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精装)
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数十位教授联袂呈现“互联网+社会”重磅研究成果; “信息时代三部曲”作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作序；北京大学胡泳教授担纲翻译并倾情作序;价值中国网林永青、黄少敏审校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对信息社会、互联网政治、经济和文化感兴趣的人群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互联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将如何重塑社会？本书通过汇集有关互联网文化、经济、政治角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特定社会制度背景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 关于互联网的研究是蓬勃发展的崭新领域，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作为创新型的跨学科学院，自成立起就专注于互联网研究。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关于互联网+社会的系列讲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互联网+社会。本书内容基于不同学科，但都聚焦于互联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转型的关联。对有兴趣了解互联网+社会，以及影响互联网因素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入门书。 本书开篇论述了互联网和网络的发展简史，提供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 1.互联网+日常生活； 2.线上信息和文化； 3.网络化的政治和政府； 4.网络化的商业、产业和经济； 5.技术和监管的历史与未来。
经济管理学书籍
互联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将如何重塑社会？本书通过汇集有关互联网文化、经济、政治角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特定社会制度背景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 关于互联网的研究是蓬勃发展的崭新领域，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作为创新型的跨学科学院，自成立起就专注于互联网研究。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关于互联网+社会的系列讲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互联网+社会。本书内容基于不同学科，但都聚焦于互联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转型的关联。对有兴趣了解互联网+社会，以及影响互联网因素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入门书。 本书开篇论述了互联网和网络的发展简史，提供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 1.互联网+日常生活； 2.线上信息和文化； 3.网络化的政治和政府； 4.网络化的商业、产业和经济； 5.技术和监管的历史与未来。
作译者
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
地理学家，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客座助理研究员。
威廉·H·达顿（William H.Dutton）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互联网研究教授，贝利奥尔学院研究员。
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创始主任，荣获终生成就奖。
凭借对传播学和技术研究的贡献获得了国际传播协会的Fred Williams奖项。
胡 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指导委员会委员。
著作：《网络为王》（1997）《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2008）《信息渴望自由》（2014）《知识论导言》（2014）……
译著：《数字化生存》（1996）《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2009）《认知盈余》（2011）《知识的边界》（2014）……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
地理学家，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客座助理研究员。
威廉·H·达顿（William H.Dutton）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互联网研究教授，贝利奥尔学院研究员。
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创始主任，荣获终生成就奖。
凭借对传播学和技术研究的贡献获得了国际传播协会的Fred Williams奖项。
胡 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指导委员会委员。
著作：《网络为王》（1997）《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2008）《信息渴望自由》（2014）《知识论导言》（2014）……
译著：《数字化生存》（1996）《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2009）《认知盈余》（2011）《知识的边界》（2014）……
目录
导论 XXVI
威廉H.达顿 (William H. Dutton)与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
PART 1互联网与日常生活 1
发明互联网：替罪羊，食罪人，骗子 2/Aleks Krotoski
下一代互联网用户：新的数字鸿沟 14/ Grank Blank and William H. Dutton
肖像：社交网站上的自拍 31/ Bernie Hogan 和 Barry Wellman
儿童互联网使用的政治 46/ Victoria Nash
线上性别和种族 58/ Lisa Nakamura
PART 2网络信息与文化73
互联网地理：数据阴影与数字化生产鸿沟 74/ Mark Graham
从比较的视角审视互联网新世界中的中美两国 93/Gillian Bolsover、 William H. Dutton、 Ginette Law和Soumitra Dutta
社交媒体对新闻界和社会传播产生的影响 112／Nic Newman、William H. Dutton和 Grant Blank
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互联网对传媒产业的影响 128／Sung Wook Ji 和 David Waterman
