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原书名：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内容简介
目录
中文版序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致谢
第1章 定性比较分析（QCA）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1
Dirk Berg-Schlosser, Gisèle De Meur, Benot Rihoux和Charles C. Ragin
1.1 QCA方法的定位 / 1
1.2 QCA方法的核心特征与假设 / 5
1.3 QCA方法的五类应用 / 13
注释 / 16
第2章 比较研究设计：案例和变量选择 / 17
Dirk Berg-Schlosser和Gisèle De Meur
2.1 案例选择 / 18
2.2 条件的选择 / 22
2.3 MSDO / MDSO：匹配案例和条件的系统程序 / 25
注释 / 28
第3章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 / 31
Benot Rihoux和Gisèle De Meur
3.1 csQCA的基础：布尔代数简介 / 32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致谢
第1章 定性比较分析（QCA）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1
Dirk Berg-Schlosser, Gisèle De Meur, Benot Rihoux和Charles C. Ragin
1.1 QCA方法的定位 / 1
1.2 QCA方法的核心特征与假设 / 5
1.3 QCA方法的五类应用 / 13
注释 / 16
第2章 比较研究设计：案例和变量选择 / 17
Dirk Berg-Schlosser和Gisèle De Meur
2.1 案例选择 / 18
2.2 条件的选择 / 22
2.3 MSDO / MDSO：匹配案例和条件的系统程序 / 25
注释 / 28
第3章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 / 31
Benot Rihoux和Gisèle De Meur
3.1 csQCA的基础：布尔代数简介 / 32
译者序
关于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不得不谈到一位天才，他是QCA方法的开创者，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查尔斯 C. 拉金教授。拉金教授19岁获得学士学位，22岁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于1975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毕业，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传统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之分。拉金教授在读书期间就开始对变量导向的方法与案例导向的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异感兴趣了。工作后，拉金教授经常因定量分析方法不能处理因果复杂性及其结果的不稳定性感到沮丧，比如定量分析的结果经常会由于一个缺失值或微小的测量误差而改变，而案例研究经常被质疑缺乏普适性。拉金开创的QCA方法超越了定性与定量的界限，通过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集合关系代替相关关系，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使社会学研究从线性分析步入一个“集合”分析的时代。QCA方法使得因果复杂性分析终于在方法实现上得到了有效支撑。由于结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优势，这种QCA方法既适用于小样本、中等样本的案例研究，也适用于大样本的量化分析，并大大提升了理论的实践切题性，使组态比较分析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营销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正是由于QCA方法的巨大突破，2009年美国社会学会主办的期刊《当代社会学》曾刊文称拉金教授开创的QCA方法为“拉金革命”。拉金教授先后于1989年获得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ISSC）授予斯坦·罗卡奖（Stein Rokka Prize），2014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ASA）授予的拉扎斯菲尔德奖（Paul F.Lazarsfeld Award），以表彰他在社会学方法论上做出的杰出贡献。
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是一系列的巧合与缘分。感谢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下简称北卡）社会学系的访学，使我后来能够有幸学习QCA方法并将其翻译为第一本关于QCA方法的中文书。此次北卡之旅间接地建立了我与拉金教授这位北卡社会学系杰出校友的缘分，真有种命中注定的感觉。这要回溯到2011年8月在美国南部圣安东尼奥市召开的国际管理学年会了，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我的学术偶像霍华德 E. 奥尔德里奇（Howard E. Aldrich），但由于时间关系，当时我们只合了影，并未有深入的交流。奥尔德里奇教授当时是北卡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世界著名的创业学教授、组织演化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2011年年末，已经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我计划2012年出国访学学习。为了访学顺利，我联系了两位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一位是当时在杜克大学任教的帕特丽夏 H. 桑顿（Patricia H. Thornton）（制度逻辑视角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一位便是北卡社会学系的奥尔德里奇教授。桑顿教授当时表示出了对于我去访学的兴趣，但因我的访学时间与她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国内访学的时间冲突了，只好作罢。幸运的是，我收到了奥尔德里奇教授给我发来的去与杜克大学相距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北卡大学的北卡社会学系访学的邀请信，真是佩服奥尔德里奇教授的记忆力，他竟然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在管理学年会上的合影。奥尔德里奇教授安排了系里的老师办理后续的访问手续。从此，拉金教授的母校北卡社会学系就成为我学习新知识的殿堂。在这里，我学习了奥尔德里奇教授开设的“组织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者国光（Guang Guo）教授开设的“类别变量分析”课程，以及凯南–弗拉格勒（Kenan-Flagler）商学院的杰弗瑞 R. 爱德华兹（Jeffrey R. Edwards）教授开设的“应用研究方法Ⅰ&Ⅱ”等课程。这些课程使我对社会学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使我对于社会学分析方法有了敏感性和亲近感。这也成为我学习源于社会学者的QCA方法的不竭动力。
