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下卷)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后一卷（即第15卷）。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对“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谨慎、求实的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继承人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项献及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是本书的又一论述重点。同时，本书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等，也分别予以充分的研究和考察，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本书最后部分对台湾省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评析。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切读者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参考书。
　　

总编辑序
第15卷序
第一章 1949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结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年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走向对抗
权威的垮台
夺权
政治体制的重建
结论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
附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相应历史时期的专家学者编辑，卷内务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是《剑桥中国史》第15卷的中译本，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对“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谨慎、求实的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继承人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及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是本书的又一论述重点。同时，本书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等，也分别予以充分的研究和考察，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本书最后部分对台湾省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评析。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切读者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参考书。
　　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给我国学术界提供参考、以资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玉”条件的他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们认为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许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本卷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特别是其中的某些作者，将中国的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看待，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15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以及术语的使用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未能查到，从英文回译，并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此外，对于原文中的错误、不明确之处，我们尽力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按所译章节先后为序)：俞金尧、时和兴、鄢盛明、王云周、徐再荣、胡北海、刘峰、包茂宏、郑文鑫、齐霁、韩立民、孟庆龙、李庆红、赵成根、胡叶平、张宙星、鲍静、熊进、王明毅、苏征宇、张薇、张军、李光祥、周骏、张勇、姜江华、李凉、张涛、田淑芳、秦立德、张丹、戴清、邵燕君、周阅、史成芳、匡纺远、袁克修、王丹妮、张晓华、明立志、王东海、冀飞、李耀星、孙学敏、温瑞茂、亦文和日天。本书大部分章节由李殿昌校订，俞金尧、孟庆龙、匡统远、陈福生、郝名玮、郑文鑫、徐再荣、日天校订了部分章节(第——章、第二章部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全书由孟庆龙负责统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详细审阅了全书，并对原文中的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了纠正和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徐景慧、毕建康、王眉、刘兴成、高珊、向有等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为了使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多方协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2年6月20日
　　

　　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
　　自20世纪初起，剑桥历史丛书已经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本史学著作树立了一个样板，丛书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编的主导之下由有关专家撰写而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16卷本《剑桥近代史》于1902—1912年间问世。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 《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本的《新编剑桥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现在也接近完成。其他的剑桥史学著作有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人史、非洲史、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来得广泛而复杂，它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头绪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很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一直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之前，尽管欧洲的汉学家们有过重要的、开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几乎限于翻译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
　　近来，西方学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还有日本的丰富的史学传统，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细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法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现在这一代的西方中国史学家在
　　继续依靠迅速发展着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发展成果。近期的历史事件在对很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同时，也使一些新问题突出起来。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之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增强。
　　1966年，在开始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内容丰富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认识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自那时以来，当代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剑桥中国史》已扩充为15卷，而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等专题史，经济学和工艺学的很多方面内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宝贵资料。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史研究的长足进步。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所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今后将会继续，并会加快。西方史学家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为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