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导论

　　这是一本阐述深刻而又清晰简明的政治哲学经典教科书。全书围绕权力、权威、国家、主权、法律、正义、平等、权利、财产权、自由、民主和公共利益等政治哲学核心概念而展开讨论，突出了与这些核心概念有关的高层次理论和难点；不仅引证了西方从古到今政治哲学大师的思想精华，还评述了围绕他们的核心思想和论证而展开的各种争论。全书论述精炼，资料引证翔实，每节结尾均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通过批判的阐明启发人们的思考，可供政治学、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工作者、教师和学生阅读。...
　　

序言
缩略语及注释体例说明
第一章 导言
1 关于本书
2 政治哲学的领域
3 政治哲学的政治观
4 概念分析：恰当性检验
5 高层次理论：恰当性检验
6 悖谬：对答案的检验
7 政治哲学的结构
8 政治哲学的价值
9 通向政治哲学之路
10 本书计划
第二章 权力、权威、主权、法律与国家
11 前言
12 权力
13 权威
14 国家与主权
15 法律
第三章 正义、平等、权利与财产权

　　我首先要感谢我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学生们，自1984年以来，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的许多专题。.
　　其中三名学生——Jim Batty，Jan Brown和Stephen Mather，读过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我感谢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Garo Avakian特别值得一提，在我1997年2月至4月的“现代国家的兴起”的系列讲演中，他能够提出一些出人意料和完全让人着迷的问题。他提醒我说，亚美尼亚哲学仍然活着，活得很好，他还清楚地把它表达了出来。在同一系列讲演中，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dson)提出了以恰当方法对待经典文本的深刻问题。
　　我在本书第一章对乌托邦政治思想的讨论大大得益于跟帕特里克·亨默(Patrick Hemmer)的讨论。他对自然科学中库恩的“范式转换”与乌托邦政治预言之间所作的类比是猜测性的，但很有趣，对此本书中虽未作探讨，但此举表现了真正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学生的印记。
　　值得为我的朋友Colin Donne专门写一段。当本书大量内容因学院性能不稳的电脑而可能难以得到安全操作时，他主动出借他自己的电脑，使本书文本在其电脑上得以完成。我对他这种慷慨相助而毫无索取回报之意，表示发自内心的谢忱。我还要感谢他制作了本书所有的图表。
　　先是学生然后成为朋友的Scott David也值得一书。与他清晰透彻、无所畏惧的哲学头脑分享理念，的确饶有趣味。他未出版的学位论文《反思的平衡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占据何种地位?》，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作品。
　　在一代学生中，像George Walker如此优秀的人可能仅出现一两次。他“偶尔”客串政治哲学，对此领域仅有边际的兴趣，但在通向最终兴趣领域的路上，他清楚地阐述了所讨论的每一个论题。我为曾经教过他并且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而感到荣幸。
　　我1996—1997年的助教Adam Tebble，在我滞留于观念前期时，他经常摇撼我的思想。“好了，哈耶克说”——这种热情洋溢的声音经常是耳畔令人高兴的鼓励。
　　我常与三位朋友讨论问题，他们是；Gabriel Apata，Don Pincham和David Rodway。这些年来与他们的对话在我的政治思维中仍然记忆犹新。
　　我要感谢以Jo Wolff为主席的伦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组。该组非正式讨论会上的生动而富有学识的交流常常是灵感之源。这里要感谢Jo Wolff，Alan Carter，John Charvet，Andrew Chitty，Sebastian Gardner，David Lloyd Thomas和Michael Saward。并且特别感谢1988年介绍我加入该组的Roger Scruton。
　　这里我还乐于表示更一般、更久远的谢意。我作为学生的时代早已结束，但仍要忆起第一次接触政治哲学的情形。那时，已故的贝内米(F．W．G．Benemy)先生，伦敦威廉·艾利斯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向他的六年级学生介绍了霍布斯、洛克以及那被困惑地称为“自然状态”的东西。我还忆起“班大叔”谴责柏拉图是民主的敌人。更深的记忆是对已故的奥拉姆(H．J．C．Oram)先生，他教给了我迄今所知的大部分经济史知识。奥拉姆的规则：“把它拉下来，再放回去”(“不管汤因比会怎么说，工业革命不是始于1760年；它的前身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1760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戏剧性的事，这一年是完全平常的一年”)。这一规则对我的经济学和我所知的任何领域都是很好的指导。他的专业教诲丰富了我对经济学与政治学关系的全部理解。..
