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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纯以教师身份,为学生而写作;以纯正的母语,流畅、灵动、唯美地表达其经年累月之所思、所悟;融深情的叙述、审慎的辩思、严肃的发问于一。
内容简介
文学书籍
这是一册写给学生的小书。
这个时代的教师,少见甚至未见专门为学生写作的。心智成长中的莘莘学子,更需要心灵关怀。一个纯粹的教师,以人入中年的讲台生涯、学识积累和人生体验,讲述他和他的老师的故事,记录凡常教学中的诗意和韵致,提示大学之于人生的意义,建议学生时代的读与思,企盼远行学子的快乐与高贵。
这个时代的教育,不能自限于专业教育,也该接续学统以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一个教授,超越专业局限,以口述心,情思俱付,既盼相助学生之严肃成长和生命高贵,也求汇力于民族福祉与文化血脉。
一册小书,恭敬地流淌纯正、优雅、灵动的母语;融深情的叙述、审慎的辩思、严肃的发问于一;言词直入少年心田,更是直击一个时代。
一叶菩提,愿助少年安顿性命于天理人情;
与学生书,欲求挽回师道尊严以字里行间。
作译者
目录
“而立之年”,领悟师道3
“大”校长林文庆12
萨本栋,最近前线的大学校长21
追叙陈师朝璧教授的遗作与余生26
我的老师,我生命的底色32
卷二新同学至
大学与人生47
大学这四年怎样度过62
大学:
形上与形下75
厦门大学,那悲悯与传奇的学园87
卷三一书三式
如今学生不读书
检视一个从禁书到弃书的时代97
墨香文韵,凝神静思
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阅读108
无字地书,眼行心读
生命个体之漂移时代的阅读观121
行止即笔,凡常亦圣
书摘
卷
三一书三式如今学生不读书
检视一个从禁书到弃书的时代2007年秋起,为厦门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开设题为“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阅读”的讲座。到2009年秋,思考渐周全,不再把这一主题仅仅与读书相关联,而是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此遂有2009年10月29日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同题讲座。2010年8月3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为同学们讲当时对阅读的最新理解,“无字地书,眼行心读”。这是在穿越秦岭的火车上构思的。2010年12月24日,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实验室”,以“生命,在阅读中展开”为题,进一步释解阅读。这个“偶遇”平安夜的讲座,也能不虚一座,大抵因了生命关怀的旨趣。再后来,寻思就阅读这一主题,组合成一个专门的系列。“一书三式”即由此而来,以下三文是就此分别展开。此文则是试图纳入时代转型这一宏大背景下来思考阅读。
——题记
谁还“知书达礼”
按一般的说法,大学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那么“何谓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这却又是一个不容易有答案的问题,至少是一个答案容易有分歧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欧美主导的全球化时期,就算有答案,也不过是按照“西学”的理路寻得的答案。按照中国式的理解和表达,士、文人、读书人,指的大体上就是今日称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这一类人,有什么特征呢?或者说,社会对他们该有什么要求呢?这当然也不是能够简单说清楚的。有四个字,老话,既简约又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知书达礼”。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严肃的、严谨的,还是放纵的、放浪的,总该还有一点基本的识见,由以承认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总体沉沦甚至堕落。拿了“知书达礼”这个尺子来量一量,也恰好可以量出知识分子总体沉沦这个结论来,叫做“如今教授不读书”。
与学生书: 春叶秋叶菩提叶(增订版)如今学生不读书“知书达礼”是分了两个方面来衡量读书人的。“知书”这个方面是从知识论上来说的,它试图表明甚至是强调知识分子的专业性。这么一群人,他们为人类生活提供象征符号、从事符号生产,不像工商系统提供物质生产,也不像政治系统着落于制度的运作以维持这个不完美的凡俗世界的有序和正义。他们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权力的,而是话语的或者说符号的。由于生产和提供这种象征符号在今天以专业化的格局进行,于是一个“知识分子”就常常具体化为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说一个科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教授。这表明知识分子是以一种外显性的、专业性的划分来表明他的身份、角色的。所以不妨把中国文化中所说的读书人该是那种知书达礼的人的“知书”,理解为从知识论意义上界定读书人: 用符号表征这个世界,并以专业分工为基本形态。
