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原书名：Freefall：America，Free Markets，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编辑推荐
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都会留下珍贵的思想遗产。
在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
究竟何种经济系统能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精彩绝伦的经济战正在上演
带你走进经济学论战交锋的奇异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帮你洞穿当下经济政策与前景的又一力作。
世界经济失衡能否持续 ？
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的根源何在 ？
中国和美国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将承担怎样的作用和角色 ？
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
为什么华尔街的贪婪无法得到约束 ？
世界范围内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 ？
为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卷土重来 ？
如何重构新古典经济学 ？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斯蒂格利茨凭借在克林顿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多年的丰富经验，在书中为人们勾勒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恢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涉及当今人们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命题。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从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文中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更可谓大快朵颐。这本富于洞察力的著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其糟糕的思想、政策和做法，是如何在市场*终崩塌之际，又胡乱拼凑一些混乱而无效的经济政策来应付危机的。
经济管理学书籍
斯蒂格利茨凭借在克林顿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多年的丰富经验，在书中为人们勾勒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恢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架构，涉及当今人们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命题。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从中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文中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更可谓大快朵颐。这本富于洞察力的著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其糟糕的思想、政策和做法，是如何在市场*终崩塌之际，又胡乱拼凑一些混乱而无效的经济政策来应付危机的。
作译者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3~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及主席；1997~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3~1997年，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及主席；1997~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
目录
推荐序一 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推荐序二 何 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序三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译者序
前言
｜ 第 01 章 ｜ 酝酿危机001
危机梗概004
谁应该受到谴责007
市场失灵013
谁可以预测到危机018
｜ 第 02 章 ｜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027
争论再起和总统竞选031
经济的演化过程032
前景035
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037
｜ 第 03 章 ｜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057
刺激059
所做之事与该做之事062
后果069
今后的方向073
推荐序二 何 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推荐序三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译者序
前言
｜ 第 01 章 ｜ 酝酿危机001
危机梗概004
谁应该受到谴责007
市场失灵013
谁可以预测到危机018
｜ 第 02 章 ｜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027
争论再起和总统竞选031
经济的演化过程032
前景035
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037
｜ 第 03 章 ｜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057
刺激059
所做之事与该做之事062
后果069
今后的方向073
前言
在始于200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上百万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并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还有很多人将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费进行了投资，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投资的价值不断缩水。这场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已经使得全球范围内几千万人丢掉了工作，使上千万人沦为贫困人口。1
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信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曾许诺给人类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大肆鼓吹具有惊人创新能力的新经济、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人们都认为所有这一切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消灭经济的周期波动。即使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联手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但至少我们能将其驯服得更温顺一些。
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长期珍视的思想观念。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并且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在维持低通胀上。然而，如今即使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承受这一理念后果的人们而言，他的反思已经太迟了。
本书是一本关于思想冲突的书，它要澄清那些曾导致我们采取了错误政策的思想理念，这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我们突然陷入这场危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但是没有一场危机不会留下思想遗产，更不用说眼前这场如此严重的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将结束一个我们长期争论的命题：究竟何种经济体系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
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或者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再次出现类似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的灾难。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并将这一失衡的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其他国家。
本书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导致这场危机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核心决策者无法看清这个令人头疼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我们制定何种政策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事实上，已经犯下的政策性错误将使得低迷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机只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还关心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不会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全世界就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考验着很多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危机过后，这些挑战将依然存在，并将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却会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会在政策和思想领域产生变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将不仅仅降低危机再现的可能性，甚至会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创新活动。但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一个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脆弱经济，我们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机时代将会出现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好坏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 ★ ★
人们可能认为经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有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讨论将会结束，这些人宣称无约束的市场自身将会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场危机的阴霾最终消散之前，人们不会再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的，不相信仅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诸事运转正常。
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给出了对这场危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只是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没有谁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议我们停止开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建议我们尽快回归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没有做错事情。2给银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调整一下监管措施；给公司高层一些严厉的训诫，让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于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欺诈；在商学院增加更多的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我们就会重获繁荣。