我深入学习QCA是在2015年的秋季，当时我正在与奥尔德里奇教授以及百森商学院的菲利普·金（Phillip Kim）一起准备撰写一篇论文投稿参加2016年在阿纳海姆市举办的国际管理学年会。菲利普·金毕业于北卡社会学系，是奥尔德里奇教授的博士毕业生。当时我在开发中国创业板的数据，其中有一部分数据非常小，无法用传统的大样本定量方法分析，这迫使我去寻找新的方法，恰巧当时QCA方法进入了我的视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相关的方法书，并参考一些顶级期刊的论文，最后终于用这种新的方法完成了分析，撰写了初稿，并发给了两位合作者。奥尔德里奇教授很惊讶于我的刻苦和开展的工作，菲利普·金教授则表示非常欣喜，因为他对QCA方法也非常感兴趣，但是一直没应用过。于是，我们三个“北卡人”在另一个“北卡人”拉金教授开创的QCA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2016年8月，我在国际管理学会上汇报了一篇使用QCA方法的论文，同时在菲利普·金教授的推荐下参加了国际管理学会的一个QCA论文工作坊。在这次工作坊中，我结识了几位管理学领域内应用QCA方法的领军学者，包括南加州大学的皮尔 C. 费斯（Peer C. Fiss）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维尔莫斯 F. 米森（Vilmos F. Misangyi）教授、伦敦商学院的唐纳尔·克里利（Donal Crilly）教授，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托马斯·格瑞汉姆（Thomas Greckhamer）教授等。这一次在工作坊的经历使我对于QCA的设计和应用诀窍的理解更加深入。同年10月底，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吴亚军先生来南京，我们相约聊天。其间亚军问我有无什么前沿的东西推荐一下，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推介了QCA方法及几本QCA经典的书，并强调其对于提升中国管理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作用。他认同了我的判断，我们最终选择首先翻译本书。本书结合了组态研究的设计和方法的应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研究者开展组态研究的设计和学习完整的QCA方法。
2016年年底，我着手组建翻译团队。首先，我邀请了毕业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李永发，因为他曾在李东教授的指导下参与QCA方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永发负责第3、4、6章的翻译工作。后来，尤树洋博士、程聪博士先后加入了翻译团队，分别负责第1、2章的翻译工作。我则负责书的目录、引言、致谢、第5章、第7章、第8章以及其他部分的翻译，并对所有章节的翻译进行了校正。研究生黄宝萱参与了校正复核工作。这本书能够顺利呈现给读者，要感谢翻译团队集体的努力和付出，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吴亚军先生和杜若佳女士的辛勤工作。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张玉利教授让我形成了问题导向的习惯，敢于不断去探索新的问题、探究新的方法。感谢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我的博士后导师），一直以来，他对于QCA方法前景的认同与鼓励，是我坚定投入QCA方法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动力。本书出版之时，我与贾老师合作的论文《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也在《管理世界》期刊上发表了。也要感谢《管理世界》杂志社的蒋东生老师对于QCA方法的肯定。感谢徐淑英老师专门为本书写推荐序和推荐语，她的序言中包含了对于QCA方法应用的深邃洞察和思考。感谢北卡校友拉金教授邀请本书的另一作者伯努瓦·里豪克斯教授为我们翻译的中文版写了推荐序，两位QCA方法的领军人物在中文版序中既概括了本书的特点，也指明了QCA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发出了对中国读者加入国际QCA社区的期望。感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林度教授，感谢为本书写封底推荐语的皮尔 C. 费斯教授、霍华德 E. 奥尔德里奇教授、加里 D. 布鲁顿（Garry D. Bruton）教授、菲利普·金教授、贾良定教授、王凤彬教授等，感谢在QCA引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叶康涛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阎海峰教授、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尤树洋博士、安徽大学魏华飞教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曾宪聚教授等先后邀请我做QCA方法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同行对QCA的认知和认可、加速了QCA方法的传播。还要感谢没有列出姓名的其他同行朋友和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自恋人格、多层次制度逻辑与众创空间内创业者战略选择及效果研究”（项目编号：71672033）的资助。
我们努力翻译好这本书是为了让中国QCA方法的应用与世界同行快速接轨，并且相信这本书能够让读者学习到系统的QCA方法的设计与应用。我们朝前夕惕、倾尽所能来减少翻译的错误，但难免百密一疏，望同行专家与读者朋友指正。
杜运周
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九龙湖校区）
2016年6月18日
正是由于QCA方法的巨大突破，2009年美国社会学会主办的期刊《当代社会学》曾刊文称拉金教授开创的QCA方法为“拉金革命”。拉金教授先后于1989年获得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ISSC）授予斯坦·罗卡奖（Stein Rokka Prize），2014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ASA）授予的拉扎斯菲尔德奖（Paul F.Lazarsfeld Award），以表彰他在社会学方法论上做出的杰出贡献。
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是一系列的巧合与缘分。感谢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下简称北卡）社会学系的访学，使我后来能够有幸学习QCA方法并将其翻译为第一本关于QCA方法的中文书。此次北卡之旅间接地建立了我与拉金教授这位北卡社会学系杰出校友的缘分，真有种命中注定的感觉。这要回溯到2011年8月在美国南部圣安东尼奥市召开的国际管理学年会了，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我的学术偶像霍华德 E. 奥尔德里奇（Howard E. Aldrich），但由于时间关系，当时我们只合了影，并未有深入的交流。奥尔德里奇教授当时是北卡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世界著名的创业学教授、组织演化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2011年年末，已经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我计划2012年出国访学学习。为了访学顺利，我联系了两位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一位是当时在杜克大学任教的帕特丽夏 H. 桑顿（Patricia H. Thornton）（制度逻辑视角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一位便是北卡社会学系的奥尔德里奇教授。桑顿教授当时表示出了对于我去访学的兴趣，但因我的访学时间与她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国内访学的时间冲突了，只好作罢。幸运的是，我收到了奥尔德里奇教授给我发来的去与杜克大学相距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北卡大学的北卡社会学系访学的邀请信，真是佩服奥尔德里奇教授的记忆力，他竟然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在管理学年会上的合影。奥尔德里奇教授安排了系里的老师办理后续的访问手续。从此，拉金教授的母校北卡社会学系就成为我学习新知识的殿堂。在这里，我学习了奥尔德里奇教授开设的“组织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者国光（Guang Guo）教授开设的“类别变量分析”课程，以及凯南–弗拉格勒（Kenan-Flagler）商学院的杰弗瑞 R. 爱德华兹（Jeffrey R. Edwards）教授开设的“应用研究方法Ⅰ&Ⅱ”等课程。这些课程使我对社会学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使我对于社会学分析方法有了敏感性和亲近感。这也成为我学习源于社会学者的QCA方法的不竭动力。