大数据：孕育一个更科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 144/ Ralph Schroeder
PART 3 网络政治和政府治理 159
媒介数字化带动政府观念转型 160/Miriam Lips
哪个群体的智慧？解剖一个听取民意政府的数字化民主举措 175
／Stephen Coleman 和 Jay G.Blumler
威廉H.达顿 (William H. Dutton)与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
PART 1互联网与日常生活 1
发明互联网：替罪羊，食罪人，骗子 2/Aleks Krotoski
下一代互联网用户：新的数字鸿沟 14/ Grank Blank and William H. Dutton
肖像：社交网站上的自拍 31/ Bernie Hogan 和 Barry Wellman
儿童互联网使用的政治 46/ Victoria Nash
线上性别和种族 58/ Lisa Nakamura
PART 2网络信息与文化73
互联网地理：数据阴影与数字化生产鸿沟 74/ Mark Graham
从比较的视角审视互联网新世界中的中美两国 93/Gillian Bolsover、 William H. Dutton、 Ginette Law和Soumitra Dutta
社交媒体对新闻界和社会传播产生的影响 112／Nic Newman、William H. Dutton和 Grant Blank
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互联网对传媒产业的影响 128／Sung Wook Ji 和 David Waterman
大数据：孕育一个更科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 144/ Ralph Schroeder
PART 3 网络政治和政府治理 159
媒介数字化带动政府观念转型 160/Miriam Lips
哪个群体的智慧？解剖一个听取民意政府的数字化民主举措 175
／Stephen Coleman 和 Jay G.Blumler
前言
(1)序 言
互联网研究：社会科学批判性研究的新领域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1990年Tim Berners Lee发明万维网）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抗争、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主流媒体更是专注于报道耸人听闻的互联网负面新闻，而这些消息实际上很少存在。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随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公民自我传播能力的提高，公众逐渐摆脱了曾经的信息中介。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介的精英成为反对新传播技术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丢失饭碗，政府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失去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纷纷反对互联网技术。根据波尔(Ithiel de sola Pool)构想理论（Visionary Formulation），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越大，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越深，公众对它的误解就越多。对当权者来说，网络安全远比网络文化建设重要。实际上，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人类思维。
出于无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社会实践力量的地位被掩盖。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研究在多重文化领域展开，选择不同时间点，覆盖多个论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网络传播模型、基于各国样本的定量数据分析、民族志研究、心理学观察等。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与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媒体和精英阶级宣称互联网会带来恶果，他们宣扬新技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互联网植根于自治文化，而社会自治又与传统组织纪律背道而驰。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时，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容易被蒙蔽，因此，互联网研究成果的传播并不能真正促进公众对互联网的正确理解。
研究互联网（包括技术变革和使用的研究），将研究系统化，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技术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
(2)推荐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互联网从诞生的*初时刻起，就一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图景、修辞纠缠不休。随着ICT技术的使用，其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个人、公共的生活悉被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无不囊括其中，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的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
与此同时，社会性与地域性的鸿沟不仅始终没有消除，而且似乎还诞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网络素养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颈。公民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IC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然而，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络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世界各地都绝非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国政府的要务之一。