本书认为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过去的25年中，这些被认为能够自我管理的金融机构系统已经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幸运地存活下来，我们还得出了错误的经验结论：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自我正常运转。实际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就如同医生从病理学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过观察非正常情况下事物的表现来获得有关事物正常运转时的知识。在分析2008年的危机时，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其他分析人员所没有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危机专家”，一个“危机病”医生。这次危机不是最近几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已经有规律地频繁出现，相关统计表明，在1970～2007年共发生了124次。3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好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看到了产生于泰国的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这是经济危机传染的经典案例：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场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以阿根廷危机为例，作为墨西哥危机后遗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机始于1995年，后来受到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1998年巴西危机的影响而恶化，但是直到2001年这场危机才最终全面爆发。
经济学家可能会对自70多年前大萧条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如何应对危机有了统一的意见和方法。在1997年，当我看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东南亚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时，我感到震惊，这些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曾经使用过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我看到2007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次我看到的危机和10年前的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只提及一点，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公众都会否定危机的存在：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都否定东南亚出现了衰退或者萧条。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如今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听到时任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的让·米歇尔·塞韦里诺使用“衰退”和“萧条”来形容那时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但是当我们看到处于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岛的失业率高达40%时，我们又能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经济低迷状况呢？
在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否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统认为我们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在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醉汉驾车一样经常突然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它们会救助一些银行并让剩下的银行自行其是。它们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决策背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布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务实的，但是，公正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当衰退的阴云开始笼罩美国经济时，人们经常询问经济学家是否可能会出现另外一场大萧条，或者至少是一场深度的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答说：“不可能！”对于许多专家而言，在经济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知识，此时出现这样异常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犯过错，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错误。
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确的政策，但很明显的是，那些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认为这些理论是管用的，但他们错了。有缺陷的政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的东南亚危机，而且加剧了那场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留下的只是被重创的经济和成堆的债务。
从一定程度上讲，10年前的失败实际上是全球政策的失败。危机重创了被我们经常称为全球经济系统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们认为，由于他们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西方银行进行了保护，因此不必太担心这些受灾国家人民的生计。如今，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重振经济时，他们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错误。
自由坠落
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信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曾许诺给人类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大肆鼓吹具有惊人创新能力的新经济、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人们都认为所有这一切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消灭经济的周期波动。即使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联手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但至少我们能将其驯服得更温顺一些。
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长期珍视的思想观念。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并且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在维持低通胀上。然而，如今即使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承受这一理念后果的人们而言，他的反思已经太迟了。
本书是一本关于思想冲突的书，它要澄清那些曾导致我们采取了错误政策的思想理念，这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我们突然陷入这场危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但是没有一场危机不会留下思想遗产，更不用说眼前这场如此严重的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将结束一个我们长期争论的命题：究竟何种经济体系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
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或者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再次出现类似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的灾难。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并将这一失衡的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其他国家。
本书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导致这场危机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核心决策者无法看清这个令人头疼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我们制定何种政策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事实上，已经犯下的政策性错误将使得低迷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机只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还关心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不会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全世界就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考验着很多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危机过后，这些挑战将依然存在，并将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却会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会在政策和思想领域产生变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将不仅仅降低危机再现的可能性，甚至会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创新活动。但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一个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脆弱经济，我们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机时代将会出现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好坏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 ★ ★
人们可能认为经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有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讨论将会结束，这些人宣称无约束的市场自身将会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场危机的阴霾最终消散之前，人们不会再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的，不相信仅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诸事运转正常。
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给出了对这场危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只是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没有谁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议我们停止开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建议我们尽快回归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没有做错事情。2给银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调整一下监管措施；给公司高层一些严厉的训诫，让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于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欺诈；在商学院增加更多的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我们就会重获繁荣。
本书认为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过去的25年中，这些被认为能够自我管理的金融机构系统已经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幸运地存活下来，我们还得出了错误的经验结论：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自我正常运转。实际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就如同医生从病理学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过观察非正常情况下事物的表现来获得有关事物正常运转时的知识。在分析2008年的危机时，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其他分析人员所没有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危机专家”，一个“危机病”医生。这次危机不是最近几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已经有规律地频繁出现，相关统计表明，在1970～2007年共发生了124次。3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好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看到了产生于泰国的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这是经济危机传染的经典案例：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场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以阿根廷危机为例，作为墨西哥危机后遗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机始于1995年，后来受到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1998年巴西危机的影响而恶化，但是直到2001年这场危机才最终全面爆发。