“达礼”这个方面是从价值论上来解释读书人的,也就是从更为精神性的、超越性的方面来理解和要求“读书人”。这个“达礼”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相对来说是形而下的。礼这个字最直观和最表层的含义指的是礼仪,所谓“彬彬有礼”。一个“达礼”的读书人,必是一个举止斯文、儒雅的君子,他的举止是有规矩的,也是有美感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追求一种教养、雅致,读书人应该有最基本的教养和雅致。这种举止上的规矩,甚至有可能会达到一般人以为的迂腐的“穷酸”境地。例如,在古人看来,一个讲礼的读书人应该“湿身不乱步”。所谓“湿身不乱步”,毋宁是对这种教养和雅致的生动的、夸张的、戏剧性的表达。对读书人在“达礼”上的要求,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稳固的心态。我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可以验证这一点。在我高考之后、前来厦门大学入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去外婆所在的海边渔村小住,算是向外婆辞行。一位远亲,因了我能够上大学而以成年人之礼隆重地设宴相请、相贺。可我自己,实在依然还只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席间有不适当的举止,这举止却也不很过分,更不妨碍和伤害他人。这一家的奶奶,边上亲见,极为惊讶。老人家也并不径直教导我,细声向她的媳妇说了声,“他是读书人呀”。我听到了,当时很惊讶,我的小举动和这话怎么关联了?也很羞愧,知道我一定做错了,却无从知道错在何处。多年后,总算明白了老人家的意思。她觉得读书人该有那样的一种教养和雅致,可是这个马上要上大学的十六岁少年,他没有做到。所幸今天我能够写下这一番文字,也不枉我偶遇那个奶奶当时对我无意的批评。我更该借此感谢她,不仅谢她添了我后来的一点教养,更是谢她帮助我作为“读书人”来思考“何为读书人”这个问题。
在礼仪所关联的规范和美感中,也包含了一个“讲礼”者的恭谦、谨严、自律、节制。遥想当年,那个“与天地合其德”的万世师表孔夫子,最是体现了此中意蕴。礼,就由“仪”而“节”;“达礼”就更有一层超越了礼仪、教养、雅致的意思,它更加地超越和精神性。这和“礼”这个词在形而上的层面的含义相关。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可也再无达礼的君子,合着守节的妇人,到这种处所的”。这一则例证,也似乎可以表明两点。在中国文化的普遍的、基本的观念中,礼不独和“仪”这一具象的、外显性的含义勾连,更与“节”这一抽象的、潜隐性的含义通连;而君子,是务必“达礼”的。君子之达礼,即妇人之守节。君子当守之节,为气节,为风骨,一种纯精神性的和超越性的东西。于是,读书人之“达礼”,就其关键,是触及每一个生命个体和我们这个生活世界深层的精神内核。那么,一个读书人,他应该是进退有据、行止有度,以成一种特定的操守;由此个体性的操守,守护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精神的纯净、内心的高远、思想的深邃。
这个转型中的社会,读书人依然“知书达礼”吗?用例证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指着张三、李四或王五,说“他是”,那是不得要领。今日的“读书人”,群体性地演绎了逐利动机,将文化资本的可兑换性展现得透彻之极。这是说的学术的动机。就结果而言,今天看起来繁荣的学术界,大量地炮制着学术垃圾,总体上没有为这个民族和时代提供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增长或者知识增量的活动。在知识论的领域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其实失去了真正的、严格的、严肃和严谨的、纯粹的学术创造和符号化生产的能力。反驳这个断言,是不能用拿来一本书声称其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这一方式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教授是读书的,是认真地读书的,是严谨地读书的,是勤勉地读书的,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和中国的学术界就可以是非常干净的。实际情形却是,顶着教授头衔号称做学问的这个群体,他们存在着如此大范围的、如此触目惊心的学术不端,并且知识生产的自我评价和自我纠偏机制也彻底崩溃,学术的自我修复能力丧失殆尽。“如今教授难知书”。
这样的问题实不限于知识论上的问题,已经关联着价值论上的问题了。这样一种学术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或者说符号创造的能力的群体,同时失去的也是他们的气质和气节。“读书人”今天用学术不端所摧毁的,不光是他们自己的气节和风骨,更是在玷污一个民族的心灵纯净,扼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机。“如今教授不达礼”。今天的读书人真的抛弃了使他们成其为他们自己的那些最基础、最根本和最关键的东西,自己演绎了一种版本的斯文扫地。合此知识论上“如今教授难知书”和价值论上“如今教授不达礼”,成“如今教授不读书”。
这一番文字,严肃地解剖“读书人”,既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这一特质,也是要向学园里的少年书生提示一种现实的而非理想的状况,不遮蔽、不文饰,直面问题,坦诚以告。以当下之坦言,求未来之改变。
书生安坐静读?
