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内容简介
目录
只有这一代堪称“奉献”(代序)
第一章 清华的守望者
纸帆船
与清华风雨同行50年
我向你们致敬
琴声依旧刘西拉
第二章 征途漫笔
寻找青鸟的孩子——怀念宛仲徐葆耕
走出玉门关，做西陲开拓者——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征途漫笔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同窗笔谈弄诗文
屋上土——我的路
第三章 文体人生
忆清华园的音乐生活
风化雨——记那个年代的清华艺术团生活
母校清华大学与我的戏曲情结
往事散记
我给周恩来总理拍照
第四章 新清华往事
第一章 清华的守望者
纸帆船
与清华风雨同行50年
我向你们致敬
琴声依旧刘西拉
第二章 征途漫笔
寻找青鸟的孩子——怀念宛仲徐葆耕
走出玉门关，做西陲开拓者——与共和国共同成长
征途漫笔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同窗笔谈弄诗文
屋上土——我的路
第三章 文体人生
忆清华园的音乐生活
风化雨——记那个年代的清华艺术团生活
母校清华大学与我的戏曲情结
往事散记
我给周恩来总理拍照
第四章 新清华往事
前言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敏感阶层，常常随着时代的变化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显示出“代”的精神特征。近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奉献。在我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上，为祖国奉献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不断涌现，每一代人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些奉献者的事迹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条连续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旋律。但作为“代”的总体特征而言，只有一代知识分子可以总称为“奉献的一代”，这就是本书所记述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大学走出来的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国；但仔细分析起来，各代人的爱国表现又各有其特色：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的那一代可称之为“五四的一代”，他们的爱国激情不仅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奔走呼号上，而且以自身追求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精神解放和进步；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处国难时期，他们的个人追求往往同一个巨大的忧患纠结在一起，就是“救国”：革命救国、科学救国、读书救国、实业救国……，当然，在这一代人中间也有如钱钟书《围城》中所描写的那类平庸灰色的人物；同上面各代人不同，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们的“爱国”，最好的概括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人民和党”。
“奉献”一词，起源于宗教。可考的是《圣经》，其中的《利未记》、《申命记》、《历代志上》、《以斯拉记》、《马可福音》、《彼得前书》都用到“奉献”一词。其意为，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主赐予的，因此向主祭献应是不带前提条件、不期回报的。中国古代也有“祭献”，但其意与基督教不同，更多地带有恭敬的意味。因此，中国古代文献没有“奉献”一词，中国的权威辞书，如《辞源》、《辞海》均未收入该词。按该词的本义而言，它是一种源于宗教的情感行为。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教迷信，但却高度赞扬宗教性情感。特别是“奉献”这种宗教性情感行为如果附丽于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理想时，就会创造奇迹，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既然“奉献”是指不带任何前提条件、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给予，那么，任何有条件的“奉献”都不能称之为“奉献”；同样，期待获得回报的“奉献”也不能称之为“奉献”。也就是说，奉献本身同个人的独立于奉献之外的追求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轻言“奉献”。我们现在时常说到的“奉献”，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回报期待的。这一类的附加了条件的给予可以称之为“贡献”，而不宜言“奉献”。
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世界是反宗教、反整体性思维的，是张扬个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的。不仅西方如此，就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只是这种个性追求总是同忧国忧民、拯救祖国的情怀缠绕在一起。但是，五十年代好像是一个同这一总趋势不相协调的浪花，显现出不同的景观。
对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这一代人而言，可能是童年时代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梦魇过于深重，一旦太阳从自己身边升起，他们就被刺眼的光芒所激动，奋不顾身地投向太阳，不怕灼热的阳光烧焦了自己的脊背。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个人的幸福、爱情和追求都只有同一个伟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崇高。今天，一个毕业生志愿到西部工作，会被戴上光荣花，而在五六十年代这是见惯不惊、习以为常的事；而且当他们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和灾难等待着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因为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年轻的心里有的是好奇、激动和骄傲。那时候，清华园里有一首人人会唱的“流行歌曲”：“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抚育我们的是亲爱的党；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的天堂！”五十年代我在清华水利系读书，当时同学们最爱唱的一首“系歌”是：“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修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总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一片灯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那个时代也谈爱情，而最浪漫的爱情就是像《横空出世》电影中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和他的妻子在暴风雨的激流中出其不意地相遇。我称其为中国电影中“最伟大的邂逅”。我所熟悉的一位女同学身患癌症，她的朋友们在她临终前为她点播了一首她最喜爱的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把爱情和“奉献”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仅见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要求人人奉献的社会。相反，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幸福追求的社会。但是，由于贫穷、素质低下和恶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建设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过程中间，需要有的人躺下来充当铺路石子。也就是说，需要有的人充当奉献者，无论是研制两弹一星，还是修建青藏铁路。如果没有这样的奉献者，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堕落。