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型产业的重组与规制

　　 网络型公司事业，例如电力、电话、煤气等是一种需要固定网络来传输服务的公司基础设施产业。由于对网络别无选择，消费者面临这被网络所有着掠夺的危险。然而，网络的资金是沉淀性的，一旦投入进去，讨价还价的优势就从投资者一边转移到了消费者这一边。投资者由于害怕其利润被剥夺，有可能不愿意进行投资。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国有化来规避。另外，私有权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则可通过规制来调和。总之，网络型公用事业是在政府指定的条件约束下运营的。
　　 戴维·M·纽伯里认为，定价规则知识政府议程的一部分。网络型公司事业提出了特殊的所有制和规制问题。纽伯里所有制、规制和私有化的历史以及规制理论进行了论述，详细考察了三项网络型公用事业——电信、电力和煤气，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规制办法，并对其他许多国家的自由化情况进行了研究。
　　 历史表明，在公有制和私有制这两种所有制下，规制制度的成熟形式惊人的相似。这就产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过去使产业趋同于受规制、...
　　
　　

一 引言
二 规制承诺问题
三 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所有制问题
四 规制理论
五 网络型公用事业的竞争引入问题
六 电力供应产业的改变
七 电信产业的自由化
八 煤气的放松规制与重组
九 绪论