我深入学习QCA是在2015年的秋季，当时我正在与奥尔德里奇教授以及百森商学院的菲利普·金（Phillip Kim）一起准备撰写一篇论文投稿参加2016年在阿纳海姆市举办的国际管理学年会。菲利普·金毕业于北卡社会学系，是奥尔德里奇教授的博士毕业生。当时我在开发中国创业板的数据，其中有一部分数据非常小，无法用传统的大样本定量方法分析，这迫使我去寻找新的方法，恰巧当时QCA方法进入了我的视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相关的方法书，并参考一些顶级期刊的论文，最后终于用这种新的方法完成了分析，撰写了初稿，并发给了两位合作者。奥尔德里奇教授很惊讶于我的刻苦和开展的工作，菲利普·金教授则表示非常欣喜，因为他对QCA方法也非常感兴趣，但是一直没应用过。于是，我们三个“北卡人”在另一个“北卡人”拉金教授开创的QCA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2016年8月，我在国际管理学会上汇报了一篇使用QCA方法的论文，同时在菲利普·金教授的推荐下参加了国际管理学会的一个QCA论文工作坊。在这次工作坊中，我结识了几位管理学领域内应用QCA方法的领军学者，包括南加州大学的皮尔 C. 费斯（Peer C. Fiss）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维尔莫斯 F. 米森（Vilmos F. Misangyi）教授、伦敦商学院的唐纳尔·克里利（Donal Crilly）教授，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托马斯·格瑞汉姆（Thomas Greckhamer）教授等。这一次在工作坊的经历使我对于QCA的设计和应用诀窍的理解更加深入。同年10月底，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吴亚军先生来南京，我们相约聊天。其间亚军问我有无什么前沿的东西推荐一下，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推介了QCA方法及几本QCA经典的书，并强调其对于提升中国管理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作用。他认同了我的判断，我们最终选择首先翻译本书。本书结合了组态研究的设计和方法的应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研究者开展组态研究的设计和学习完整的QCA方法。
2016年年底，我着手组建翻译团队。首先，我邀请了毕业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李永发，因为他曾在李东教授的指导下参与QCA方法的相关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永发负责第3、4、6章的翻译工作。后来，尤树洋博士、程聪博士先后加入了翻译团队，分别负责第1、2章的翻译工作。我则负责书的目录、引言、致谢、第5章、第7章、第8章以及其他部分的翻译，并对所有章节的翻译进行了校正。研究生黄宝萱参与了校正复核工作。这本书能够顺利呈现给读者，要感谢翻译团队集体的努力和付出，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吴亚军先生和杜若佳女士的辛勤工作。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张玉利教授让我形成了问题导向的习惯，敢于不断去探索新的问题、探究新的方法。感谢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我的博士后导师），一直以来，他对于QCA方法前景的认同与鼓励，是我坚定投入QCA方法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动力。本书出版之时，我与贾老师合作的论文《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也在《管理世界》期刊上发表了。也要感谢《管理世界》杂志社的蒋东生老师对于QCA方法的肯定。感谢徐淑英老师专门为本书写推荐序和推荐语，她的序言中包含了对于QCA方法应用的深邃洞察和思考。感谢北卡校友拉金教授邀请本书的另一作者伯努瓦·里豪克斯教授为我们翻译的中文版写了推荐序，两位QCA方法的领军人物在中文版序中既概括了本书的特点，也指明了QCA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发出了对中国读者加入国际QCA社区的期望。感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林度教授，感谢为本书写封底推荐语的皮尔 C. 费斯教授、霍华德 E. 奥尔德里奇教授、加里 D. 布鲁顿（Garry D. Bruton）教授、菲利普·金教授、贾良定教授、王凤彬教授等，感谢在QCA引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叶康涛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阎海峰教授、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尤树洋博士、安徽大学魏华飞教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曾宪聚教授等先后邀请我做QCA方法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同行对QCA的认知和认可、加速了QCA方法的传播。还要感谢没有列出姓名的其他同行朋友和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自恋人格、多层次制度逻辑与众创空间内创业者战略选择及效果研究”（项目编号：71672033）的资助。
我们努力翻译好这本书是为了让中国QCA方法的应用与世界同行快速接轨，并且相信这本书能够让读者学习到系统的QCA方法的设计与应用。我们朝前夕惕、倾尽所能来减少翻译的错误，但难免百密一疏，望同行专家与读者朋友指正。
杜运周
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九龙湖校区）
2016年6月18日
前言
Benot Rihoux
Charlse C. Ragin
为什么进行比较？为什么采用组态比较法
比较是人类推理的核心问题，它总是存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之中——“无法想象没有比较的思考的存在”（Swanson, 1971, p.45）。事实上，如果不运用比较，即使是对一个独特现象的观察也是空洞的。因为只有当一个现象或物体不同于其他现象或物体时才能被称作独特（Aarebrot & Bakka, 2003）。譬如，人们之所以知道苹果是苹果而不是梨，是因为对二者进行过比较。
更确切地说，比较是所有经验科学工作中的关键步骤。长久以来，有大批学者（从亚里士多德（其可能是严谨比较法的奠基者）到Tocqueville、Weber和Durkheim，再到当代的 Sartori（1970, 1991）、 Lijphart（1971）和Marradi（1985）的大部分作品）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当中。任何描述性工作、类型学说以及分类活动都离不开比较（Bailey, 1994）。比如，为了将苹果和梨一同归于“水果”这一范畴，就必须先在“植物”这一更大范畴中对“水果”和“非水果”进行比较区分。一旦我们给“水果”这一范畴下了定义，再通过比较橙子、苹果和梨的主要特征，便不难得出橙子也属于水果的结论。而同样是水果，橙子、柠檬以及葡萄柚却共有一些独特的表征。因此，橙子和柠檬作为一类，苹果和梨作为另一类又分别属于水果中两个不同的分支。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比较看起来的确琐碎，但很多此类脑力活动过程已经内化为理性思考中的一部分。本书正是为了论证：这种比较作为一种基础且有力的脑力运算能够转化成一套系统化的方法和技巧。尽管本书并非讨论水果，但我们将证明这些方法和技巧能够卓有成效地被运用于众多学科领域——广义的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更广阔的领域之中。
