球化的可持续
在我出版GAID时,对我来说,正在构建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不管怎样,在国家层面,政治并没有起到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右翼人士是全球化最有力的拥护者,他们不愿意推行保护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的政策。相反,他们甚至拒绝援助那些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的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左翼的行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人。他们应该是全球化流离失所的工人利益的捍卫者,如果这些利益没有得到保护,他们应该反对全球化。然而,在实践中,他们被全球化利益的论据所俘获,也许有些人被来自金融部门的竞选捐款吸引,从而支持他们的全球化观点,也许是有些人甚至开始相信“涓滴”经济学。最后,随着他们的许多“基地”,或者应该是他们的基础,成为幻想变得明显起来,事情发生了转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有力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他身后不仅有很多工人,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甚至最终,即使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被迫远离丈夫的全球化政策。她甚至出来反对TPP。
新保护主义
我的一位前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经说过:那种不可持续的东西不会持续下去。虽然我担心很少关注普通工人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受到保护主义的攻击,但这次攻击比我预料的来得更快,更有活力,而且唐纳德·特朗普以明显的保护主义纲领成功当选。
退回保护主义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第二种方式。这种“新保护主义”(实际上与旧式保护主义有点不同)需要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建立一堵隔离墙,以阻止跨界移民(不必介意此类移民已经暴跌37),针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以及苛责那些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出去的公司。
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工人发生冲突。他认为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低薪工人有效地“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真正的冲突在其他地方:一方面是工人和消费者(9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公司利益。
新保护主义的前景并不比第一个办法(增强“华盛顿共识”)好。特朗普和其他反全球化者似乎不愿意全盘破坏全球化,新保护主义政策只会降低他们自称会提供帮助的人的生活水平。新的不满者完全有理由不高兴。但特朗普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新保护主义者“贩卖的蛇油”只会加剧那些已经受苦的人的困境。在第3章,我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
增强“华盛顿共识”是由它所服务的特殊利益所激发的政策,但对这些政策效力的信念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即自由、无管制的市场是组织社会的最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这些观念已经变得时髦时,经济理论早已显示出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实际推行的政策明显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贸易协定不是自由贸易协定,而是有管理的贸易协定,甚至相信小政府的银行家们也热烈赞同万亿美元的银行救助计划。)38
相反,对这种保护主义的信念并不是基于对公司利益或对未来的现实分析,而是对过去的简单怀旧,这种怀旧似乎对大量选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怀念一个永远不会回去的世界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好的美国人,对二战后的美国统治时期持有怀旧情绪,当时他们的制造业工作似乎很安全,工资很高,而且他们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超越了他们、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移民到美国时梦寐以求的任何事情。现在,许多家庭甚至在父母都工作的情况下也难以维持生计。那时,单一的经济来源便可以舒适地养家糊口。特朗普回忆说,正是这个漫长的时期再也没有回来,他承诺将它以及伴随着它的信心和社会结构带回来。但那不会发生。时间的箭头不能调头。
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将我们的世界重新塑造成美国主导的《天才小麻烦》的时代,让美国再次大行其道。二战后的这段时期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寻常。这场战争将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敌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剥削那些为了国家而冒生命危险的人似乎是不对的。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战后时期是一个快速增长但共同繁荣的时期:每个人都看到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但底层的人看到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上层的人。
特朗普承诺使制造业回归。这是将被打破的许多承诺之一。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正在完成从农业到制造业的转变。在19世纪,大约70%的工人从事农业。例如,在美国,只有不到3%的劳动力生产了甚至比肥胖社会消费还多的食物。现在,发达国家正在完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当然,就像农业仍然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作用一样,制造业仍然存在一部分。但它不会雇用像以前那么多的人,100多年前失去的农业工作将回归,但制造业的工作将不再回归。
二战后的时期还有其他特点,特别是在美国。高薪制造业岗位中白人男性的比例几乎总是高于女性和有色人种,并将他们置于工人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即使解放奴隶将近一个世纪,妇女获得选举权接近1/4个世纪,情况仍然如此。一旦减少了歧视,在许多领域(包括大学毕业生,随后获得进一步提高),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大量在旧秩序中可能成为“阿尔法男”的男人(通常是凭借不劳而获的社会优势),发现自己被超越。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他们正在以他们期望的方式攀登生命的阶梯,突然之间,有人被给了绿灯并超越了他们。
一些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对“美好的旧时代”39的渴望,如果不是那些被压迫者的视角,那么在特权者的眼中是好的,在白人男性的不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难怪他们呼吁让这个国家回归,并且被政治家们承诺恢复的那个旧秩序所吸引,这是他们无法实现的承诺。
第三种方式:共享繁荣的公平全球化
如果以新的幌子回到过去的老贸易保护主义将无法奏效;如果增强“华盛顿共识”不起作用,将会发生什么?第三种方法分为两个部分:①管理每个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结果,以确保减少损失;②不受公司和金融利益主导,以对发展中国家较公平的方式改写全球化规则。
通过包容性全球化使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服务
GAID强烈批评全球化进程,但它的批评是从特朗普的相反视角开始的。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他错误地认为我们的贸易谈判者被诓骗。现实情况是,对于任何从全球社会正义角度来看全球化的人来说,是贫穷国家和普通工人得到了棒子短的那一端。新兴市场的伟大成就是,即使在这种“不公平”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它们也设法使全球化为它们和它们的大部分人服务。这就是全球中产阶级出现在中国、印度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的原因。40对于那些关心这些地区长期稳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全球经济并非零和博弈,其收益并非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付出。如果其他国家蓬勃发展,发达国家整体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增加。
但也有失败者:发达国家的工人,特别是那些技能较低的工人,以及贫穷国家中那些最贫穷的近乎自给的农民,他们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由于美国的补贴而降低了价格,这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的数百万人进一步陷入贫困。这些农民也以另一种方式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非洲和印度的荒漠化,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收入。
在全球层面,全球化还有其他一些运作不佳的方式。自由化时代开启以来,世界就被反复发生的危机烙上标记,更糟的是2008年。美国监管机构的失败加上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贪婪和完全缺乏道德标准41使全球陷入危机。自危机以来,世界一直在努力对金融部门施加一套规则以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危机。现在比2008年好很多,但很少有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使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的国内政策
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小国家,开始考虑全球化的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从如何改变全球规则这个宏大的问题开始的。它们从一个更温和的问题开始:鉴于给定的游戏规则和它们自身经济的特定状况,它们该如何设计它们的经济政策。
发达国家必须采取两套核心政策:一个是制定总体经济框架,允许些许共同繁荣,并对受到全球化伤害的人进行社会保护,因为无论我们的经济体系运行得多好,都会有一些人被落在后面。那些脱离成功阶梯的人不应该陷入经济的深渊。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进步的议程,它承认市场、国家和社会各自扮演的角色。即认识到市场往往效果不佳,即使它们效率很高,它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在社会上往往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进步的议程要意识到市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必须进行组织的。
在过去的1/3个世纪里,“游戏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早前我描述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个观点是,通过剥夺限制经济的规制的方式释放市场,通过降低税率激励个人和企业,市场的力量就会释放出来。经济将会增长,即使顶层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份额,每个人(甚至底层的人)都会富有起来。更好的做法是获得一个大蛋糕中较小的份额,而不是小蛋糕中较大的份额。目前,世界各个尝试过这个方案的国家的结果是:惨淡的失败。不平等增长甚至超过预期,但增长放缓,结果在一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几乎停滞不前。新规则造成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和短期主义,公司高管将重点放在季度报酬和自己的报酬上,而不是放在托付给他们的公司的长期福利上。现在博弈的规则必须为21世纪再次改写。
我们从过去1/3个世纪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需要抑制公司治理(首席执行官获得公司收入越来越大份额的能力)、金融部门(包括掠夺性借贷、市场操纵、2008年危机中变得尤为明显的信用卡滥用行为)以及市场势力的滥用。工人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跟上,部分原因是工人的谈判能力减弱,部分原因是劳动立法发生了变化,部分原因是全球化。世界已经改变,不再有终生的工作,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跟上。
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指出管理全球化的规则需要重写,但不是以勒庞和特朗普倡导的保护主义方式。为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在这里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太小,不足以支配全球化规则,正如特朗普错误地认为他能做到。为了管理全球化,他们必须转向国内,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开放原则来制定政策,确保全球化的好处得到充分分享,这样就没有人或至少没有显著的群体落在后面。42
在过去的1/3个世纪里,全球化的失败和承诺还有一个含义:政治家们不会仅仅承诺帮助那些落在后面的人,还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网,或许只是提供一些工作培训。那些将全球化视为危及他们未来的工人不仅需要一个安全网,他们还需要在“溺水”时有能够抓住的东西。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老旧承诺也不再可信。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承诺;经济和社会制度应当为所有人服务,即便工人由于贸易、技术进步或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失去工作,经济和社会制度仍正常运行,只有这样才会使大部分人放心。
在第4章,我从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视角来阐述可替代的全球化的概况。
本书的结构
《全球化逆潮》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我描述了“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即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不满中加入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的好处少于它的倡导者所宣称的,以及为什么全球化让许多人变得更糟,为什么对全球化有这么多的愤怒。然后,我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新保护主义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并描述能够实现全球化将让所有人受益的替代政策。
第二部分是原版的再次印刷,基本上没有改变。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原文着重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要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人们必须了解我们如何到了今天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关键阶段,也就是人们对全球化表示乐观时,我写了GAID,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化。43
最后一部分是后记,接着GAID结束的地方:它描述了随后15年全球化争论的演变,以及当今的全球情况与当时有何不同。当GAID首次出版时,有许多有关全球化如何进展的争论。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结果如何?从长远来看谁赢了?谁输了?后面的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关注了后特朗普世界可能出现的新全球化。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来自欧洲的负面消息接连传出。伴随着半数青年失业,希腊处于一片萧条之中。极右势力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在加泰罗尼亚这个临近巴塞罗那的地区,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其从西班牙独立出来。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欧洲的大多数地区正经历着损失惨重的十年,这十年内的人均GDP甚至要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甚至就连欧洲所欢庆的成功也预示着失败:西班牙的失业率从2013年的26%下降到2016年年初的20%。尽管如此,接近半数的青年仍旧处于待业状态,1倘若尚未离开这个国家的青年才俊到其他地方谋求就业机会,失业率甚至将会变得更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伴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控经济吗?确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他2003年演讲时就向美国经济协会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2伴随着市场状况的改善,掌控经济难道不应该变得更加简便易行吗?经济运行良好的标志是高速的增长以及低失业率,人人皆可得益于此。而欧洲目前的情况则刚好与之相反。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解释这个谜团:1992年起采取单一的货币政策,却并未为这一政策提供运行的机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决定。良好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不能保证繁荣稳健的发展,但存在缺陷的货币政策体系必将导致萧条和衰落。在多种货币政策中,常常会导致萧条衰落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挂钩,即一国的货币价值相对于他国货币价值或是某种商品是相对固定的。
美国在19世纪末的萧条与金本位制度不无关系,由于每个国家都将其货币价值与黄金价值挂钩,因而也就内在地包含了会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挂钩的关系:由于黄金储量有限,黄金的匮乏将会导致普通商品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这种现象如今我们称之为通货紧缩。3事实上,货币正变得更有价值,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户贫穷加剧,他们的账务偿还起来变得愈加困难。1896年的选举现场,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发言针对“美国是否会‘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辩。4
因此,金本位制度由于使得大萧条危害加重、持续时间延长,一直以来广受非议。那些尽早抛弃了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在大萧条中得到了较快的恢复。5
尽管历史上早有此先例,欧洲仍决定采取单一货币制度,这种举措使得金本位制度曾经带给世界的灾难重演——欧洲又陷入同样的桎梏当中。金本位制度失败了,不像那少有的被称作“金甲虫”的金本位制度主张者一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种制度重建。
对于欧洲的问题,欧元不必受到指责——欧元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的。所要做的是对货币联盟的结构本身进行改革,而非作用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实体上。对于这些将要实施的改革,欧洲是否有足够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尚且有待考证。由于缺乏变革的经验,和解将是解决此前混乱局面的良方。这里我将阐明应该如何处理分歧。
在2015年,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有着5.073亿常住居民以及16.3万亿美元的GDP,生产总值仅仅略小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6(考虑到汇率差别很大,国家相对规模也是如此,在2014年,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在欧盟内部,19个国家采用了相同的货币制度——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制度的“试验”并非早已有之——欧元是从2002年才开始流通的,尽管早在此前十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7并且在这一想法提出三年后,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就采取措施将其货币价值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挂钩。2008年,这一地区陷入萧条,并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一并带入这种境地。如今美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是一种美国式的滞后的复原,然而欧洲,或者具体来说是欧元区,其改革仍停滞不前。
这次败局对于那些不少仍处于萧条之中的危机国家来说,显得尤为紧迫,这一点自然无可厚非。但并非仅仅对于那些被冠名为欧元区的国家来说有着重大影响,对于整个世界皆是如此。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能够导致全球化环节重要组成部分停滞不前的因素,都有可能危及众人。
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民主的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在文化界和政坛,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从1959年到最近几年,我曾数次出游欧洲,大约是每年去几次的频率,其中曾有六年的时间求学、授课于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欧洲政府官员多次打交道(多数接触的是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接触并不频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爆发之时,我与几个危机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我担任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顾问,并且还是希腊前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顾问和旧友),我能够获得危机国家内所发生的,甚至是关于这些欧元区议会内采取应对措施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欧元试验”的结果一度是可以预见的。8经济学家不会委身于实验室,而是通过那些自然发生的、由政策抛出的试验来验证我们的想法。我坚信,欧元教会了我们许多。它是一种由并不完善的经济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提出的,是一种并不能长期奏效的体系——早在大衰退时期,它的缺陷已然暴露于人们面前。我相信,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来说,那些潜在的不足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不足之处促使了失衡状态的形成,这种失衡的状态正是目前逐渐呈现危机的元凶,而且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加以恢复。
自从我数年思索并论述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以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充当他议会经济顾问的主席成员以来,这次“试验”对于我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工作致力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TFA,开放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的边境贸易;我们也致力于创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组织于1995年创建,并作为贸易管理法案的国际规则的开端。创建于1994年的NATFA并没有欧盟那么野心勃勃,它允许工人们自由出入边境。较之于欧元区来说,这一组织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这三个国家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货币制度。但即便如此,这种有限的一体化仍旧带来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自由贸易协定”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噱头,这一点变得日渐明晰:这其实是一个受到约束的贸易协定,约束条件是为了某些特殊团体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一体化之间悬殊差异所带来的结果,还是对于那些在并不完善的民主进程背景下出于良好意图的领导人所制定的国际协定的结果,都令我变得十分敏感。
从克林顿的手下离开后,我供职于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我面临一系列新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这与政治一体化是不相一致的。我见到我们的兄弟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那些需要它援助的国家强制采取一些它(或者说是它的捐赠者)认为良好的经济政策。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大错特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往往会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我一度竭力去理解这些错误以及为什么这一组织会有如此所作所为。9
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时候世界银行也是一样)在发展国家、扩张市场上采取的措施,与那些在大衰退的复苏时期应用于希腊以及其他受灾国家上的政策,是存在相同之处的。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显著的共性:这些项目接连令人失望,并且受到被实施国公众的一致反对。
如今,新提出的危害全球化而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法案正受到抨击。这些一度为了共同利益而由政客于会议桌前“闭门造车”的贸易法案,其作用于遍及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国度。这些协议见证了与政治一体化并不同步的经济一体化持续增长的野心。它们最为有持续性的特点之一是:当机构的预期利益由于新的管理条例而受损时,它们能够对国家提出诉讼——一国政府并不能容忍在其领土上发生此种损失。管理的权利,以及面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规则的权利,是政府行政职能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从本质层面来说,欧元区项目与其他例子是有差异的:其内在包含了强烈的政治一体化的意图。在新的贸易协定之下,能够影响这一贸易领域所有市民的议会主体,并没有任何制定和谐化规则标准的意向。合作的议事日程只是简单地停止了规则的制定,甚至更好地撤回了那些规则。
但是,由于“单一货币政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与利益主体的影响,它并没有实现其经济意图——带来繁荣,也没有实现其政治意图——带来凝聚力。
因此,尽管本书致力于阐述欧元的批判性问题,它的影响却是更为广阔的:它能够为我们展现,当由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而非证据和经济科学理论锻造的备受争议的经济学说驾驭了议事日程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那些出于好意的尝试,是如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的。
这里我所讲述的是不同主题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例子,这也是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的方向,那些主题在全球范围有着一定的反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观点的影响,尤其是有关自由无约束市场内效率及稳定性的观点(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集合),这些观点塑造了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内的政策制度以及机构组织。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那些支配着发展学说的政策,这些政策被称作华盛顿共识政策,它们造就了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处境。10本书介绍的是,这些相同的观点,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进程——共享货币政策并将其偏离了轨道的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下一步政策的。
因此,有关这些观点的斗争无数次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事实上,在一些例子中,那些呈现出的论据和证据是基本相同的。在欧洲的艰难斗争与美国是相似的:保守派试图压缩政府开支,包括有着急切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源闲置仍旧如此。在欧洲,有关正确的预算结构的争论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多次遇到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是相似的。事实上,理解这些争论的全球影响力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一大原因之一。
这些争斗中所运用到的那些观点不仅仅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在这里我所持的观点比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要更为宽泛:不能仅仅知道了一个人改善经济状况的途径,就由此判断他的处世准则。但是,特定的观点是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从大体上来说,政策服务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这一点不足为奇,哪怕那些为他们争取利益的概念往往是模糊抽象的。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推出一个结论: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分离。全球化往往不能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创造利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并不能赶得上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这一点也恰恰解释了欧元败局的成因。
在我最近的研究中,一个更为深入的主题是不均等性。11经济学家往往关注均值,比如生产总值或者人均产出的平均数,有些时候政治学家也是如此。但是在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同时,多数市民的生活状况却在恶化。最近的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蛋糕如何分配并不重要——这是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似乎分配的结果是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更为关心的问题。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道,“在诸多主流观点中,对健全的经济造成危害的、最具诱惑性的,在我看来最具毒害性的,就是过度关注分配的问题。”12
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不均等性会影响经济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13不均等性还会影响到美国的民主以及社会功效。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关注不均等性,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可能的后果:更为基础的道德问题尚且悬而未决。
欧元导致了不均等性问题的加剧。本书的一大主要论点正是:欧元加重了两极分化。在这些国家中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比如在2007年,德国的GDP是希腊的10.8倍;而在2015年,成为希腊的17.5倍。这种分化也造成了欧元区国家间不均等性的加剧,尤其是危机国家。即使是那些在欧元问世前就试图采取措施削弱不均等性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这一点不足为奇:受到高失业率危害的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高失业率所施加的压力促使薪酬下调,政府由于经济紧缩而缩减了开支,这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政府补助为生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议事日程并没有在增加经济的平均增速上取得成就,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成功地”加剧了不均等现象,至于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欧元试验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
另外的两个主题则与我参与过的两个经济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基于此种经济体系的市场并非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共识。14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那只由个人利益所驱使却在整体上推动了整个社会良好运营的手,确实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并不存在。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资本主义的开端就预示着危机。15
经济学家提出的标准模型简单地假定市场是均衡的,换句话说,如果出现了经济下行,它会迅速地恢复到正常水平。16这种经济下滑后会自行恢复的观点是理解欧元区经济结构框架的关键。我的个人研究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并未如期恢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恰如其分却略带悲伤色彩的解释。
财政体系的作用对于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财政体系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提到,倘若不加以规范,财政体系可能会导致那些伴随着兴盛与衰落的经济不稳定。17欧洲发生的事情再度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也揭示了在那些由危机引发的、在当代经济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中,欧元区的设计以及所提出的政策是如何对其做出应对的。
最后一个主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但在本书中,却只是点到即止,它包含关于经济中暗含的价值:第一,经济应当作为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方法,用以增加个人或者社会的财富。第二,尽管生产总值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安全在内的广义概念,个人财富却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总值这一标准的概念,还取决于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对社会团体和政治机构的信心、民主参与制度等。第三,欧元作为一种手段,而且并不是一种针对其自身的手段——它的存在旨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经济凝聚力。反过来,这也会有助于实现更为长远的目标,包括促进国家繁盛、发展我先前提到的那些基础价值观等。但显而易见,事情并没有朝着它所既定的目标前进。方法是其自身的方法,终极目标却被忽视了。欧洲失去了它前进的方向。这种失控的特性,并非欧洲现象所特有的。它已然在多处发生:似乎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全球通病。
在某种程度上,欧元区的故事是一场道德剧:它揭示了没有与选民充分交流的领导,是如何制定出并不能服务于其市民的制度的。它表明经济利益往往被放在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为重要的位置,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的跋扈行为带给经济结构的效益微乎其微,却将大多数市民置于风险当中。