经济学家可能会对自70多年前大萧条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如何应对危机有了统一的意见和方法。在1997年，当我看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东南亚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时，我感到震惊，这些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曾经使用过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我看到2007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次我看到的危机和10年前的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只提及一点，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公众都会否定危机的存在：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都否定东南亚出现了衰退或者萧条。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如今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听到时任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的让·米歇尔·塞韦里诺使用“衰退”和“萧条”来形容那时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但是当我们看到处于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岛的失业率高达40%时，我们又能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经济低迷状况呢？
在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否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统认为我们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在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醉汉驾车一样经常突然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它们会救助一些银行并让剩下的银行自行其是。它们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决策背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布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务实的，但是，公正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当衰退的阴云开始笼罩美国经济时，人们经常询问经济学家是否可能会出现另外一场大萧条，或者至少是一场深度的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答说：“不可能！”对于许多专家而言，在经济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知识，此时出现这样异常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犯过错，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错误。
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确的政策，但很明显的是，那些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认为这些理论是管用的，但他们错了。有缺陷的政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的东南亚危机，而且加剧了那场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留下的只是被重创的经济和成堆的债务。
从一定程度上讲，10年前的失败实际上是全球政策的失败。危机重创了被我们经常称为全球经济系统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们认为，由于他们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西方银行进行了保护，因此不必太担心这些受灾国家人民的生计。如今，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重振经济时，他们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错误。
自由坠落
序言
译者序
1955年，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溃》中预言下一次大萧条何时到来时说：“我不知道下次大萧条到来的准确时间，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在上次大萧条（1929年）后出生的第一位总统上台后的15年内。”屈指算来，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大萧条的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美国第54届总统乔治W.布什即将卸任之际，而小布什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没有亲历大萧条的美国总统注定要更快地“遗忘”大萧条时代的苦痛和教训，我们又能指望这样的总统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呢？
人类是个会“遗忘”的动物。“遗忘”虽能消散我们曾经的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忘却产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机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总会渐渐忘却危机曾给我们带来的苦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总是会周期性的“遗忘”。在这次危机渐行渐远之际，当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时候，当我们又在渐渐“遗忘”这场危机的时候，全面反思和检讨这场危机，就显得那么紧迫和必要。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场的坠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和反思这场危机所需的最为全面和权威的信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多重身份使他能够在很多世界重大经济事件方面获得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了解支配这些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定美国历次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观念。危机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这些充满冲突的思想观念，在过去的40年里，诱人的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顽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腐化了集体意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侵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华尔街。现在，弥补这一切可能还为时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机的苦痛来祭祀我们今天的“遗忘”。
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几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义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话题几乎触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所有核心命题：为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华尔街的贪婪无法得到约束？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世界范围内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世界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构新古典经济学？斯蒂格利茨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第8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这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可谓大快朵颐。
翻译工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没有团队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译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内容，宋树仁翻译了第3章，张华宁翻译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译了第6章、第7章，张娟翻译了第8章，姜玉婷翻译了第9章，张冬欣翻译了第10章，杨玲玲负责了全部章节的第一遍校对，李俊青负责全部章节的最后校对。
最后，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饱含责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书不会这么高效和高质量地出版。
本书最终由本人统稿和审定，文责自负。
李俊青
1955年，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溃》中预言下一次大萧条何时到来时说：“我不知道下次大萧条到来的准确时间，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在上次大萧条（1929年）后出生的第一位总统上台后的15年内。”屈指算来，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大萧条的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美国第54届总统乔治W.布什即将卸任之际，而小布什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没有亲历大萧条的美国总统注定要更快地“遗忘”大萧条时代的苦痛和教训，我们又能指望这样的总统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呢？
人类是个会“遗忘”的动物。“遗忘”虽能消散我们曾经的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忘却产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机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总会渐渐忘却危机曾给我们带来的苦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总是会周期性的“遗忘”。在这次危机渐行渐远之际，当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时候，当我们又在渐渐“遗忘”这场危机的时候，全面反思和检讨这场危机，就显得那么紧迫和必要。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场的坠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和反思这场危机所需的最为全面和权威的信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多重身份使他能够在很多世界重大经济事件方面获得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了解支配这些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定美国历次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观念。危机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这些充满冲突的思想观念，在过去的40年里，诱人的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顽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腐化了集体意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侵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华尔街。现在，弥补这一切可能还为时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机的苦痛来祭祀我们今天的“遗忘”。