系统化比较是所有实验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比如，我们之所以知道水在被加热到100℃时会沸腾，是因为我们在控制环境参数（如气压和海拔）高于海平面水平的情况下，比较过水在低于100℃、处于100℃和高于100℃时的状态。另外，由于我们能够控制所有的环境参数，并且能够操纵气温这一特定因素，我们便能够证明气温的改变能导致水的沸腾。这也是实验科学能够做出简单有力的因果陈述的原因。
但是，除心理学的一些分支外，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内，真实的实验室的实验既无操作上的可能性，也无道德上的可取性。我们不妨举例进一步说明：在古代的科学实验中，可以通过对比（将奴隶的头插入温水和开水之中）的效果得出达到沸点的水能够烫伤人的皮肤这一论断；埃及艳后也或多或少让她的奴隶试验过她置于苹果和橙子中各种致命毒药的效果。很显然，当代社会科学家们不能够做出如此行径，并且他们也不想如此。
这就是比较法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它可以被当作实验法的简单替代品（Lijphart, 1971）：在控制背景条件的情况下（见第1章），观察实验现象，如分析单位与“案例”（cases）（Ragin & Becker, 1992）。和我们认知一致的是，社会科学类案例的本质复杂、具有多面性且界限模糊，而单个案例却可以使人们对其有深入理解和掌握。这是“厚重的”单个案例研究一直以来在众多领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但该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使得任何一种一般推广都难以开展，而经由其所得出的重大成果和结论也大都局限于单个案例之中。
那么，怎样去比较这些复杂案例呢？近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了多案例研究法这一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旨在在尝试进行某些形式推广的同时，满足搜集对不同案例深度信息以及对其复杂性的掌握的需求（Ragin, 1987）。同时，它与过去几年里复兴的“案例导向研究热”具有一致性。这种策略被采用还因为很多与此相关的有趣的东西在数量上受到“自然”限制（George & Bennett, 2005; Gerring, 2006; Mahoney & Rueschemeyer, 2003）。比如，国家或宗教、政治危机、战争以及特定类型的企业等，这些都是受到“自然”限制的或是小数量样本（或中级样本，见第2章）的案例类型。
在很多情况下，对案例研究材料的比较（这种比较基于对过去案例分析情况的掌握）是相当松散或者非形式化的。本书中所展示的方法和技巧主要致力于在认真分析案例内部复杂性的同时，使案例间的系统化比较成为可能，尤其是在设计小样本或中级样本调研的时候。
而涵盖上述所有方法和技巧的标题就是组态比较分析法（CCM）。这个标题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为使复杂案例的系统化比较分析能够进行，必须将这些案例转化成组态。组态，简要地说就是指能够产生既定结果的要素（或促进因素、前因变量、基本要素、决定因素等，在CCM术语中，我们将这些要素称为条件）的特定组合。这些条件需要被组合起来进行观察，以确保即使在掌握少数条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对高水平的复杂性进行模型构建，这一点将在以下章节中详细展开。
对此，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下：哪些条件（或与之相关的条件组合）是得到预期结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或“必要且充分”）？以非形式化的方式（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专栏1-3；或Caramani, 2008），暂且描述如下：
如果一个条件总在某个结果产生时出现，那么这个条件即该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该条件，该结果就无法产生。
如果一个结果总在某个条件出现时产生，那么这个条件即该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但这一结果同样可以产生于其他条件之下。
比如，“举行竞选活动”是一个国家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民主国家还需要广泛的公民自由。尽管如此，“竞选的缺失”却是一个国家被认定为非民主国家的充分条件，因为没有竞选，民主也就无从谈及。1
在CCM的主题之下有四个具体方法：传统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 文献中常简称其为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MSDO/MDSO（最大相似、不同结果以及最大不同、相同结果）。
︱专业术语︱
QCA、csQCA、mvQCA、fsQCA和软件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是最先使用传统布尔集2（或清晰集）发展起来的。这也是 “QCA”这个标签一直专指它的原因，而在本书中：
Charlse C. Ragin
为什么进行比较？为什么采用组态比较法
比较是人类推理的核心问题，它总是存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之中——“无法想象没有比较的思考的存在”（Swanson, 1971, p.45）。事实上，如果不运用比较，即使是对一个独特现象的观察也是空洞的。因为只有当一个现象或物体不同于其他现象或物体时才能被称作独特（Aarebrot & Bakka, 2003）。譬如，人们之所以知道苹果是苹果而不是梨，是因为对二者进行过比较。
更确切地说，比较是所有经验科学工作中的关键步骤。长久以来，有大批学者（从亚里士多德（其可能是严谨比较法的奠基者）到Tocqueville、Weber和Durkheim，再到当代的 Sartori（1970, 1991）、 Lijphart（1971）和Marradi（1985）的大部分作品）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当中。任何描述性工作、类型学说以及分类活动都离不开比较（Bailey, 1994）。比如，为了将苹果和梨一同归于“水果”这一范畴，就必须先在“植物”这一更大范畴中对“水果”和“非水果”进行比较区分。一旦我们给“水果”这一范畴下了定义，再通过比较橙子、苹果和梨的主要特征，便不难得出橙子也属于水果的结论。而同样是水果，橙子、柠檬以及葡萄柚却共有一些独特的表征。因此，橙子和柠檬作为一类，苹果和梨作为另一类又分别属于水果中两个不同的分支。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比较看起来的确琐碎，但很多此类脑力活动过程已经内化为理性思考中的一部分。本书正是为了论证：这种比较作为一种基础且有力的脑力运算能够转化成一套系统化的方法和技巧。尽管本书并非讨论水果，但我们将证明这些方法和技巧能够卓有成效地被运用于众多学科领域——广义的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更广阔的领域之中。
系统化比较是所有实验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比如，我们之所以知道水在被加热到100℃时会沸腾，是因为我们在控制环境参数（如气压和海拔）高于海平面水平的情况下，比较过水在低于100℃、处于100℃和高于100℃时的状态。另外，由于我们能够控制所有的环境参数，并且能够操纵气温这一特定因素，我们便能够证明气温的改变能导致水的沸腾。这也是实验科学能够做出简单有力的因果陈述的原因。