那些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政治学家基于自己的考虑,将这个满是陈词滥调的故事讲述出来,仅仅是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却招致无穷无尽的长期后果。欧元区的设立将会使得短期困境中的国家得到较强国家的援助,坚持提倡这种想法的人必定是自私的投票者。但若是没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共享,任何一家货币联盟都难以运行。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欧盟,这个欧洲大陆上诸多国家的进一步一体化,是最近60年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若是预见了它的衰落,或者是表明它可能会衰落,又或者是表明欧盟的某个方面——货币体系——可能会衰落,都会被视为异端。但现实往往会传递出令人不快的信息:欧元体系已然破裂,倘若不加以修复,损失将会更加惨重。若是以大多数市民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现存的系统,哪怕加上它最近的改革都很难长期存活。这种损失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其他方面比如我先前提到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令人不安的改变,以及极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尽管欧元的失败并不该为这些趋势负全责,我仍旧认为,多数市民所承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就算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也会是较为重要的一个。
这些损失对于兴起中的欧洲无疑是惨重的,将其未来置于险境,将其志向消磨殆尽。他们也许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了解经济现象背后所暗含的内容,但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依赖于那些说服他们支持创建欧元并邀请他们加入欧元区的人,那些承诺欧元的创立将会带来空前繁荣的人,那些人当时还承诺,只要坚持将赤字和负债维持在相对生产总值较低的水平,不久之后贫困的国家将会赶超富有国家。现如今,仍旧是那些对他们做出承诺的人,告诉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有方针、有策略,尽管短期来看会有伤痛,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在我看来,如果欧元区不做出改变,现实将是令人沮丧的,并且如果欧元区按照德国之辈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改变,情形将会变得更加不容乐观,但本书对此仍旧是寄予了希望的。在政治上更为一体化的欧洲将会是更为强劲、更为繁盛的欧洲,这一点传递出富有希望的信息,无论是对于起步阶段的欧洲,还是对于那些相信欧盟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种与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方法相异的前进路线是存在的,事实上,欧洲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前行路线,每一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的团结性做出了要求。
欧洲犯了一个简单易懂的错误:它认为向着一个一体化的大陆迈进,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货币联盟,共享同一种货币制度。如果欧盟想要保留,那么对于欧元区和欧元来说,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政策上,都需要深度改革。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欧元是人为的产物。它的问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则。如果有必要的话,欧洲的货币制度可以重建,欧元甚至可以被抛弃。欧洲也好,其他地方也罢,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方针,改写我们的经济和政党的规则,从而实现惠及更多人的繁荣、更为深化的民主,以及更为稳固的社会凝聚力。
本书寄希望于能够给欧洲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指导方针,并为欧洲迅速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起到推动作用。欧洲必须重拾欧盟始建之时追求崇高目标的视野。欧盟是如此重要,不该被欧元摧毁。
---------------------------巨大的鸿沟---------------------------
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当代美国社会中间,将那些被称为“百分之一”的巨富们和其他人隔绝开来——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不论忧愁烦恼还是心愿抱负,甚至点滴的生活细节,都和我们判若云泥。
普通的美国人担心的是孩子上大学的高昂费用、家庭成员的大病医疗和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在以往如潮汐般汹涌的经济大萧条中,深陷其中的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所想的只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然而即便如此,数百万人已然失去了居所。
而那些“百分之一”的富人们,谈论的却是其他的问题。诸如应当买什么样式的喷气式飞机,如何更好地避税(试想如果美国叫停瑞士银行的信息保密协定会怎样?开曼群岛还安全吗?安道尔呢?),等等。在南安普顿的沙滩上,这些人相互抱怨着邻居家的噪声,而自己却坐着直升机在纽约进出自如。他们同样也担忧自己若是身家破败会怎样,只是这必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且很少会发生。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一位为人爽朗又热心公益的亿万富翁举办的晚宴。被这条巨大的鸿沟持续困扰着的他将一些商界巨擘和前沿学者,连同其他一些为经济不平等担忧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在晚宴前的闲谈时间,我碰巧听到一位通过继承一大笔财富而晋升的亿万富翁在谈论一部分懒惰的美国人搭便车的问题。而此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大言不惭地谈论避税话题。席间,绝代艳后和断头台的故事被这些富豪们数次引用,以相互提醒不能让不平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勿忘断头台”为晚宴定下了基调。这次宴会中这些富翁阐释的观点,正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在美国,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它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产物,而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手段造成的。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应当由政府来改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越来越多的富翁们意识到,假使社会大众的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的财富赖以增长的宏观经济也难以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百分之一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迫切关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乐施会从精英云集的201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中带来了证明世界经济不平等的有力证据:假设有一辆载有85位世界级的亿万富翁的客车,它所承载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人口中较为贫穷的50%,即30亿人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一年之后,这辆客车需要的乘客数变少了——80位亿万富翁就足够让这个天平平衡。同样惊人的是,乐施会得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这个世界将近一半的财富;并且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将拥有能与余下的99%人口总和相等的财富。
然而,这条巨大的鸿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犹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齐步前行,大众分享着繁荣的果实。底层贫穷的人们财富的增长速度比上层富有的人们更快。
那正是美国的一个黄金年代,但即便是那时年幼的我,也能看出日渐显露的颓势。在密歇根湖南岸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工业重镇长大的我,已然被贫困、不平等、种族歧视和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浪潮的景象所包围了。劳动纠纷在那时十分普遍,因为工人们都想从国家备受称赞的繁荣时代中分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媒体用华丽的辞藻表示美国已然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但我能看见的只是那些低于中产阶级的人们,在这社会的变革中寂然无声。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我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收入规划好了生活方式,而这也是对鸿沟宣战的重要部分。那时的我身上穿的是哥哥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母亲在店铺促销的时候买来的,价格虽然稍高,但结实耐用。“可不能捡了芝麻丢西瓜”母亲这样说。母亲在大萧条时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帮着父亲管理保险业务。在她工作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就由我们的“帮忙阿姨”照看。“帮忙阿姨”名叫米妮·法耶·埃利斯,是一位阳光可爱又勤劳能干的阿姨。即便那时我只有10岁,我心中还是有些许疑惑:为什么在这个本应所有人都富有,本应给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国家里,这位阿姨却只读过6年书?为什么她要来照看我们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们呢?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的母亲终于有机会去追求她自己的人生理想——重回学校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证,去小学教书。她在加里城公立小学教书。白人身份让她免试进入了学校,于是她在这所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中成为少数白人教师中的一员。在她67岁被强制退休的时候,她开始在印第安纳州西北的普渡大学教书,为了能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接受到大学教育而努力工作。在她跨入耄耋之年的时候,她终于退休了。
就像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变革的到来总是缺乏耐心。我们被告知社会的变革是很难的,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尽管我并没有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加里城经受苦难(除了一点点的歧视之外),我却和他们感同身受。在我研究国民收入的相关数据几十年之前,我凭借直觉感受到美国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机遇之地。一些人或许有很好的机会,但另一些人却几乎没有。小霍雷肖·阿尔杰像是一个神话,但是他的经历是很多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所无法复制的。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国家提供的机会:因为得到一份国家奖学金而进入艾姆赫斯特学院读书。这份机遇让我得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把握更多的机遇。
就像我在《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一书中提到的,在我就读于艾姆赫斯特学院的第三年,我从物理专业转到了经济学专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像现在这样运转的。我选择做一个经济学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理解不平等、歧视和失业,我更希望它能教会我如何防止这些弊病危害国民。在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章里集中探讨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会(由关注数学和统计应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性协会)中展示,并于1969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依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框架。
对有关经济不平等问题分析的读者不多。大众中如此,经济学家中亦然。人们对这个话题并不关心。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有的人甚至对此抱有极大的敌意。自里根成为总统开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极大的深化了,但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态度依旧是无视。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坚称:所有对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有害无益的研究方向中,最诱惑而毒害最大的就是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2
和很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一样,卢卡斯教授所倡导的帮助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国家经济的蛋糕做大。他相信,假使我们过于关注那块分给穷人的蛋糕,就会减少对如何把蛋糕做大的研究,而后者才是更为基础的问题。经济学长久以来的传统认为这两个问题(关于效率和分配的问题,即关于蛋糕的大小和蛋糕的分配)是可以分开考虑的;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找出把蛋糕做到最大的方法,这个任务是艰深但又重要的。至于如何分蛋糕那是政治上的事情,与经济学家们并无关联。
诸如卢卡斯教授的一类观点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中十分盛行,也就无怪乎经济学家几乎对国家中日渐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视若无睹了。他们不会关注在GDP不断增长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的现实。这种忽视说明他们是无法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的,他们不能明白这样增长的不平等中蕴含着什么,更不能制定出能让国家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策略。
这就是我在2011年《名利场》杂志中将这个问题分享给更多人时大受欢迎的原因。最终刊登的文章《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也确实比我几十年前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了更多的读者。我在《名利场》的文章中谈及99%的美国人都在一条停滞的船上的社会现实,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那99%”。那篇文章中谈到的理论在下文中会反复出现:如果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那么我们这99%的人和那1%中的很多人都能从中受益。那1%中的人若是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就更应当帮助建立一个分化更少的社会。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引起一场新的阶级间的斗争,而只是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凝聚力,以弥合这个由来已久的巨大鸿沟。
本文同样针对“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不平等的增长”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不仅仅是有关价值观与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有关经济的问题,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关乎我们的国家认知的问题。在这之中还有更大的战略性利益。尽管我们维持着庞大的军费开支——近乎是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半,但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显示出了武力的局限性:即使在那些比美国弱小很多的国家中,我们也不能牢牢掌控哪怕是很小一块土地。美国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软实力”,在于道德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力,在于它为其他国家做出的示范,和它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构想。
不幸的是,由于这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美国经济已经不再为大部分美国人民服务——修正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25年前,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是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陷入停滞时,中国已然让5亿人口脱离贫困。一个不能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经济模型显然是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效仿的。
《名利场》杂志中的文章思路在我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得以延续。在那本书中我对一些话题做了深入探讨,也正因为此,我在2013年受到《纽约时报》邀请,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我将之称为“巨大的鸿沟”。我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文章,能够进一步警醒国民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我们信任的那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当中社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在个人机会上是极不平等的。我们的不平等体现在各个方面。但这些并非不可避免,它们不是经济学定律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只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产物。若是现在的政策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将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无论怎么测量)和更少的不平等。
我最初为《名利场》杂志写的那篇文章,以及我为“巨大的鸿沟”系列栏目写下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在这15年间,我还每个月为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专栏。最初我是想为东欧剧变之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新兴的经济学观点,但在这期间世界报业辛迪加大获成功,以至于全世界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转载它的文章。当然,我为世界报业辛迪加写下的很多文章都是有关不平等的。这本书中包括了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和在其他一些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尽管这些文章的主体是不平等,我依然决定加入几篇有关大衰退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于2007~2008年经济危机时和危机后,美国与世界经济陷入“大颓靡”的时候。我把这些文章加进本书当中,是因为经济危机和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平等导向经济危机,而危机会扩大现有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深化使得经济严重下滑,让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当然,就不平等本身而言,其对经济危机的深度和时长并没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但事实上,经济危机并不是上帝的意旨,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或是地震。它是我们给自己埋下的祸根,过度的不平等是我们自身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后果。
这本书大部分是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原理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政治与经济是不能被严格划分开来的。在这本书的很多文章,包括我之前《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当中,我这样描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不平等容易演变为政治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进而增长了经济的不平等,在美国这个给金钱赋予无上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更是如此,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但这个过程却在近几年加深了,这要归咎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成百上千亿的资金被用来保护银行而不是用来保护房屋持有者,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被这样的政治进程迷惑了。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他一手操纵放松管制政策,经济危机由此滋生)等人的影响下,奥巴马政府最初不但不支持,甚至还反对重建房屋信贷,以免除美国人遭受掠夺性和歧视性的银行贷款。难怪这之后很多民众对上下两院均表示不满。
我一向反对增删之前写下的文章,或是修改它们。我也不会把删去的东西加上来以满足所谓的字数要求,重要的观点和想法是必然要保留的。3用新闻体写作有很多优点,字斟句酌,言简意赅,突出时效,又没有学术写作的诸多繁文缛节。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会引入一些时新的讨论,而又谨记除此之外要将更深层次的信息传达出去。我希望这本书能在这些宏阔的主题上表达得体。
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很少写专栏。而直到世界报业辛迪加在2000年邀请我的时候,我才开始每月按时为他们写作专栏。这项任务让我极大地增加了对那些每周写一到两篇专栏的人的尊敬。相比而言,每个月写一篇专栏则是有很大选择空间的。在每个月中世界发生的诸多经济大事里,总有一个是最值得关注并能够传达更多信息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4项社会的核心元素造成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当中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即这条巨大的鸿沟:一是管理不善,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州政府的角色问题,四是市场的问题。就像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4个元素互相关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与宏观经济的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之间,前者既是后三者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不论全球化带来了多么迅速的增长,它仍旧加剧了不平等,而正是如此,我们对全球化的管理开始产生了不妥之处。对我们自身经济和全球化进程的管理不善反过来又和我们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利益群体产生了关联。我们的政治体制越发代表那1%的群体。但是当政治成为我们当前问题的部分原因时,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来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市场自身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受约束的市场只能带来更多的垄断、更多的金融行业违规和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只有通过民主机制的改革,即让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更多地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才能弥合这条巨大的鸿沟,让国民共享、国家繁荣。
本书中的论文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有一篇小的介绍性文章导入,以介绍该部分写作的背景,或是谈论一些在这些文章中未能详谈的问题。
我将以“序幕:裂痕初现”开始。在经济危机前的几年,我们国家经济的领导者(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夸口说新的经济模式能够使我们避免先前危害我们经济的经济波动,这所谓的伟大的改进能够让我们进入低通胀率和“高”增长率的新时代。但稍稍靠近一点看,就能发现这堂皇宣言的背后是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腐败(其中的一部分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更坏的是,经济的增长成果并没有由大多数美国人分享,巨大的鸿沟只是日渐加深。这一章中将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它的后果。
在第1章将介绍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关键问题(包括《名利场》杂志中刊登的《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和《纽约时报》中“巨大的鸿沟”系列的开篇文章),之后我将在第2章用两篇文章回忆我早期是如何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第3、4、5章将会阐述不平等的测度、原因及结果3方面的问题。第6章中我将集中讨论对于一些核心政策的看法。第7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情况以及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设计。最后,第8章我将探讨当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劳动力市场的积弱。我在这一章中提出了我们如何能最好地解决劳动力与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让他们在体面的工作岗位上拿着合适的工资。后记包括了和《名利场》编辑卡伦·墨菲的一篇访谈,其中谈到了一些在不平等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哪一步走错了?那1%的人不是创造就业的人吗?如果社会更加平等最终是否还是会伤害到那99%呢?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在始于200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上百万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并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还有很多人将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费进行了投资,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投资的价值不断缩水。这场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已经使得全球范围内几千万人丢掉了工作,使上千万人沦为贫困人口。1
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信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曾许诺给人类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大肆鼓吹具有惊人创新能力的新经济、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人们都认为所有这一切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消灭经济的周期波动。即使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联手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但至少我们能将其驯服得更温顺一些。
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长期珍视的思想观念。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并且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在维持低通胀上。然而,如今即使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承受这一理念后果的人们而言,他的反思已经太迟了。
本书是一本关于思想冲突的书,它要澄清那些曾导致我们采取了错误政策的思想理念,这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我们突然陷入这场危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但是没有一场危机不会留下思想遗产,更不用说眼前这场如此严重的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将结束一个我们长期争论的命题:究竟何种经济体系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
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或者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再次出现类似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的灾难。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并将这一失衡的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其他国家。
本书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导致这场危机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核心决策者无法看清这个令人头疼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我们制定何种政策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事实上,已经犯下的政策性错误将使得低迷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机只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还关心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不会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全世界就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考验着很多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危机过后,这些挑战将依然存在,并将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却会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会在政策和思想领域产生变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将不仅仅降低危机再现的可能性,甚至会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创新活动。但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一个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脆弱经济,我们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机时代将会出现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好坏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 ★ ★
人们可能认为经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有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讨论将会结束,这些人宣称无约束的市场自身将会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场危机的阴霾最终消散之前,人们不会再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的,不相信仅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诸事运转正常。
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给出了对这场危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只是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没有谁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议我们停止开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建议我们尽快回归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没有做错事情。2给银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调整一下监管措施;给公司高层一些严厉的训诫,让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于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欺诈;在商学院增加更多的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我们就会重获繁荣。
本书认为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过去的25年中,这些被认为能够自我管理的金融机构系统已经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幸运地存活下来,我们还得出了错误的经验结论: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自我正常运转。实际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就如同医生从病理学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过观察非正常情况下事物的表现来获得有关事物正常运转时的知识。在分析2008年的危机时,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其他分析人员所没有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危机专家”,一个“危机病”医生。这次危机不是最近几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已经有规律地频繁出现,相关统计表明,在1970~2007年共发生了124次。3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好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看到了产生于泰国的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这是经济危机传染的经典案例: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场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以阿根廷危机为例,作为墨西哥危机后遗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机始于1995年,后来受到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1998年巴西危机的影响而恶化,但是直到2001年这场危机才最终全面爆发。
经济学家可能会对自70多年前大萧条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如何应对危机有了统一的意见和方法。在1997年,当我看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东南亚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时,我感到震惊,这些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曾经使用过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我看到2007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次我看到的危机和10年前的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只提及一点,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公众都会否定危机的存在: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都否定东南亚出现了衰退或者萧条。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如今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听到时任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的让·米歇尔·塞韦里诺使用“衰退”和“萧条”来形容那时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但是当我们看到处于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岛的失业率高达40%时,我们又能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经济低迷状况呢?
