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商学院最实用的谈判课(原书第2版)---------------------------
本书能够得以再版,确实让我感到很高兴。20世纪90年代末,因为对当时已有的一些著作不满,我撰写了本书。我希望有一本书能够探讨实际谈判中的各种情况,能够提供背景情况和达到谈判结果的社会科学基础,并且还要读起来很有趣。这个新版本的出现以及本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最新统计有10种语言)的事实,表明本书达到了这个目标。
那么为什么要修订这本已经不错的书呢?原因有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新版本使我有机会和我的读者共同分享一种新的谈判风格评估手段,见本书的附录A。我相信,很多谈判者都有植根于个性的独特的天分、优势和劣势。这些特点并不会具体地表现出来,但是它们能够带来偏见和偏好,严重影响人们在谈判桌上的表现。我设计出这套谈判风格评估手段就是为了探究这种谈判天分。
第二,不断发展的通信技术也促进了第2版的出版。在撰写第1版时,世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对互联网的电子通信系统(如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如此依赖。第2版使我有机会直接关注电子谈判的挑战与前景,这部分内容安排在第7章。同样地,在这一章中,我特别增加了新的一节,讨论在谈判过程中利用代理人的问题,我先前忽略了这个重要话题。
第三,第1版出版之后,我越来越认识到作为谈判变量的性别和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在第1章中,我比先前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些话题。2003年出版的琳达·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和萨拉·拉谢佛(Sara Laschever)的《好女不过问:谈判和性别鸿沟》(Women Don抰 Ask: Negotiation and the Gender Divide)对我特别有帮助,有助于我阐明谈判中的性别问题。
第四,新版本使我有机会编辑并补充大量故事、研究成果和话题,使本书保持与时俱进。
许多读者和在课堂中使用该书的谈判教师们热心地为新版本提出了建议。我在沃顿商学院的一些同事,特别是马利斯·施韦泽(Maurice Schweitzer)、雷切尔·科罗森(Rachel Croson)、肯·施罗普希尔(Ken Shropshire)和詹尼弗·比尔(Jennifer Beer)教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的爱丽丝·斯图尔马彻(Alice Stuhlmacher)教授慷慨地与我分享她在“性别与谈判”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上的见解与研究。我同样也感谢斯坦福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谈判教学人员的建议。硅谷的律师,同时也是我朋友的拉尔夫·佩斯(Ralph Pais)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应该特别感谢的是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克里斯·格思里(Chris Guthrie),他给本书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书评,将该书介绍给了法学院的读者。法律谈判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但是为了不偏离本书讨论的焦点,我没有对此进行相应的讨论。我建议想要了解这一领域内更加专业的知识的读者,可以参考法学教授罗伯特·H. 芒金(Robert H. Mnookin)、斯科特·R. 佩珀特(Scott R. Peppet)和安德鲁S. 图卢梅洛(Andrew S. Tulumello)的优秀之作《超越胜利:在贸易与争议中创造价值的谈判》(Beyond Winning: Negotiating to Create Value in Deals and Disputes)。
总而言之,我给大家呈现了这个新版本。我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指导你享受生活提供的最有趣的(并且可能是最有收益的)旅程,让你在所有谈判中都能够实现高效。
理查德·谢尔
---------------------------管理的常识:让管理发挥绩效的8个基本概念(修订版)---------------------------
. 总序
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
最近,管理学一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的许多编辑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学者提出更多适合东方情境的管理理论及构念的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近几十年发表的管理学文章在理论创新及贡献上的不足以及对西方理论过度偏重的情况,分析了东方与西方社会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呼吁更多产生于东方式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社会实际突出问题的创新性理论及构念。