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几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义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话题几乎触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所有核心命题：为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华尔街的贪婪无法得到约束？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世界范围内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世界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构新古典经济学？斯蒂格利茨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第8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这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可谓大快朵颐。
翻译工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没有团队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译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内容，宋树仁翻译了第3章，张华宁翻译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译了第6章、第7章，张娟翻译了第8章，姜玉婷翻译了第9章，张冬欣翻译了第10章，杨玲玲负责了全部章节的第一遍校对，李俊青负责全部章节的最后校对。
最后，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饱含责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书不会这么高效和高质量地出版。
本书最终由本人统稿和审定，文责自负。
李俊青
媒体评论
推荐序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一般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错误药方。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对美国次贷风暴的来临提出预警。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的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站出来仗义执言。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的诤友。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由市场的坠落”是对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路凯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诫我们，“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造成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情况。”斯蒂格利茨批评格林斯潘、伯南克，声称不仅直到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想想在2007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也普遍是这种态度吗？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对这种对于市场经济的盲信进行深入反省吗？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对于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新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主要通过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大企业的垄断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样有害。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敌。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虽然经过了政府和从业人员的努力，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存在高度投机性的市场。以股市为例，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底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斯蒂格利茨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评论是：“在理论上，我们还认为市场是可以保证质量的。那些生产过度风险产品的公司会丧失信誉，其股票价格会下跌。但是在今天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一市场的教条已经不灵了。”
“总体上，这些金融巫师发明的高风险产品的回报是正常的，它们所隐藏的负面风险会被掩盖很多年。成千上万的资金管理者吹嘘他们可以‘战胜市场’，也有很多短视投资者相信他们。但是这些金融巫师也被自己忽悠了，他们也同那些买他们产品的顾客一样被自己欺骗了。这就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崩溃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握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有毒’产品。”
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把美英资本市场作为榜样，正准备全面照搬之前，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们没有落入陷阱。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没有中国可以照抄的理想模式。我们必须自己探索，走出自己的道路。我深信，在我们摸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联合国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前委员
推荐序二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这一段故事已经可以当成历史来读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些是亲历者的记录，比如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G.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还有一些是旁观者的点评，比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拉詹的《断层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他的角色与众不同，他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他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克林顿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治圈中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锐气。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愤。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个举世著名的批评者。他杀了个回马枪，矛头直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迟早会惹出大麻烦。成功的预言家必须有坚毅的定力，因为他们的预言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被别人耻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这些似乎危言耸听的观点才得到了印证。事后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先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外围地区爆发，但最终一定会扩散到中心地带。凭着多年的批评言论，斯蒂格利茨当然有资格出这样一本书。在本书中，字里行间，似乎都能读出斯蒂格利茨的愤懑不平，还有一些扬扬得意：“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谈到了银行家的贪婪和失范。美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们制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他谈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尤其是从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保罗·沃尔克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他主张对金融体系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很不对里根的胃口，结果没有办法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继任者格林斯潘热衷于放松金融监管。格林斯潘不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他还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他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表扬次级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说这些“金融创新”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稳健。斯蒂格利茨声称，让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错误，因为伯南克萧规曹随，只知道救市，没有对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痛下猛药。他对奥巴马的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更是耿耿于怀，指出当年就是萨默斯反对对衍生金融产品加强监管。斯蒂格利茨把这些人的家底都抖搂出来，穷追猛打，真是“一个也不放过”。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仅仅批评布什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总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奥巴马缺乏足够的魄力，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这是一种“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还谈到美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啦啦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下半部分主要谈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制造业衰落的命运。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将使得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危机之前，中国和其他一些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举国上下，靠借钱尤其是借外国人的钱，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国际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走出危机，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甚至谈到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主张用GNH代替GDP。他谈到美国不仅有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还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这些颇为出格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本书的书名就有些夸张。如果用自由落体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机不是已经逐渐平息了吗？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边都是悬崖飞瀑，而我们正小憩在其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英镑危机，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混乱局面。2010年，我们也“小憩在一个静静的池边”。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0%，而通货膨胀率低于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但是，回顾2011年，潜在的风险依然隐藏在地平线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进入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格夫（Rogoff）和莱因哈特（Reinhart）在追溯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之后提醒我们，在金融机构爆发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将紧随其后。