从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而言，国家业已分为两个阵营：那些坚持要对国民的信息入口实施更多控制的国家，倡导“国家主权模式”；而那些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国家，则倾向于政府角色应大幅弱化。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令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订“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年制订“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约翰国王的权力，今天，网民应组织起来遏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种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必须知道的是，一种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他们什么都想要：用户并不认为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从中进行艰难的抉择。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关联在一起的？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藉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为何。
总之，在互联网发展的*近10年，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论是工具还是平台，也不论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进：互联网终于由工具、实践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因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法国已故“老虎总理”克莱孟梭讲过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给将军们。”我想套用这句话作为我为《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所做的这篇序言的结尾：
互联网太重要了，不可以完全把它交给政府和企业。
互联网研究：社会科学批判性研究的新领域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1990年Tim Berners Lee发明万维网）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抗争、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主流媒体更是专注于报道耸人听闻的互联网负面新闻，而这些消息实际上很少存在。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随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公民自我传播能力的提高，公众逐渐摆脱了曾经的信息中介。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介的精英成为反对新传播技术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丢失饭碗，政府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失去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纷纷反对互联网技术。根据波尔(Ithiel de sola Pool)构想理论（Visionary Formulation），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越大，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越深，公众对它的误解就越多。对当权者来说，网络安全远比网络文化建设重要。实际上，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人类思维。
出于无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社会实践力量的地位被掩盖。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研究在多重文化领域展开，选择不同时间点，覆盖多个论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网络传播模型、基于各国样本的定量数据分析、民族志研究、心理学观察等。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与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媒体和精英阶级宣称互联网会带来恶果，他们宣扬新技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互联网植根于自治文化，而社会自治又与传统组织纪律背道而驰。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时，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容易被蒙蔽，因此，互联网研究成果的传播并不能真正促进公众对互联网的正确理解。
研究互联网（包括技术变革和使用的研究），将研究系统化，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技术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
(2)推荐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互联网从诞生的*初时刻起，就一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图景、修辞纠缠不休。随着ICT技术的使用，其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个人、公共的生活悉被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无不囊括其中，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的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
与此同时，社会性与地域性的鸿沟不仅始终没有消除，而且似乎还诞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网络素养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颈。公民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IC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然而，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络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世界各地都绝非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国政府的要务之一。
