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写在前面
阿城
陈丹青
陈平原
崔健
甘阳
李陀
栗宪庭
林旭东
刘索拉
田壮壮
图片摄影：李晓斌

　　追忆八十年代文化启蒙 《八十年代访谈录》
　　20年的间隔和缓冲，足够让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晰：虽然不能还原80年代，但20年的时间，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以及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 。
　　 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刘索拉、田壮壮……这一连串名字和“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第五代导演”等文化现象，共同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20余年后的今天，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又被热闹地提起，三联书店于5月推出著名旅美女作家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该书对11位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深度访谈，试图立体地还原和反思那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
　　“迟到的青春期”
　　查建英心中的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一个短暂、脆弱却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我1981年到1987年间赴美读书，虽然在80年代中只有四年时间‘在场’，但正因为我体验过上世纪70年代的封闭，那段时间每每通过书信知道国内有摇滚乐了，或者很多人看萨特等等，便觉得十分激动，更感觉这‘迟到的青春期’弥足珍贵。我近年常常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与事的即兴回忆。比如大家回忆李陀，他是1939年出生，在80年代却经常把‘他们那些中年人……’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现在觉得好笑——他那时可不就是个中年人！但这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家在精神饥渴之后，发现所有的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这些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脑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年轻！我发现大家并没有淡忘那段历史。”
　　“我不找80年代，80年代找到我头上来了”，查建英对80年代的感情由来已久，但真正展开这一大型深度访谈却是受洪晃启发。正如李陀所说，80年代问题复杂又重要，甚至可以开一门“80年代学”的课程。查建英选择了从“文化热”这一角度切入：“开始我只打算找几个人聊聊，写一篇关于80年代的文章，但我很快发现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我无法丢掉这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于是，索性增加访谈人数，拓宽角度，集结成书。”
　　该书的责编吴彬则表示：“查建英和很多人一样，有‘80年代情结’。毕竟那个时期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很多人学术、艺术生命上的黄金时期。而查建英缺失了一部分80年代的记忆，这在她是一种遗憾，但可能更是一种冲击，使她更想去了解、挖掘、还原那个年代。”
　　意外收获：“弄潮儿”背后的故事
　　查建英曾经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也用笔名扎西多长期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她有自信“不看这些被访对象以前的访问”，在采访前她对被访人能谈到什么程度已有一个大体的预期。谈话双方知识水平的对等，使其演绎成为一场场智慧的激荡。
　　查建英最认同阿城在访谈中的观点：“他讲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到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根上去了。”陈丹青对当年的反思也相当深刻：“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选取访谈录的形式，是因为查建英觉得这样便于保持一定的随意性以及被访者的个人风格，而且活泼好读。访谈也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这些“文化热”弄潮儿背后丰富的经历。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他寄给陈丹青一份杂志，他的《棋王》、《孩子王》都发表在上面。他直接把杂志寄给在美国的陈丹青，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都撕掉。陈丹青则记忆犹新：“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眼泪。”
　　来源：中国青年报
　　媒体评论
　　新周刊·2006新锐榜年度图书：八十年代访谈录
　　那个时代和它的精神遗产还沉睡在一代人的记忆深处，查建英成了第一个掘宝人，淘出了新的精神食粮。这本书还原了1980年代充满激情与理想主义的启蒙气质，充当了文化怀旧风尚的导火索，也为物质丰盛精神失范的今天提供了照妖镜。
　　新京报阅读周刊·华语图书传媒年选:《八十年代访谈录》「致敬词」
　　追寻八十年代，是今年看似突兀的一个文化回流热潮，却无疑有着耐人寻味的当下社会体征。查建英是这股热潮的“点石”者，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访谈录，谈话者以个人的角度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阿城、李陀、陈丹青、栗宪庭等，他们身份遍及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在场者，他们在那个年代里特立独行地展开了精神远行和心灵漂泊。