但是，除心理学的一些分支外，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内，真实的实验室的实验既无操作上的可能性，也无道德上的可取性。我们不妨举例进一步说明：在古代的科学实验中，可以通过对比（将奴隶的头插入温水和开水之中）的效果得出达到沸点的水能够烫伤人的皮肤这一论断；埃及艳后也或多或少让她的奴隶试验过她置于苹果和橙子中各种致命毒药的效果。很显然，当代社会科学家们不能够做出如此行径，并且他们也不想如此。
这就是比较法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它可以被当作实验法的简单替代品（Lijphart, 1971）：在控制背景条件的情况下（见第1章），观察实验现象，如分析单位与“案例”（cases）（Ragin & Becker, 1992）。和我们认知一致的是，社会科学类案例的本质复杂、具有多面性且界限模糊，而单个案例却可以使人们对其有深入理解和掌握。这是“厚重的”单个案例研究一直以来在众多领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但该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使得任何一种一般推广都难以开展，而经由其所得出的重大成果和结论也大都局限于单个案例之中。
那么，怎样去比较这些复杂案例呢？近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了多案例研究法这一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旨在在尝试进行某些形式推广的同时，满足搜集对不同案例深度信息以及对其复杂性的掌握的需求（Ragin, 1987）。同时，它与过去几年里复兴的“案例导向研究热”具有一致性。这种策略被采用还因为很多与此相关的有趣的东西在数量上受到“自然”限制（George & Bennett, 2005; Gerring, 2006; Mahoney & Rueschemeyer, 2003）。比如，国家或宗教、政治危机、战争以及特定类型的企业等，这些都是受到“自然”限制的或是小数量样本（或中级样本，见第2章）的案例类型。
在很多情况下，对案例研究材料的比较（这种比较基于对过去案例分析情况的掌握）是相当松散或者非形式化的。本书中所展示的方法和技巧主要致力于在认真分析案例内部复杂性的同时，使案例间的系统化比较成为可能，尤其是在设计小样本或中级样本调研的时候。
而涵盖上述所有方法和技巧的标题就是组态比较分析法（CCM）。这个标题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为使复杂案例的系统化比较分析能够进行，必须将这些案例转化成组态。组态，简要地说就是指能够产生既定结果的要素（或促进因素、前因变量、基本要素、决定因素等，在CCM术语中，我们将这些要素称为条件）的特定组合。这些条件需要被组合起来进行观察，以确保即使在掌握少数条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对高水平的复杂性进行模型构建，这一点将在以下章节中详细展开。
对此，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下：哪些条件（或与之相关的条件组合）是得到预期结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或“必要且充分”）？以非形式化的方式（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专栏1-3；或Caramani, 2008），暂且描述如下：
如果一个条件总在某个结果产生时出现，那么这个条件即该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该条件，该结果就无法产生。
如果一个结果总在某个条件出现时产生，那么这个条件即该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但这一结果同样可以产生于其他条件之下。
比如，“举行竞选活动”是一个国家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民主国家还需要广泛的公民自由。尽管如此，“竞选的缺失”却是一个国家被认定为非民主国家的充分条件，因为没有竞选，民主也就无从谈及。1
在CCM的主题之下有四个具体方法：传统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 文献中常简称其为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MSDO/MDSO（最大相似、不同结果以及最大不同、相同结果）。
︱专业术语︱
QCA、csQCA、mvQCA、fsQCA和软件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是最先使用传统布尔集2（或清晰集）发展起来的。这也是 “QCA”这个标签一直专指它的原因，而在本书中：
序言
组态比较方法的增长潜力
我们很开心能为这本组态比较方法的中译本写序。事实上，该书最初版本的种子来自亚洲，当时本书的贡献者们在2006年7月于上智大学（东京）的 “比较社会科学国际会议”上讨论了组态比较方法的概念，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就定性比较分析（QCA）领域的新近发展进行了辩论。东京的那次高质量的辩论，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即QCA正迅速地扩张，是我们出版《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这本书的主要驱动力。
《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学者们有机会去思考QCA这种组态比较方法（CCMs）的发展现状。组态比较方法的基础性假设是什么？以鸟瞰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七个关键命题。
（1）QCA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套分析工具，在方法上它兼顾了“组态比较”和“集合论”。它将社会现象看作属性的复杂组合，并依照集合关系将它们概念化。
（2）QCA以“基于案例”的方式利用是最好的，即QCA的运用需参考案例的具体信息。但是，由于QCA基于计算机的算法，它也有可能处理大量的案例。它为在可比较的案例间（跨案例分析）发现系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分析工具。
（3）同时，运用QCA方法能够检验案例内前因因素（称为“条件”）的核心组合。
（4）QCA是“结果驱动”的，它使得研究者能够着手分析以下问题，这些问题起源于对某一实证对照的观察（例如，一个政治系统的衰减或生存、一个商业公司成功的相对水平、社会运动组织采用暴力与拒绝暴力等）。
（5）QCA允许通过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那些不同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来评估“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6）QCA使得研究者能够降低复杂性，即能够实现更进一步的解释性简约，但研究者可以确定他相对简约性重视复杂性的程度。
（7）QCA是一种研究高强度（而不是“傻瓜式按钮”）的方法，最好以迭代的方式使用，在分析的连续阶段不断引入基于案例和理论的知识。
总而言之，这七个命题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潜在的“切入点”——这是学生或者研究者使用QCA非常好的原因。因此，我们想要强调，CMMs的切入点并不只有一个。例如，从事 “小样本”“中等样本”或“大样本”研究情况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均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针对性地开发CMMs的潜力。在仅有几个案例时（少至五个或六个），以更深层次的、案例导向的方式去利用QCA的分析能力也是可行的。同样可行的，是使用QCA的集合理论杠杆去分析较大规模数量的数据集（例如，调查数据、宏观经济数据等），并提出与传统主流统计分析非常不同的“因果叙事”。
