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中国人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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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日记，一部民间艺人的心灵史。
那些静谧生活和传统记忆，正渐渐远去。当下的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选择？我们南下北上，认识了陕北的女书匠、浙江的戏道士、台湾的美舞娘和湖南的风水师。他们秉承着做人的底线，也在经历大时代的翻江倒海。

焦瑞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生。导演纪录片作品《扇鼓乐》获2010年米兰体育电影电视节最佳短片提名奖。雷建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纪录片研究、电视节目策划与制作、电视新闻。2006年创建清影工作室，2009年创建清影放映，主编了《清影纪录中国》系列丛书，2009年拍摄纪录片《2008纪》入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竞赛单元。两位作者曾合作撰写《四个中国人》第一部。

牧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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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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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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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启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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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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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中国人Ⅱ》：
　　说陕北，话陕北，书匠贺改明满肚子自信。他说：“陕北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身材挺拔，方方正正的红脸膛，标准陕北汉。原本生在延安，婚后随婆姨牧彩云去了安边。18岁学艺，四十年说书，几乎走遍了陕北地界。出陕北，北上长春，南下广州，西行西宁，全国一半的省份他都去过。
　　这一次，他和婆姨牧彩云、搭档卢响铃到了安塞。书里唱了：“安塞县的腰鼓把美名传，奥运会打出了个全世界。”这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山高、坡陡、沟深，相对高度有二三百米，是红军打游击的地方。
　　三人来参加化子坪镇杨庄科的庙会。根据场合不同，陕北说书分庙会书、家书和地摊书。家书用以辟邪、庆生、祝寿、迎亲，庙会书则用以请神、敬神。陕北人识字者少，农民业余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书。说书像乐会一样，夏天在树荫底下，冬天在窑洞炕头上，说书人或怀抱琵琶，或一把三弦，弹奏起来，摇头晃脑，说古论今，嬉笑怒骂，把在场农民听得如痴如醉。
　　说书人来得古老。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职。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一个汉代说书俑，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好像正在讲故事；大唐年间佛教兴盛，和尚们为求经书通俗，将佛经改为“俗文”，依韵编排，化导大众。讲前以歌开场，讲后唱歌才散。到了俗讲，演唱增多，于是“道”场变“歌”场。
　　在清朝《延绥镇志》中有关于陕北说书的最早记载：“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即江南之敬亭乎？”
　　江南多文人雅土，敬亭说书，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游。而陕北说书一度曾是“下贱”的行业。说的书都是口语，“琵琶”不叫琵琶，叫“蝎子”；二片木板不叫“快板”叫“楞子”。说书的不叫“说书人”叫“书匠”，木匠、铁匠、泥瓦匠的“匠”。但书匠的地位还不及工匠，工匠卖的是力气和技艺，书匠靠的是口活。说书是老天爷给盲人留下的饭碗，凭一双腿跋山涉水，凭一把三弦一张嘴，谈古论今。明眼人看不起、不愿意学，盲人也“不让明眼人说书”。据说，一代说书大师韩起祥的师兄马步云，为了能够学说书，甚至不惜用剪刀剜掉一只眼睛。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说书大师张俊功开始，才招收明眼人说书。三人都是张俊功的徒弟。卢响铃46岁，人长得瘦削，有文人气。牧彩云从艺晚，但她是陕北女人说书的第一人，凭这一点就是书匠中响当当的人物了，声名盖过很多师兄。
　　从艺以来，夫妇二人先是步行，后骑摩托、搭公共汽车，开面包车。婆姨牧彩云现在出了名，一场书1500元起，一年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两三年前贺改明买了一辆桑塔纳，出行方便许多。贺改明豪爽又心细，出行的大小事宜都由他来安排。牧彩云随身带iPad，路上无聊时看看段子，发发微信，打发时光。
　　从定边到安塞，两百多公里的路，雨天湿滑，他们开了四个多小时。一路上春雨绵绵，杏花如烟似雾，给粗犷的高原添了几分诗意。一路放着陕北大唢呐。过了一道道山，再走一道道梁。我爱这样的高原景象。贺改明也很兴奋。陕北可不都是黄土高原，安边镇在沙漠边缘，红柳滩、盐碱地，看不见山，一年到头黄沙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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