　　 本书起因于1995年11月，我应邀为洛桑大学的瓦尔拉斯一帕累托讲座所做的演讲。此时，离帕累托继瓦尔拉斯之后成为洛桑学院院长已隔一个世纪了，而离该大学授予瓦尔拉斯“建立一般均衡条件的首位经济学家”的荣誉，从而确认他为洛桑学院的创立者也有86年之久了。我不是从事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的理论家，于是我查阅了一下《新帕尔格雷夫》（一本权威的经济学大字典——译者注），想看看自己与这个讲座所纪念的几位杰出的洛桑经济学家是否有兴趣相同之处。我发现，瓦尔拉斯对自然垄断的看法带有强烈的“科学社会主义”色彩，他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应该国有化。铁路是19世纪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典型案例，帕累托的第一篇文章就对铁路私有与公有的优劣做了分析。他很快放弃了原来做铁路工程师的打算，正是他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导致他对社会最优性和公用事业欧洲式定价方法的指导性原则的探求。于是，我找到了合适的演讲题目来纪念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心里感到了些许安慰。
　　 这次演讲邀请使我有机会对网络型公用事业的产业政策研究持续升温进行反思，更主要是对市场经济和政府之间的边界进行了深人思考。3O年前，在事业开始之初，我被最优税收理论和社会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发展所吸引。这些理论发展使我对该做什么以及如何评估政策的价值有了清晰的认识。研究清楚地表明，应该做的事情却常常无法施行。为什么这个题目一直到现在都有吸引力？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没有给代理人以适当的激励。最优税收理论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激励代理人代表企业所有者利益行事的问题，这些方法也直接催生了现代规制理论。若不存在市场结构选择问题，这些理论都很有说服力，但如果要使网络服务变得有竞争性，需要解决信息、激励和收益向消费者转移等问题，它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过去的15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局限性。
　　 利益集团也许更关心自身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它们竟相控制规制机构。基于网络的竞争与传统竞争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而处理好被规制部门和竞争性部门之间的接合部仍然是成功的自由化的关键。
　　 作为一名应用经济学家，我一直感到很兴奋。能在这样一个充满知识魁力、实践性很强的领域里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从一开始我就得以跟踪英国的电力改革实践，同时又能够与研究中欧转型经济的国内外同行一起共事。在我的研究中，时空上的这种历史偶然性是很重要，但更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同事们和丘吉尔学院及剑桥大学的支持。
　　 当然，我还要感谢洛桑学院的邀请，是他们的邀请促使我写下此书，同时还要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文中许多关于网络型公用事业的论述都得益于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对一系列网络型公用事业私有化和规制项目（000231811、000233766和000236828）的支持。感谢为这些项目工作的同事：Richard Green，ristopher
　　Doyle，Maria Maher，Michael Pollitt和Tangs McDaniel。本书第2章是与Rich Gilbert合作的，这篇关于规制体制可信性的文章曾发表在1994年的《兰德经济学杂志》。受加州大学的委托，我与RichardGreen合著了一本书，该书由Green和Newbery（1996）共同署名，其内容在第4章中有广泛涉及。第6章吸收了Newbery和Green（1992）、Newhery和Pollitt（1997）的著作以及收录了在我的自传中的几篇近作的观点，并在全书中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我非常感谢RichGilbert、Richard Green和 Michael Pollitt允许我把这些合作成果重新发表出来。
　　 在整理原稿过程中，Claude Henry一直支持着我，并且非常耐心地帮我整理原稿，第一稿是于1995年12月完成的，但为了反映出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他还要在正常的学术活动和应用经济系日常管理的忙碌工作中见缝插针地进行改稿工作。毫无疑问，他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另外，还要感谢Shamn Swann的秘书工作，在她的协助下，我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学术演讲都得到了宝贵的反馈意见，并且从写作的过程中感到了乐趣。
　　 英国剑桥
　　 1999年8月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对由于技术的原因使得竞争难以充分的产业，政府的规制被认为是必要的——甚至是惟一有效的选择。在历史上，电信、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等网络型公用事业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典型代表，由于投资巨大、资产专用性强和规模经济等特点，这些产业往往受到政府的规制，或直接由政府所有，实行垄断经营。但在过去ZO年来，垄断经营和传统的规制逐步被世界各国所放弃。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网络型公用事业中某些部门的自然垄断特征正在弱化，甚至完全消失，因而垄断经营的经济学理由已不复存在；二是传统规制失灵造成了严重的效率损失和财政困难，用竞争代替规制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最为可行的选择。自20世纪SO年代以来，放松规制和引人竞争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对这些行业实行治理结构上的变革和创新来达到改进效率、降低资费的目的。
　　 围绕着规制和竞争，经济学家们发展了新的经济理论来研究这些网络型公用事业，其中做出最具影响力贡献的是拉丰和泰勒尔，他们对新规制经济学的框架进行了迄今为止较完整的阐述。《产业经济学译丛》介绍的第一本《电信竞争》就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作，当时我曾向信息产业部张春江副部长推荐了这本书。《电信竞
　　争》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提供不同强度的激励机制和定价问题，着眼于用最优规制理论和原则分析规制政策。不可否认，他们为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学术研究所做的框架性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们似乎也发现，《电信竞争》一书忽略了（至少是未充分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无疑是个缺憾，因为制度禀赋、产权形式对于解决公用
　　事业的所有制和规制问题，尤其对于提高长期绩效和投资激励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本书的作者戴维·M·纽伯里教授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
　　 戴维·M·纽伯里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本书中，作者融合了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等理论，以一个应用经济学家独到而敏锐的眼光，通过对网络型公用事业放松规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大量丰富、翔实的案例的考察，评价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分析了私有化与自由化（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
　　的天然的互补关系。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公有制和对纵向一体化网络型公用事业进行传统的成本规制都存在着被困在非有效均衡区的风险，打破这种非有效均衡的方法是将私有化与结构性重组相结合，自由化与适当规制相结合。
　　 规制与竞争问题可以归结为关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争论，而衡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制度安排无疑反映了这些争论中的思想。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如何权衡规制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成本，如何探索建立良好的制度安排以解决网络型公用事业特殊问题，是纽伯里教授贯穿本书始终的主题，也是世界范围内试图或正在推行公用事业改革的各个国家冥思苦想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已经开始，有些产业如电信业已经初步搭建起了竞争的平台，规制改革正在逐步深人。有关的竞争与规制问题也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和实业界的激烈讨论。应该看到，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还缺乏完整、清晰的理论和政策框架，相应的学术研究在着眼于中国经济制度环境方面还缺
　　乏深刻、成熟的理解。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不同背景环境。不同经济体系下各种制度安排特点的脉络，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无疑会对我们探索符合国情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有效而持久的改革之路有所参考。
　　 中国公用事业（特别是电信业）的改革与英国公用事业的改革形成一个显明的对比：英国的改革从私有化开始，中国的改革则从国有企业内部引人竞争开始。
　　 我相信，现代经济科学的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努力一定能使中国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卓有成效，就像发达的现代医学和乐观的生活信念没有使曾患癌症的胡汉辉主编走上绝路一样。
　　 受梁晶教授和胡汉辉教授的委托，是为序。
　　200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