在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否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统认为我们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在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醉汉驾车一样经常突然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它们会救助一些银行并让剩下的银行自行其是。它们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决策背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布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务实的,但是,公正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当衰退的阴云开始笼罩美国经济时,人们经常询问经济学家是否可能会出现另外一场大萧条,或者至少是一场深度的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答说:“不可能!”对于许多专家而言,在经济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知识,此时出现这样异常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犯过错,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错误。
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确的政策,但很明显的是,那些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认为这些理论是管用的,但他们错了。有缺陷的政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的东南亚危机,而且加剧了那场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留下的只是被重创的经济和成堆的债务。
从一定程度上讲,10年前的失败实际上是全球政策的失败。危机重创了被我们经常称为全球经济系统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们认为,由于他们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西方银行进行了保护,因此不必太担心这些受灾国家人民的生计。如今,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重振经济时,他们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错误。
自由坠落
当世界经济2008年的表现如同自由落体一般时,我们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体一样坠落。我们长期对于经济、对于美国、对于我们认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在上次重大的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2月15日,三个人的头像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他们分别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看好美国经济的财长罗伯特·鲁宾以及二人大力提携的拉里·萨默斯。他们被贴上了“救世委员会”的标签,在公众的眼里,他们被视为救世主。2000年,最火的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将格林斯潘的自传取名为《大师》。5
由于我在应对东南亚危机中看到了第一手资料,因此我并没有像《时代》杂志或者鲍勃·伍德沃德那样对这些人还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以及大多数东南亚的老百姓来说,那些听命于“救世委员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使得危机比没有这些政策时表现得更糟。这些政策表明他们缺乏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当面对经济低迷时,我们亟须扩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6
社会已经对久远的经济学大师失去了尊重。最近几年,我们不仅向鲁宾和格林斯潘这样的“大英雄”问计,而且实际上我们又把华尔街当成了全部,我们试图从华尔街那里获得有关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经济系统如何运作的全部秘密。但是,现在我们又能转而依赖谁呢?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提供的高见就是让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放松管制。
不幸的是,公众的注意力经常从思想的争斗中转向对个人角色的关注:制造危机的坏蛋和拯救人类的英雄。其他人会写书,实际上已经有人写了,指出是这个或者那个政策制定者,这个或者那个金融高管导致我们遭遇了现在这场危机。本书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认为所有诸如放松管制这样的关键决策的产生从本质上讲都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利益、思想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远不是任何特定个人影响所及。
当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时,他是在寻找可以执行其放松管制政策的人选。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作为央行掌门人由于成功地将美国的通胀从1979年的11.3%降低到1987年的3.6%而广受赞誉。7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业绩足以让其自动连任。但是沃克尔深知管制的重要性,所以里根希望能有人来接替沃克尔的工作。即使格林斯潘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也会有很多人能够并愿意继承放松管制的衣钵。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格林斯潘那里,而是放松管制的思想在作怪。
本书主要说明经济理念及其如何影响政策,澄清这次危机和这些理念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本书不是侦探小说,但是恰到好处的神秘感是好故事的重要元素: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如何步入自由坠落的深渊的?什么样的政策和事件触发了2008年的重大衰退?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我们就不能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也就不能使我们真正走出危机或阻止下一场危机的来临。剖析要为这次危机承担责任的所有因素,如银行的恶劣行径、监管者的失职或者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为什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要为这次危机负责。
寻找危机的根源就像剥洋葱。每一个答案都会进一步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也许会诱导银行家们的短视和冒险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不恰当激励机制呢?现有的答案都认为问题出在公司治理上——一套决定激励和薪酬支付的制度。但是为什么市场不对糟糕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实施惩罚呢?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最优者生存,那些为公司长期优良业绩而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会最终繁盛起来。此次危机证明这一理论是有问题的。人们可能认为这场危机的问题在于金融部门,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在其他部门、领域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时,除去那些新的金融产品如次级抵押贷款、担保债务产品之外,这次危机和之前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危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产生泡沫,然后破灭,最后是灾难性的破坏。银行根据已经被泡沫高估价值的抵押资产进行不良贷款,这一切都支撑了泡沫。新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银行能够隐藏坏账,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这增加了它们有效的杠杆率水平,也使得泡沫越来越大,使得泡沫破灭时情况变得更糟。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违约互换)由于过于复杂会放大风险,这些声称可以管理风险的新产品实际上大多数只是为了欺骗监管者。本书想回答的最大问题就是,危机为什么又再次发生了,是如何发生的,并且规模是如此之大。
找到深层次的原因是艰难的,但是那些简单的解释很难有什么说服力。正如我上文所说,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试图相信他们个人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错误,他们试图相信这个制度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们相信自己是这场千年一遇风暴的不幸受害者。但是实际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碰巧发生在金融市场的事件;它是人为的结果,是华尔街自己创造了它并将其强加给我们社会的其他成员。
对于那些即使不相信“偶然发生论”的人们,华尔街还有其他的解释:是政府让我们这样做的,政府通过这些金融产品鼓励人们购房并将钱贷给穷人。否则,政府早就会禁止我们这样做了,这是监管者的错误。这些美国金融机构试图推卸其在这场危机中应负责任的做法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些论调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相信现有这套制度的人们还有第三种方法为自己辩护,这些辩词曾用来为多年前的安然和世通丑闻进行过辩护:每一种制度都有瑕疵,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系统”(包括监管者和投资者)只是没能最好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犯错误的人包括早年的肯·莱(安然CEO)、伯尼·埃博斯(世通CEO)和现在被列入名单并遭到指控的伯纳德·麦道夫以及一群其他人(如艾伦·斯坦福和拉贾·拉贾那纳姆)。但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犯错误的人并不仅仅只有上面那些人,现有金融系统的卫道士根本没有意识到“系统”本身就有问题。8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到困扰美国金融系统的问题是如此持久、如此无所不在时,那么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系统出了问题。华尔街的高薪和一门心思赚钱的行为让我们不再仅仅关注那些备受挑战的道德问题,而且问题的普遍性也表明这个系统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解释的难度
在政策领域,判定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非常困难的,这比确定谁应受到表扬和给予什么表扬(谁应受到批评和批评什么)难得多。但是,什么是成功或者失败呢?对于美国和欧洲的观察者来说,1997年东南亚的救助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没有受到伤害。但对于那些眼看着自己国家的经济崩溃、梦想破灭、公司破产和国家背负数十亿美元债务的人们来说,这场救助是失败的。在那些政策反对者眼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而对于那些政策支持者来说,这些政策阻止了一场灾难。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了其他政策,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这些政策是延长和加重了危机还是会缩短和减轻了危机?对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出的高利率和削减支出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些政策和现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9东南亚各国最终恢复过来,但这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功劳,而是东南亚各国自己政策的结果。
相似地,很多人看到在放松管制的年代世界经济得到了长期扩张,于是就认为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在发挥作用,放松管制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将会持续下去。但是现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增长实际上是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的,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增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一些银行一遍又一遍地因为它们的愚蠢借贷行为而寻求政府的救助,这些国家包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这个清单几乎没有尽头。10一场危机过后,世界照旧运行,似乎和没有危机一样,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市场运行得非常好,但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市场从错误中拯救出来。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一切运行正常的人实际上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是当危机越来越大时,这个错误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今已经不容忽视了。
有关特定政策效果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糟糕的思想如何会持续这么久。在我看来,2008年的严重衰退是前几年所遵循政策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代表金融市场的特殊利益影响了这些政策。更加复杂的是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在应该为本次危机而受到谴责的长长的人员名单中,我想应该包括经济学。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表明确保这些理论正确是需要限制前提条件的,但是为了特殊的利益,经济学还是支持市场有效并能自我调节的学说。这次危机在剧烈改变经济的同时,也一定会同时改变经济学(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在第9章中,我会讨论经济学的这些变化。
我被经常问及经济学为何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熊市”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在事前看出问题,能在5次衰退中预测出了9次。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不仅对经济持悲观态度,而且还对为什么经济会存在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持有相同见解。当我们每年在各种诸如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场合聚会时,我们会分享我们的判断,并设法说明为什么我们所坚信会到来的日子迟迟没有出现。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擅长识别隐藏在事物发展背后的隐蔽力量,而不擅长预测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我已越来越坚信,在年会期间世界经济问题正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然而,那时全球经济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7%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传来了好消息。我向听众解释说:这意味着要么我们的基本理论是错的,要么就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一旦袭来,它将比我们预计的更加猛烈和持久。很明显,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 ★ ★
现在这场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的这个特殊“版本”资本主义系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缺陷。这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个体或个别错误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修正一些小的问题或者略微调整一些政策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系统太信任了,所以我们很难看出这些缺陷。我们经济系统的优势使得我们对它的缺点视而不见。在所有的竞赛中(美国对欧洲,美国对日本),我们全力支持我们的团队。当欧洲因为没有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诋毁为“老迈的欧洲”时,很清楚,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场僵化的欧洲社会模式和充满活力的美国社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已经使我们怀疑,我们的系统是否真正比日本的系统好?这种焦虑使我们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心中反而略感舒畅,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在很多方面采取了日本模式。11尽管美国没有对日本10年的经济衰退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我们还是敦促日本采取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
经济数据强化了我们的自欺欺人。因为,毕竟我们的经济体几乎比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增长得都快。12所以,我们总是那么感觉良好。
经济数据已经不是第一次欺骗那些阅读这些数据的人们了,包括欺骗华尔街让其做出非常错误的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兜售成拉美国家成功的典范、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南部国家胜利的标志。在很多年里,阿根廷的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它的增长同美国一样,也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巨额负债消费的基础上。最终,2001年12月,这个国家因为负债过多而经济崩溃。13
即使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每一次衰退都有结束的时候,一旦我们渡过这次难关,这些人仍然期望看到强劲经济增长现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审视一下美国经济,就能发现这里存在着更深的问题: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收入已经停滞了10年之久;这个社会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尽管存在个别例外,但是在统计意义上,美国穷人要翻身的可能性比“老迈的欧洲”还要低,14我们在标准教育考试的平均表现最多处于中等水平。15据说,在美国不仅金融部门而且有很多关键部门(包括健康、能源和制造业)表现得都很糟糕。
但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在危机前就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失衡不会自己消失。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才能完全解决美国的问题。全球需求决定全球增长,除非世界经济表现强劲,否则美国很难有一个强劲的复苏,美国将会滑入一个日本式的衰退。只要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国家继续生产超过它们消费的东西,而另外一部分国家继续消费超过它们生产的东西(这些国家应该多储蓄以备养老之需),那么就很难出现一个强劲的世界经济。
★ ★ ★
当我撰写本书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会纠正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我们会得到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快速的复苏,还有应对长期的挑战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会暂时性增加,但是这些钱花得是值得的:它会帮助家庭保住它们的房子,增加的投资会增强美国长期的生产效率并保护环境,援助银行的钱应该有回报,我们还应索要额外的回报以弥补公众为它们而承担的风险。
撰写本书还是有些痛苦的,因为我的很多愿望只是实现了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我们能将经济从2008年灾难的边缘拯救回来而庆贺。但和布什政府一样糟糕的政策是,我们还是给予银行很多免费的援助,而给予房屋所有者的救助要远远小于我的预期。现在的金融系统还是缺乏竞争力的,自认为“越大越不会倒”的银行甚至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些本该用于重建经济和创造新的充满活力企业的资金被花在拯救衰败的公司身上。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还算是走对了路。但当我们已经批评了布什政府的一些政策时,而其继任者奥巴马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还依然执行着这些政策,这显然是不对的。
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使我的撰写变得艰难。我批评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银行和银行家们(当然有些人认为那些都是诽谤)。我有很多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都是充满智慧、勤奋的人,他们也是认真思考过如何为这个待他们不薄的社会做些贡献的好公民,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不仅慷慨付出而且勤奋工作。他们不能接受我对他们的讽刺,其实,要知道我的这些批评讽刺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事实上,很多金融部门的人们感觉自己和很多非金融部门的人们一样都是受害者。他们也失去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积蓄。在金融部门内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努力预测经济的下一步走势,有很多交易员努力使我们的企业部门更加有效率,有很多分析人员努力使用非常复杂的技术试图去预测利润,以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高回报,这些人并没有做出给金融行业带来坏名声的不耻行为。
正如现代复杂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糟糕的结果并不是由某个人造成的。这场危机是金融部门的人们共同行动、决定和争论的结果。这个糟糕、失败的金融系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早就被创造出来了。事实上,我们费了很多工夫、花了很多钱才将其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些在其中扮演创造者和管理者的人们(包括那些因为此系统而获得嘉奖的人们)必须为他们的失败而负责。
★ ★ ★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造成2008年危机的原因,清楚早期应对之策糟糕失败的原因,我们就能确保未来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更小、时间更短以及无辜受害的老百姓更少。我们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负债增长,而是可以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我们甚至能够确保增长的果实被大多数公民所分享。
回忆是短暂的,在未来30年,新的一代会出现,这些自信的人们将不再总想着过去出现的问题,这些机灵的人们会认为没有什么“禁止进入”的禁地,不管我们设计什么系统,总有人会想方设法规避那些保护我们的监管措施和规则。世界还在变化,为今天而设计的规则在未来的21世纪中叶将不再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次大衰退之后,我们会成功地设计出一套监管架构,这套架构会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半个世纪,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
美国经济及其不足之处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一书出版之时,美国政治正走向分水岭。美国民众焦虑、愤怒,他们也应该如此。当然,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但更是一本关于人的书。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仅仅是穷人,都因为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倍感忧虑:让孩子得到体面的教育,赚到一份可以应付家庭开支的薪水,或者退休后能有足够的存款。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上千万的家庭失去了房产或面临被银行收回抵押房产的风险,与此同时,也导致了870万人失业;即使现在,有房一族依然在担心自己的房产还能保有多久,许多失业人员要么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选择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
然而,本书将要揭示的是:这些经济困境并非最近才出现,也不能仅仅归咎于金融危机。几十年来人们的工资收入微薄,财务安全渐被侵蚀,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也随之降低。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要获得或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他们在新闻中常听到经济“增长”和“恢复”,却并未见其转化为稳定的收入或增长的薪水。由于股市飙升,位于社会顶层的人们的收益骤增,已远超其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但是其他人并非如此,那些底层的穷人已经被洗劫一空。2009~2012年,91%的收入增长被1%最富有的美国人所占有,这正是不平等扩大的一个缩影。
一些评论员指出经济复苏的其他迹象,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但是,尽管名义失业率只有5.3%,仍有数百万人处于隐性失业或者兼职状态。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已经降至20世纪70年代末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水平。许多非自愿从事兼职或打零工的人们,想获得工作但并未积极寻找,进而退出求职人群。如果将这一人群考虑进来,实际失业率超过10%。有色人种社区失业率更高,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这已是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事实。
超越政治分歧、代沟及让我们痛苦的种族分裂,每一位美国人都渴望获得指引、找到答案,实现全新的、普遍的共同繁荣。两党政客竞相谈论“不平等”话题,试图号召选民关切此话题,吸引选民眼球。99%和1%的问题,已成为“全美国对话”的一部分。但是,至今没有哪位政党领导人能直接明确地解释,人才济济、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记录良好的美国,为何会陷入这一长期低迷的困境,也没有任何人能制订出一份明确、全面的计划,带领美国走出泥潭。
就在这一刻,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想法: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使其更有效—不只为了富人,而是为了每个人。
我们的答案:重构规则
本书旨在解释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及该如何解决,就重构21世纪经济规则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列出广泛议题,详细阐述了需要开展的工作,并为我们增加信心,如果有政治意愿,这些工作是能够做到的。
本书最初以一份罗斯福研究所报告的形式发布,主要面向政治决策者,但它的影响范围远超这一群体。《纽约时报》评价它为“重构35年经济政策的激进蓝图……(这35年的政策)导致财富大量向富人集中,中产阶级日益受挤压”。《时代》杂志说,《重构美国经济规则》揭示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秘密真相”。福特基金会将其称为一个“里程碑”。当然,政客们也听到了。伊丽莎白·沃伦议员称赞这篇报告“具有开创性”。支持者、劳工领袖、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纷纷要求介绍、讨论和进一步阐述“这些规则”。重要的是,他们视这份报告为行动的号召:要使经济更强大,我们现在具体能做些什么?
我们原以为了解经济学,其实不然
这里的核心信息非常简单:美国经济失去平衡并非由于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今天的不平等并非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结果。相反,是指导经济的规则把我们带到这里。借助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知识、对规则制定者和制定方法的了解,我们能够改变那些规则。最精彩的部分是,为了改善美国普通家庭财务稳定状况而改变规则,实际有利于整体经济。
我们现在知道,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规则是错误的,也是过时的。供给学派经济理论认为,规则管制、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所带来的负担阻碍增长—这与几十年前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需求不足限制因素完全不同。供给学派的观点不仅导致解除管制、降低高收入人群税收,还削减了社会福利及公共投资。现在的结果是:我们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废除法规,但收益并没有“涓滴”惠及其他人。相反,这些政策增加了大公司和美国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却并没有如拥护者所承诺的那样推动经济增长。
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出现了许多新证据,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市场的优势与局限。证据表明,市场并非在真空中存在,而是由我们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塑造而成。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改善经济状况的同时减少不平等。简单地说,只能在经济增长和让更多的美国人共享繁荣中二选一,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水平看来,不平等是一个选择。既然规则不再适用,是重构它们的时候了。这是个好消息。
政治运动的角色,现在和过去
对真正变革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民众当下的所见所感,也基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由于经济持续数十年低迷,对于经济形势的担忧,在政治讨论中已从边缘位置移到最中心。多数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在持续增长;二者间的差距前所未有。上层的公司高管和银行家们收入飙升,而他们所经营的公司状况却没有随之改善。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本应带来更多就业增长,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要想达到危机前的就业水平,并消化吸收潜在劳动力,美国至少需要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可以看到,80%的就业增长来自低收入的服务业和零售业。美国的富裕阶层财富日益增长,而普通民众却收入停滞、忧心忡忡,这一状况在政治上非常脆弱。
尽管现状不可持续,未来依然可怕。美国民众知道,经济正在发生根本转变,这是一个经济自我瓦解的时代。随之而来的经济转型(包括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将既带来希望也带来风险。越来越多的人靠赚取“微收入”来维持生计,通过各类平台提供打车、住房及各类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从保洁到计算机编程。这类共享经济能带来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当然也需要我们对75年前制定的法律框架进行更新。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国家劳工关系法》和配套的劳工法规要求雇主关系更持久,对劳动者的定义更狭窄。
大多数美国民众不需要经济学家来告诉他们,解决面临的变化和挑战,需要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对当前经济结构的边边角角做一些小修小补已无法让经济重回正轨。事实上,美国民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已经无法正常运转。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近2/3的美国民众,包括共和党、民主党及无党派人士,都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看到,针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越来越有影响力:从重点反对金融行业特权的“占领华尔街”及后续系列运动,到为增加工资、种族平等、降低大学学费和住房贷款而奔走呼吁的人们。他们都在表达真实的深层次需求,并要求采取行动。
本书聚焦美国,但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出现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受同样的错误经济理论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已经发生改变。在一些情况下,美国被视为榜样;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对其他国家强加这种改变,导致其他国家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和更严峻的经济形势。
机遇
在社会广泛呼吁变革的时刻,《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解答了美国的经济为何持续下滑这个问题,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远非在边边角角进行小修小补的解决方案。经济放缓和不平等加剧,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过去30年所发生的变化,导致短视行为增加,长期投资减少,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减少,而只有这些投资才能带来持续的高增长率。这种短视行为导致经济形势不稳定,美国仍然在遭受上轮经济危机余波带来的痛苦。
美国已经创建了一个充满扭曲的市场经济,它让上层阶级受益并扼杀长期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并不只是再分配(在市场手段之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尽管再分配也十分重要。美国政府也必须为大多数美国人增加工资、福利,并最终获取经济政治权利。基于以上观察,本书给出了一套全面的答案清单,并且表明:事实上,美国能够做到从源头上抑制不平等,同时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快速增长的经济。