进一步，我们想要对中国的QCA使用者们强调，QCA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层面的案例：个体或小组（微观层面），组织、公司、网络或政策流程（中观层面），或整体的大规模系统如国家、政治制度、监管制度等（宏观层面）。此外，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应用QCA：探索数据、产生分类、测试因果理论或假设、测试命题或猜想，以及开发新的理论。QCA既可以以“低技术”的方式被使用，例如通过生成一些简单的基于集合的类型（通过相当简单直观的 “韦恩图”来表示），或者以更数学的形式来使用，特别是最近fsQCA（模糊集QCA）程序中所做的改进。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传达给中国读者的要点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类型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可以有意义地应用QCA并在使用它时发现它的附加价值——无论是那些受过更多“面向案例”的传统训练的人（寻找工具来扩展他们的观点以超出极少数案例的情况），还是那些受过更多“变量导向”传统训练的人（寻找源于多个观察点数据的替代分析方法）。
从2009年至今，QCA方法有许多进展。总的来说，很明显，QCA的工具箱已经得到扩展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数十项意义重大的创新中，这里列举几个在过去几年里有较大进展的例子：①根据经验案例数和条件数之间的最佳比例来定义“阈值”；②程序的发展有利于开展有意义的集合隶属度“校准”（根据案例和理论知识设定阈值）；③使用QCA开发“多方法”设计的进展，特别是使用QCA进行深入的单案例时序分析；④必要性/充分性和集合关系更加精细的观点发展，包括QCA程序中的新系数和新步骤；⑤测试更复杂模型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多层次”或嵌套现象。
在过去几年间，学界对QCA也有一些批评，特别是一些主流的定量研究者。我们相信，这些批评已经被有理有据地反驳，但同样重要的，我们也认为这些有活力的批评恰恰指出了一个事实：现在，CCMs已经被认为是数据分析方法领域中一个严肃的“竞争者”。事实上，目前在许多领域内，CCMs已经变得更加正当合理了。它们从比较宏观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的交叉领域起航，但在过去几年间，QCA在许多其他领域的应用迅速扩张，如比较政治分析、广义定义的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包括地理、健康研究、发展研究等），特别是组织研究和管理研究。事实上，2014～2015年，管理领域已经成为发表QCA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惊讶，因为管理领域中很多问题本质上是“结果驱动”和“组态”的问题。当然，有些团队也开始尝试将QCA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医学和流行病学，并且在学术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咨询顾问、项目评估人、政策顾问等也开始探索CCMs工具箱的潜力。
我们希望，这本十分及时的中译本将使更多的学生、研究者和从业者能够开发CCMs的多方面潜力，并且与越来越多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QCA社区的开发者和用户连接起来。QCA的开发人员和用户目前通过国际COMPASSS网络连接（http://www.compasss.org）。未来几年里，在亚洲再次召开会议去评估和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伯努瓦·里豪克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
查尔斯 C.拉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教授
2017年6月6日
我们很开心能为这本组态比较方法的中译本写序。事实上，该书最初版本的种子来自亚洲，当时本书的贡献者们在2006年7月于上智大学（东京）的 “比较社会科学国际会议”上讨论了组态比较方法的概念，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就定性比较分析（QCA）领域的新近发展进行了辩论。东京的那次高质量的辩论，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即QCA正迅速地扩张，是我们出版《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这本书的主要驱动力。
《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学者们有机会去思考QCA这种组态比较方法（CCMs）的发展现状。组态比较方法的基础性假设是什么？以鸟瞰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七个关键命题。
（1）QCA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套分析工具，在方法上它兼顾了“组态比较”和“集合论”。它将社会现象看作属性的复杂组合，并依照集合关系将它们概念化。
（2）QCA以“基于案例”的方式利用是最好的，即QCA的运用需参考案例的具体信息。但是，由于QCA基于计算机的算法，它也有可能处理大量的案例。它为在可比较的案例间（跨案例分析）发现系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提供了一套强大的分析工具。
（3）同时，运用QCA方法能够检验案例内前因因素（称为“条件”）的核心组合。
（4）QCA是“结果驱动”的，它使得研究者能够着手分析以下问题，这些问题起源于对某一实证对照的观察（例如，一个政治系统的衰减或生存、一个商业公司成功的相对水平、社会运动组织采用暴力与拒绝暴力等）。
（5）QCA允许通过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那些不同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来评估“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6）QCA使得研究者能够降低复杂性，即能够实现更进一步的解释性简约，但研究者可以确定他相对简约性重视复杂性的程度。
（7）QCA是一种研究高强度（而不是“傻瓜式按钮”）的方法，最好以迭代的方式使用，在分析的连续阶段不断引入基于案例和理论的知识。
总而言之，这七个命题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潜在的“切入点”——这是学生或者研究者使用QCA非常好的原因。因此，我们想要强调，CMMs的切入点并不只有一个。例如，从事 “小样本”“中等样本”或“大样本”研究情况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均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针对性地开发CMMs的潜力。在仅有几个案例时（少至五个或六个），以更深层次的、案例导向的方式去利用QCA的分析能力也是可行的。同样可行的，是使用QCA的集合理论杠杆去分析较大规模数量的数据集（例如，调查数据、宏观经济数据等），并提出与传统主流统计分析非常不同的“因果叙事”。
进一步，我们想要对中国的QCA使用者们强调，QCA可以适用于多种不同层面的案例：个体或小组（微观层面），组织、公司、网络或政策流程（中观层面），或整体的大规模系统如国家、政治制度、监管制度等（宏观层面）。此外，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应用QCA：探索数据、产生分类、测试因果理论或假设、测试命题或猜想，以及开发新的理论。QCA既可以以“低技术”的方式被使用，例如通过生成一些简单的基于集合的类型（通过相当简单直观的 “韦恩图”来表示），或者以更数学的形式来使用，特别是最近fsQCA（模糊集QCA）程序中所做的改进。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传达给中国读者的要点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类型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可以有意义地应用QCA并在使用它时发现它的附加价值——无论是那些受过更多“面向案例”的传统训练的人（寻找工具来扩展他们的观点以超出极少数案例的情况），还是那些受过更多“变量导向”传统训练的人（寻找源于多个观察点数据的替代分析方法）。