大学生虽算不得知识分子,总还是要在大学里读书的,所谓“书生”,且少年。一众少年书生中,只有少数在未来也续了杏坛之业,传了人类的薪火、文明的弦歌;绝大多数,另有其业,无关学园。大学教授学生,并不全然为了“再生产”未来的教授,却也定然是通过大学教育“再生产”出最能够了解和理解大学作为文化组织和教授作为人类分工的形态和意义的人群。要具备这种了解和理解的能力,少不了相应的读书。梁启超当年说“读书不为稻粱谋”,也可以在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先生们已是“如今教授不读书”了,学生们也还安坐静读?
今日的学生,总体而言,热衷于和满足于各种各样的考试,却无心读书。“会考试,不读书”成了今日书生常态。这是这些年来我细辨明察所知。每年的硕士生入学面试,我总要问,“本科阶段所读过的印象最深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几乎没有能够脱口作答的,许多同学甚至无从作答,即便勉强回答了,说的也不过是一本某一课程上的教科书。这十年的大学生辩论赛,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中国学生对于辩题问题的阐释、所表达的见解,在我身为评委的时候越来越感到失望。辩手席上,或许只为言说的快乐、名次的荣耀,思考的深沉、见解的独到、逻辑的严谨等与“内心的质地”相关联的方面,单薄甚至缺乏。在我谨慎地面对中国大学生辩论赛这样一种属于“辩论的胜利,是读书的胜利”(谢希徳语)的思维活动,却看来“心力”不足时,我着意辨析同学们的阅读状态。“所有的视听,只关乎时尚,无关思考”。这是我2010年12月在苏州大学举办的第八届中华名辩盟国际辩论赛上,向一些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求证的结论。不再安坐静读的少年书生,集体性地采取了“弃书”之举,有书不读。
中文写作水平普遍而明显地下降了,这是“弃书”的又一表现。这固然是多种因由所造成,如外语的影响、网络语言的冲击等,读书不多、不认真、不用心,自然也要导致母语水平降低。常常见到硕士生,在学期论文及至毕业论文中写不出规范、准确的中文,更不用说要求母语水准上的流畅、优美了。我甚至遇到过行文极其拙劣的博士论文,不能卒读。实在不知他的导师如何看得过去,这样的博士论文可以进入评审阶段,到了我眼前。
我所主张的大学之大境界,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也有另外的一句话以表达: “读书乃为养正气,问学未敢忘国忧。”我非常推崇这样的读书态度。今日以观,正气与国忧,在少年书生中也是“气若游丝,乐而不忧”了。若是无关正气、舍下国忧,纵然行那读书、问学之举,也是有形无神、似是而非。今日书生之读书,大抵就等如古人所言,“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所谓弃书,不在乎是否“手弃”,端在“心弃”了。若非“心弃”,何来今日普遍困扰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
冷静而审慎以言,问题并不出在少年书生,或者说主要不出在学生。教授弃书于先,学生弃书以继。不读书的教授,如何教得出读书的学生?不读书的教授,如何教得了读书的学生?学园之中,教授和学生,“联手”弃书。先生失了先生的本分,学生失了学生的本分。一个时代,最该潜心读书者,却行弃书之举,岂不表明这个时代是个弃书的时代?
师道兮既毁,少年不诲!绵续兮薪火,青云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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