在今天僵持的政治环境中,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汲取灵感。20世纪之交,当经济彻底远离农场和农业转向工厂和工业的时候,美国进步运动试图保护并最终从政治上动员了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所有美国民众。思想理念成熟于真正的变化之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识到,经济权力集中将导致政治权力集中,他开始限制垄断和托拉斯企业联合组织。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设计了一套新的政策体系,试图通过重新缔结社会契约和改善众多美国民众在新工业经济中的状况,来对抗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双重集中。这也是为了使这些政策理念成为现实的一个基本承诺。
罗斯福新政远远不够完美,特别体现在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不作为上,我们今天必须努力纠正这些不足之处。但1892~1938年的历史表明,为了人民,美国政治家可以将外部社会运动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整合起来,对规则秩序做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来指导美国的经济。
今天,我们又有机会看到这一幕重现,并有义务去推动它。这些规则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才产生,也将通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全面重构。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已经在恐惧中生活太久,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诉我们的,我们唯一害怕的事情就是害怕本身。本书让我们推开过去的那种恐惧,并将未来的经济掌控在自己手中。
那份罗斯福研究所原创报告的广泛发行表明,许多华盛顿内外的政客们都正在关注。然而,这里的各种分析和论据要求的更多—要求采取行动。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有勇气回应这个呼吁吗?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这本书是一个团队努力的成果。这个团队有众多专家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来自罗斯福研究所的内尔·阿伯内西、亚当·赫什、苏珊·霍姆伯格和麦克·孔恰尔。埃里克·哈里斯·伯恩斯坦在研究方面提供了大力帮助,他不知疲倦地仔细研究了大量数据、历史分析和众多的政策解决方案,使得本书内容不仅全面,而且精辟和富有说服力。如果本书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困难的平衡,都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卓越智慧和辛勤工作。
《重构美国经济规则》这本书也离不开许多具有先见之明的和乐观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对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咨询和支持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达伦·沃克、泽维尔·德索萨布里格斯和唐·陈。同时,也要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特别感谢扬纳·卡奇诺斯和塔拉·马格纳。恰巧在一个关键时刻,为实现一个更强大、健康的美国经济而长期奋斗的伯纳德L.施瓦茨和他的同事苏珊·托里切利,为我们带来了支持与鼓励,并建议我们如何能最有效地提出论点。当然,罗斯福研究所董事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如既往、长期不懈的热情支持,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学术研究在今天的政治僵局中显得更加重要。安娜·埃莉诺·罗斯福,与80多年前她的祖父母重构美国经济和社会时一样,表现出了同样的政治敏锐、同情心和务实精神。
如今,我们只希望能够表达一些相同的先见之明,及一些同样能够取得成功的方法。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1997~1999年,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费利西亚·黄
罗斯福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序言
---------------------------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
自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创美国式供给侧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已有40年。当大多数人关注减税(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和放松管制(特别是对金融部门)时,经济和法律的框架正在发生更为根本性的变革。破产法、公司治理、劳动法规与货币政策都经历了改变。其结果在目前来看是明确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相比,经济增长放缓,且增长主要流向了高收入个体。现在,是我们认识到大西洋两岸共同出现的这些失误,并制定新发展路线的时候了。
这是罗斯福研究所的观点,该研究所是一个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发展而来的智囊团,致力于推进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的价值观。研究所的目标是制定适合21世纪美国的新战略。2015年,我曾领导一个来自罗斯福研究所的团队(包括费利西娅·王、内尔·阿伯内西、亚当·赫什、苏珊·霍姆伯格和迈克·孔恰尔)撰写了一本小书,描述了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们应如何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以创造更快的经济增长,并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裨益。
在那本书中,我们强调,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定累进的税率和支出政策,还应当通过消除诸如破坏竞争、扭曲公司治理和降低工人议价能力这些滥用行为来创造更大程度的市场收入平等。那本书虽然简短,但很全面。我们在书中确认了美国经济、技术变革与全球化在近期出现变化的潜在驱动力,并且展示了政策如何塑造出在许多人看来神秘而客观的力量。
我们的书为创造一个进步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个进步的社会里,经济可以更好地为普通公民的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个纲领性方案。我们很高兴该书在美国、欧洲和亚洲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特别高兴受邀与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合作,为欧洲写一本类似的书。
这一挑战令人望而生畏:欧盟28个国家(我们在不知道英国脱欧进程将如何结束的情形下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和法律框架,并且欧盟法律和机构的重叠更增添了复杂性。为推进这个项目,FEPS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见“致谢”),团队成员多次会面分享、交流观点。由于可能涉及的主题范围实在广大,我们不得不将重点缩小至最核心的部分。然而,我们希望本书中基于涵盖的主题所进行的探讨能够为在时间和空间限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些见解。
由于本书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之后写成的,因此,宏观经济学、《稳定与增长公约》、紧缩政策以及欧洲央行的政策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新自由主义在欧元区经济框架设计中所起到的作用比里根和撒切尔的早期思想更为明确和重要,而普通欧洲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所指出的那样,对基本经济框架进行根本性修改可能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书中的大部分讨论都是有关在现有限制下还可以做些什么。
尽管宏观经济(以及过去10年明显的宏观经济失败)在危机后的几年里吸引了欧洲如此多的注意力,但我们不能忽视影响欧洲经济其他重要方面的欧洲规则。欧洲规则的整体结构包括:竞争政策(因欧洲必须与新的全球科技巨头打交道而变得愈加重要)影响了普通欧洲人的生活;欧洲税收政策(因企业已学会与国家政策博弈以避免纳税而变得越发重要)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劳动力市场政策(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扩大而日益重要)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欧洲经济的一个独特方面是欧洲社会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紧缩政策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这发生在欧洲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以反映21世纪的经济现实之时。本书概述了欧洲如何实现这一改革。
最终,所有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规则在许多方面对社会大部分群体都没能发挥作用,这引致了我们在美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政治不满情绪。虽然一些国家在应对全球化上做得相当好,但仍有许多国家做得不好,我们在书中分析了从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可以学到什么。
考虑如何重塑欧洲经济规则以创造共同繁荣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罗斯福研究所的同事们鼓励我们踏上这趟欧洲之旅。我们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FEPS的创始秘书长恩斯特·施泰特尔,他从2008年起担任这一职务直到2019年6月卸任。他帮助召集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师团队孜孜不倦地工作,发现难找的数据,权衡备选方案,起草并反复修改了本书各个章节的内容。
在我的办公室里,起初是德巴拉提·高希,然后是安德烈亚·古维特顺利地管理了编辑和修订的整个过程,而加布里埃拉·普伦普在加强FEPS与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之间的长期关系方面表现出色,这支持了本书的写作。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卡特·多尔蒂不知疲倦的工作,本书就不可能完成。事实证明,他对欧洲经济的洞察是极其敏锐而珍贵的,他的冷静、毅力对这种深具复杂性的合作至关重要,他是一位大师级合著者。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对于像我这样的美国人来说,《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仅仅一年以前)看起来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我又一次读完了本书。本书认为欧洲和欧洲计划的成功需要欧洲各国之间更为紧密地融合,而且欧洲各国的融合不仅仅对于欧洲来说是重要的,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写过欧洲是“启蒙运动的源泉,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目前世界正处于呼唤欧洲价值观的时刻”。
当时,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可以当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是不可想象的。 但它确实发生了。 而且它对我在本书中讨论价值观——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对多元化的宽容,到对星球的保护,甚至到真相的性质这些价值观的冲击甚至比人们所能预期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糟糕。对欧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烈。
目前,欧元仍然是欧洲计划成功的最大威胁之一。有些人会以欧元又多挺过了一年作为证据来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相反,我在本书中建议,欧元区很可能会在接连发生的危机之中得过且过,这是一个边缘政策,这个政策为依靠波动和不稳定性生存的对冲基金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但其代价是破坏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从长远来看,生活水平提高的机会。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和过去几年相比,欧元区的平均增长率估计都是非常平庸的1.7%(略低于2015年的2.0%)。1失业率有着比较积极的表现,2017年3月失业率达到了9年以来的最低点9.4%。2但即使如此,如果用更宽泛的测量指标的话,考虑到那些想工作更长时间却不能和那些不停地寻找工作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而放弃找工作的人们,失业率就变成了18%。3而2017年3月青年失业人数占比仍然为难以接受的19.1%?4,并且2016年间欧盟中44%的有工作的年轻人(15~24岁)签订的都是短期合同。5
激烈的辩论
本书触及了人们的痛处。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很难认同“欧洲的经济表现远远达不到优秀”的观点。在本书完成后,我有幸和欧洲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政府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对话,并对本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部分对话在公开的论坛上进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评论人是杰伦·迪塞尔布卢姆,荷兰财长和欧元集团主席。欧元集团是由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长们组成的,我在本书中提到了对危机国家施加的严厉程序,他们负责这部分程序的设计工作。2017年1月在达沃斯,我参加了一个讨论欧洲未来的小组,该小组中还包括皮埃尔·莫斯科维奇,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税务、海关等的欧盟委员会委员(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美国内阁部长或其他国家的部长)。我在维也纳有一个传播广泛的电视转播,内容是我与奥地利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进行的讨论。
我被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和承诺所震惊。但是,这些讨论以及过去一年中欧洲各国官员所做的评论,也加深了我对欧元区各国之间存在深层次分歧的看法。这种分歧不仅来自经济的差异,而且来自前景的差异。例如,迪塞尔布卢姆在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汇报》6的一次采访中说:
在欧元危机期间,欧元区北部国家表明了对危机国家的支持态度。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认为,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受益者都需要承担责任。我不可能一边花天酒地,一边向别人寻求帮助。
毫无疑问,危机国家感到被深深地冒犯了,并且要求他辞职。
在关于欧元的达沃斯讨论小组中,观众的提问将观点的分化置于聚光灯之下。对于数以百万的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危机国家的年轻人而言,欧洲领导人能够提供什么希望?在讨论小组成员中,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协议,它是关于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让欧元区成功运作的。小组成员中的欧洲委员有力地描述了已经采取的行动;但是,当谈到必须把青年失业率降至可容忍水平所必须采取的关键步骤时,他却只能表示,这在政治上很难付诸行动。换句话说:不要在短期内奢望太多的行动。
这些与欧洲领导人的讨论凸显了困扰欧元区的三种观点之间的分歧。第一个观点把欧元区的问题归结于欧洲内部个别国家的失败。那些做得不好的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它们应该感谢欧洲领导人对这些国家进行必要改革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政治家的阻碍和每个国家之中的既得利益关系在阻碍这个进程,因此它们需要来自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压力才能让这些改革付诸实践。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失败。如果他们是站在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制定政策,欧洲会做得更好。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在于欧元区的设计。只有对欧元区进行结构化改革才可能让欧洲恢复健康。本书中的结论强烈支持第三种观点。
欧洲官员当然支持第一种观点:他们的政策(在他们看起来)也许并不完美,但在危机中,鉴于这些问题必须解决的速度,他们的表现实际上是值得赞扬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已经达成的成就!像我一样的批评家们总是关注于半空的杯子,而不是半满的。真正的责任应该由那些没有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危机国家去承担。
我认为他们已经达成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尚未完成的任务更为重要,并且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例如,损害了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本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指责受害者”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前做得很好。它们并不是因为突然迷失了方向而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欧元出现之前,当它们遇到问题时,它们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不会陷入像欧元危机所带来的如此极端的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停滞。欧洲对危机国家开出了痛苦的处方,但它们的预期和实际实现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表明,欧洲领导人的经济假设是错误的。经济理论和分析不足导致处方不好,进而导致不良后果。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欧元区中只有一两个国家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指责受害者”理论可能还有些道理。毕竟每个桶里都会有烂苹果。但是,当这么多的国家都出现问题时,甚至是芬兰,这个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做得相当不错并且拥有良好机构体系的北欧国家也无法幸免时,就表明了,这个桶本身也存在问题。事实上,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表现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我与欧洲官员的会晤印证了我的观点,并且在本书中表达出来,即存在对单一货币成功运作所需要条件的重要误解。一些评论家把我的工作认为是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但是,本书传达的核心信息是思想问题。本书试图解释单一货币运作的必要条件以及欧元区官员的普遍观点为何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以及建立基本的经济信念和有关欧元区结构和政策的决定之间的明确联系。7
欧洲的许多专家都赞成第二种观点:如果政策制定者当初在对紧缩的限制不那么严格,对危机国家的银行支持方面考虑得更为周到的话,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但是本书也提到了这一论点,强调如果危机国家设法实现充分就业,它们将面临巨大的、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它们需要对汇率进行调整。没有实际汇率的调整,一些国家(如德国)将面临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而其他国家(危机国家,特别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将面临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就像受高失业率所困扰的濒临危机的国家目前所遭遇的那样,比如意大利。
任何对于货币联盟的分析,都需要将汇率固定时所发生的问题作为首要的分析对象,如果不这么做,就会遗漏一个核心问题: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移除了汇率调整机制,并且没有用任何方案来替代这一机制。在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即使最明智的决策者也无法解决欧洲的问题。
当然,德国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它本可以令它的经济通货膨胀,提高工资和物价,这将启动危机国家所需要的实际汇率调整。但这并不是“三巨头”所使用的工具之一,“三巨头”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在应对欧元危机时的三位一体。事实上,当德国在向其他人说明他们应该做什么时,它奉行的政策导致它有更大的盈余。本书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贸易顺差使得其他欧元区国家更难减少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帮助危机国家以及整个欧元区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平衡,不如说是它实行了更加难以实现这种平衡的策略,并增加了欧元区其他国家面临的调整成本。较少的紧缩无疑本可以改变这种政治辩论的态势,并且减轻危机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痛苦,但这种政策同时也会留下无从解决的潜在问题。8
本书阐述了欧洲曾经需要的,并且现在仍然需要的,是对欧元区的结构进行更为根本性的改革:迫使德国和其他顺差国家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给予欧洲官员进行政策调整的工具(通过银行联盟)以防止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危机国家银行系统的覆灭;建立一个框架来防止当一个国家无法遵从自己的意志进行货币借取时出现的无法避免的问题。简而言之,欧洲需要执行我在第10章提出的改革路线。
尽管承认欧元问题是一个政治计划的产物,我依然选择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欧元问题。无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动机是什么,都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分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使用单一货币?我在哥伦比亚的同事罗伯特·蒙代尔于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部分原因是他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是在欧元诞生之前提供的答案。现在的问题是,蒙代尔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
本书明确表明,蒙代尔只提供了所需分析的一部分。正如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惯例,甚至是中央银行在实践中推行的那样,它也忽略了银行这一关键部分。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如果没有银行,大概也就没有中央银行的存在了。但这远远超出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本身:欧元危机(以及促成欧元危机的2008年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银行危机。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就是将银行引入货币区的标准模型中。同样,过去的标准模型分析关注的是均衡,对通往均衡的动态过程关注不够。本书表明,正是这种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分歧产生的土壤。9
这些分析和其他分析的进展不仅仅在学术上是重要的: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三巨头的预测如此之差,而理解这一点又是理解三巨头政策失败原因的关键。我担心,很多评论者并未完全了解这些分析的进步,这意味着我在解释其他理论为何是错误的时候没有完成一个很好的工作。
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阅读时只读进去了他们想要读的部分。对欧元和欧盟的批评者们更加关注我提出的批评;而支持者们则更加关注我的解决方案。不出所料,本书在英国尤其受欢迎,因为本书提供的消息对于英国脱欧的辩论双方都是有意义的。对于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人来说,本书印证了他们对欧洲失调的看法。(在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之后不久纽约的一场招待会上,英国外交部部长,一个支持英国离开欧盟阵营的领导者,告诉我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书。)对于那些支持留下并进行改革的人们来说,本书同时解释欧洲计划的重要性和改革的路径。当然,他们阅读本书的方式就是我打算阅读的方式。
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出现在法国。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主持人向我展示了一盘磁带,这盘磁带记录了勒庞对本书热烈的赞同,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反欧盟政治家,他代表了对“建立”的挑战。主持人问我,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欧洲计划,正如我在书的开头和结尾所说的那样:“欧元,尽管仅仅是一些纸和金属,但它的重要性却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货币政策的安排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不是目的本身;单一货币应该使欧洲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带来新的繁荣。”但欧元这种货币所做的正好相反。事实上,玛丽娜·勒庞充实了本书中的一个关键信息,尽管不是以我希望去见证的方式:未能进行本书所呼吁的改革,即令欧元区按照它本应有的功能运作所需的改革,由此导致的失败,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事实上,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世界中民粹主义激增,表明困扰如此多国家的新极端主义的涌现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欧元。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工人,尤其是男性都存在不安情绪的事实同样证明了他们的困境也不能归咎于欧元。但欧元的失败已经助长并加剧了这些趋势。像玛丽娜·勒庞那样的民粹主义者不加区分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欧元、移民、贸易和更普遍的全球化,他们喜欢责备别人,但他们提供不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言语可以使大家产生共鸣。市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水平被降低了。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人们可以通过大致相同的视角来理解对于欧元的激烈反对和对于全球化的强烈反应。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紧密结合。欧洲计划是指欧洲国家的紧密结合。欧元是欧洲整合计划中最雄心勃勃的一部分。移民一直是全球化中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而欧盟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在欧盟内部,人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而全球化,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只是这些不良趋势的部分原因,而且它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一部分:工人们看到工厂关闭,他们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原先为之工作的跨国企业在国外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工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游戏规则能够被制定得更加公平,他们就可以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规则对他们不利。毫不奇怪,他们愤怒了,他们求助于政客,他们主张改写规则——如果必要的话,甚至退出全球化。同样,毫不奇怪的是,那些帮助起草旧的全球化规则的政治家们(主张经济一体化)被视为引起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原因;让这些人去制订解决方案是不能够被信任的。
这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工人仍然是技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在面对新技术时可以及时提高自己的能力,也认同新的技术会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摧毁旧的就业岗位。例如,在上世纪之交,制造汽车的工作逐渐消失,但汽车制造业和修理业又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
虽然这种自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现实情况是,由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而带来的冲击将会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很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个人和社区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充分地应对这种冲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行动,包括帮助个人和我们的社会进行这种巨大的结构性改革,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许多社区将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结果将会导致人们的愤怒,这种愤怒能为煽动者们提供可被抓住的机会。特朗普就已经证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这是一种可能危及我们的民主、社会和基本价值观的风险。
工人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技术的变化。即使在没有全球化和没有欧元的情况下,工人的福祉也几乎肯定会受到威胁。当然,对于政治来说,人们的看法和观念是最重要的,至于人们的观念是否准确,则无人在乎。像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这样的煽动者们在斥责全球化、欧元和欧盟的方面可能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忽视了全球化、欧元和欧盟在如今的经济危机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
事实上,正如我在本书中强调的那样,在欧元区内,欧元使事情变得雪上加霜。欧洲领导人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欧元。例如,欧洲的中央机构——欧洲中央银行,根本不应该关心就业,而应该只关心通货膨胀,以确保债券的价值不会受到侵蚀。因此,很容易就能指出,欧元区并不是以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10
尽管玛丽娜·勒庞以2比1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对手,事实上,她获得了将近1/3的选票,但选民的投票率很低,这些都表明了人们极大的不满程度,并为即将到来的危险敲响了警钟。那些关心欧洲未来及欧洲所拥有的价值观的人们需要倍加努力以确保欧洲计划的成功。这给本书中所传达的信息带来了新的紧迫性:改革欧元区结构的必要性和迅速推进这种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欧元区的创立,在许多方面都很类似于全球化,因为它导致了欧元区内的各个国家之间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它们两者对于主权国家都有很重要的启示。对于欧元区来说,直到危机来临之前,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可以牺牲到何种程度,当各个国家开始了解到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经济政策都已经被欧盟和欧元区摆布了,可能被布鲁塞尔(欧盟的主要机构所在地)控制,也可能被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的所在地)控制,而这些国家的人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和他们自己的国家会议对经济政策却无能为力。
如果能够把经济主权赋予那些似乎以确保整个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福祉以及欧元区内每个国家的利益为目标的人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无论是中左派还是中右派的团体都声称,加入欧元区将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平,这对于那些接受来自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指令的每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这些政策制定者要求“改革”,甚至是进行看似痛苦的改革时,都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确实,法兰克福和布鲁塞尔可以制定这些“明智”的政策,部分原因是它们摆脱了国内政治的压力。国内政治的压力会导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失偏颇,反而会将国家推至临近危机的边缘甚至危机当中。但随着欧元危机的持续,这种逻辑得以推进的基础似乎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上,他们所承诺的增加普通公民的收入和增加就业机会不仅都没有实现,反而两者都有所下降,这种后果又因政府服务的削减而愈演愈烈。人们面临着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他们所承诺的正好相反。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侵蚀这种机制的信誉。他们是不是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是他们自己的模型欺骗了他们?对于那些已经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暴跌的人来说,自然的反应是寻找中左派和中右派提供的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在一些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增长趋势。贸易保护主义的论点很简单,但不幸的是,过分简单了。贸易保护主义者承诺,移至国外的工作机会将会返回国内。对移民的限制意味着就业竞争将会减少,所以与存在移民竞争时的状况相比,人们的工资会更高。所以他们充满误导性的论点就能够行得通了。
这种论点反对了“开放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观点。但是,只有当市场得到一个更大馅饼的承诺得以实现时,这个承诺才有分量;如果馅饼的整体尺寸增加的同时工人得到的馅饼份额变得越来越小,那就没有多大帮助了。现实情况是,美国和包括欧元区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增长速度还慢,并且它们曾经达到的增长水平已经从高峰滑落,一去不复返了。