自己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已经走过了20多年,其实AMJ编辑关注的话题,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我总是感觉中国管理研究没有如中国企业实践那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管理研究学者也没有如中国企业家那样勇于拿出自己的观点以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在我自己的认知里,管理研究贡献价值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实践的优秀案例;二是对重大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三是人文关怀。这三个条件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显现出来,或者可以说中国管理研究贡献价值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为什么中国管理研究本身却没有同步创造价值呢?有人认为是语境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研究范式的问题,这些也许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管理领域“知”与“行”脱节的问题。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管理学者研究的话题只是去满足西方管理期刊的要求,并不理会现实的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企业家与经理人回到商学院读书,更重要的目的是结识人际网络与构建新的商业机会,甚至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公众传播中直接表明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商学院教授没有用。我不想去评价谁对谁错,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管理学者的研究与企业家的实践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管理学研究成果企业家并不去在意,企业家青睐的期刊和书籍,管理学者也不屑一顾,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性就是成就。”管理经典正是源自于对管理实践的关注与洞察,并通过与实践的互动来引领实践,此即管理经典的实践性。基于这一特征,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关键方面为我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贡献了价值:问题的框定与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我们始终可以受益于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研究成果: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西方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西方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
如果我们所有人可以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思考,可能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如何发展,管理大师在那些经典研究成果中所提出来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所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他们所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普遍,他们所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这一切首先基于这些研究都是面向管理实践的,其实践性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研究对管理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和归纳提炼,从而推动实践成效的提升。因此,实践性正是这些经典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的首要内涵。
管理一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没有管理实践的成效,我们无法真正获得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因此,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需要从事更多的启蒙工作、学习的工作,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传送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研究,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在尝试着新的管理理论。20世纪40年代,人际关系训练被看作是组织成功的关键;50年代,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又被视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法;进入70年代,我们看到了企业战略;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新方法层出不穷。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管理创新理论引领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所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需要面对和接受的。但是,我们往往无奈地发现中国企业活得很苦,因为付出非常多却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管理的基本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管理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我们对管理的基本理解不够的时候,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