从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而言，国家业已分为两个阵营：那些坚持要对国民的信息入口实施更多控制的国家，倡导“国家主权模式”；而那些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国家，则倾向于政府角色应大幅弱化。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令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订“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年制订“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约翰国王的权力，今天，网民应组织起来遏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种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必须知道的是，一种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他们什么都想要：用户并不认为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从中进行艰难的抉择。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关联在一起的？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藉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为何。
总之，在互联网发展的*近10年，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论是工具还是平台，也不论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进：互联网终于由工具、实践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因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法国已故“老虎总理”克莱孟梭讲过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给将军们。”我想套用这句话作为我为《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所做的这篇序言的结尾：
互联网太重要了，不可以完全把它交给政府和企业。
序言
互联网研究：社会科学批判性研究的新领域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1990年Tim Berners Lee发明万维网）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抗争、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主流媒体更是专注于报道耸人听闻的互联网负面新闻，而这些消息实际上很少存在。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随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公民自我传播能力的提高，公众逐渐摆脱了曾经的信息中介。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介的精英成为反对新传播技术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丢失饭碗，政府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失去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纷纷反对互联网技术。根据波尔(Ithiel de sola Pool)构想理论（Visionary
Formulation），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越大，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越深，公众对它的误解就越多。对当权者来说，网络安全远比网络文化建设重要。实际上，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人类思维。
出于无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社会实践力量的地位被掩盖。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研究在多重文化领域展开，选择不同时间点，覆盖多个论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网络传播模型、基于各国样本的定量数据分析、民族志研究、心理学观察等。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与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媒体和精英阶级宣称互联网会带来恶果，他们宣扬新技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互联网植根于自治文化，而社会自治又与传统组织纪律背道而驰。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时，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容易被蒙蔽，因此，互联网研究成果的传播并不能真正促进公众对互联网的正确理解。
研究互联网（包括技术变革和使用的研究），将研究系统化，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技术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
(2)推荐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1990年Tim Berners Lee发明万维网）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抗争、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主流媒体更是专注于报道耸人听闻的互联网负面新闻，而这些消息实际上很少存在。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随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公民自我传播能力的提高，公众逐渐摆脱了曾经的信息中介。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介的精英成为反对新传播技术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丢失饭碗，政府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失去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纷纷反对互联网技术。根据波尔(Ithiel de sola Pool)构想理论（Visionary
Formulation），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越大，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越深，公众对它的误解就越多。对当权者来说，网络安全远比网络文化建设重要。实际上，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人类思维。