　　这本书试图重现那个年代的场景和氛围，虽然强调反省和审视，但终归掩饰不住内心中的那份迷恋和怀念；虽然强调浪漫和诗意，但终归还是脆弱而短暂；虽然强调文化和启蒙，但终归还是“精英们”的八十年代，虽然……虽然，我们依然要向那个年代致敬，向这本书和书中出场的人致敬。
　　中华读书报·2006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佳
　　我们用到的“八十年代”一词，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就像我们不断回望的五四时期一样）。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影响力，而在“八十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成当代中国很多领域的中坚力量，正因此，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一股回顾和反思“八十年代”的热潮，并不奇怪。查建英选择的访谈对象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甘阳、田壮壮等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访谈进行得较为深入，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八十年代的独特气质和氛围，站在今天的“高度”所作的某些反思也颇具意味。当然，正如查建英所说，“八十年代中国远非一场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精英为骨干的‘文化热’所能涵括”，全面地展现那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光荣与梦想”，尚需倾听其他层面、其他人群发出的声音，但无疑，本书开了一好头。

　　查建英：你想怎么来讲八十年代这个题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十年”这种概念。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好比我们文学史上，两汉、魏晋，或者隋唐，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新朝，就会出现新的艺术，政治的、权力的转换决定不了艺术。事情也许早就发生了，也许还没有发生。单从“八十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
　　查建英：那个时间其实是人为的计量。比如说，从外部环境看，八九年好像是一个句号，它正好又是八十年代末。九。年以后，文学上就有了王朔，大家很习惯就把王朔看成一个九十年代的现象。实际上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他不突出，只是舞台上众多的人之一。其实这个年限不见得。
　　阿城：对，不见得。就像世纪末两千年那个分界点，叫个事给搅和了：到底二○○○年，还是二○○一年算是两千年的开始呢?我记得有些国家是二○○○年的时候庆祝，有些国家不认这个，二○○一年庆祝。很多人慌了，因为大部分人习惯了以一个十年或者一个时间的量度去决定自己的情绪。“我要跨过这一年，我要有一个新的，我要做什么事情”，突然发现不是，说下一年才是，有挫折感。美国人喜欢搞十年这种东西，decade，搞得有声有色，有好多套丛书，你肯定看到过。台湾前些年搞过七十年代，找了很多人回忆。查建英：你是说他们回顾过七十年代?
　　阿城：对，很多人都卷进去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杨泽主持的吧。
　　我自己的量度不是这种，而是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构成。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来说，一八四。年是一个坎儿，新的知识撼动中国的知识结构，船坚炮利；一九一九年“五四”是一个坎儿，新的文化撼动中国文化构成，科学民主；一九四九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终于全盘“西化”，也就是惟马列是瞻。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三个标志，其他就别再分什么十年了。不过既然定的话题是八十年代，总要来说说吧。对一九四九年这个坎儿，我觉得七十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七六年，官方宣布“文革”结束，造成八十年代是一个表现的时期，毕竟出版又被允许了。
　　查建英：是不是一个从地下转到地上的过程?比如那些诗人。
　　阿城：也没有全转上来吧。不过确实在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七十年代的结果。比如说北岛、芒克，七八年到八○年的时候，他们有过一次地下刊物的表达机会，但变化并不是在那时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末的白洋淀就产生了。七十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化革命”的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们都忙于权力的争夺和话题，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对，六六年、六七年是特厉害的，六八年以后就开始下乡了。
　　阿城：管不着了，这些学生坐在田边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一些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像六十年代末的芒克、根子、多多、严力他们在河北白洋淀形成那样一个诗的区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锐利迷茫，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区别得很开。《三月的末日》在我看是那时的经典，可惜没有人提了。我记得岳重跟我说，他当时提了一桶鱼从白洋淀坐火车回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桶里的鱼死得差不多了；春天了，但是，三月是末日。这样，一直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所以，好像是压制得最厉害的时期，但是因为把他们推到权力、行政力管理相对松散的地方，他们反而有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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