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效率,这是德鲁克和我们的共识。也就是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是解决效率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效率从哪里来?管理的逻辑如何?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从管理演变的历史来看,管理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泰勒,这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劳动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行政组织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法约尔,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包括人际关系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效率最大化。因此,如果对管理所谈的效率做细致的划分,就是劳动效率、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先解决劳动效率,然后解决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当顺序颠倒时我们会发现管理无效。因为个人效率需要支付条件,而支付条件是需要组织给出的,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产出就不可能有组织效率,没有组织效率就不可能有个人效率。
选择泰勒、法约尔、福列特的经典研究成果,是因为我们对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认识:管理理论研究的命题来源于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泰勒正是认识到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极其重大的问题,才有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正是关注到组织效率的问题,才有了一般管理的5个要素和14条原则。福列特则是前瞻性地关注到了科学管理中被忽视的人性因素的相关问题,通过在企业管理咨询的实践中对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在发挥个人效率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回顾这些管理经典时我们发现,管理大师回答了对管理的最基本理解:效率。正是这样的理论研究,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的高速发展。
做了一个管理理论演变的梳理和回顾,只是想说明“知”与“行”之间是完全合一的,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是知与行未做到位。只能说管理学者对实践的问题并未观察到位,只能说明立志于从事管理研究的学生与学者,没有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密切观察者,没有让自己融入社会实践中,没有走到企业中去,没有亲身经历一些组织的变革与挑战,所以无法发现问题、无法贡献有价值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无为”与“有为”的问题,古人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老子说“无为而治”,《金刚经》说“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会发现,哪怕是谈论“无为”,也是为了“有为”。
儒家的思想是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孔子因此删诗书、定礼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不断打仗,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但是对于文化而言,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基础是很难保存的。因此,孔子为了保存宝贵的文化遗产,删诗书、定礼乐,教书授徒。
孔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了文化的主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就能保存文化了吗?我想是的,因为诗书礼乐是文化的形式,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任何一个事物也难以保存。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上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因此,孔子在战事纷纷的年代要保存一些规范,从而达到延续文化的目的。
但是,规范只是形式而已,它不是文化的精义所在,重要的是在于对规范目的的体认。倘若没有体认到规范的目的,规范则会变成累赘和负担,且会限制人们。可以说,对目的的体认要通过规范,但不能限于规范。这也是孔子的目的所在。因此,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这些都是规范,也可以说是教条。
孔子并不像宋儒以及后世所刻画的那样死板,他的生活是充满欢乐和幽默的。这一点,如果贯通起来看,而不是读格言似的,读一下《论语》就能体会得到。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他的目的。倘若明白了它,则会觉得规范不是呆板的,而是活动的,又是“不逾矩”的,所谓“自然而然”地合于“道”。可惜,后世往往把规范看得最高,也看成是最终的。这让我联想到一些研究论文,几乎都是符合规范却没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把对规范“度”的把握放在第二位,正是孔子所说的“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而“过犹不及”的错误,把“仁义道德”变成了一种枷锁,导致了人们的唾弃,以致出现了“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个错误不在孔子,而应在于后世对孔子思想的曲解。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传统文化,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即规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要怎样理解的问题。