从2009年至今，QCA方法有许多进展。总的来说，很明显，QCA的工具箱已经得到扩展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数十项意义重大的创新中，这里列举几个在过去几年里有较大进展的例子：①根据经验案例数和条件数之间的最佳比例来定义“阈值”；②程序的发展有利于开展有意义的集合隶属度“校准”（根据案例和理论知识设定阈值）；③使用QCA开发“多方法”设计的进展，特别是使用QCA进行深入的单案例时序分析；④必要性/充分性和集合关系更加精细的观点发展，包括QCA程序中的新系数和新步骤；⑤测试更复杂模型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多层次”或嵌套现象。
在过去几年间，学界对QCA也有一些批评，特别是一些主流的定量研究者。我们相信，这些批评已经被有理有据地反驳，但同样重要的，我们也认为这些有活力的批评恰恰指出了一个事实：现在，CCMs已经被认为是数据分析方法领域中一个严肃的“竞争者”。事实上，目前在许多领域内，CCMs已经变得更加正当合理了。它们从比较宏观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的交叉领域起航，但在过去几年间，QCA在许多其他领域的应用迅速扩张，如比较政治分析、广义定义的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包括地理、健康研究、发展研究等），特别是组织研究和管理研究。事实上，2014～2015年，管理领域已经成为发表QCA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惊讶，因为管理领域中很多问题本质上是“结果驱动”和“组态”的问题。当然，有些团队也开始尝试将QCA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医学和流行病学，并且在学术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咨询顾问、项目评估人、政策顾问等也开始探索CCMs工具箱的潜力。
我们希望，这本十分及时的中译本将使更多的学生、研究者和从业者能够开发CCMs的多方面潜力，并且与越来越多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QCA社区的开发者和用户连接起来。QCA的开发人员和用户目前通过国际COMPASSS网络连接（http://www.compasss.org）。未来几年里，在亚洲再次召开会议去评估和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伯努瓦·里豪克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教授
查尔斯 C.拉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教授
2017年6月6日
媒体评论
20多年前（1993年），我与D.D.Meyer和R.Hinings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上编辑过用组态方法设计与分析的一组论文。在这组论文的介绍引文中，我们把“组织组态”（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定义为“通常在一起发生的概念上相异的多维特征的组合”（Meyer, Tsui, & Hinings, 1993: 1175）。这些不同维度特征包括：环境、产业、技术、战略、结构、文化、意识、团队、成员、过程、实践、信念和结果等。这些特征组合形成不同的组态，表达出不同的功能及其效果。细分起来，这些不同维度的特征很多，所能形成的组态也可能是无限的。但是，理论预测以及现实观察告诉我们，组态是有限的。比如，种群生态理论说，由于环境选择，竞争上适应特定生态的组态将继续存在（Hannan & Freeman, 1989）；制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模仿、强制和规范的力量，组织组态有趋同现象，不可能是五花八门的（DiMaggio & Powell, 1983）；战略协同理论说明，组织内各模块在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这样有些组合就不可能表现出来（Miller, 1987）；社会构建理论表明，组织组态是一种社会构造，人们日常行动的不断重复，会让一些组态被选择并被不断强化（Berger & Luckman，1967）。组态分析源于分类学和类型学，如马克思的阶级划分、韦伯的理想类型。类型学基于实证经验把多种属性组合成不同类型，分类学基于理论选择特定属性进行穷尽的分类。虽然分类学和类型学有所不同，但两者互补，给组态分析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不同类型或分类，是若干属性的组合，表达相同或不同的功能，这也是组态分析的基本思想。任何功能的表达都不是单个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组合所导致的，多种因素的不同组合既可以表达相同的功能，也可以表达不同的功能，以及功能和单个因素之间不是对称的关系，这些因果复杂性正是组态分析所试图解决的。传统的统计技术，如回归分析，其基本假设是自变量相互独立、因果对称性和单向线性关系，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分析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边际“净效应”。这些方法不能解决因果复杂性问题。由社会学家Charles C. Ragin基于集合理论所发展出来的定性比较分析（QCA），为解决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没有传播到组织管理领域之前，人们尝试用典型相关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s，如Doty, Glick, & Huber, 1993）、判别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如Ostroff & Schmitt, 1993）等方法来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组态问题。近年来，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技术从清晰集到模糊集不断发展，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不断提升，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如在战略类型（Fiss, 2011）、公司治理（Misangyi & Acharya, 2014）、制度响应（Crilly et al., 2012）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运用组态视角和QCA方法的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如王凤彬等（2014）揭示了央企集团的管理架构演进、程聪等（2016）探讨跨国企业并购的驱动机制。最近，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在《管理世界》发表专文，介绍了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源于要解决的问题，因果复杂性的问题需要新的方法。QCA方法具有非常大的潜能，归纳并识别出人际间、组间以及组织间互动的模式。这种能够探究可能存在的“因果系统”（Risjord, 2014: 224），从而揭示一组潜在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组潜在机制往往并非指明单一因素与其结果的直接关系，而是说明一组因素间的关系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与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判别分析和聚类分析把每个因素看成是结果的前因因素不同，QCA可以揭示多个前因因素间的复杂关系对结果的影响。