即使在一个发达社会里，奉献者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把每个人的个体追求聚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合力”——在个体追求织成的网上总有一些“空洞”，也就是谁也不愿干的工作。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牺牲自己的追求跳进这个深不可测的“空洞”。当我们在公交车上突然遇到劫匪或对少女施暴的坏蛋，而公安人员又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都希望有人出来制服抢劫者和施暴者。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人就是一个“奉献者”。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行为可以使自己获得“见义勇为”的英雄称号，或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也没有想到可能会因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种场合，没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社会在恶势力面前就显得怯懦，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就会因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深感压抑。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这些经历了苦难洗礼的五六十年代的人，不少人开始“觉醒”，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喟万千，甚至有悔有恨；但是，青年时代形成的气质是不可改变的。就在自己的国家从“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飞的时候，又是他们承担了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承认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的话，我们就无法抹杀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关键性岗位上站立着的都是他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廉洁奉公，尽职尽责，贡献甚多，取之甚少，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表现，为这一代人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获得了显著的改善，而他们又已经退了下来，只能享受那一点退休金了。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据社会学家调查，这一代人离婚率最低；退休后，对国家和子女的要求和索取最少。
我在前面说过，人人奉献并不是我们的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同样，也不是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五六十年代人是有缺陷的，最主要的就是个体的独立意识薄弱。一旦社会的权威意志走偏的时候，他们没有力量阻遏，甚至激发成为某种盲动的宗教性狂热，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那样。众多红卫兵的心灵中不乏奉献的激情，但它的后果是破坏。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奉献的激情占据着主流地位，就使得个人的正常欲望和追求常年置于被压抑的状态，精神面貌上会缺少青年应有的活泼和多样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的症候。我们最希求的是，个体追求与社会需要融会无间。这样，不仅打破一个两极化的悖论，使人可以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而且他（她）的潜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从而把工作做得最好、最富于创造性。
但是，个体追求同社会道德之间的解裂几乎是一种常态。当我们看到公共汽车上几乎没有人给老人让座的时候；当一个举报者在大街上被暴徒殴打而围观者无人站出来的时候；当一个女孩子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奢华的物质享受而不以为耻的时候；当一些老板和官吏荒淫无度、对百姓的艰辛毫无怜悯之情的时候—如我这般年纪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那些心地纯洁的大学生们，并且感到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已经高不可及，遥不可及，那一代人已成为历史铸就的不可复制的一代。
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善言说—不是因为没有文采，而是以张扬自己为耻。如果到书店里浏览一番，大概以表现五六十年代人的图书最少，而在这为数寥寥的图书里面，还有相当部分是以怜悯的姿态写他们被打成右派的苦难。可以说，这一代人在总体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性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很有意义的。...
2006年10月5日北京清华园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爱国；但仔细分析起来，各代人的爱国表现又各有其特色：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的那一代可称之为“五四的一代”，他们的爱国激情不仅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奔走呼号上，而且以自身追求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精神解放和进步；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处国难时期，他们的个人追求往往同一个巨大的忧患纠结在一起，就是“救国”：革命救国、科学救国、读书救国、实业救国……，当然，在这一代人中间也有如钱钟书《围城》中所描写的那类平庸灰色的人物；同上面各代人不同，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们的“爱国”，最好的概括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人民和党”。
“奉献”一词，起源于宗教。可考的是《圣经》，其中的《利未记》、《申命记》、《历代志上》、《以斯拉记》、《马可福音》、《彼得前书》都用到“奉献”一词。其意为，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主赐予的，因此向主祭献应是不带前提条件、不期回报的。中国古代也有“祭献”，但其意与基督教不同，更多地带有恭敬的意味。因此，中国古代文献没有“奉献”一词，中国的权威辞书，如《辞源》、《辞海》均未收入该词。按该词的本义而言，它是一种源于宗教的情感行为。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教迷信，但却高度赞扬宗教性情感。特别是“奉献”这种宗教性情感行为如果附丽于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理想时，就会创造奇迹，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既然“奉献”是指不带任何前提条件、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给予，那么，任何有条件的“奉献”都不能称之为“奉献”；同样，期待获得回报的“奉献”也不能称之为“奉献”。也就是说，奉献本身同个人的独立于奉献之外的追求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轻言“奉献”。我们现在时常说到的“奉献”，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回报期待的。这一类的附加了条件的给予可以称之为“贡献”，而不宜言“奉献”。
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世界是反宗教、反整体性思维的，是张扬个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的。不仅西方如此，就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只是这种个性追求总是同忧国忧民、拯救祖国的情怀缠绕在一起。但是，五十年代好像是一个同这一总趋势不相协调的浪花，显现出不同的景观。