道家讲“清静无为”,不理会欲望。为什么?因为人总在追求之中,倘若因此而不断奔波,则永不能“清静”,因此,道家要求人们“虚无”,把欲望淡漠,不去管它,从而达到“清静无染”。应该说,这也是儒家的目的。但是,倘若青年之初就讲“清静无为”,很容易导致散乱,一切都不在乎。真正的道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这个“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而是能认清时代的潮流,从而能“无不为”。因此,道家的目的是好的,但必须从扎实的规范做起。
佛家要求认清欲望的面目,从而“止于所当止,发于所当发”,也就是不但对规范要认清,对它的目的也要认清,从而能够正确、合理地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倘若认不清呢?只有从规范做起。
因此,可以说规范是初步的必经之路,故而圣人都提出所谓的“戒律”。只是我们不能体会到戒律的目的而执着于戒律了,或对它认识不够而废弃了戒律,从而导致了一些弊病。
正如班固所说“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西方社会就有这种倾向。因此,“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最好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办,但这很难。正如释家所说,“因人施教”,首先要自己眼光正确,能指出别人或社会的弊端,并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在治世方面,儒、道两家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是“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种“傲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安定也好,混乱也好,总希望尽自己的心力拯救社会,“救世济人”,所以国破家亡时往往有儒家的忠臣出现。孔子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例子,这是儒家的观点。道家的思想则主要在乱世时方能显示,我们看历史也会发现,每当社会安定了,儒家思想必定被重新召起,因为这是社会安定治理的必由之路,而到了乱世,道家思想则占上风。道家思想善于把握关键,能把时代的洪流疏导,在洪流的下游挖一些渠道,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处治它,事半功倍,“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一种好办法。但这洪流冲击力的大小,我们怎样判断呢?也就是我们怎样决断我们用什么方法呢?这不仅需要多读历史书,因历史有重演的味道,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还要善于观察社会,从而达到“因人施教”,事半功倍。
知行合一不仅是一种理想,更应该是一种行动习惯,无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近现代西方管理大师,他们的贡献可以引领我们去完成属于我们的时代使命,而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总结出的管理理论,启蒙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与管理研究学者,我们花了整整20年引进、学习与消化,同时运用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正是这20年学习的努力,终于在今天,中国领先企业站到了世界舞台上,并逐步成为全球领先者,伴随而来的,就是中国管理研究领域,也会有机会站在世界舞台上,并成为引领者。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托马斯·杰斐逊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它令一代又一代不同国籍与文化背景的人激动。对于我而言,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一个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的机遇,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的崛起与发展,让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一个生机勃勃、日益强大的中国。当我可以置身于这鲜活之中,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所尝试、探索、学习以及创新的实践,充盈了每个研究的话题,预示着可能出现的崭新理论,投身其中,让我有着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从我踏入管理学研究领域那一天开始,整整20年的见证,让我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属于中国领先企业的研究价值,才有了这些作品呈现给大家。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及华章公司,感谢前总经理周中华、副总经理王磊、前副总经理张渝涓女士10年来的一贯支持;感谢我的策划编辑袁璐先生细致而又全面的帮助,在我写作过程中经常与我讨论和交流;感谢程琨编辑极为仔细、认真地为丛书的每本书校对;感谢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愿意与我一起深入研究的那些领先的中国企业、企业家及团队成员,如新希望、美的、TCL、华为、广东威创、创维、南方航空、星光集团等,他们的成长时间以及持续的发展,让我得以在实践的第一线真切理解和感受;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研究伙伴,如曹洲涛、乐国林、赵海然、刘祯、宋一晓、马胜辉、陈鸿志等;感谢引领我的两位导师苏东水教授、赵曙明教授,正是你们的引领与陪伴,我才可以坚持做下去;感谢我所遇到的所有学生,你们的实践、疑惑以及勇气给了我驱动力量;感谢华南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三所大学给了我滋养的支持;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一直默默地支持,才会让我毫无顾虑地去做各种尝试。