新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似乎已箭在弦上，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暗潮涌动。围绕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谈判桌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的观点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他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张的改革或许很难实现，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最终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荆棘中折翼。但是，激进的态度，能够捍卫的不过是一些中庸的观点，能够澄清的无非是一些常识的判断。以斯蒂格利茨为药，不是补品，但可以去邪败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一般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错误药方。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对美国次贷风暴的来临提出预警。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的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站出来仗义执言。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的诤友。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由市场的坠落”是对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路凯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诫我们，“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造成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情况。”斯蒂格利茨批评格林斯潘、伯南克，声称不仅直到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想想在2007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也普遍是这种态度吗？难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对这种对于市场经济的盲信进行深入反省吗？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对于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新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主要通过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大企业的垄断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样有害。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敌。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虽然经过了政府和从业人员的努力，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存在高度投机性的市场。以股市为例，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底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斯蒂格利茨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评论是：“在理论上，我们还认为市场是可以保证质量的。那些生产过度风险产品的公司会丧失信誉，其股票价格会下跌。但是在今天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一市场的教条已经不灵了。”
“总体上，这些金融巫师发明的高风险产品的回报是正常的，它们所隐藏的负面风险会被掩盖很多年。成千上万的资金管理者吹嘘他们可以‘战胜市场’，也有很多短视投资者相信他们。但是这些金融巫师也被自己忽悠了，他们也同那些买他们产品的顾客一样被自己欺骗了。这就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崩溃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握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有毒’产品。”
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把美英资本市场作为榜样，正准备全面照搬之前，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们没有落入陷阱。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没有中国可以照抄的理想模式。我们必须自己探索，走出自己的道路。我深信，在我们摸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联合国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前委员
推荐序二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这一段故事已经可以当成历史来读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些是亲历者的记录，比如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G.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还有一些是旁观者的点评，比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拉詹的《断层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他的角色与众不同，他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他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克林顿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治圈中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锐气。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愤。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个举世著名的批评者。他杀了个回马枪，矛头直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迟早会惹出大麻烦。成功的预言家必须有坚毅的定力，因为他们的预言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被别人耻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这些似乎危言耸听的观点才得到了印证。事后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先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外围地区爆发，但最终一定会扩散到中心地带。凭着多年的批评言论，斯蒂格利茨当然有资格出这样一本书。在本书中，字里行间，似乎都能读出斯蒂格利茨的愤懑不平，还有一些扬扬得意：“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谈到了银行家的贪婪和失范。美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们制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他谈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尤其是从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保罗·沃尔克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他主张对金融体系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很不对里根的胃口，结果没有办法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继任者格林斯潘热衷于放松金融监管。格林斯潘不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他还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他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表扬次级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说这些“金融创新”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稳健。斯蒂格利茨声称，让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错误，因为伯南克萧规曹随，只知道救市，没有对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痛下猛药。他对奥巴马的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更是耿耿于怀，指出当年就是萨默斯反对对衍生金融产品加强监管。斯蒂格利茨把这些人的家底都抖搂出来，穷追猛打，真是“一个也不放过”。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仅仅批评布什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总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奥巴马缺乏足够的魄力，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这是一种“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还谈到美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啦啦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下半部分主要谈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制造业衰落的命运。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将使得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危机之前，中国和其他一些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举国上下，靠借钱尤其是借外国人的钱，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国际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走出危机，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甚至谈到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主张用GNH代替GDP。他谈到美国不仅有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还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这些颇为出格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本书的书名就有些夸张。如果用自由落体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机不是已经逐渐平息了吗？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边都是悬崖飞瀑，而我们正小憩在其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英镑危机，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混乱局面。2010年，我们也“小憩在一个静静的池边”。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0%，而通货膨胀率低于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但是，回顾2011年，潜在的风险依然隐藏在地平线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进入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格夫（Rogoff）和莱因哈特（Reinhart）在追溯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之后提醒我们，在金融机构爆发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将紧随其后。新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似乎已箭在弦上，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暗潮涌动。围绕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谈判桌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的观点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他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张的改革或许很难实现，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最终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荆棘中折翼。但是，激进的态度，能够捍卫的不过是一些中庸的观点，能够澄清的无非是一些常识的判断。以斯蒂格利茨为药，不是补品，但可以去邪败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