对于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这一代人而言，可能是童年时代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梦魇过于深重，一旦太阳从自己身边升起，他们就被刺眼的光芒所激动，奋不顾身地投向太阳，不怕灼热的阳光烧焦了自己的脊背。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个人的幸福、爱情和追求都只有同一个伟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崇高。今天，一个毕业生志愿到西部工作，会被戴上光荣花，而在五六十年代这是见惯不惊、习以为常的事；而且当他们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和灾难等待着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因为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年轻的心里有的是好奇、激动和骄傲。那时候，清华园里有一首人人会唱的“流行歌曲”：“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抚育我们的是亲爱的党；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我们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的天堂！”五十年代我在清华水利系读书，当时同学们最爱唱的一首“系歌”是：“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修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总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一片灯光；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那个时代也谈爱情，而最浪漫的爱情就是像《横空出世》电影中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和他的妻子在暴风雨的激流中出其不意地相遇。我称其为中国电影中“最伟大的邂逅”。我所熟悉的一位女同学身患癌症，她的朋友们在她临终前为她点播了一首她最喜爱的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把爱情和“奉献”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仅见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要求人人奉献的社会。相反，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幸福追求的社会。但是，由于贫穷、素质低下和恶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建设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过程中间，需要有的人躺下来充当铺路石子。也就是说，需要有的人充当奉献者，无论是研制两弹一星，还是修建青藏铁路。如果没有这样的奉献者，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堕落。即使在一个发达社会里，奉献者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把每个人的个体追求聚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合力”——在个体追求织成的网上总有一些“空洞”，也就是谁也不愿干的工作。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牺牲自己的追求跳进这个深不可测的“空洞”。当我们在公交车上突然遇到劫匪或对少女施暴的坏蛋，而公安人员又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都希望有人出来制服抢劫者和施暴者。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人就是一个“奉献者”。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行为可以使自己获得“见义勇为”的英雄称号，或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也没有想到可能会因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种场合，没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社会在恶势力面前就显得怯懦，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就会因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深感压抑。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这些经历了苦难洗礼的五六十年代的人，不少人开始“觉醒”，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喟万千，甚至有悔有恨；但是，青年时代形成的气质是不可改变的。就在自己的国家从“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飞的时候，又是他们承担了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承认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的话，我们就无法抹杀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关键性岗位上站立着的都是他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廉洁奉公，尽职尽责，贡献甚多，取之甚少，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表现，为这一代人画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获得了显著的改善，而他们又已经退了下来，只能享受那一点退休金了。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据社会学家调查，这一代人离婚率最低；退休后，对国家和子女的要求和索取最少。
我在前面说过，人人奉献并不是我们的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同样，也不是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五六十年代人是有缺陷的，最主要的就是个体的独立意识薄弱。一旦社会的权威意志走偏的时候，他们没有力量阻遏，甚至激发成为某种盲动的宗教性狂热，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那样。众多红卫兵的心灵中不乏奉献的激情，但它的后果是破坏。在五六十年代，由于奉献的激情占据着主流地位，就使得个人的正常欲望和追求常年置于被压抑的状态，精神面貌上会缺少青年应有的活泼和多样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的症候。我们最希求的是，个体追求与社会需要融会无间。这样，不仅打破一个两极化的悖论，使人可以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而且他（她）的潜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从而把工作做得最好、最富于创造性。
但是，个体追求同社会道德之间的解裂几乎是一种常态。当我们看到公共汽车上几乎没有人给老人让座的时候；当一个举报者在大街上被暴徒殴打而围观者无人站出来的时候；当一个女孩子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奢华的物质享受而不以为耻的时候；当一些老板和官吏荒淫无度、对百姓的艰辛毫无怜悯之情的时候—如我这般年纪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那些心地纯洁的大学生们，并且感到那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已经高不可及，遥不可及，那一代人已成为历史铸就的不可复制的一代。
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善言说—不是因为没有文采，而是以张扬自己为耻。如果到书店里浏览一番，大概以表现五六十年代人的图书最少，而在这为数寥寥的图书里面，还有相当部分是以怜悯的姿态写他们被打成右派的苦难。可以说，这一代人在总体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性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很有意义的。...
2006年10月5日北京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