出于无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社会实践力量的地位被掩盖。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研究在多重文化领域展开，选择不同时间点，覆盖多个论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网络传播模型、基于各国样本的定量数据分析、民族志研究、心理学观察等。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与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媒体和精英阶级宣称互联网会带来恶果，他们宣扬新技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互联网植根于自治文化，而社会自治又与传统组织纪律背道而驰。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时，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容易被蒙蔽，因此，互联网研究成果的传播并不能真正促进公众对互联网的正确理解。
研究互联网（包括技术变革和使用的研究），将研究系统化，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技术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
(2)推荐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媒体评论
互联网研究：社会科学批判性研究的新领域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1990年Tim Berners Lee发明万维网）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抗争、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主流媒体更是专注于报道耸人听闻的互联网负面新闻，而这些消息实际上很少存在。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随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公民自我传播能力的提高，公众逐渐摆脱了曾经的信息中介。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介的精英成为反对新传播技术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丢失饭碗，政府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失去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纷纷反对互联网技术。根据波尔(Ithiel de sola Pool)构想理论（Visionary
Formulation），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越大，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越深，公众对它的误解就越多。对当权者来说，网络安全远比网络文化建设重要。实际上，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人类思维。
出于无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社会实践力量的地位被掩盖。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研究在多重文化领域展开，选择不同时间点，覆盖多个论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网络传播模型、基于各国样本的定量数据分析、民族志研究、心理学观察等。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与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媒体和精英阶级宣称互联网会带来恶果，他们宣扬新技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互联网植根于自治文化，而社会自治又与传统组织纪律背道而驰。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时，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容易被蒙蔽，因此，互联网研究成果的传播并不能真正促进公众对互联网的正确理解。
研究互联网（包括技术变革和使用的研究），将研究系统化，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技术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
(2)推荐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1990年Tim Berners Lee发明万维网）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抗争、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主流媒体更是专注于报道耸人听闻的互联网负面新闻，而这些消息实际上很少存在。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随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和公民自我传播能力的提高，公众逐渐摆脱了曾经的信息中介。作为传统的信息传播中介的精英成为反对新传播技术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丢失饭碗，政府担忧信息的自由传播会使其失去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传统的信息把关人纷纷反对互联网技术。根据波尔(Ithiel de sola Pool)构想理论（Visionary
Formulation），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越大，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越深，公众对它的误解就越多。对当权者来说，网络安全远比网络文化建设重要。实际上，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拓宽人类思维。