感恩在我从教30周年的日子里,机械工业出版社及华章公司帮助我整理和出版了这套丛书,虽然这不是我过去30年所研究和写作的全部,但是已经是我渴望付出价值的最重要的部分。当这套丛书出版后,我知道,自己依然会伴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继续我的成长与追求。
在这代人的记忆中,这个时代意味着一个单纯与乐观的年代,也是一个创新与超越的时代,新事物蜂拥而来,任何尝试都可能获得某种成功。商业和企业的成长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实践与理论的贡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更是管理提升与人类进步的新组成部分。如果说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那么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企业实践,更需要肩负使命的行动者与创造者。
陈春花
2016年8月9日于北京
再版序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依赖管理的进步
什么是管理?管理以什么做导向,以什么来检验?这是每一个管理者都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在管理实践中存在如此多的误解、偏差以及资源的浪费,是因为大家在管理问题上依然以经验为导向,依然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发展,依然在过度使用资源而不是让管理本身发挥效能,依然相信管理者自己的技能。
2009年我写了《管理的常识》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些管理误区展开的,在此次重新梳理的过程中,读者和编辑给了我一些指引,希望在原有的7个基本概念上再增加控制、自我管理等内容,我接受了大家的建议,把控制增加进来,但是没有把自我管理放进来,主要原因是这本书是从组织的视角展开,自我管理这个话题,我会另外去讨论。
等我全部梳理完本书,再仔细去回想:从2009年到现在,管理在知识教育以及实践层面,大家都做了更多的努力和尝试,今天工商管理教育已经相当普遍,拥有管理知识的管理者的比例也非常可观,但是管理的效果,相比较这些投入来说,变化并不明显,所以我想就几个关键的认识,再界定清楚一些。
管理须用问题做导向,勿用成就做导向
我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做管理不能用成就做导向,只能用问题做导向。管理对每个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它永远在问题当中,而不是在成就当中。所以每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都会告诉你,“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此,有时我很讨厌做管理,因为它总是完成一个目标就会有新的目标,解决完一个问题还会有下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可以终止的时间点,总是在解决问题的路途中。
管理者的定义是让你的上司和下属获得绩效。如果你发现,因为你的存在,你的上司没有成就,下属没有成就,那你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者自己是没有绩效的,你的绩效来自于上司与下属。
管理具有两个属性:一是实践与经验属性;二是知识(理论)属性。很多管理者没读过多少书,没学过管理,却做得很好,因为管理有实践和经验属性。有的人从来没做过管理,比如我自己,教管理的过程中,六和创始人让我去当总裁。我没当过总裁,真正去做的时候发现,也还可以,因为我具有管理知识的储备。管理的这两个属性,看似对立,实则不然。任何事情,只要能找到规律,就能变为知识,变为知识就可以复制,就可以学。
管理中,不要把“人”与“事”混为一谈
管理所面临的主要内容是处理“人”与“事”,但中国人常常把二者混淆,该面对事的时候却面对了人,该面对人的时候却面对了事。比如,一个企业找了很多老师讲课,老师讲完课后,这个企业专门找我当面反映,说其中一个老师讲得很烂,千万不能让他再来上课。奇怪的是,我看到大家给这个老师的评分却非常高,我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个老师人不错,挺刻苦的;课间挺谦虚;字也写得挺漂亮。我们觉得,也不能砸了人家饭碗,所以我们给他打了89分。”
我说:“你这样打分,我不能批评或换掉他,我甚至还得表扬他。因为学生打的分数很高。”对方说:“反正我们也不上了,至于他要伤害谁就随他去吧。”这件事让我哭笑不得,这就是管理中把人和事混淆了。
管理的关键在于问题发掘是否准确到位
如果说上面是糟糕的管理,那下面的案例就堪称出色的管理。南京的剑光同学与他的伙伴设立了励志阳光助学基金,第一期目标是建101所希望小学,并持续负责后续的师资、校舍建设投入等。志愿者看到受助的孩子冬天还穿着凉鞋,就想让这些孩子穿上棉鞋。
如果靠捐赠,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无法达到可持续性。励志阳光助学基金找到一家世界知名的制鞋品牌商,举行以旧换新的促销活动,源源不断地收集了很多城市孩子穿不完的鞋,然后把鞋送给残障人士进行清洗、修补,给他们支付10元/双鞋的工费。残障人士特别开心,因为他们找到了存在的意义,能为社会创造价值;清洗干净的鞋被送给山区的孩子,孩子一样开心;品牌商亦乐见其成,因为以旧换新的活动本身就为其带来了销售额的显著增长。
其实,管理的目标来源于对问题的发现,上述案例起源于一个小孩冬天穿着凉鞋,励志阳光助学基金就设立了目标,如何让他可持续性地穿棉鞋。做管理的人要在问题当中设立目标,用人与组织把目标组合起来。管理的定义是,为了实现目标,人与机构内资源一起工作。如果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没有办法触动组织背后的人去推动它,那么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对问题本身的发掘不够。
管理手段还需要极大地提升
1911年,《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标志着管理成为科学。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就是管理成为科学。
管理的作用体现在哪里?从持续增长角度看。一个地区、国家或组织,最想要的是持续增长,中国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近40年世界公认保持持续增长的国家有两个—美国和中国。我们可以从经济增长率三因素切入,来对比两国的差别。
