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六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一章辽朝的历史。第二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四章。第五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六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七章元后期的历史。第八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九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中译本前言
总编辑序
第六卷序
图表
导言
　晚唐的力量平衡
　边界
　外族人
　外臣与太上皇
　多国制
　盟约关系
　政府的模式
　多语状态
　外族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
第一章 辽
　概述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阿保机起而争权的背景
　阿保机的兴起
　阿保机称汗与登基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5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人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