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上卷)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历史相应时期的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序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等请读者自行鉴别。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总编辑序
第14卷序
第一章　中国的再统一
　历史地了解中国的几个阶段
　中国统一的成就
　现代化的作用
　地方控制的问题
第一篇　模仿苏联模式，1949-1957年
　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总论
　　巩固和重建，1949-1952年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1953-1956年
　　调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1956-1957年
　第三章　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经济背景
　　战后的恢复
　　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第四章　新秩序的教育
　　民国时期的遗产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历史相应时期的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的中译本。本书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挫折。第一篇主要记录了新政权将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篇概括了其后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每一篇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供我国学术界参考、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玉”条件的他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我们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们同意编者在序中所言：“我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暂时的……由于试验[笔者按：指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远未结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个世纪?)时，对最早的这几个10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等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力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从英文回译，则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
　　本卷译校分工如下：
　　杨品泉 译第1、2、3章
　　胡志宏 译第4章
　　张书生 译第5、6章
　　谢亮生 译第7、8章，并负责全书校订、统稿工作
　　马晓光 译第9章
　　思 炜 与谢亮生合作翻译第10章，翻译、整理书目索引及附录
　　黄 沫 译第11章、书目介绍、各章书目介绍
　　《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ll卷的中译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其第1卷、第3卷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印制中，分别定名为《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其第?卷《剑桥中国明代史》年内也可发稿。《剑桥中国晚清史》久已售罄，亦将于最近重印。其他各卷在国外出版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剑桥中国史》以上各卷的翻译出版，正值学术著作印数逐渐下降，终至出现“大滑坡”的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的领导同志张定、吴家询、李凌、白莲蓉、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任晖等始终贯彻建设学术出版社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给予大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图书资料的同志也多方协助。马晓光同志担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的责任编辑，补苴罅漏，润饰文字；更将书目索引所列各书加上顺序号，在正文及脚注中的书名后用[ ]号一一标出相应的顺序号，为读者查对书目提供了方便。我们在此一并深奉感谢。
　　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谢亮生
　　1990年1月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20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一-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12卷的《新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学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4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杨品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