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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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学诞生不过百年，而成为当今显学，既受惠于多学科的滋养，也得益于学者们的不懈追求。本书涉及的28位学者均为传播学发展史上首屈一指地人物，所撷选的文本亦是传播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篇章。全书按文本的出版时间为序，契合传播思想史上的内在逻辑，便于展现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书中对每位人物均作了介绍，对其研究领域编制了分类索引，阅读起来非常方便。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近四分之三的内容属首次翻译成中文，有着很高的理论含量和收藏价值。对研究者来说，本书无疑是很好的参考工具书，对媒体人员和初学者来说，更是极佳的入门教材。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
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
密 尔
论自由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李普曼
舆论学
米 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拉扎斯费尔德等
人际影响
霍夫兰
传播与劝服
早 川
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值此世纪交替之际，本书的问世，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精心策划的“20世纪社会科学经典文本”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这一百年来传播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从无到有、由小至大的孕育、诞生和发展的轨迹。同其他学科的经典文本一样，想必能为该学科起到一定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其次，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大众传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译著形式与其他几个专著形式的成果(亦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相配套，课题组力求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传播学研究架构之较为完整的图景的本意，想必也能大体实现。
　　再次，作为不久前批准成立的教育部文科(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其地位相当于理工科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一个资助项目，它意味着中国传播学界在新世纪里的新起步。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国家级传播科学研究机构。
　　以上的三个意义或者说事实，集中到一点，可概括为：当代中国——从行政、知识界到社会各界——不仅接纳了传播学科，而且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就此还可举出一连串相关事实：时至今日，传播学已与新闻学融合、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单列为二级学科；设立了越来越多的博士点、硕士点，成为许多学子“考研”的热门专业；出版了大量译著、论著，广受欢迎；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颇有潜力的研究队伍，等等。
　　回想大约二十年前“传播学”引入之初曾被国人误听为“船舶学”的趣闻，以及不到十年前她还被一些人指为“精神污染”的厄运，不由人生出恍然隔世之感。无疑，这是改革开放国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生动体现与巨大胜利。
　　如果说，朝后看，传播学在中国的曲折历程，与众多兄弟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等)相似，更多的是共性；那么，往前看，她的广阔前景则可谓独树一帜，富有个性。换言之，上述中国各界对推进传播学科建设的异乎寻常的热心和重视，决非偶然，而是与国际接轨、顺应时代潮流的动向。
　　传播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一种世界性趋势。
　　一般认为，过去的一百年，前半段只是传播学的发轫期，后半段才是其成型、成熟期。就是说，她差不多正好诞生于20世纪的中间点(40年代末)。从本书的目录即可知晓，绝大多数经典文本出现于四十年代之后。这表明，该学科从一株“幼苗”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仅以美国传播学界团体之一的“全国传播学会”为例，会员人数即逾七千)的过程，就完成于这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堪称为跳跃式发展。更引人注目的是，她在世界各国普遍受到青睐，呈现出方兴未艾、蓬勃生长的态势。主要原因何在?..
　　其一，传播科技的飞速进步，造就了传播媒介的尖端化、多样化、大众化。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三次媒介革命(印刷术、广播电视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后两次皆发生于20世纪。不仅如此，诚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所言：“媒介即讯息”——传播科技的革新还有力地参与促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变，亦即人类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一句话，信息与传播(它们本是两位一体之现象)的重要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凸显!这样，传播学的兴盛，就可说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了。
　　其二，人文环境的剧烈变化，惊醒了人类的整体良知及反思精神。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于20世纪，再加上冷战和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区域性战乱，以及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冲突和摩擦，无不提示：绝顶聪慧如斯的人类，若不能妥善处理自身的矛盾，也难免走向灭亡。正因如此，“和平与发展”才得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舆论。而为达此目标，就必须依靠信息与传播的重大作用，所谓“战争在于人心”(引自《联合国宪章》)，就是说，要消除实际的战争，首先要消除人心之中的战争——通过诚意、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沟通(一句话，即传播或正传播)，取代恶意、消极、无效的对抗、无知、隔膜(即非传播或负传播)。这一通则当然不限于战争，而适用于人际、群际交往和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
　　总而言之，“时势造显学”。放眼21世纪，传播学科必将大有可为。
　　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问题。即，社会现实对相关理论、知识、人才的巨大需求，一时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就中国而言，如上所述，尽管近二十多年来取得可观成绩，但对照世界先进水准及国家现代化需要，必须承认，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构成这一学科之基石的经典论述——即使按最严格标准也不会少于三十篇(部)，我国迄今只翻译出版了少量文本(正因此，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多数内容系第一次译介给国人)。在此状况下，如何官皂优化教育、研究工作的品质?这项基础性工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急迫性，实属不言而喻。而编译本书的初衷正在于此：一是解“燃眉之急”，为广大学子提供一个一卷在手、可窥“全豹”的读本；二是尽“引玉之责”，以此推动更多的同仁携手合力，译介更多的原典精品，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譬如“十五”期间就能大致完成这一“基本建设”任务。如此，中国传播学科的腾飞，就将获得一条可靠的“跑道”，或者说一个坚实的“平台”。
　　最后，还需要说明几点：一、人选本书的标准是，对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有过广泛影响的文本。但无可否认，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仍不乏一些公认的“经典”未能收入，有待今后补遗拾漏；二、虽说传播学崛起于20世纪，但从思想渊源看，她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作为先驱者文献的代表，本书节选了亚里士多德、弥尔顿、密尔等人的有关论述；三、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以这种形式介绍经典文本，尚属首次尝试，也可说是一次学术“探险”。我们对先人、大师们的领悟，对真实、真理的接近，包括译、选、评、介的水准，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得失如何?敬祈读者指教；四、本书从策划、实施到定稿、面市，始终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先生、责任编辑夏德元先生、孙晶女士、章永宏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代表编委会衷心致谢。是为序。...
　　张国良
　　2001年7月28日于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