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卷)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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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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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
总编辑序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旧社会
行政
对外关系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满洲
蒙古
新疆
西藏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嘉庆的改革
危机的征兆:漕运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叛乱的根源
总编辑序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旧社会
行政
对外关系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满洲
蒙古
新疆
西藏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嘉庆的改革
危机的征兆:漕运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叛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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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20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12卷的《新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学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4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杨品泉译)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学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4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杨品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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