美国:劳动力价值—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在美国;资本价值主导权在美国手上;全要素生产率,可细分为三个方面,即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技术进步,三是效率改善,而效率改善其实是指管理。
中国为何能40年持续增长?劳动力价值的释放,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人致富的欲望很强;资本价值—近几年也被释放出来;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细分为三个方面,即规模效应—巨大的消费人口、劳动力人口,技术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第三方面—效率改善,比美国差得很远。同样的投入,美国的产出比中国更高。中国这么多年为了发展,经济手段、金融手段用了很多,唯独效用发挥不好的是管理手段,甚至可以说得夸张一点,几十年来中国的管理没有太大进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管理的原因,让产出增加,效率更高,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管理角度来谈,用现有的资源、现有的能力,如何提升产出,而不是从人口红利、资源规模来谈,怎么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管理是结果检验和外部评价
怎样检验管理的好坏?管理其实是结果检验和外部评价,不是由你自己来评价的。你与你的同行比,是不是利润最高、增长最快、销售额最高的?如果是,那就是好的管理。
有的总经理说,前30年我不懂管理,公司照样发展很快。那是因为外部环境一直在高速增长,你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供不应求,你怎么做都行,不用多好的管理。不要因此认为管理不重要,也不要因此认为自己懂得管理,很多时候是外部增长帮助了企业的增长。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甚至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不再增长,所以为什么很多老板吐槽赚钱难,因为市场对企业的要求提高了,新常态的核心词是产能过剩、顾客稀缺、供过于求。企业如果再不好好管理,很难做下去。
最近有关什么样的CEO才是一个好的CEO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争论,甚至对于一个具体的CEO是否胜任,也成为公众的一个话题。我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CEO是否胜任,其所负责的企业经营结果已经给出了评价和答案,并不需要我们再去做额外的评价。人们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究其根本,还未完全理解对于管理的评价,是有结果检验和外部评价的,人们还是习惯用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的经验去做评价,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更正过来,形成一个用结果检验的习惯与氛围,这样管理才能够做到简单有效。
管理的核心价值是激活人
对于管理本身而言,的确是处理有关人与事、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而事或者资源都是由人来激发价值的,所以管理的核心价值是激活人,让人与事、人与资源组合的时候,产出最大化。所以德鲁克先生认为管理者必须卓有成效,我很认同。
在我看来,管理具有三重价值,第一重价值是发挥员工的价值。让管理产生绩效,最终体现在下属的成长中,因为企业的绩效是来自于员工,特别是来自于一线员工,他们完成定额,实现成本水平,保障产品质量,并直接与顾客沟通。如果没有他们,不会有企业的绩效,也就不可能产生管理的价值。
第二重价值是激发员工的潜力。在我个人的管理实践中,一直发现每个人所具有的潜能是超乎想象的,不要认为没有合适的人,也不要简单地认为一个人是否胜任工作,大部分情况下,只要能够激发,并配给相应的资源,人们是可以产生绩效并胜任岗位的。正因为此,我一直认为如果发现员工不胜任工作,或者做得不够好,先要探讨的是我们是否激发了他的潜能,是否给予了他足够的帮助,并让其找到发挥效能的途径和方法,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努力,就会看到成效。
第三重价值是激发团队的潜力。我曾经参加了第十届商学院戈壁挑战赛,这是一个4天戈壁徒步120公里的项目,在我去戈壁之前,我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可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因为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似乎我都无法胜任。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2班的同学激发了我,在与大家一起训练和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班不断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自从这个班成立了戈壁10管理团队,整体上就完全不同了,从完全不了解戈壁挑战赛,到成功组建A/B/C三个队,到创建商学院历史上最大的参赛队,再到大家完全走出戈壁,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跨越,其中也包括我。这就是团队的力量,组织管理的能量,在组织管理的核心价值中,就是让本不能胜任的人可以胜任。
管理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使命与价值,德鲁克先生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期待这本书可以在你的日常管理中,贡献一点价值。
陈春花
2016年7月7日于北京
序
管理就是把理论变为常识
在最初讲授组织管理课程的时候,我就一直被这样一些问题困扰:
为什么同样的资源和人,交给不同的管理者进行管理,结果却相去甚远?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陷入无效甚至毫无意义的工作中?
影响人们有效工作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组织并没有让他们发挥作用?