出于无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社会实践力量的地位被掩盖。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研究在多重文化领域展开，选择不同时间点，覆盖多个论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网络传播模型、基于各国样本的定量数据分析、民族志研究、心理学观察等。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与学界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学界研究成果缺乏传播，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传统媒体和精英阶级宣称互联网会带来恶果，他们宣扬新技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互联网植根于自治文化，而社会自治又与传统组织纪律背道而驰。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时，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容易被蒙蔽，因此，互联网研究成果的传播并不能真正促进公众对互联网的正确理解。
研究互联网（包括技术变革和使用的研究），将研究系统化，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技术自由和社会自治的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
(2)推荐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胡泳
书摘
性
性是网上最具社会争议的话题之一。反乌托邦观点认为，互联网宽恕了不可控制的过于活跃的色情生产机构，使危险的赤裸裸的不正当内容淹没了正派的互联网。他们担心，这些随处可见的内容会颠倒社会的性道德。他们尤其担心，儿童一旦有机会接触这些色情内容，会产生不良影响。对于成人，他们担心互联网会把不正常的行为和非传统性行为正常化，比如所谓的妇女和少女之间的淫乱行为、关系破裂、背叛行为、性上瘾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更广泛地接触有关性的内容是有益的。他们认为，这将有利于人们树立更积极正面的性观念。由于性而被保守观念污蔑的人可以在宽松的网络环境中重新表达自己实现的精神性欲，重新获得自尊。伴侣们可以进行更加开放的交流，满足双方需求，促进亲密关系。女性接触、生产色情作品可以改变传统的性产业。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线下社会的性别观念。
互联网独特的技术特征点燃了双方的争论。Cooper和他的同事在2000年写道：“三个主要因素促进了线上性行为，增加了其吸引力。”他认为这三个因素是有渠道、可负担、匿名性，即给消费者和生产商带来便利的网络
“3A（access, affordability, anonymity）发动机”。
消费者可以匿名地观看、收听、下载色情内容，很多时候内容还是免费的。过去，观看色情照片、视频、小说，获得潜在伴侣，或者需要特定社区会员身份，或者需要造访声名狼藉的地点，这往往带来了暴露于家庭、朋友、同事的风险；而现在，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便捷又低价地看到这些内容。
色情服务提供商对家庭制作或者专业制作的内容进行录制、编辑，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发布渠道通常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YouTube、iMovie等发布渠道接触到任何他们感兴趣的、可以消费和进行反馈的内容。
有渠道、可负担、匿名性给互联网机器配上了齿轮。网络技术为我们探索社会界限提供了场所。公众讨论常常期望通过一些简单的公开和揭露设想社会变革。通常，这种讨论发生在“性就是不好的和堕落的”的框架下。
人们尤其关注过度情色化对儿童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过去20年，性行为不断“低龄化”，人们喜欢性感的着装，使用更直率的性暗示语言，更多的表达对性的兴趣。然而，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认为互联网是造成社会规范改变的罪魁祸首。Boynton指出，儿童所在的社会环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其他大众媒体和人际交流，文化迁移的互动，性的商业化，医药行业在转变大众性观念方面的角色，等等。
儿童对性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Manning发现，对16岁以下的儿童来说，性一直是引人注目的、振奋人心的、困惑的。当他们看到线上色情内容时，他们会批评、震惊、讨厌、尴尬、生气、害怕、伤心。他们会告诉朋友，然后告诉父母。如果其中包含一些惹人恼怒或者有伤风化的内容，他们会立马启动在学校和家庭学到防御机制保护自己。虽然网络促成了一批不同内容的色情内容生产商，然而，据Attwood观察，新一代色情职业者更“年轻、同志化、倾向于同性恋”。这一转变不是基于消费动力，而是为先前没有出口表达自己需求的人群提供了出口。
另外，人们在网上谈论色情内容时，使用的语言更加直率。批评者借此指责网络堕落和危险。相反，网络支持者则引用恋爱顾问的观点进行反驳，他们说，直率的语言为表达需求和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词汇。一些人可能对这些直率的语言感到惊讶，然而，青少年向性顾问和治疗师所提问题的内容却是一致的：男生关心身体结构，女生关心肢体语言、两性关系、愉悦伴侣。
浪漫的恋爱关系也要经受监督。批评者们担心，手机和其他上网设备允许秘密的交际，约会网站给邂逅的人提供新伴侣，陌生人之间有机会迅速、方便地进行联系。他们认为，受到网络“有渠道、匿名性、可负担”的影响，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将会减弱。然而，恋爱顾问指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一个人出轨之前，他和伴侣之间的感情本来就存在问题。
维持不变的是，恋爱双方一直都期待互相信任。2011年，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我，我的配偶，互联网”报告发现，在网上看色情内容或者风流韵事（包括谈论性、网上性爱、讨论性事细节、讨论恋爱关系）都被认为是不忠行为。背叛者认为这不会很大程度地伤害到感情，受害者则以同样的形式经历着这种不忠。线上线下，他们不断地感受到伴侣的不忠，并且因此对伴侣失去欲望。
上文阐述了网上性内容对一些领域的社会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网上性内容的影响并不像批评者或者支持者所说的那么极端。但是，调查本身可能会影响对非传统的性内容和性实践的理解。大部分研究都把线上消费设定成是有问题的，着重研究精神病医院患者而不是普通大众。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上瘾、犯罪、恋爱关系问题、网上性内容的关系，而不是正常人的经历。
Jenkins提醒我们，大众要适应新技术促成的社会转变，性和色情往往是有关新技术的主要论题。新媒体显现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为讨论性（性到底是自由的还是危害社会的）设立了新的规则。在信息时代，随着人们，尤其是有些曾经接触不到这些内容的受众，可以接触到更直白的材料，担忧也随之产生。
社区
网上应该不能形成社区。传统意义上讲，社区由面对面交流互动的人组成，比如在小屋中会面的俱乐部成员，为感谢校足球队赞助人而组织烘焙聚会的当地高中学生家长。社区的形成需要地缘上的接近，比如地域上靠近、邻里社区、校区、教会等。
城镇设计师从后工业时代的大城市来到郊区，为了促进社区的生成，他们建设公园和街道，鼓励人们社交。理论上，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创造郊区中的人流，促进人们的社交，从而形成环境心理学家所谓的“地方认同”，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