因此，我相信《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这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一定能够促进问题与方法间的互动，用更新的方法探究和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Berger, P.L., &Luckman, T..The Socia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2. Crilly, D., Zollo, M., &Hansen, M.T..Faking It or Muddling Through? Understanding Decoupling in Response to Stakeholder Pressur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 1429-1448.
3. DiMaggio, P.J., &Powell, W.W..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147-160.
4. Doty, D.H., Glick, W.H., &Huber, G.P..Fit, Equifi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 Test of Two Configurational Theor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1196-1250.
5. Fiss, P.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393-420.
6. Hannan, M.T., &Freeman, J..Organizational Ecology[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Meyer, A.D., Tsui, A.S., &Hinings, C.R..Configurational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Analysi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1175-1195.
8. Miller, D..The Genesis of Configur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 12: 686-701.
9. Misangyi, V.F., &Acharya, A.G..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A configurational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57: 1681-1705.
10. Ostroff, C., &Schmitt, N..Configur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36:1345-1361.
11. Risjord, M..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 程聪，贾良定.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6期.
13.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14. 王凤彬，江鸿，王璁.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J].管理世界，2014年第12期.
徐淑英
美国圣母大学杰出客座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休教授、美国管理学会第67届会长、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创会会长、《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第14任主编、《组织管理研究》(MOR)创始主编
2016年6月17日
因此，我相信《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这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一定能够促进问题与方法间的互动，用更新的方法探究和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Berger, P.L., &Luckman, T..The Socia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2. Crilly, D., Zollo, M., &Hansen, M.T..Faking It or Muddling Through? Understanding Decoupling in Response to Stakeholder Pressur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 1429-1448.
3. DiMaggio, P.J., &Powell, W.W..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147-160.
4. Doty, D.H., Glick, W.H., &Huber, G.P..Fit, Equifi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 Test of Two Configurational Theor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1196-1250.
5. Fiss, P.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393-420.
6. Hannan, M.T., &Freeman, J..Organizational Ecology[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Meyer, A.D., Tsui, A.S., &Hinings, C.R..Configurational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Analysi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1175-1195.
8. Miller, D..The Genesis of Configur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 12: 686-701.
9. Misangyi, V.F., &Acharya, A.G..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A configurational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57: 1681-1705.
10. Ostroff, C., &Schmitt, N..Configur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36:1345-1361.
11. Risjord, M..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 程聪，贾良定.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6期.
13.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14. 王凤彬，江鸿，王璁.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J].管理世界，2014年第12期.
徐淑英
美国圣母大学杰出客座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休教授、美国管理学会第67届会长、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创会会长、《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第14任主编、《组织管理研究》(MOR)创始主编
2016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