管理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一直贯穿在我的整个教学、研究和企业实践中。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浪费很多人的付出,让工作变得毫无价值,而解决了这些问题,就可以让人们做出巨大的贡献。管理的确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核心因素就是:没有很好地理解管理。无论是对于管理相关概念的理解,还是对于管理相关理论及其规律的认识,都产生了偏差,甚至在很多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错误。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导致了管理行为的偏差,也就影响了人们的绩效。换个角度说,因为管理者自身对于管理认识的偏差,导致人们无效地工作。
这本书的写作,赋予我以管理实践者和管理教师的双重身份,无论是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还是管理教学的角度,我和六和集团的同事以及EMBA课程中的同学,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管理案例,我将通过本书传递出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从本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
管理就是让下属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
管理不谈对错,只是面对事实,解决问题。
管理是“管事”,而不是“管人”。
管理就是让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合二为一。
管理就是让一线员工得到并可以使用资源。
管理只对绩效负责。
公司为什么不是一个家。
在组织中人与人公平而非平等。
组织结构是要解决权力与责任匹配的问题。
领导如何发挥作用。
人为什么要工作。
人不流动也许是安于现状不求发展。
群体决策不是最好的决策,而是风险相对小的决策。
目标为什么可以不合理。
不是变化快,而是计划没有包含变化。
控制到底如何发挥效用。
……
这些都是在日常管理中必须面对的话题,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会产生很多管理行为的误差,而这些误差就会导致绩效结果受到伤害。事实上,在大部分效率低下、内部无法协同的组织中,由于对管理常识的误解所导致的因素占了绝大多数。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是员工的素质不行,更不认为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不行,遇到管理不畅、员工能力弱的情况,首先需要检讨的是管理者自身,管理的认知和行为是否正确,只要管理者具有正确的认知和行为,所有人的绩效就一定会展示出来。
因为研究和课程的缘故,我有幸担任过山东六和集团的总裁,在此之前和之后也一直担任一些公司的顾问,我在每一家公司都看到相同的情况:对于管理的职务、功能和效果缺乏认识与思考,很多人只凭借经验、情感和责任来进行管理工作。我所看到的是个人绩效的损伤、组织效率的消耗,而这一切,只要从管理的基本概念出发,整理清楚,就可以避免。于是我决定梳理这些概念,从最基本的部分入手,来解决问题。
在我的内心里,最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组织中充分发挥作用,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每一个管理者都可以让下属拥有绩效,并获得成长;更重要的是,因为管理者有效的管理行为,本不能胜任的工作得以胜任,同样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
2006年我曾写了《中国管理问题10大解析》来叙述我的观点,在这本颇受欢迎的书中关于基本问题认识偏差的部分我保留了下来,因为当我决定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管理的基本问题都呈现了出来,这些问题纷繁、琐碎,几乎涉及组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我也深知最重要的不是陷入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因此我抽离出最基本的管理概念,就让我们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了解什么是管理、组织、领导、计划、决策、结构和激励,从这些日常管理中不断面对、习以为常的管理概念入手,重新整理,明确内涵。在每一个概念中,我选择了一些与管理者有关的话题,也提供了一些我的建议,帮助读者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和知识改进他们的管理效能。
这本书是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以及那些想成为管理者的人而写的,我把此书称为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简读本。借助这本书,我想把理论和概念用最简单、易用的方式呈现出来,更希望理论可以直接和管理行为衔接。当然,对于已经接受过MBA、EMBA训练的读者来说,这也许是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的理论的简要总结,而对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学体系训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让你很容易窥见组织与管理的真实内涵。
峨山禅师是白隐禅师晚年的高足,年老的时候,有一次在庭院里整理自己的被单,信徒看到后觉得很奇怪。
信徒问:“您有那么多的弟子,这些杂事为什么要您亲自整理呢?”
峨山禅师道:“老年人不做杂务,那要做什么呢?”
信徒说道:“老年人可以修行呀!”
峨山禅师非常不满意,反问道:“你以为处理杂务就不是修行吗?那佛陀为弟子穿针、为弟子煎药,又算什么呢?”
信徒因而了解到了生活中的禅。
一般人对于修行的最大误解,就是把修行与做事分开来看,这是概念的误区。其实,无论是修行,还是任何其他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运用于生活之中,不能够运用于日常行为中,那就不是最好的,管理的理论也是如此。管理就是把理论变为常识的过程。
写作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理解管理和实践管理的过程,特别要感谢六和集团、美的集团、招商基金、珠江啤酒、威创股份的管理者,和他们反复的交流和合作,让我厘清了这些管理的基本概念。
陈春花
2009年8月6日于广州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