同样,如果每个人都过得不好,那么“由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可以使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好”的论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那些中右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左派)的人们开始担心再分配的成本,并允许社会安全网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破裂时,人们对于全球化或欧洲计划的支持可能就会减少,而对极端主义的支持则会增加。它同样破坏了对全球化或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因为它鼓吹要将税收负担从公司和富人身上移除,唯恐他们离开去别处。这样做意味着要么削减政府服务,要么增加其他税收。在任何情况下,普通公民都是输家。当他们看到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富裕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爱尔兰或卢森堡)的愿望做特殊交易,以降低本来就已经很低的税收负担时,他们的愤怒就更加强烈了。实际上,在欧元区,所谓的合作伙伴似乎完全愿意窃取其他国家的纳税人的钱;事实上,苹果公司和爱尔兰似乎为它们精心织就的道路很自豪,因为它们绕过了设计用来确保欧元区国家之间公平竞争的那些复杂的法规。
在许多情况下,本土化或长期国家分裂化现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洪流,而正是保护主义情绪为其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例如,在西班牙,脱离中心党派的行动已表明了人们对加强区域自治和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支持态度。而极端主义的滋生并不仅仅由欧洲所面临的困境(包括由欧元产生的困境)导致,经济问题和制造这些经济问题的方式加上管理不善,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并且对政治极端主义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对于那些危机一再重复出现的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更为严重。在过去的一年中逐渐显现的最新的危机发生在意大利。事实上,在2010年欧元危机开始之际,许多对冲基金认为意大利是最有可能全面崩盘的国家之一。2009年,意大利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达到113%,略低于当时希腊127%的债务比率。11然而,意大利通过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的途径(收入超过支出利息净额)来避免全面危机的发生,它的盈余是欧洲最高的盈余之一。12但是这样做是有成本的: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非常疲软(2016年为0.88%,2010~2016年为-0.4%,预计2017年的增长率为0.84%),并且他们青年失业率一直处于35%之上,居高不下。
任何经济体一旦经济停滞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银行陷入麻烦,因为看似优质的贷款随着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转变为了坏账。发行贷款的约束条件趋紧,继续迫使经济向下恶化。
事实上,这就是意大利正在面临的状况。虽然意大利的银行业危机非常广泛,但作为意大利第三大银行和世界上最古老银行之一的意大利西雅那银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MPS)面临的麻烦也能够证明欧元区目前也面临着困境。意大利西雅那银行所需的救助资金数额仅为几十亿欧元,虽然这个数额是很小的,但失败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将是巨大的。欧洲奉行的规则使得公共救助十分困难,这将被视为对一家私营公司的不公平的国家援助(别介意美国摆脱了这种限制,它救助的规模可能会达到数百亿美元)。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试图启动一个私人救助项目,希望通过胁迫和说服的交替运用让其他银行对其进行救助。虽然这种救助似乎符合欧洲的规则,但从标准经济学和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私人救助可能比透明的公共救济更为糟糕。
最后,伦齐未能如愿启动意大利西雅那银行所需的私人救助,而他的继任者继续公开救市,但只是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尤其是在德国。此外,有关银行业救助的争论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伦齐曾呼吁宪法公投,但是对于宪法修改的投票最终却转变为了对于伦齐表现的投票,包括他处理银行危机和更广泛的其他经济问题的方式。然而,他在这些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受到欧元区的限制——鉴于他面临的种种限制,经济不可能表现良好。2016年12月的宪法公投失败,伦齐辞职。只有通过熟练的政治管理才可避免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不过,在欧元区其他地方有人预计,意大利的中间派政党将在下次选举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面临大规模的溃退,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政党充满腐败并且不具备执政能力,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得到复兴,实力不断增强,并且很有可能成为领导党。此外,他们很可能与右翼党派联合起来,就退出欧元区举行公投。尽管关于公投的范围仍然存在宪法上的问题,但它引发的不确定性却会促使意大利不得不提高利率。因为意大利目前的高负债状态,利率的任何显著的增加都可能会导致恶化的负债增长循环。
许多经济学家,都乐于看到意大利与欧元区陷入困境:因为如果欧元区回到“正常”状态,利率将上升。(甚至在这之前就会感受到压力,因为美国的利率在增加。)但如果利率上升至正常水平附近,意大利为了偿还债务将要支付的金额将会飙升,然而意大利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很大了,约占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3%。13当然,如果投资者担心意大利无法偿还其债务,利率将会攀升至更高水平。意大利将会加入危机国家的行列。唯一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就是欧洲中央银行购买更多的意大利政府债券,“不计任何代价地”购买更多的意大利政府债券,就像马里奥·德拉吉,欧洲中央银行主席在2012年所说的那样,或者至少人们相信欧洲中央银行会这样做。对于葡萄牙的债务(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与意大利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援助是一回事;为意大利进行同样的援助又是另外一回事——意大利的债务是美国的10倍。欧洲中央银行有没有意愿或者说有没有能力“不惜一切代价地”购买更多的意大利政府债券?短视的市场还没有把重点放在利率恢复正常时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当它们最终这样做时,欧元区将面临迄今为止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2016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继续保持在1.2%的中等水平,预计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1.4%,与此同时,其2017年5月的失业率为9.6%。在那里,经济停滞为支持勒庞的极右民粹主义阵线提供了发展扩大的温床:欧元引起的停滞有助于推动政治走向极端主义。
西班牙的麻烦更为严重,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为3.2%,与2015年相同,预计在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降至2.6%。经济增长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显著放缓。14然而,在西班牙,许多人已经在庆祝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地度过了经济衰退的困难时期,尽管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在40%徘徊,而抵押贷款危机已经导致超过325?000次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15
当然,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是希腊。正如我预测的那样,三巨头作为援助条件强加给希腊的新紧缩计划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15年萎缩到-0.2%,2016年“增长”率略高,为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和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2%和2.7%,远远低于经济复苏所需的速度。2016年,约有75%的家庭报告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40%的人甚至不得不减少食物,1/3的家庭至少有一名失业人员。16现在的贫困率是危机之前的两倍。
爱尔兰是一个报告好消息的国家,然而它的“好消息”恰恰突出了欧洲的问题所在。爱尔兰官方报告的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26%。关于这一点的解释:该国改变了税收规则,以牺牲欧洲其他国家为代价,促使更多的公司在爱尔兰报告利润。苹果公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甚至与爱尔兰签订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秘密协议(使苹果公司能够不仅仅只是在爱尔兰避免缴税,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都避免缴税),直到这个秘密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被无意曝光。欧盟委员会委员玛格丽特·威斯塔基尔当即裁定,苹果公司的协议违反了欧盟的规则;然而即使它没有违反规则,对于一个正在试图建立企业责任形象的公司来说,正如威斯塔基尔所说的那样,“从欧洲的收益中支付的有效公司税从2003年的1%锐减至2014年的0.005%”,苹果公司的行动仍然被认为是非常不正确的。
我在本书中解释说,在欧元区和欧盟的建设过程中,人们意识到外部性的存在,即一国可能将成本强加给其他国家。规则应该禁止国家从事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成本的行动。但我建议它们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外部性上,结果它们不适当地限制了独立国家的经济主权。然而,在这里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行动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不公平地试图窃取其他国家的税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工作。但是,至少爱尔兰的观点认为,并没有规则禁止它这样做,欧洲各国之间的团结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爱尔兰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的内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欧盟裁定苹果公司需要向爱尔兰支付大约130亿美元的税款(这是一笔国家急需的维持公共服务的资金)而不是令苹果公司承认它们这一行为的恶劣时,爱尔兰加入了苹果公司的阵营。
观念和政策
考虑到欧元区不佳的表现,现在欧元表现得已经比我预期的水平要高了。部分原因是,即使是在危机国家,公民也往往会责怪自己的政治家,而不是充分理解他们进行行动时所面临的约束。当然,在腐败盛行(如在西班牙)或者领导层显得无能的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普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公众喜欢欧元,但是它们对欧洲的机构却越来越不信任,包括发行欧元的中央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在西班牙,对欧洲中央银行的不信任率约为66%;即使在相对正常的德国,对欧洲中央银行的不信任率仍在50%以上。17欧洲中央银行往往因欧元区过高的失业率而备受指责。18
这种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和政治工作必须有至少一点点的信任。信任的缺失可能对欧洲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
让公民相信危机已经基本结束,欧元经受住了考验,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官员做得很好。他们认为,在欧元的未来这一方面的投资已经如此之多,现在还不是放弃欧元的时候。然而这样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但是欧元的失败已经产生了成本;欧元不再被视为欧洲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被以一种更为功利的视角进行审视。进一步来讲,越来越多的问题集中在欧元对推动欧洲不断的繁荣和稳定是不是具有价值的。19
对于我而言,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欧元区没有像这里描述的那样进行改革,最好是缓慢地进行改革,欧元不太可能支持欧洲的繁荣。随着德国2016年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欧洲的宏观失衡越来越大。即使欧盟委员会也不得不批评德国的盈余水平。20如果不进行修正,欧元将仅仅是德国繁荣的工具。
就像我在英国脱欧的后记中描述的那样,尽管英国并不是欧元区的一员,但是欧元区内进行的各种事项都显然会影响全民公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投反对票的力量也反映了英国人对上述欧洲机构的同样不信任,因为英国人看到这些机构处理欧元危机的方式,他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些机构。同时,英国脱欧所引发的后果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预见到,这一事实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开始考虑退出欧元区。他们已经发现目前的安排并没有发挥作用。他们也明白,如果没有巨大的改革,就很难实现繁荣,但从政治上看,这些改革似乎遥不可及。无论他们走哪条路,都有风险:持续停滞或更糟的风险,结果最终变好的可能性很小;或在大规模改革中面临严重调整成本的风险,但这至少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繁荣。
直到最近,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世界各国引向了日益融合的道路。全球化不可避免,而欧盟似乎正处在这些全球化趋势的最前沿。欧洲计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之一。20世纪前50年的特点是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50年与前50年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欧盟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2016年的各种事件,无论是特朗普的当选还是英国的脱欧,都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欧洲和欧洲计划的成果现在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是倘若欧洲不能恢复繁荣,它们的成功都将变得难以企及。而倘若欧元和欧元区继续处于功能失调的状态,欧洲共同繁荣的实现就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论中所写的那样,欧元可以被拯救,而且事实上拯救欧元所需要的行动在经济上并不困难。然而,人们需要做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到目前为止,这已证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希望特朗普的崛起和英国脱欧会刺激人们在改革欧元区方面所做的努力。欧洲计划证明了人类理想的力量。如果这个计划建立的基础是欧元这样一个本应强化欧洲计划但是适得其反的货币安排,那么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这都将是一个悲剧。过去一年已经充分表明了采取大胆行动的紧迫性。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译者序
1955年,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溃》中预言下一次大萧条何时到来时说:“我不知道下次大萧条到来的准确时间,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在上次大萧条(1929年)后出生的第一位总统上台后的15年内。”屈指算来,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大萧条的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美国第54届总统乔治W.布什即将卸任之际,而小布什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没有亲历大萧条的美国总统注定要更快地“遗忘”大萧条时代的苦痛和教训,我们又能指望这样的总统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呢?
人类是个会“遗忘”的动物。“遗忘”虽能消散我们曾经的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忘却产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机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总会渐渐忘却危机曾给我们带来的苦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总是会周期性的“遗忘”。在这次危机渐行渐远之际,当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时候,当我们又在渐渐“遗忘”这场危机的时候,全面反思和检讨这场危机,就显得那么紧迫和必要。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场的坠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和反思这场危机所需的最为全面和权威的信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多重身份使他能够在很多世界重大经济事件方面获得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了解支配这些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定美国历次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观念。危机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这些充满冲突的思想观念,在过去的40年里,诱人的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顽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腐化了集体意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侵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华尔街。现在,弥补这一切可能还为时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机的苦痛来祭祀我们今天的“遗忘”。
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几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义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话题几乎触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所有核心命题:为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华尔街的贪婪无法得到约束?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世界范围内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世界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构新古典经济学?斯蒂格利茨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第8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这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可谓大快朵颐。
翻译工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没有团队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译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内容,宋树仁翻译了第3章,张华宁翻译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译了第6章、第7章,张娟翻译了第8章,姜玉婷翻译了第9章,张冬欣翻译了第10章,杨玲玲负责了全部章节的第一遍校对,李俊青负责全部章节的最后校对。
最后,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饱含责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书不会这么高效和高质量地出版。
本书最终由本人统稿和审定,文责自负。
李俊青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对于像我这样的美国人来说,《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仅仅一年以前)看起来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我又一次读完了本书。本书认为欧洲和欧洲计划的成功需要欧洲各国之间更为紧密地融合,而且欧洲各国的融合不仅仅对于欧洲来说是重要的,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写过欧洲是“启蒙运动的源泉,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目前世界正处于呼唤欧洲价值观的时刻”。
当时,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可以当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是不可想象的。 但它确实发生了。 而且它对我在本书中讨论价值观——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对多元化的宽容,到对星球的保护,甚至到真相的性质这些价值观的冲击甚至比人们所能预期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糟糕。对欧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烈。
目前,欧元仍然是欧洲计划成功的最大威胁之一。有些人会以欧元又多挺过了一年作为证据来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相反,我在本书中建议,欧元区很可能会在接连发生的危机之中得过且过,这是一个边缘政策,这个政策为依靠波动和不稳定性生存的对冲基金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但其代价是破坏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从长远来看,生活水平提高的机会。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和过去几年相比,欧元区的平均增长率估计都是非常平庸的1.7%(略低于2015年的2.0%)。1失业率有着比较积极的表现,2017年3月失业率达到了9年以来的最低点9.4%。2但即使如此,如果用更宽泛的测量指标的话,考虑到那些想工作更长时间却不能和那些不停地寻找工作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而放弃找工作的人们,失业率就变成了18%。3而2017年3月青年失业人数占比仍然为难以接受的19.1%?4,并且2016年间欧盟中44%的有工作的年轻人(15~24岁)签订的都是短期合同。5
激烈的辩论
本书触及了人们的痛处。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很难认同“欧洲的经济表现远远达不到优秀”的观点。在本书完成后,我有幸和欧洲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政府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对话,并对本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部分对话在公开的论坛上进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评论人是杰伦·迪塞尔布卢姆,荷兰财长和欧元集团主席。欧元集团是由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长们组成的,我在本书中提到了对危机国家施加的严厉程序,他们负责这部分程序的设计工作。2017年1月在达沃斯,我参加了一个讨论欧洲未来的小组,该小组中还包括皮埃尔·莫斯科维奇,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税务、海关等的欧盟委员会委员(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美国内阁部长或其他国家的部长)。我在维也纳有一个传播广泛的电视转播,内容是我与奥地利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进行的讨论。
我被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和承诺所震惊。但是,这些讨论以及过去一年中欧洲各国官员所做的评论,也加深了我对欧元区各国之间存在深层次分歧的看法。这种分歧不仅来自经济的差异,而且来自前景的差异。例如,迪塞尔布卢姆在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汇报》6的一次采访中说:
在欧元危机期间,欧元区北部国家表明了对危机国家的支持态度。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认为,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受益者都需要承担责任。我不可能一边花天酒地,一边向别人寻求帮助。
毫无疑问,危机国家感到被深深地冒犯了,并且要求他辞职。
在关于欧元的达沃斯讨论小组中,观众的提问将观点的分化置于聚光灯之下。对于数以百万的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危机国家的年轻人而言,欧洲领导人能够提供什么希望?在讨论小组成员中,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协议,它是关于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让欧元区成功运作的。小组成员中的欧洲委员有力地描述了已经采取的行动;但是,当谈到必须把青年失业率降至可容忍水平所必须采取的关键步骤时,他却只能表示,这在政治上很难付诸行动。换句话说:不要在短期内奢望太多的行动。
这些与欧洲领导人的讨论凸显了困扰欧元区的三种观点之间的分歧。第一个观点把欧元区的问题归结于欧洲内部个别国家的失败。那些做得不好的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它们应该感谢欧洲领导人对这些国家进行必要改革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政治家的阻碍和每个国家之中的既得利益关系在阻碍这个进程,因此它们需要来自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压力才能让这些改革付诸实践。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失败。如果他们是站在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制定政策,欧洲会做得更好。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在于欧元区的设计。只有对欧元区进行结构化改革才可能让欧洲恢复健康。本书中的结论强烈支持第三种观点。
欧洲官员当然支持第一种观点:他们的政策(在他们看起来)也许并不完美,但在危机中,鉴于这些问题必须解决的速度,他们的表现实际上是值得赞扬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已经达成的成就!像我一样的批评家们总是关注于半空的杯子,而不是半满的。真正的责任应该由那些没有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危机国家去承担。
我认为他们已经达成的成就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尚未完成的任务更为重要,并且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例如,损害了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本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指责受害者”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前做得很好。它们并不是因为突然迷失了方向而变成了不毛之地。在欧元出现之前,当它们遇到问题时,它们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不会陷入像欧元危机所带来的如此极端的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停滞。欧洲对危机国家开出了痛苦的处方,但它们的预期和实际实现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表明,欧洲领导人的经济假设是错误的。经济理论和分析不足导致处方不好,进而导致不良后果。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欧元区中只有一两个国家出现了问题,那么这种“指责受害者”理论可能还有些道理。毕竟每个桶里都会有烂苹果。但是,当这么多的国家都出现问题时,甚至是芬兰,这个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做得相当不错并且拥有良好机构体系的北欧国家也无法幸免时,就表明了,这个桶本身也存在问题。事实上,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表现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我与欧洲官员的会晤印证了我的观点,并且在本书中表达出来,即存在对单一货币成功运作所需要条件的重要误解。一些评论家把我的工作认为是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但是,本书传达的核心信息是思想问题。本书试图解释单一货币运作的必要条件以及欧元区官员的普遍观点为何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以及建立基本的经济信念和有关欧元区结构和政策的决定之间的明确联系。7
欧洲的许多专家都赞成第二种观点:如果政策制定者当初在对紧缩的限制不那么严格,对危机国家的银行支持方面考虑得更为周到的话,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但是本书也提到了这一论点,强调如果危机国家设法实现充分就业,它们将面临巨大的、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它们需要对汇率进行调整。没有实际汇率的调整,一些国家(如德国)将面临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而其他国家(危机国家,特别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将面临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就像受高失业率所困扰的濒临危机的国家目前所遭遇的那样,比如意大利。
任何对于货币联盟的分析,都需要将汇率固定时所发生的问题作为首要的分析对象,如果不这么做,就会遗漏一个核心问题: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移除了汇率调整机制,并且没有用任何方案来替代这一机制。在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即使最明智的决策者也无法解决欧洲的问题。
当然,德国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它本可以令它的经济通货膨胀,提高工资和物价,这将启动危机国家所需要的实际汇率调整。但这并不是“三巨头”所使用的工具之一,“三巨头”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在应对欧元危机时的三位一体。事实上,当德国在向其他人说明他们应该做什么时,它奉行的政策导致它有更大的盈余。本书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贸易顺差使得其他欧元区国家更难减少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帮助危机国家以及整个欧元区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平衡,不如说是它实行了更加难以实现这种平衡的策略,并增加了欧元区其他国家面临的调整成本。较少的紧缩无疑本可以改变这种政治辩论的态势,并且减轻危机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痛苦,但这种政策同时也会留下无从解决的潜在问题。8
本书阐述了欧洲曾经需要的,并且现在仍然需要的,是对欧元区的结构进行更为根本性的改革:迫使德国和其他顺差国家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给予欧洲官员进行政策调整的工具(通过银行联盟)以防止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危机国家银行系统的覆灭;建立一个框架来防止当一个国家无法遵从自己的意志进行货币借取时出现的无法避免的问题。简而言之,欧洲需要执行我在第10章提出的改革路线。
尽管承认欧元问题是一个政治计划的产物,我依然选择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欧元问题。无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动机是什么,都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分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使用单一货币?我在哥伦比亚的同事罗伯特·蒙代尔于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部分原因是他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是在欧元诞生之前提供的答案。现在的问题是,蒙代尔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
本书明确表明,蒙代尔只提供了所需分析的一部分。正如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惯例,甚至是中央银行在实践中推行的那样,它也忽略了银行这一关键部分。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如果没有银行,大概也就没有中央银行的存在了。但这远远超出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本身:欧元危机(以及促成欧元危机的2008年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银行危机。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就是将银行引入货币区的标准模型中。同样,过去的标准模型分析关注的是均衡,对通往均衡的动态过程关注不够。本书表明,正是这种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分歧产生的土壤。9
这些分析和其他分析的进展不仅仅在学术上是重要的: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三巨头的预测如此之差,而理解这一点又是理解三巨头政策失败原因的关键。我担心,很多评论者并未完全了解这些分析的进步,这意味着我在解释其他理论为何是错误的时候没有完成一个很好的工作。
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阅读时只读进去了他们想要读的部分。对欧元和欧盟的批评者们更加关注我提出的批评;而支持者们则更加关注我的解决方案。不出所料,本书在英国尤其受欢迎,因为本书提供的消息对于英国脱欧的辩论双方都是有意义的。对于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人来说,本书印证了他们对欧洲失调的看法。(在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之后不久纽约的一场招待会上,英国外交部部长,一个支持英国离开欧盟阵营的领导者,告诉我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书。)对于那些支持留下并进行改革的人们来说,本书同时解释欧洲计划的重要性和改革的路径。当然,他们阅读本书的方式就是我打算阅读的方式。