如果没有地方认同，人们对一个地方会缺乏认同。人们不会融入和打理社区。他们不会心安理得地去乡村小屋，也不会让孩子单独待在那里。如果没有社会资本，他们不能划出社区的边界，不能区分社区中的成员。不管别人过得好不好，没有人关心其他人。没有力量将社区凝聚在一起，人们不再说同一种语言。人们失去了地方归属感，同时也就失去了荣誉感。
地方认同和社会资本是社区的基础，是社区联系或阻隔的纽带，是个人、物理环境、人际交流的黏合剂，是鼓励人们参与和增强公民意识的心理黏合剂。
性是网上最具社会争议的话题之一。反乌托邦观点认为，互联网宽恕了不可控制的过于活跃的色情生产机构，使危险的赤裸裸的不正当内容淹没了正派的互联网。他们担心，这些随处可见的内容会颠倒社会的性道德。他们尤其担心，儿童一旦有机会接触这些色情内容，会产生不良影响。对于成人，他们担心互联网会把不正常的行为和非传统性行为正常化，比如所谓的妇女和少女之间的淫乱行为、关系破裂、背叛行为、性上瘾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更广泛地接触有关性的内容是有益的。他们认为，这将有利于人们树立更积极正面的性观念。由于性而被保守观念污蔑的人可以在宽松的网络环境中重新表达自己实现的精神性欲，重新获得自尊。伴侣们可以进行更加开放的交流，满足双方需求，促进亲密关系。女性接触、生产色情作品可以改变传统的性产业。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线下社会的性别观念。
互联网独特的技术特征点燃了双方的争论。Cooper和他的同事在2000年写道：“三个主要因素促进了线上性行为，增加了其吸引力。”他认为这三个因素是有渠道、可负担、匿名性，即给消费者和生产商带来便利的网络
“3A（access, affordability, anonymity）发动机”。
消费者可以匿名地观看、收听、下载色情内容，很多时候内容还是免费的。过去，观看色情照片、视频、小说，获得潜在伴侣，或者需要特定社区会员身份，或者需要造访声名狼藉的地点，这往往带来了暴露于家庭、朋友、同事的风险；而现在，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便捷又低价地看到这些内容。
色情服务提供商对家庭制作或者专业制作的内容进行录制、编辑，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发布渠道通常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YouTube、iMovie等发布渠道接触到任何他们感兴趣的、可以消费和进行反馈的内容。
有渠道、可负担、匿名性给互联网机器配上了齿轮。网络技术为我们探索社会界限提供了场所。公众讨论常常期望通过一些简单的公开和揭露设想社会变革。通常，这种讨论发生在“性就是不好的和堕落的”的框架下。
人们尤其关注过度情色化对儿童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过去20年，性行为不断“低龄化”，人们喜欢性感的着装，使用更直率的性暗示语言，更多的表达对性的兴趣。然而，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认为互联网是造成社会规范改变的罪魁祸首。Boynton指出，儿童所在的社会环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其他大众媒体和人际交流，文化迁移的互动，性的商业化，医药行业在转变大众性观念方面的角色，等等。
儿童对性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Manning发现，对16岁以下的儿童来说，性一直是引人注目的、振奋人心的、困惑的。当他们看到线上色情内容时，他们会批评、震惊、讨厌、尴尬、生气、害怕、伤心。他们会告诉朋友，然后告诉父母。如果其中包含一些惹人恼怒或者有伤风化的内容，他们会立马启动在学校和家庭学到防御机制保护自己。虽然网络促成了一批不同内容的色情内容生产商，然而，据Attwood观察，新一代色情职业者更“年轻、同志化、倾向于同性恋”。这一转变不是基于消费动力，而是为先前没有出口表达自己需求的人群提供了出口。
另外，人们在网上谈论色情内容时，使用的语言更加直率。批评者借此指责网络堕落和危险。相反，网络支持者则引用恋爱顾问的观点进行反驳，他们说，直率的语言为表达需求和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词汇。一些人可能对这些直率的语言感到惊讶，然而，青少年向性顾问和治疗师所提问题的内容却是一致的：男生关心身体结构，女生关心肢体语言、两性关系、愉悦伴侣。
浪漫的恋爱关系也要经受监督。批评者们担心，手机和其他上网设备允许秘密的交际，约会网站给邂逅的人提供新伴侣，陌生人之间有机会迅速、方便地进行联系。他们认为，受到网络“有渠道、匿名性、可负担”的影响，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将会减弱。然而，恋爱顾问指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一个人出轨之前，他和伴侣之间的感情本来就存在问题。
维持不变的是，恋爱双方一直都期待互相信任。2011年，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我，我的配偶，互联网”报告发现，在网上看色情内容或者风流韵事（包括谈论性、网上性爱、讨论性事细节、讨论恋爱关系）都被认为是不忠行为。背叛者认为这不会很大程度地伤害到感情，受害者则以同样的形式经历着这种不忠。线上线下，他们不断地感受到伴侣的不忠，并且因此对伴侣失去欲望。
上文阐述了网上性内容对一些领域的社会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网上性内容的影响并不像批评者或者支持者所说的那么极端。但是，调查本身可能会影响对非传统的性内容和性实践的理解。大部分研究都把线上消费设定成是有问题的，着重研究精神病医院患者而不是普通大众。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上瘾、犯罪、恋爱关系问题、网上性内容的关系，而不是正常人的经历。
Jenkins提醒我们，大众要适应新技术促成的社会转变，性和色情往往是有关新技术的主要论题。新媒体显现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为讨论性（性到底是自由的还是危害社会的）设立了新的规则。在信息时代，随着人们，尤其是有些曾经接触不到这些内容的受众，可以接触到更直白的材料，担忧也随之产生。
社区
网上应该不能形成社区。传统意义上讲，社区由面对面交流互动的人组成，比如在小屋中会面的俱乐部成员，为感谢校足球队赞助人而组织烘焙聚会的当地高中学生家长。社区的形成需要地缘上的接近，比如地域上靠近、邻里社区、校区、教会等。
城镇设计师从后工业时代的大城市来到郊区，为了促进社区的生成，他们建设公园和街道，鼓励人们社交。理论上，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创造郊区中的人流，促进人们的社交，从而形成环境心理学家所谓的“地方认同”，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
如果没有地方认同，人们对一个地方会缺乏认同。人们不会融入和打理社区。他们不会心安理得地去乡村小屋，也不会让孩子单独待在那里。如果没有社会资本，他们不能划出社区的边界，不能区分社区中的成员。不管别人过得好不好，没有人关心其他人。没有力量将社区凝聚在一起，人们不再说同一种语言。人们失去了地方归属感，同时也就失去了荣誉感。
地方认同和社会资本是社区的基础，是社区联系或阻隔的纽带，是个人、物理环境、人际交流的黏合剂，是鼓励人们参与和增强公民意识的心理黏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