　　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幸事，是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伦敦经济学院读本科时受教于已故的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教授。他给我的益处不只是在过去，现在仍在不断更新。他是一名“大师”：每次翻开他的书，我都在向他求教。我还要感谢七位富有才华的老师：Maurice Cranston教授、Morris Ginsberg教授(“Ginsberg教授，你对社会主义和财产权能够推荐什么呢?”他疲劳的老花眼看着我，也许想到我深深的无知，然后温和地说：“有关社会主义，就是这些了”)、John Morrall博士、David Nicholls博士(“我读的阿奎那不是这样的，当然你要是这样说的话……”)、Robert Orr博士(“政治理论都是时髦货，长不了。最终一切都没了”)、Leslie Wolf-Phillips博士、K．B．Smeltie教授(“不要在拉斯基上浪费时间，你可以省些时间读柏拉图”；“你先把什么作为你的特别文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论自由》[on liberty]?很好，我要你放下柏拉图的《理想国》”；“嗯，托马斯先生，我要你读鲍桑葵[Bosanquet，1848—1923]《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Philo 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的第一章，但你不必再往下读了——否则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自然，越是禁止，我读得越多，其结果就是现在这本书。让读者来决定这是不是灾难性的)。Cranston，Ginsberg，Nicholls和Smellie都已经作古，但上述所有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我研究政治哲学的路径上打下了持久的烙印。我的一名学生David Thurston也值得一提。他对19世纪欧洲大陆思想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在政治智慧方面的细致敏锐，构成了我们所有谈话的美妙配乐。
　　John Morrall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手稿。他的那些评论澄清了他所接触的每一个论题。他经过数天的细读，所花的时间和这部草稿本身激发他写出了一长篇研究论文，该论文富有学识、明白易懂并恰到好处，把我半生不熟的东西转变到可以理解的合理水平。
　　还有要感谢的。我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牛津大学受普拉梅那兹(John Plamenatz)教授的指导。我已经开始看到他研究成果的价值和独特之处，但我感到后悔，自己没有超越某些表面的障碍(主要是他倾向于不直接引用而是阐述)，这使我未能领略他下苦功细致人微地、真正敏锐地阅读“伟大的已故哲学家”的著作的意义。
　　我与他的这种失败的关系也带来了好事：因为我很快找到了一位非正式导师。哲学在我身上施加其魅力。哲学上博学的奇才，牛津耶稣学院的理斯(David Rees)博士，向我打开了哲学的心脏地带：认识论、形而上学、心智和语言哲学。他深刻而精巧的学术研究代表了牛津的长期传统——史密斯(J．A．Smith)、乔基姆(Harold Joachim)、韦布(C．C．J．Webb)和罗斯(Sir David Ross)的传统。理斯抗议说：“我不能跟你所说的这些学者相比，我请你降低引用我的调门。”可是重要的是，理斯教导我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记得很清楚，他经常挑衅性地问：“你怎么想?”
　　伯克贝克学院哲学系是缩微的柏拉图学园。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想：“斯各特(Scott)对这一点会说什么呢?”“多罗西(Dorothy)对此会怎样表示反对呢?”我还会小心翼翼地猜测，这样那样的提法会不会引起David Wiggins亲切的批驳(“啊，事情并不就是这样的”)。这里要感谢的是：John Dupre教授、Dorothy Edgington教授、Miranda Fricker博士、Anthony Grayling博士、Sebastian Gardner博士、Samuel Guttenplan博士、Jennifer Hornsby教授、Christopher Janaway博士、Sarah Patterson博士、Anthony Price、Barry Smith博士、Scott Sturgeon博士和David Wiggins教授。
　　最后，感谢通读了全部文本并以各种方式在每一阶段都提供帮助的Leslie Marsh。...
　　杰弗里·托马斯
　　1999年4月13日于高门(High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