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出现在法国。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主持人向我展示了一盘磁带,这盘磁带记录了勒庞对本书热烈的赞同,他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反欧盟政治家,他代表了对“建立”的挑战。主持人问我,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欧洲计划,正如我在书的开头和结尾所说的那样:“欧元,尽管仅仅是一些纸和金属,但它的重要性却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货币政策的安排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不是目的本身;单一货币应该使欧洲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带来新的繁荣。”但欧元这种货币所做的正好相反。事实上,玛丽娜·勒庞充实了本书中的一个关键信息,尽管不是以我希望去见证的方式:未能进行本书所呼吁的改革,即令欧元区按照它本应有的功能运作所需的改革,由此导致的失败,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事实上,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世界中民粹主义激增,表明困扰如此多国家的新极端主义的涌现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欧元。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工人,尤其是男性都存在不安情绪的事实同样证明了他们的困境也不能归咎于欧元。但欧元的失败已经助长并加剧了这些趋势。像玛丽娜·勒庞那样的民粹主义者不加区分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欧元、移民、贸易和更普遍的全球化,他们喜欢责备别人,但他们提供不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言语可以使大家产生共鸣。市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水平被降低了。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人们可以通过大致相同的视角来理解对于欧元的激烈反对和对于全球化的强烈反应。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紧密结合。欧洲计划是指欧洲国家的紧密结合。欧元是欧洲整合计划中最雄心勃勃的一部分。移民一直是全球化中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而欧盟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在欧盟内部,人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而全球化,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只是这些不良趋势的部分原因,而且它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一部分:工人们看到工厂关闭,他们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原先为之工作的跨国企业在国外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工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游戏规则能够被制定得更加公平,他们就可以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规则对他们不利。毫不奇怪,他们愤怒了,他们求助于政客,他们主张改写规则——如果必要的话,甚至退出全球化。同样,毫不奇怪的是,那些帮助起草旧的全球化规则的政治家们(主张经济一体化)被视为引起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原因;让这些人去制订解决方案是不能够被信任的。
这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工人仍然是技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在面对新技术时可以及时提高自己的能力,也认同新的技术会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摧毁旧的就业岗位。例如,在上世纪之交,制造汽车的工作逐渐消失,但汽车制造业和修理业又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
虽然这种自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现实情况是,由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而带来的冲击将会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很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个人和社区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充分地应对这种冲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行动,包括帮助个人和我们的社会进行这种巨大的结构性改革,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许多社区将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结果将会导致人们的愤怒,这种愤怒能为煽动者们提供可被抓住的机会。特朗普就已经证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这是一种可能危及我们的民主、社会和基本价值观的风险。
工人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技术的变化。即使在没有全球化和没有欧元的情况下,工人的福祉也几乎肯定会受到威胁。当然,对于政治来说,人们的看法和观念是最重要的,至于人们的观念是否准确,则无人在乎。像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这样的煽动者们在斥责全球化、欧元和欧盟的方面可能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忽视了全球化、欧元和欧盟在如今的经济危机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
事实上,正如我在本书中强调的那样,在欧元区内,欧元使事情变得雪上加霜。欧洲领导人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欧元。例如,欧洲的中央机构——欧洲中央银行,根本不应该关心就业,而应该只关心通货膨胀,以确保债券的价值不会受到侵蚀。因此,很容易就能指出,欧元区并不是以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10
尽管玛丽娜·勒庞以2比1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对手,事实上,她获得了将近1/3的选票,但选民的投票率很低,这些都表明了人们极大的不满程度,并为即将到来的危险敲响了警钟。那些关心欧洲未来及欧洲所拥有的价值观的人们需要倍加努力以确保欧洲计划的成功。这给本书中所传达的信息带来了新的紧迫性:改革欧元区结构的必要性和迅速推进这种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欧元区的创立,在许多方面都很类似于全球化,因为它导致了欧元区内的各个国家之间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它们两者对于主权国家都有很重要的启示。对于欧元区来说,直到危机来临之前,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可以牺牲到何种程度,当各个国家开始了解到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经济政策都已经被欧盟和欧元区摆布了,可能被布鲁塞尔(欧盟的主要机构所在地)控制,也可能被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的所在地)控制,而这些国家的人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和他们自己的国家会议对经济政策却无能为力。
如果能够把经济主权赋予那些似乎以确保整个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福祉以及欧元区内每个国家的利益为目标的人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无论是中左派还是中右派的团体都声称,加入欧元区将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平,这对于那些接受来自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指令的每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这些政策制定者要求“改革”,甚至是进行看似痛苦的改革时,都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确实,法兰克福和布鲁塞尔可以制定这些“明智”的政策,部分原因是它们摆脱了国内政治的压力。国内政治的压力会导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失偏颇,反而会将国家推至临近危机的边缘甚至危机当中。但随着欧元危机的持续,这种逻辑得以推进的基础似乎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上,他们所承诺的增加普通公民的收入和增加就业机会不仅都没有实现,反而两者都有所下降,这种后果又因政府服务的削减而愈演愈烈。人们面临着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他们所承诺的正好相反。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侵蚀这种机制的信誉。他们是不是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是他们自己的模型欺骗了他们?对于那些已经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暴跌的人来说,自然的反应是寻找中左派和中右派提供的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在一些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增长趋势。贸易保护主义的论点很简单,但不幸的是,过分简单了。贸易保护主义者承诺,移至国外的工作机会将会返回国内。对移民的限制意味着就业竞争将会减少,所以与存在移民竞争时的状况相比,人们的工资会更高。所以他们充满误导性的论点就能够行得通了。
这种论点反对了“开放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观点。但是,只有当市场得到一个更大馅饼的承诺得以实现时,这个承诺才有分量;如果馅饼的整体尺寸增加的同时工人得到的馅饼份额变得越来越小,那就没有多大帮助了。现实情况是,美国和包括欧元区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增长速度还慢,并且它们曾经达到的增长水平已经从高峰滑落,一去不复返了。
同样,如果每个人都过得不好,那么“由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可以使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好”的论点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那些中右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左派)的人们开始担心再分配的成本,并允许社会安全网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破裂时,人们对于全球化或欧洲计划的支持可能就会减少,而对极端主义的支持则会增加。它同样破坏了对全球化或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因为它鼓吹要将税收负担从公司和富人身上移除,唯恐他们离开去别处。这样做意味着要么削减政府服务,要么增加其他税收。在任何情况下,普通公民都是输家。当他们看到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富裕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爱尔兰或卢森堡)的愿望做特殊交易,以降低本来就已经很低的税收负担时,他们的愤怒就更加强烈了。实际上,在欧元区,所谓的合作伙伴似乎完全愿意窃取其他国家的纳税人的钱;事实上,苹果公司和爱尔兰似乎为它们精心织就的道路很自豪,因为它们绕过了设计用来确保欧元区国家之间公平竞争的那些复杂的法规。
在许多情况下,本土化或长期国家分裂化现在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洪流,而正是保护主义情绪为其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例如,在西班牙,脱离中心党派的行动已表明了人们对加强区域自治和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支持态度。而极端主义的滋生并不仅仅由欧洲所面临的困境(包括由欧元产生的困境)导致,经济问题和制造这些经济问题的方式加上管理不善,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并且对政治极端主义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对于那些危机一再重复出现的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更为严重。在过去的一年中逐渐显现的最新的危机发生在意大利。事实上,在2010年欧元危机开始之际,许多对冲基金认为意大利是最有可能全面崩盘的国家之一。2009年,意大利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达到113%,略低于当时希腊127%的债务比率。11然而,意大利通过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的途径(收入超过支出利息净额)来避免全面危机的发生,它的盈余是欧洲最高的盈余之一。12但是这样做是有成本的: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非常疲软(2016年为0.88%,2010~2016年为-0.4%,预计2017年的增长率为0.84%),并且他们青年失业率一直处于35%之上,居高不下。
任何经济体一旦经济停滞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银行陷入麻烦,因为看似优质的贷款随着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转变为了坏账。发行贷款的约束条件趋紧,继续迫使经济向下恶化。
事实上,这就是意大利正在面临的状况。虽然意大利的银行业危机非常广泛,但作为意大利第三大银行和世界上最古老银行之一的意大利西雅那银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MPS)面临的麻烦也能够证明欧元区目前也面临着困境。意大利西雅那银行所需的救助资金数额仅为几十亿欧元,虽然这个数额是很小的,但失败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将是巨大的。欧洲奉行的规则使得公共救助十分困难,这将被视为对一家私营公司的不公平的国家援助(别介意美国摆脱了这种限制,它救助的规模可能会达到数百亿美元)。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试图启动一个私人救助项目,希望通过胁迫和说服的交替运用让其他银行对其进行救助。虽然这种救助似乎符合欧洲的规则,但从标准经济学和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私人救助可能比透明的公共救济更为糟糕。
最后,伦齐未能如愿启动意大利西雅那银行所需的私人救助,而他的继任者继续公开救市,但只是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尤其是在德国。此外,有关银行业救助的争论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伦齐曾呼吁宪法公投,但是对于宪法修改的投票最终却转变为了对于伦齐表现的投票,包括他处理银行危机和更广泛的其他经济问题的方式。然而,他在这些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受到欧元区的限制——鉴于他面临的种种限制,经济不可能表现良好。2016年12月的宪法公投失败,伦齐辞职。只有通过熟练的政治管理才可避免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不过,在欧元区其他地方有人预计,意大利的中间派政党将在下次选举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面临大规模的溃退,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政党充满腐败并且不具备执政能力,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得到复兴,实力不断增强,并且很有可能成为领导党。此外,他们很可能与右翼党派联合起来,就退出欧元区举行公投。尽管关于公投的范围仍然存在宪法上的问题,但它引发的不确定性却会促使意大利不得不提高利率。因为意大利目前的高负债状态,利率的任何显著的增加都可能会导致恶化的负债增长循环。
许多经济学家,都乐于看到意大利与欧元区陷入困境:因为如果欧元区回到“正常”状态,利率将上升。(甚至在这之前就会感受到压力,因为美国的利率在增加。)但如果利率上升至正常水平附近,意大利为了偿还债务将要支付的金额将会飙升,然而意大利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很大了,约占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3%。13当然,如果投资者担心意大利无法偿还其债务,利率将会攀升至更高水平。意大利将会加入危机国家的行列。唯一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就是欧洲中央银行购买更多的意大利政府债券,“不计任何代价地”购买更多的意大利政府债券,就像马里奥·德拉吉,欧洲中央银行主席在2012年所说的那样,或者至少人们相信欧洲中央银行会这样做。对于葡萄牙的债务(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与意大利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援助是一回事;为意大利进行同样的援助又是另外一回事——意大利的债务是美国的10倍。欧洲中央银行有没有意愿或者说有没有能力“不惜一切代价地”购买更多的意大利政府债券?短视的市场还没有把重点放在利率恢复正常时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当它们最终这样做时,欧元区将面临迄今为止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2016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继续保持在1.2%的中等水平,预计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1.4%,与此同时,其2017年5月的失业率为9.6%。在那里,经济停滞为支持勒庞的极右民粹主义阵线提供了发展扩大的温床:欧元引起的停滞有助于推动政治走向极端主义。
西班牙的麻烦更为严重,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为3.2%,与2015年相同,预计在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降至2.6%。经济增长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显著放缓。14然而,在西班牙,许多人已经在庆祝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地度过了经济衰退的困难时期,尽管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在40%徘徊,而抵押贷款危机已经导致超过325?000次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15
当然,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是希腊。正如我预测的那样,三巨头作为援助条件强加给希腊的新紧缩计划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15年萎缩到-0.2%,2016年“增长”率略高,为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和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2%和2.7%,远远低于经济复苏所需的速度。2016年,约有75%的家庭报告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40%的人甚至不得不减少食物,1/3的家庭至少有一名失业人员。16现在的贫困率是危机之前的两倍。
爱尔兰是一个报告好消息的国家,然而它的“好消息”恰恰突出了欧洲的问题所在。爱尔兰官方报告的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26%。关于这一点的解释:该国改变了税收规则,以牺牲欧洲其他国家为代价,促使更多的公司在爱尔兰报告利润。苹果公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甚至与爱尔兰签订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秘密协议(使苹果公司能够不仅仅只是在爱尔兰避免缴税,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都避免缴税),直到这个秘密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被无意曝光。欧盟委员会委员玛格丽特·威斯塔基尔当即裁定,苹果公司的协议违反了欧盟的规则;然而即使它没有违反规则,对于一个正在试图建立企业责任形象的公司来说,正如威斯塔基尔所说的那样,“从欧洲的收益中支付的有效公司税从2003年的1%锐减至2014年的0.005%”,苹果公司的行动仍然被认为是非常不正确的。
我在本书中解释说,在欧元区和欧盟的建设过程中,人们意识到外部性的存在,即一国可能将成本强加给其他国家。规则应该禁止国家从事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成本的行动。但我建议它们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外部性上,结果它们不适当地限制了独立国家的经济主权。然而,在这里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行动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不公平地试图窃取其他国家的税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工作。但是,至少爱尔兰的观点认为,并没有规则禁止它这样做,欧洲各国之间的团结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爱尔兰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的内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欧盟裁定苹果公司需要向爱尔兰支付大约130亿美元的税款(这是一笔国家急需的维持公共服务的资金)而不是令苹果公司承认它们这一行为的恶劣时,爱尔兰加入了苹果公司的阵营。
观念和政策
考虑到欧元区不佳的表现,现在欧元表现得已经比我预期的水平要高了。部分原因是,即使是在危机国家,公民也往往会责怪自己的政治家,而不是充分理解他们进行行动时所面临的约束。当然,在腐败盛行(如在西班牙)或者领导层显得无能的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普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公众喜欢欧元,但是它们对欧洲的机构却越来越不信任,包括发行欧元的中央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在西班牙,对欧洲中央银行的不信任率约为66%;即使在相对正常的德国,对欧洲中央银行的不信任率仍在50%以上。17欧洲中央银行往往因欧元区过高的失业率而备受指责。18
这种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和政治工作必须有至少一点点的信任。信任的缺失可能对欧洲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
让公民相信危机已经基本结束,欧元经受住了考验,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官员做得很好。他们认为,在欧元的未来这一方面的投资已经如此之多,现在还不是放弃欧元的时候。然而这样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但是欧元的失败已经产生了成本;欧元不再被视为欧洲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被以一种更为功利的视角进行审视。进一步来讲,越来越多的问题集中在欧元对推动欧洲不断的繁荣和稳定是不是具有价值的。19
对于我而言,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欧元区没有像这里描述的那样进行改革,最好是缓慢地进行改革,欧元不太可能支持欧洲的繁荣。随着德国2016年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欧洲的宏观失衡越来越大。即使欧盟委员会也不得不批评德国的盈余水平。20如果不进行修正,欧元将仅仅是德国繁荣的工具。
就像我在英国脱欧的后记中描述的那样,尽管英国并不是欧元区的一员,但是欧元区内进行的各种事项都显然会影响全民公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投反对票的力量也反映了英国人对上述欧洲机构的同样不信任,因为英国人看到这些机构处理欧元危机的方式,他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些机构。同时,英国脱欧所引发的后果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预见到,这一事实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开始考虑退出欧元区。他们已经发现目前的安排并没有发挥作用。他们也明白,如果没有巨大的改革,就很难实现繁荣,但从政治上看,这些改革似乎遥不可及。无论他们走哪条路,都有风险:持续停滞或更糟的风险,结果最终变好的可能性很小;或在大规模改革中面临严重调整成本的风险,但这至少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繁荣。
直到最近,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世界各国引向了日益融合的道路。全球化不可避免,而欧盟似乎正处在这些全球化趋势的最前沿。欧洲计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之一。20世纪前50年的特点是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50年与前50年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欧盟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2016年的各种事件,无论是特朗普的当选还是英国的脱欧,都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欧洲和欧洲计划的成果现在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是倘若欧洲不能恢复繁荣,它们的成功都将变得难以企及。而倘若欧元和欧元区继续处于功能失调的状态,欧洲共同繁荣的实现就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论中所写的那样,欧元可以被拯救,而且事实上拯救欧元所需要的行动在经济上并不困难。然而,人们需要做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到目前为止,这已证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希望特朗普的崛起和英国脱欧会刺激人们在改革欧元区方面所做的努力。欧洲计划证明了人类理想的力量。如果这个计划建立的基础是欧元这样一个本应强化欧洲计划但是适得其反的货币安排,那么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这都将是一个悲剧。过去一年已经充分表明了采取大胆行动的紧迫性。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译者序
1955年,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溃》中预言下一次大萧条何时到来时说:“我不知道下次大萧条到来的准确时间,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在上次大萧条(1929年)后出生的第一位总统上台后的15年内。”屈指算来,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大萧条的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美国第54届总统乔治W.布什即将卸任之际,而小布什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没有亲历大萧条的美国总统注定要更快地“遗忘”大萧条时代的苦痛和教训,我们又能指望这样的总统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呢?
人类是个会“遗忘”的动物。“遗忘”虽能消散我们曾经的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忘却产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机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总会渐渐忘却危机曾给我们带来的苦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总是会周期性的“遗忘”。在这次危机渐行渐远之际,当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时候,当我们又在渐渐“遗忘”这场危机的时候,全面反思和检讨这场危机,就显得那么紧迫和必要。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场的坠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和反思这场危机所需的最为全面和权威的信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多重身份使他能够在很多世界重大经济事件方面获得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了解支配这些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定美国历次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观念。危机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这些充满冲突的思想观念,在过去的40年里,诱人的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顽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腐化了集体意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侵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华尔街。现在,弥补这一切可能还为时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机的苦痛来祭祀我们今天的“遗忘”。
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几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义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话题几乎触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所有核心命题:为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华尔街的贪婪无法得到约束?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世界范围内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世界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构新古典经济学?斯蒂格利茨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第8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这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可谓大快朵颐。
翻译工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没有团队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译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内容,宋树仁翻译了第3章,张华宁翻译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译了第6章、第7章,张娟翻译了第8章,姜玉婷翻译了第9章,张冬欣翻译了第10章,杨玲玲负责了全部章节的第一遍校对,李俊青负责全部章节的最后校对。
最后,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饱含责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书不会这么高效和高质量地出版。
本书最终由本人统稿和审定,文责自负。
李俊青
媒体评论
---------------------------重塑欧洲经济:拯救欧元区的经济方案---------------------------
本书是对欧洲经济和欧洲货币联盟规则改革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增进欧盟的民主与团结。斯蒂格利茨再一次成功地将尖锐的批评与雄心勃勃而又脚踏实地的解决方案呈现给我们。
皮埃尔·莫斯科维奇
前欧洲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税务和海关专员
法国经济、财政和外贸部长
本书是大西洋两岸有影响力的学者共同撰写的一份有力声明,由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和全球活动家牵头。本书中的“规则”是对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的反击,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规则”正逐渐成为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领域的主流。如果这股趋势能得以持续,那么我们真的有望改写欧洲乃至美国的规则。
马雷克·贝尔卡
波兰前总理、波兰国家银行前行长
欧洲经历着经济停滞和增长乏力,如今已处在危机之中。一些国家,多年来一直在萧条或衰退中挣扎。经济低迷使得政治和社会出现不稳定性,促使民粹运动在欧洲蔓延。欧洲需要新的制度与规则,需要在新理念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政治的治理。本书为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描述了一套新规则,这将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塑一个以和平与团结为标志的繁荣、平等的欧洲联盟。
恩斯特·施泰特尔
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不平等的代价(珍藏版)---------------------------
.
“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
“一个经济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评价,那就是看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标准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美国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运用权力制定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利益。经济学家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即获得收入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因攫取了大量他人创造的财富。”
“企业CEO总在试图说服别人:个人因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而获得高薪是合理的,为了让他们持续做出贡献,他们需要持续的激励......但这些理由都是骗人的,这些收入根本不和绩效挂钩,绩效好的时候高,绩效低的时候照样高,绩效好的时候叫‘激励收入’,绩效差的时候叫‘留任收入’。”
“在某些国家,有钱人可以直接买通政客,但美国的政客通常不这么蠢,他们不会接受塞满钱的信封。这些钱会进入竞选活动,进入他们所处政党的保险箱,甚至会在离任后兑现,这种现象被称为‘美国式腐败’。”
“政客通常不创造思想,他们直接把学术界、知识分子等的思想拿过来,然后按选民所喜欢的方式组装起来,兜售给公众,并转化为法律和法规。政客更有动力去拥护那些服务于金钱利益集团的思想。”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 关 键 词 ◆
斯蒂格利茨、华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朗普、贸易管制、新冠疫情、美国陷阱、民生医疗、选举制度、贫富差距、资本家、美国梦、阶级固化、民粹、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政 中美关系 贸易战 民主政治 大国博弈、美国真相
◆ 营销支持/重点销售地区 ◆
三大网店、文轩网、博库网、天猫、北上广、江浙及全国各大书城、书店
◆ 其 他 说 明◆
◆ 编辑推荐 ◆
★ 剖析美国问题,揭露美式资本主义隐藏的制度危机;还原美国真相,看清世界强权如何一步步走向歧途。
★ 百万人确诊,十万人殒命,失控疫情数据背后,美国医疗体系大崩溃?
