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学习：21世纪学习的革命

　　推荐序
　　当颠覆式创新遇上范式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先锋。长久以来，人们不断争论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学校遇到困境，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并不存在灵丹妙药。每个校园都有一套方案，然而由于学校运作方式的差别，每个方案常常和另一个方案背道而驰。混合式学习的出现，为美国的K-12学校教育提供了机会，超越曾经所做的权衡和取舍。请允许我通过介绍“范式”与“颠覆式创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来解释以上这种观点。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介绍了“范式”的概念，这是我读过的最有用的书之一。它基于库恩一生对科学史的研究，用一种简单且通用的模型，概括了认识体系的出现和改进。强调库恩的模型并非由于它是最先开始讨论认识体系的，而是因为它关注了认识体系是如何演进的。
　　认识体系通常从两种事物之间模式的假设开始。增强认识的方法通常是“反常的”—发现原有模式无法解释的新事物。反常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原有的因果解释，并对它进行调整，使其能够解释新观察到的事物。尽管这个对抗和解决反常的过程曾经难以阐明，认识体系仍逐渐开始能够解释更多的事物。
　　在某些时候，一些认识体系中因果关系被广泛理解和接纳，研究者的工作很自然地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上，库恩将这种理解称为“范式”。它描述了观察和推敲的模型，需要问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应该如何结构化和解答，研究的结果应当如何解释。
　　研究者很少质疑一种范式，因为它对理解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有帮助。于是他们认为它是有效的，称为“常规科学”。这需要学习如何衡量事物，定义并描述现象，探究范式应用的边界。很多这类的工作需要分组和比较，这也是研究者不断发现反常的方式。当他们观察到反常，他们会调整和重述范式来适应观察到的新事物，或者他们规定，反常发生在范式应用边界之外。
　　然而某些情况下，研究者会发现一个范式无法解释反常现象，他们通常会将其悬置起来—相当于学术界的“悬案”。当研究者发现另一个范式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时，他们仍旧将其放在一边成为悬案。当积累了足够多的悬案，某个大胆的研究者会一起研究这些现象并声称：“伙计们，看看这些悬案！你能看到它们的共性吗？范式一定是错了！”
　　通常，只有当一个理论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并且对范式熟知的拥护者没有太多相关领域的背景时，理论能够揭示出反常现象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拥护者通常会誓死捍卫原范式的有效性。事实上，他们用来学习这一科学领域的本能工具致使很多人无法看到质疑这些理论的反常现象。因此，库恩观察到，那些受过不同训练的新研究者，常常是推翻范式和发展新知识的先驱。
　　这个发展、测试、推翻范式的过程时刻都在进行。它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它通常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来构建和怀疑这些范式。
　　同时，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范式”这个术语。很多人从未读过库恩的书，他们运用这个术语是为他们的演讲润色，达到“范式转变”的效果，来支持挑战者发起的学派思维争斗等。据我所知，“颠覆式创新”这个词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被无知的人们滥用，为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来辩护。
　　战略与创新的关系
　　常规科学研究中，人们要花很多精力进行权衡，我们可以用一个二维坐标图来说明：纵轴代表的事物多，横轴就相对要少。这种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被称为“效率限界”，它可以是直线、凸曲线或凹曲线。例如，发射卫星就需要一种权衡。近地轨道可以使卫星通信更快速，但需要卫星小而轻，并只能具有单一的功能；远地轨道卫星可以较大并且具有多重功能，然而它的造价会很高。
　　我的朋友迈克尔·雷纳（Michael Raynor）和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将公司或产品权衡的效率限界称为“战略”。战略需要权衡。在教育领域，这种权衡可能会表现为：应该使用单向的教学模式（讲授），还是双向的教学模式（讨论）？究竟使用个人导师模式，还是集体授课模式？应当在规模经济趋势下设立大型学校，还是设立小型学校确保降低师生比？这些是根据理论限界进行的战略选择。当明确了一个战略，教育实践者关注的创新被称作“持续式创新”，这类创新可以让好的产品更好，可以帮助你更高效地实现你的选择。
　　卫星设计和放置上的范式并不能决定权衡边界的最优点，相反，它定义了需要讨论的权衡点和进行评估的尺度。在教育领域，范式约定了师生比或研究学习（参与）与讲授学习（吸收知识）之间的权衡。常规科学很少质疑这些权衡的存在。
　　颠覆式创新的出现，预示着创业者或技术人员找到一种打破权衡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更多地给予某些事物，而不需要减少另一些事物。通常，打破权衡意味着推翻一种范式。颠覆式创新与推翻范式（及行业领袖）非常契合的关键原因是，持续式创新是静态的，它为那些过去决定的权衡关系服务。
　　那些有远见的颠覆式创新者最初也接受了在旧范式下确立的权衡关系，但他们看到，技术进步的曲线远远超过了客户能够使用的技术水平。随着技术的性能从“不够好”到“非常好 ”，这种权衡关系被打破。在颠覆式创新理论中，技术进步曲线的切入释放了阻碍权衡关系发展的限制因素。
　　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进步曲线总是始于低端市场未得到满足的客户需求。在教育领域，大多数像我这样的老师，至少口头上，早已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线教育的到来将颠覆性地超越传统的课堂学习。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在线学习不可能模拟现场讨论，无论是在高中、大学的高级研究研讨会还是基于案例教学的哈佛商学院。在颠覆式创新理论的大举进攻下，我们一度把这看作传统教学的避风港。
　　然而，现在谈谈我的朋友埃斯彭·安德森，他是位于奥斯陆的挪威管理学院的教授。埃斯彭正在打破课堂教学的权衡关系，他的做法是颠覆性的并且在不断发展。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埃斯彭因为体验原因需要待在波士顿，而他的学生要在奥斯陆通过案例教学学习。埃斯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把自己的签名领结系在奥斯陆教室的机器人身上，在机器人脖子上方安装他的苹果平板电脑，并把机器人的无线操纵杆带到波士顿指挥机器人。埃斯彭的学生则坐在奥斯陆教室指定的座位上，每个座位上有三个按钮。一个按钮传达给埃斯彭的信号是“我想发表意见支持你刚才的看法”；另一个按钮传达的信号是“我不同意你刚才的观点”；第三个按钮传达的信号是“我想就其他主题发表意见” 。这让埃斯彭可以根据学生象征性地空中举手来与学生互动并引导课堂讨论的方向。然后，埃斯彭还可以象征性地走到白板前总结学生们的发言，也可以走到某个学生面前，不仅仅是口头回答，而且可以运用肢体语言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回应。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说K-12教育将来会变成埃斯彭的课堂那样，而是想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远比人们运用技术的能力超前。埃斯彭正在向我们展示曾经隐含在某些教育范式中处于绝对地位的权衡关系现在正在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