★ 逆全球化先锋升级华为贸易管制,愈演愈烈的美国畸形涉外政策?
★ 世界第一大国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不见的手"背后究竟是市场?还是资本?政府失灵谁来买单?
★ 美国梦变得愈发渺茫……上层阶级只顾自身下一代能享有现有地位,而贫困与不平等才是社会底层的真相
★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平奖双料得主斯蒂格利茨最新作品,一个美国爱国者的批判与谏言,一本书看透美国真相!
◆ 内容简介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穷困,很多美国人相信并拥抱了贸易保护主义,而可悲的真相是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且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小政府,大社会""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这些概念充斥了美国学生的教科书,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 作者简介 ◆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最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的经济学教材是世界上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重构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全球化及其不满》《欧元危机》《巨大的鸿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真相 : 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著 ;刘斌, 刘一鸣, 刘嘉牧译.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6书名原文: People,Power,and Profits: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ISBN 978-7-111-65689-0Ⅰ. ①美… Ⅱ. ①约… ②刘… ③刘… ④刘… Ⅲ.
①经济-研究-美国 Ⅳ. ①F171.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86731号
◆ 目录 ◆
前言
第一部分 迷途
第1 章概述 / 2
国富论 / 7
敌对者的反扑 / 13
另一种国富论 / 21
第2 章经济发展走向低迷 / 32
增速放缓 / 35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37
结论 / 45
第3 章剥削与市场势力 / 47
整体概况 / 49
如何解释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 / 55
经济增长与市场势力 / 63
"工人"的市场势力被削弱 / 65
抑制市场势力的扩张:21 世纪反垄断法的更迭 / 69
结论 / 78
第4 章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 81
全球化带来的痛楚 / 84
21 世纪的贸易协定 / 89
保护主义并不是出路 / 91
21 世纪的全球合作 / 94
调整我们的全球化 / 97
第5 章金融与美国危机 / 101
阻止金融部门危害社会 / 103
功能紊乱的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系 / 105
从传统银行到功能紊乱的金融系统 / 109
结论 / 113
第6 章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117
高科技时代的零失业现象 / 118
市场势力与人工智能 / 123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化 / 134
结论 / 135
第7 章为什么需要政府 / 137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 139
法规与编写游戏规则 / 142
政府失灵 / 148
对政府的需求日益增加 / 152
结论 / 154
第二部分 重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未来之路
第8 章恢复美国的民主 / 158
选举改革与政治进程 / 159
防止政治权力滥用:维护权力制衡机制 / 163
金钱的力量 / 166
如何降低金钱的政治影响力 / 169
进步运动的必要性 / 172
遏制财富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 175
第9 章重拾经济活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遇 / 178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 180
促进向后工业化世界的过渡 / 184
社会保障 / 187
有良好工作条件的体面工作 / 190
恢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 / 196
歧视 / 199
跨越世代的公正复兴 / 201
税收 / 203
结论 / 205
第10 章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 207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210
退休 / 211
房屋所有权 / 213
教育 / 216
结论 / 218
第11 章美国的复兴 / 219
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 220
美国人的价值观 / 226
当代的焦虑 / 228
特朗普的糖衣政策 / 233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235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 238
提高公共福利 / 239
致谢 / 245
注释 / 252
译者后记 / 326
◆ 前言 ◆
前言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
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1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2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
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翼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4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5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
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6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欣欣向荣,社会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上层。美国成功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付诸现实。然而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美国在40年前挥别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那看似田园诗般的生活,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40年过去了,人们对那段"田园时光"的怀念和向往并没有被现实束缚,反而越来越强烈。
然而,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崛起,粉碎了某些人意图重现那段"田园诗"的春秋大梦。实际上,在那段看似美好的历史当中,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被排除在"繁荣"之外。这场美梦破灭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快也会成为"有色人种",或者21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无法与男权社会相容,更是因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中,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活跃,人们逐渐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步思想取代了陈腔滥调,这种思潮变化有时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如果事态真的发展至此,那么为少数人在民主社会谋利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遏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大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银行家企图剥削借款人,又或者那些被囚困在过去的逐梦人试图重现旧日的美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少数人才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维持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
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这种低增长的出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最具创新性的时代里,美国本应是创新的领军者。
特朗普丝毫没有挽救美国的打算,他的计划是继续搜刮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从而维持精英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和共和党所制定的政策也许只会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如加剧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缩短预期寿命,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并导致美国永久性地陷入低增长的泥沼之中。
诚然,特朗普并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他善于引爆和煽动这些积年累月的隐疾。即使特朗普没能在大选之中胜出,其他擅长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会做相同的事。放眼全世界,我们能找到许多与特朗普"志同道合之人"。尽管这些煽动者各有各的手段,但他们都同样蔑视民主,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法律规章、自由媒体和独立的司法部门。他们都相信"铁腕人物"(如他们自己)的号召力,即使这种无谓的个人崇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过时了。他们都是拥护本国人民固有美德的民族和本土主义者,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政客总是试图把责任归咎他人。个性粗鲁暴躁是这个时代独裁者(或者即将成为独裁者的人)的共同特点之一,在某些公开场合下,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显露自己性格中的偏执和厌女情结。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所讨论过的大多数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已经成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国民健康状况更加恶劣,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更为严重。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如果放任这些伤口溃烂发臭,美国将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俗话说得好,你不能两手空空地对付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同样适用,要想推翻某个计划,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使美国没有陷入当前的困境,人民也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取代过去3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陈规旧制。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宣称要以"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发展核心的经济,它看似基于人类对市场机制理解的进步,事实上却正好相反。过去70年以来,经济学的进步已经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间歇性的失业现象(有时是大规模的失业)让人仿佛重回大萧条时代,有些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使人难以呼吸。而这只是证明市场自身机制存在缺陷的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人们对国家财富真正由来,以及在加强经济的同时,国家要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解。
我将在此提出一个不同于里根和特朗普所主张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我相信它将会带领美国实现共同繁荣。在论证过程中,我将阐明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为何特朗普经济学这种带有本土主义与保护主义色彩(即高度约束的全球化体制),结合了对富人少征税,放宽对于金融和环境管制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同样不会成功。
由于对这一方案的讲解主要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在开始这部分说明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相关理论。10
第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尽管市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往往无法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结果,如像环境污染等的负面产品太多,而类似基础研究等的重要成果则相对不足。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市场机制本身缺乏稳定性。早在80多年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向世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常出现持续性失业的原因,以及政府要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维持或趋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由于经济存在外部效应,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单靠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气候变化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这远远超过了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国家所能承担的成本。因此,无论是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监管,还是对排放量进行收费,碳排放都必须得到控制。
当信息不对称,某些关键市场缺失(如针对失业等有重大风险的意外投保),或者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市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金融这样的特定领域。同样,市场也无法生产足够多的公共产品,如消防或国防。因为这些产品通常容易被全民共同消费,但除了税收,很难使国民为消费这些产品支付任何费用。为了使经济和社会更好地运作,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政府需要出资完善社会体制,如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失业保险,资助和鼓励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监管机构以防止人们伤害他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产物。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实现一个快速增长、高效而稳定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也要保证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其一是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增长将使国家变得富有,有利于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知识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来源,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科学基础的建设。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机构的资助间接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其二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增进国民之间交流互信,促进贸易往来,保障投资安全。这种社会体系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推敲和打磨,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之后,通过对过往经验进行观察和总结,最终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启发了人类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人民已经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民主体系应当涵盖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机制的各个方面,并需要建立一系列以发现、评估和"讲真话"为己任的社会机构。
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当某个人和某个企业成功地推出消费者想要的新产品时,他们的财富确实得到了积累,这是一种发家致富的好方法。但如果他们利用市场势力对消费者或员工进行剥削,这种财富积累就只是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并不会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经济学中将这种超额利润称为租金,谋求特权以获得租金的行为被称作寻租,相当于增加自己在国家经济的大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而创造财富则意味着增加整个经济蛋糕的尺寸。由于寻租行为固有的剥削性质将会降低经济体制运作的效率,政策制定者应该瞄准这些租金过高的市场,避免和消除寻租行为,从而恢复经济的高效运行,将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引导为创造财富的过程。
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将会运作得更好。针对人种、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惹人反感。经济学派的主流思想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即为了社会公平只能牺牲经济增长和效率。美国社会存在的歧视现象以及对市场势力的利用等问题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及时解决社会公平缺失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实现收入平等这一目标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还需要摒弃涓滴经济学所倡导的错误理念,即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人受益,这一观点为里根以及之后的共和党推行供给经济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历史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向下层渗透。看看那些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在过去的几十年供给经济学政策盛行的背景下,尽管GDP有所增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几乎停滞不前,每天都生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市场本身也许并不能为这些劳苦大众提供援助,但政府的规划在此时却可以发挥效用。
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出规划时,必须同时兼顾市场收入的分配(也称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收入的再分配指的是个人在税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构建而成的。而我们构建它们的方式既会影响市场收入的分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效率。因此,如果允许垄断企业滥用权力,或者放任企业CEO将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据为己有,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能获得均等的机会,而这反过来要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平等。由于上一代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在连续几代人的传承之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富人逐渐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则更加贫穷。教育是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在美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比其他国家严重很多,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可以有效改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在当下,不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结合过低的遗产税,意味着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世袭的富豪统治集团。
第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仰赖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则伺机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美国在偏离正轨的政治规划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国的民主体制将成为一个笑话,因为美国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如果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制衡体系来遏制富人对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化的经济体制。
第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消极影响。贪婪、自私、道德败坏、失信及剥削他人的意愿,这些大衰退时期在金融领域所暴露出来的恶劣行径,与曾经美国所推崇的、更加高尚的价值观产生了激烈冲突,影响了人们对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判断。冲突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而这种扭曲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正在破坏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信任体制,甚至进一步降低经济效益。
第八,当特朗普和其他本土主义者急于将所有过错推给他人(如移民和某些"糟糕的贸易协定")时,美国人更应当反思当前的困境,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美国人,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是美国咎由自取-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本应该处理得更好,这样即使某些人短暂性地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很快在其他岗位找到新的工作。展望未来,美国人必须奋勇向前,我将在下文指出美国将要如何渡过这次难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关系。
第九,事实上,有一个方案可以使美国恢复经济增长,实现共同繁荣。它既可以消除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阻碍(如滥用市场势力的企业),也可以恢复社会权力的平衡(如赋予员工更多议价能力)。这个方案需要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并鼓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趁机为自己牟取超额利润(即寻租)。
当然,经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似乎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现在,这种权利正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销声匿迹。美国远比以前富裕得多,美国有能力确保绝大多数国民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本书将向读者阐述美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的是,眼下正是美国改革的重要时机。然而,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即渐进主义)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颠覆性的力量,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但是,如果缺乏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来抵消以金钱为中心的政治力量,一切针对经济的改革措施都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在对经济实行改革之前,美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
◆上架建议 ◆
经济
---------------------------全球化逆潮---------------------------
十年前《全球化及其不满》出版时,全球化的矛盾还聚焦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损。但在《全球化逆潮》中,读者会发现,错误的全球化方向已经反噬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而这些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
要想理解贸易战的逻辑,必须看懂其背后的全球化逆潮。
本书揭示了全球化是如何被政府导向错误方向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用简明而精致的语言,将其以一本人人都可以读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 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是全球化的悲观主义者,他是一个全球化的现实主义者,这不是一本象牙塔里的“有重要贡献的学术讨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迫切需要了解的全球化趋势。
—— 威尔·哈顿 《卫报》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这不仅仅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书中各个章节都给出了建设性的提议——让人看到了救市政策下欧盟三巨头的思想麻痹,让批评家斯蒂格利茨来为他们规划吧。——《金融时报》记者 马丁·桑德布
斯蒂格利茨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彻底改革欧元运行机制,欧元或许必将走向失败。——《经济学人》
内容清晰,极为精彩。——《纽约时报》彼得·古德曼
斯蒂格利茨的诸多观察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华尔街日报》
欧元是现代的悲剧......欧元的尴尬境地不断增加,欧元支持者多是一些政治浪漫主义者和亲欧盟的记者。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告诉这些人,他们正在无意之中毁掉他们最珍视的欧元。——《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保罗·科利尔
书中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能引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兴趣。——《科克斯书评》
---------------------------巨大的鸿沟---------------------------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位狂热而伟大的经济学家。
—— 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无论是对于民主党人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放任理论来说,这都是一部*为全面的抗辩......如此评论斯蒂格利茨对于公众讨论的贡献毫不为过。
—— 托马斯·埃德萨尔 美国著名媒体人在《纽约时报》书评
读起来炙热激烈。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位狂热而伟大的经济学家。
—— 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无论是对于民主党人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放任理论来说,这都是一部*为全面的抗辩......如此评论斯蒂格利茨对于公众讨论的贡献毫不为过。
—— 托马斯·埃德萨尔 美国著名媒体人在《纽约时报》书评
读起来炙热激烈。
—— 纪思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普利策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的作品一针见血,深刻而分析透彻,向我们展示了不平等背后的源头以及其危险性。
——《华盛顿邮报》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推荐序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一般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错误药方。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对美国次贷风暴的来临提出预警。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的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站出来仗义执言。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的诤友。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由市场的坠落”是对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路凯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诫我们,“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造成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情况。”斯蒂格利茨批评格林斯潘、伯南克,声称不仅直到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想想在2007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也普遍是这种态度吗?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对这种对于市场经济的盲信进行深入反省吗?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对于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新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主要通过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大企业的垄断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样有害。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敌。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虽然经过了政府和从业人员的努力,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存在高度投机性的市场。以股市为例,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底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斯蒂格利茨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评论是:“在理论上,我们还认为市场是可以保证质量的。那些生产过度风险产品的公司会丧失信誉,其股票价格会下跌。但是在今天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一市场的教条已经不灵了。”
“总体上,这些金融巫师发明的高风险产品的回报是正常的,它们所隐藏的负面风险会被掩盖很多年。成千上万的资金管理者吹嘘他们可以‘战胜市场’,也有很多短视投资者相信他们。但是这些金融巫师也被自己忽悠了,他们也同那些买他们产品的顾客一样被自己欺骗了。这就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崩溃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握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有毒’产品。”
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把美英资本市场作为榜样,正准备全面照搬之前,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们没有落入陷阱。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没有中国可以照抄的理想模式。我们必须自己探索,走出自己的道路。我深信,在我们摸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联合国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前委员
推荐序二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这一段故事已经可以当成历史来读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些是亲历者的记录,比如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G.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还有一些是旁观者的点评,比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拉詹的《断层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他的角色与众不同,他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他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克林顿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治圈中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锐气。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愤。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个举世著名的批评者。他杀了个回马枪,矛头直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迟早会惹出大麻烦。成功的预言家必须有坚毅的定力,因为他们的预言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被别人耻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这些似乎危言耸听的观点才得到了印证。事后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先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外围地区爆发,但最终一定会扩散到中心地带。凭着多年的批评言论,斯蒂格利茨当然有资格出这样一本书。在本书中,字里行间,似乎都能读出斯蒂格利茨的愤懑不平,还有一些扬扬得意:“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谈到了银行家的贪婪和失范。美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们制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他谈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尤其是从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保罗·沃尔克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他主张对金融体系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很不对里根的胃口,结果没有办法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继任者格林斯潘热衷于放松金融监管。格林斯潘不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他还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他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表扬次级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说这些“金融创新”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稳健。斯蒂格利茨声称,让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错误,因为伯南克萧规曹随,只知道救市,没有对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痛下猛药。他对奥巴马的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更是耿耿于怀,指出当年就是萨默斯反对对衍生金融产品加强监管。斯蒂格利茨把这些人的家底都抖搂出来,穷追猛打,真是“一个也不放过”。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仅仅批评布什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总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奥巴马缺乏足够的魄力,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这是一种“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还谈到美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啦啦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下半部分主要谈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制造业衰落的命运。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将使得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危机之前,中国和其他一些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举国上下,靠借钱尤其是借外国人的钱,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国际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走出危机,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甚至谈到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主张用GNH代替GDP。他谈到美国不仅有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还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这些颇为出格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本书的书名就有些夸张。如果用自由落体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机不是已经逐渐平息了吗?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边都是悬崖飞瀑,而我们正小憩在其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英镑危机,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混乱局面。2010年,我们也“小憩在一个静静的池边”。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0%,而通货膨胀率低于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但是,回顾2011年,潜在的风险依然隐藏在地平线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进入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格夫(Rogoff)和莱因哈特(Reinhart)在追溯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之后提醒我们,在金融机构爆发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将紧随其后。新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似乎已箭在弦上,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暗潮涌动。围绕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谈判桌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的观点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他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张的改革或许很难实现,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最终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荆棘中折翼。但是,激进的态度,能够捍卫的不过是一些中庸的观点,能够澄清的无非是一些常识的判断。以斯蒂格利茨为药,不是补品,但可以去邪败火。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序三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变革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从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战略,直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终极价值,无所不包;变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将左右人类的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2008年,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级贷款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庞大的金融帝国接二连三地轰然倒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丢掉饭碗,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超乎想象!又那么无可奈何!幻想早已破灭,希望究在何方?
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吗?
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疑难绝症的病人,不同的医生会给出不同的诊断一样,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许多人正在为此艰苦努力,许多人正在为此废寝忘食,许多人正在为此苦思冥想,许多人正在为此奋笔疾书,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一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诊断的危机根源和恢复药方可谓多如繁星。金融家的贪婪、监管者的错失、华尔街的疯狂、华盛顿的傲慢、货币政策的胡来;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东方贸易顺差,西方贸易逆差;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较为学术性和复杂一点儿的假说也不下数十种。“全球储蓄过剩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市场失败说”“政府失败说”“资本主义模式崩溃论”“美国式资本主义崩溃论”“全球经济失衡论”“华盛顿共识崩溃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论”“蝴蝶效应论”“黑天鹅论”……
2010年,斯蒂格利茨出版的《自由市场的坠落》的引人深思之处,是没有止步于简单罗列经济现象和上述各种假说,而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和西方社会哲学基础之本源,来探寻西方经济制度之内在缺陷。从危机的表面现象一直向上追溯:从经济现象到个人动机,从个人动机到激励机制,从激励机制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经济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和道德基础。
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太久了。唯利是图战胜了道德责任。我们玩命追求高速增长,却不管自然环境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增长的代价。极端低俗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早已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玩命追求个人利益,却不能同心协力地解决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剥削和掠夺,社会阶层日益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缺乏信任,金融行业盛行欺诈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补牢,犹未
晚矣!”
《自由市场的坠落》让我们再度回到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之基本主题:市场万能的信条将摧毁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思考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
当然,读者不需要盲目追随斯蒂格利茨的思维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结论,更不需要简单附和他的政策建议。因为,面向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或许要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国人民也应该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在阅读斯蒂格利茨著作的同时,让我们去认真聆听另一位伟大学者对中国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著名的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去世前几天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哲人的序辞深沉悲壮、充满惋惜:
“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
“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
“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
“一个经济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评价,那就是看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标准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美国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运用权力制定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利益。经济学家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即获得收入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因攫取了大量他人创造的财富。”
“企业CEO总在试图说服别人:个人因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而获得高薪是合理的,为了让他们持续做出贡献,他们需要持续的激励......但这些理由都是骗人的,这些收入根本不和绩效挂钩,绩效好的时候高,绩效低的时候照样高,绩效好的时候叫‘激励收入’,绩效差的时候叫‘留任收入’。”
“在某些国家,有钱人可以直接买通政客,但美国的政客通常不这么蠢,他们不会接受塞满钱的信封。这些钱会进入竞选活动,进入他们所处政党的保险箱,甚至会在离任后兑现,这种现象被称为‘美国式腐败’。”
“政客通常不创造思想,他们直接把学术界、知识分子等的思想拿过来,然后按选民所喜欢的方式组装起来,兜售给公众,并转化为法律和法规。政客更有动力去拥护那些服务于金钱利益集团的思想。”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 关 键 词 ◆
斯蒂格利茨、华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朗普、贸易管制、新冠疫情、美国陷阱、民生医疗、选举制度、贫富差距、资本家、美国梦、阶级固化、民粹、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政 中美关系 贸易战 民主政治 大国博弈、美国真相
◆ 营销支持/重点销售地区 ◆
三大网店、文轩网、博库网、天猫、北上广、江浙及全国各大书城、书店
◆ 其 他 说 明◆
◆ 编辑推荐 ◆
★ 剖析美国问题,揭露美式资本主义隐藏的制度危机;还原美国真相,看清世界强权如何一步步走向歧途。
★ 百万人确诊,十万人殒命,失控疫情数据背后,美国医疗体系大崩溃?
★ 逆全球化先锋升级华为贸易管制,愈演愈烈的美国畸形涉外政策?
★ 世界第一大国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不见的手"背后究竟是市场?还是资本?政府失灵谁来买单?
★ 美国梦变得愈发渺茫……上层阶级只顾自身下一代能享有现有地位,而贫困与不平等才是社会底层的真相
★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平奖双料得主斯蒂格利茨最新作品,一个美国爱国者的批判与谏言,一本书看透美国真相!
◆ 内容简介
什么是美国真相?
"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才是当下美国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并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付出水面。
美国梦正在破碎,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储蓄与住房,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阶级固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
因为穷困,很多美国人相信并拥抱了贸易保护主义,而可悲的真相是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且无助于改变他们的境况。
"小政府,大社会""放松管制""新自由主义经济"这些概念充斥了美国学生的教科书,可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美国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现在已经变成了少数人的纸牌屋游戏,这场游戏的直接成果就包括"累退税制""取消遗产税"与"开放企业对政治家的捐赠"
美国的"言论自由"也被资本裹挟,变成了割裂社会的工具,让民粹化、反智话的言论更有市场。
以上只是本书揭露真相的冰山一角,我们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我们需要这本书的视野来审视汹涌的大海之下,隐藏的真相。
◆ 作者简介 ◆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最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的经济学教材是世界上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重构美国经济》《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全球化及其不满》《欧元危机》《巨大的鸿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真相 : 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著 ;刘斌, 刘一鸣, 刘嘉牧译.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6书名原文: People,Power,and Profits: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ISBN 978-7-111-65689-0Ⅰ. ①美… Ⅱ. ①约… ②刘… ③刘… ④刘… Ⅲ.
①经济-研究-美国 Ⅳ. ①F171.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86731号
◆ 目录 ◆
前言
第一部分 迷途
第1 章概述 / 2
国富论 / 7
敌对者的反扑 / 13
另一种国富论 / 21
第2 章经济发展走向低迷 / 32
增速放缓 / 35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37
结论 / 45
第3 章剥削与市场势力 / 47
整体概况 / 49
如何解释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 / 55
经济增长与市场势力 / 63
"工人"的市场势力被削弱 / 65
抑制市场势力的扩张:21 世纪反垄断法的更迭 / 69
结论 / 78
第4 章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 81
全球化带来的痛楚 / 84
21 世纪的贸易协定 / 89
保护主义并不是出路 / 91
21 世纪的全球合作 / 94
调整我们的全球化 / 97
第5 章金融与美国危机 / 101
阻止金融部门危害社会 / 103
功能紊乱的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系 / 105
从传统银行到功能紊乱的金融系统 / 109
结论 / 113
第6 章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117
高科技时代的零失业现象 / 118
市场势力与人工智能 / 123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化 / 134
结论 / 135
第7 章为什么需要政府 / 137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 139
法规与编写游戏规则 / 142
政府失灵 / 148
对政府的需求日益增加 / 152
结论 / 154
第二部分 重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未来之路
第8 章恢复美国的民主 / 158
选举改革与政治进程 / 159
防止政治权力滥用:维护权力制衡机制 / 163
金钱的力量 / 166
如何降低金钱的政治影响力 / 169
进步运动的必要性 / 172
遏制财富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 175
第9 章重拾经济活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遇 / 178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 180
促进向后工业化世界的过渡 / 184
社会保障 / 187
有良好工作条件的体面工作 / 190
恢复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 / 196
歧视 / 199
跨越世代的公正复兴 / 201
税收 / 203
结论 / 205
第10 章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 207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210
退休 / 211
房屋所有权 / 213
教育 / 216
结论 / 218
第11 章美国的复兴 / 219
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 220
美国人的价值观 / 226
当代的焦虑 / 228
特朗普的糖衣政策 / 233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 235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 238
提高公共福利 / 239
致谢 / 245
注释 / 252
译者后记 / 326
◆ 前言 ◆
前言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
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1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2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经济
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翼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4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5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
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募股权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6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欣欣向荣,社会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上层。美国成功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付诸现实。然而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美国在40年前挥别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那看似田园诗般的生活,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40年过去了,人们对那段"田园时光"的怀念和向往并没有被现实束缚,反而越来越强烈。
然而,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崛起,粉碎了某些人意图重现那段"田园诗"的春秋大梦。实际上,在那段看似美好的历史当中,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被排除在"繁荣"之外。这场美梦破灭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快也会成为"有色人种",或者21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无法与男权社会相容,更是因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中,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活跃,人们逐渐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步思想取代了陈腔滥调,这种思潮变化有时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如果事态真的发展至此,那么为少数人在民主社会谋利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遏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大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银行家企图剥削借款人,又或者那些被囚困在过去的逐梦人试图重现旧日的美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少数人才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维持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
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这种低增长的出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最具创新性的时代里,美国本应是创新的领军者。
特朗普丝毫没有挽救美国的打算,他的计划是继续搜刮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从而维持精英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和共和党所制定的政策也许只会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如加剧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缩短预期寿命,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并导致美国永久性地陷入低增长的泥沼之中。
诚然,特朗普并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他善于引爆和煽动这些积年累月的隐疾。即使特朗普没能在大选之中胜出,其他擅长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会做相同的事。放眼全世界,我们能找到许多与特朗普"志同道合之人"。尽管这些煽动者各有各的手段,但他们都同样蔑视民主,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法律规章、自由媒体和独立的司法部门。他们都相信"铁腕人物"(如他们自己)的号召力,即使这种无谓的个人崇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过时了。他们都是拥护本国人民固有美德的民族和本土主义者,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政客总是试图把责任归咎他人。个性粗鲁暴躁是这个时代独裁者(或者即将成为独裁者的人)的共同特点之一,在某些公开场合下,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显露自己性格中的偏执和厌女情结。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所讨论过的大多数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已经成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国民健康状况更加恶劣,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更为严重。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如果放任这些伤口溃烂发臭,美国将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俗话说得好,你不能两手空空地对付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同样适用,要想推翻某个计划,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使美国没有陷入当前的困境,人民也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取代过去3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陈规旧制。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宣称要以"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发展核心的经济,它看似基于人类对市场机制理解的进步,事实上却正好相反。过去70年以来,经济学的进步已经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间歇性的失业现象(有时是大规模的失业)让人仿佛重回大萧条时代,有些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使人难以呼吸。而这只是证明市场自身机制存在缺陷的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人们对国家财富真正由来,以及在加强经济的同时,国家要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解。
我将在此提出一个不同于里根和特朗普所主张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我相信它将会带领美国实现共同繁荣。在论证过程中,我将阐明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为何特朗普经济学这种带有本土主义与保护主义色彩(即高度约束的全球化体制),结合了对富人少征税,放宽对于金融和环境管制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同样不会成功。
由于对这一方案的讲解主要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在开始这部分说明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相关理论。10
第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尽管市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往往无法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结果,如像环境污染等的负面产品太多,而类似基础研究等的重要成果则相对不足。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市场机制本身缺乏稳定性。早在80多年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向世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常出现持续性失业的原因,以及政府要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维持或趋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由于经济存在外部效应,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单靠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气候变化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这远远超过了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国家所能承担的成本。因此,无论是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监管,还是对排放量进行收费,碳排放都必须得到控制。
当信息不对称,某些关键市场缺失(如针对失业等有重大风险的意外投保),或者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市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金融这样的特定领域。同样,市场也无法生产足够多的公共产品,如消防或国防。因为这些产品通常容易被全民共同消费,但除了税收,很难使国民为消费这些产品支付任何费用。为了使经济和社会更好地运作,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政府需要出资完善社会体制,如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失业保险,资助和鼓励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监管机构以防止人们伤害他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产物。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实现一个快速增长、高效而稳定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也要保证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其一是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增长将使国家变得富有,有利于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知识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来源,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科学基础的建设。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机构的资助间接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其二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增进国民之间交流互信,促进贸易往来,保障投资安全。这种社会体系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推敲和打磨,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之后,通过对过往经验进行观察和总结,最终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启发了人类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人民已经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民主体系应当涵盖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机制的各个方面,并需要建立一系列以发现、评估和"讲真话"为己任的社会机构。
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当某个人和某个企业成功地推出消费者想要的新产品时,他们的财富确实得到了积累,这是一种发家致富的好方法。但如果他们利用市场势力对消费者或员工进行剥削,这种财富积累就只是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并不会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经济学中将这种超额利润称为租金,谋求特权以获得租金的行为被称作寻租,相当于增加自己在国家经济的大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而创造财富则意味着增加整个经济蛋糕的尺寸。由于寻租行为固有的剥削性质将会降低经济体制运作的效率,政策制定者应该瞄准这些租金过高的市场,避免和消除寻租行为,从而恢复经济的高效运行,将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引导为创造财富的过程。
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将会运作得更好。针对人种、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惹人反感。经济学派的主流思想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即为了社会公平只能牺牲经济增长和效率。美国社会存在的歧视现象以及对市场势力的利用等问题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及时解决社会公平缺失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实现收入平等这一目标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还需要摒弃涓滴经济学所倡导的错误理念,即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人受益,这一观点为里根以及之后的共和党推行供给经济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历史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向下层渗透。看看那些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在过去的几十年供给经济学政策盛行的背景下,尽管GDP有所增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几乎停滞不前,每天都生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市场本身也许并不能为这些劳苦大众提供援助,但政府的规划在此时却可以发挥效用。
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出规划时,必须同时兼顾市场收入的分配(也称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收入的再分配指的是个人在税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构建而成的。而我们构建它们的方式既会影响市场收入的分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效率。因此,如果允许垄断企业滥用权力,或者放任企业CEO将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据为己有,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能获得均等的机会,而这反过来要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平等。由于上一代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在连续几代人的传承之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富人逐渐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则更加贫穷。教育是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在美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比其他国家严重很多,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可以有效改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在当下,不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结合过低的遗产税,意味着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世袭的富豪统治集团。
第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仰赖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则伺机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美国在偏离正轨的政治规划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国的民主体制将成为一个笑话,因为美国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如果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制衡体系来遏制富人对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化的经济体制。
第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消极影响。贪婪、自私、道德败坏、失信及剥削他人的意愿,这些大衰退时期在金融领域所暴露出来的恶劣行径,与曾经美国所推崇的、更加高尚的价值观产生了激烈冲突,影响了人们对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判断。冲突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而这种扭曲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正在破坏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信任体制,甚至进一步降低经济效益。
第八,当特朗普和其他本土主义者急于将所有过错推给他人(如移民和某些"糟糕的贸易协定")时,美国人更应当反思当前的困境,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美国人,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是美国咎由自取-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本应该处理得更好,这样即使某些人短暂性地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很快在其他岗位找到新的工作。展望未来,美国人必须奋勇向前,我将在下文指出美国将要如何渡过这次难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关系。
第九,事实上,有一个方案可以使美国恢复经济增长,实现共同繁荣。它既可以消除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阻碍(如滥用市场势力的企业),也可以恢复社会权力的平衡(如赋予员工更多议价能力)。这个方案需要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并鼓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趁机为自己牟取超额利润(即寻租)。
当然,经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似乎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现在,这种权利正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销声匿迹。美国远比以前富裕得多,美国有能力确保绝大多数国民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本书将向读者阐述美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的是,眼下正是美国改革的重要时机。然而,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即渐进主义)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颠覆性的力量,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但是,如果缺乏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来抵消以金钱为中心的政治力量,一切针对经济的改革措施都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在对经济实行改革之前,美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
◆上架建议 ◆
经济
---------------------------全球化逆潮---------------------------
十年前《全球化及其不满》出版时,全球化的矛盾还聚焦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损。但在《全球化逆潮》中,读者会发现,错误的全球化方向已经反噬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而这些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
要想理解贸易战的逻辑,必须看懂其背后的全球化逆潮。
本书揭示了全球化是如何被政府导向错误方向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用简明而精致的语言,将其以一本人人都可以读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 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斯蒂格利茨教授并不是全球化的悲观主义者,他是一个全球化的现实主义者,这不是一本象牙塔里的“有重要贡献的学术讨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迫切需要了解的全球化趋势。
—— 威尔·哈顿 《卫报》
---------------------------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
这不仅仅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书中各个章节都给出了建设性的提议——让人看到了救市政策下欧盟三巨头的思想麻痹,让批评家斯蒂格利茨来为他们规划吧。——《金融时报》记者 马丁·桑德布
斯蒂格利茨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彻底改革欧元运行机制,欧元或许必将走向失败。——《经济学人》
内容清晰,极为精彩。——《纽约时报》彼得·古德曼
斯蒂格利茨的诸多观察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华尔街日报》
欧元是现代的悲剧......欧元的尴尬境地不断增加,欧元支持者多是一些政治浪漫主义者和亲欧盟的记者。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告诉这些人,他们正在无意之中毁掉他们最珍视的欧元。——《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保罗·科利尔
书中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能引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兴趣。——《科克斯书评》
---------------------------巨大的鸿沟---------------------------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位狂热而伟大的经济学家。
—— 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无论是对于民主党人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放任理论来说,这都是一部*为全面的抗辩......如此评论斯蒂格利茨对于公众讨论的贡献毫不为过。
—— 托马斯·埃德萨尔 美国著名媒体人在《纽约时报》书评
读起来炙热激烈。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位狂热而伟大的经济学家。
—— 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无论是对于民主党人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放任理论来说,这都是一部*为全面的抗辩......如此评论斯蒂格利茨对于公众讨论的贡献毫不为过。
—— 托马斯·埃德萨尔 美国著名媒体人在《纽约时报》书评
读起来炙热激烈。
—— 纪思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普利策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的作品一针见血,深刻而分析透彻,向我们展示了不平等背后的源头以及其危险性。
——《华盛顿邮报》
---------------------------自由市场的坠落(珍藏版)---------------------------
推荐序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一般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错误药方。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对美国次贷风暴的来临提出预警。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的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站出来仗义执言。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的诤友。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由市场的坠落”是对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路凯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诫我们,“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造成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情况。”斯蒂格利茨批评格林斯潘、伯南克,声称不仅直到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想想在2007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也普遍是这种态度吗?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对这种对于市场经济的盲信进行深入反省吗?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对于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新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主要通过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大企业的垄断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样有害。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敌。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虽然经过了政府和从业人员的努力,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存在高度投机性的市场。以股市为例,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底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斯蒂格利茨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评论是:“在理论上,我们还认为市场是可以保证质量的。那些生产过度风险产品的公司会丧失信誉,其股票价格会下跌。但是在今天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一市场的教条已经不灵了。”
“总体上,这些金融巫师发明的高风险产品的回报是正常的,它们所隐藏的负面风险会被掩盖很多年。成千上万的资金管理者吹嘘他们可以‘战胜市场’,也有很多短视投资者相信他们。但是这些金融巫师也被自己忽悠了,他们也同那些买他们产品的顾客一样被自己欺骗了。这就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崩溃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握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有毒’产品。”
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把美英资本市场作为榜样,正准备全面照搬之前,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们没有落入陷阱。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没有中国可以照抄的理想模式。我们必须自己探索,走出自己的道路。我深信,在我们摸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联合国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前委员
推荐序二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这一段故事已经可以当成历史来读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些是亲历者的记录,比如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G.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还有一些是旁观者的点评,比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拉詹的《断层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他的角色与众不同,他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他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克林顿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治圈中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锐气。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愤。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个举世著名的批评者。他杀了个回马枪,矛头直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迟早会惹出大麻烦。成功的预言家必须有坚毅的定力,因为他们的预言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被别人耻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这些似乎危言耸听的观点才得到了印证。事后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先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外围地区爆发,但最终一定会扩散到中心地带。凭着多年的批评言论,斯蒂格利茨当然有资格出这样一本书。在本书中,字里行间,似乎都能读出斯蒂格利茨的愤懑不平,还有一些扬扬得意:“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谈到了银行家的贪婪和失范。美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们制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他谈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尤其是从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保罗·沃尔克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他主张对金融体系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很不对里根的胃口,结果没有办法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继任者格林斯潘热衷于放松金融监管。格林斯潘不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他还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他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表扬次级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说这些“金融创新”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稳健。斯蒂格利茨声称,让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错误,因为伯南克萧规曹随,只知道救市,没有对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痛下猛药。他对奥巴马的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更是耿耿于怀,指出当年就是萨默斯反对对衍生金融产品加强监管。斯蒂格利茨把这些人的家底都抖搂出来,穷追猛打,真是“一个也不放过”。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仅仅批评布什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总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奥巴马缺乏足够的魄力,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这是一种“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还谈到美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啦啦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下半部分主要谈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制造业衰落的命运。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将使得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危机之前,中国和其他一些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举国上下,靠借钱尤其是借外国人的钱,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国际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走出危机,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甚至谈到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主张用GNH代替GDP。他谈到美国不仅有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还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这些颇为出格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本书的书名就有些夸张。如果用自由落体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机不是已经逐渐平息了吗?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边都是悬崖飞瀑,而我们正小憩在其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英镑危机,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混乱局面。2010年,我们也“小憩在一个静静的池边”。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0%,而通货膨胀率低于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但是,回顾2011年,潜在的风险依然隐藏在地平线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进入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格夫(Rogoff)和莱因哈特(Reinhart)在追溯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之后提醒我们,在金融机构爆发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将紧随其后。新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似乎已箭在弦上,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暗潮涌动。围绕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谈判桌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的观点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他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张的改革或许很难实现,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最终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荆棘中折翼。但是,激进的态度,能够捍卫的不过是一些中庸的观点,能够澄清的无非是一些常识的判断。以斯蒂格利茨为药,不是补品,但可以去邪败火。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序三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变革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从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战略,直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终极价值,无所不包;变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将左右人类的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2008年,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级贷款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庞大的金融帝国接二连三地轰然倒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丢掉饭碗,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超乎想象!又那么无可奈何!幻想早已破灭,希望究在何方?
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吗?
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疑难绝症的病人,不同的医生会给出不同的诊断一样,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许多人正在为此艰苦努力,许多人正在为此废寝忘食,许多人正在为此苦思冥想,许多人正在为此奋笔疾书,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一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诊断的危机根源和恢复药方可谓多如繁星。金融家的贪婪、监管者的错失、华尔街的疯狂、华盛顿的傲慢、货币政策的胡来;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东方贸易顺差,西方贸易逆差;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较为学术性和复杂一点儿的假说也不下数十种。“全球储蓄过剩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市场失败说”“政府失败说”“资本主义模式崩溃论”“美国式资本主义崩溃论”“全球经济失衡论”“华盛顿共识崩溃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论”“蝴蝶效应论”“黑天鹅论”……
2010年,斯蒂格利茨出版的《自由市场的坠落》的引人深思之处,是没有止步于简单罗列经济现象和上述各种假说,而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和西方社会哲学基础之本源,来探寻西方经济制度之内在缺陷。从危机的表面现象一直向上追溯:从经济现象到个人动机,从个人动机到激励机制,从激励机制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经济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和道德基础。
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太久了。唯利是图战胜了道德责任。我们玩命追求高速增长,却不管自然环境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增长的代价。极端低俗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早已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玩命追求个人利益,却不能同心协力地解决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剥削和掠夺,社会阶层日益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缺乏信任,金融行业盛行欺诈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补牢,犹未
晚矣!”
《自由市场的坠落》让我们再度回到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之基本主题:市场万能的信条将摧毁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思考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
当然,读者不需要盲目追随斯蒂格利茨的思维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结论,更不需要简单附和他的政策建议。因为,面向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或许要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国人民也应该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在阅读斯蒂格利茨著作的同时,让我们去认真聆听另一位伟大学者对中国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著名的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去世前几天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哲人的序辞深沉悲壮、充满惋惜:
“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
“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
“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同类热销商品
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原书第2版)(珍藏版)
- ¥45.00
- ¥30.60
- 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
领导梯队:全面打造领导力驱动型公司(原书第2版)[图书]
- ¥69.00
- ¥69.00
- 领导梯队:全面打造领导力..
跨越鸿沟:颠覆性产品营销圣经[图书]
- ¥59.00
- ¥59.00
- 跨越鸿沟:颠覆性产品营销..
打造销售铁军
- ¥69.00
- ¥46.92
- 打造销售铁军
干法
- ¥49.00
- ¥26.95
- 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