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学习：用颠覆式创新推动教育革命

.　　通常情况下，只有一种理论能够有助于揭示这些异常之间的模式，而这一理论往往属于其他科学分支领域，范式最原始的、最深切的信仰者对此理论知之甚少。因此，这些信徒至死捍卫最初范式的有效性。他们对所属科学分支的研究工具常常出自本能，这使他们对那些质疑范式的异常现象视而不见。鉴于此，库恩发现那些学术训练和学科教育与众不同的新手研究者通常能推翻范式，并用新的知识取代它。
　　这种发现、测试并推翻范式的过程每天都会发生，它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事件。通常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去积累，然后质疑范式。
　　此外，许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使用“范式”这一术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读过库恩的著作，他们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给自己的观点镀金，使其观点得以“范式转换”，或是为了在学术派系争斗时提升自身高度等。依我愚见，“颠覆性创新”这一术语同样也被一些无知的人滥用，给他们的为所欲为寻求正当理由。
　　战略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常规科学中投入精力最多的研究就是考察权衡关系，一般用二维图来展示：为了获取更多的一种事物，用纵轴表示；获取较少的另一种事物，用横轴表示。这种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被称为“效率限界”，其关系曲线可以是线性的、凸形的或者凹形的。例如，发射一枚卫星进入轨道就可以呈现出这种曲线。发射卫星至低端轨道可以加速其通信速度，但是卫星需要小型、轻量并执行单一任务；在高轨道运行的卫星则可以是更大的、执行多项任务的，但是耗资更多等。
　　利用效率限界对公司或产品进行定位的决策被我的朋友迈克尔·波特称为“战略”。战略需要权衡关系曲线。在教育领域，这种权衡关系可能是：教学模式应该是单向的（授课）还是双向的（讨论）？我们的模式是基于单独授课还是集体授课？我们应该建立大型学校以符合规模经济的需要，还是应该建立小型学校让师生比更低？这些都是基于理论的战略选择。一旦做出战略选择，教育者关注的创新类型就聚焦于所谓的“延续性创新”。这种类型的创新使好产品更加完善，并帮助人们更有效地执行所选择的战略决策。
　　范式在卫星设计和位置上得以体现，但是它并不决定效率曲线上的最优点。范式只是确定了要讨论的权衡关系以及评价所需的指标。在教育领域，范式提供了框架用以研究诸如在基于项目的学习（实践行动）和基于授课的学习（知识学习）中师生比或者权衡关系。常规科学很少质疑这些权衡关系。
　　当企业家或者技术专家想出打破权衡关系的办法，增加其中一种事物的数量却不必以减少另一种事物的数量为代价的时候，颠覆性创新就发生了。在通常情况下，打破权衡关系意味着开始推翻范式。为什么颠覆性创新如此长于推翻范式和产业领袖，其关键原因在于延续性创新处于停滞，它使历史条件下的权衡关系处于最优状态。
　　那些实施颠覆性创新的人最初也接受旧范式确立的权衡关系。但是，他们看到技术进步的曲线超越了客户会使用的技术水平，技术的市场表现从“不够好”到“很好”时，权衡关系就被打破了。在颠覆理论中，技术进步曲线的切入释放出阻碍权衡关系发展下去的因素。
　　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进步曲线，始于低端市场顾客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之时。在教育领域，早先大多数教师像我一样，至少口头上承认在线授课会逐渐颠覆性地超越传统课堂。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在线学习不可能模拟现场讨论，像在高中、大学的高级研讨课上或者哈佛商学院基于案例的教学课上那样。在颠覆性创新的大举进攻下，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传统教学的避风港。
　　然而，现在谈谈我的朋友埃斯彭·安德森，他是位于奥斯陆的挪威管理学院的教授。埃斯彭正在打破课堂教学的权衡关系，他的做法是具有颠覆性的并且不断向前发展。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出于体检的原因，埃斯彭需要在波士顿逗留，而他的学生需要在奥斯陆通过案例教学法学习知识。埃斯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把自己的签名领结系在奥斯陆的一个机器人身上，把他的苹果平板电脑安装在机器人的脖子上，然后带着无线操纵杆在波士顿指挥机器人。埃斯彭的学生则坐在奥斯陆教室指定的位子上，每个座位都有三个按钮，其中一个可以给埃斯彭发信号，意思是“我想发表意见来支持你刚才说的话”；另一个按钮表示的意思是“我不同意你刚才的说法”；第三个按钮表示“我想谈谈其他话题”。这使埃斯彭能够根据学生们象征性的空中举手来与学生互动并引导课堂讨论的方向。埃斯彭还可以象征性地走到白板前对学生们的发言进行总结，也可以走到某个学生面前，不仅可以口头回答，还可以利用肢体语言对学生的问题进行回应。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想说美国基础教育（K–12）阶段将会在未来变成埃斯彭的课堂那样，而是想举例说明技术进步比人们运用技术的能力要超前，埃斯彭正在给我们展示，那些在某种教育范式中处于绝对地位的权衡关系现在正在被打破。
　　下面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过程：所有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未来和过去同时存在于当下，但是它们并不是均匀分布在这个世界上的（威廉姆·吉布森和肖恩·卡罗尔等人有同样的思想）。那么，埃斯彭·安德森的课堂是处在未来还是现在呢？
　　如果我们仅仅靠等待来指望未来成为现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等到那些关于教学新方式的数据呈现出来，这些数据将会继续与其他数据存在冲突，现实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做基础，你的数据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强有力的逻辑。行动和改变的基础是理论而不是数据。
　　过去，许多关于教学的范式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现在我们的理论——颠覆性创新，为正在出现的数据赋予了意义。包括埃斯彭在内的来自课堂的数据表明，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教育的权衡关系正在被打破。
　　我能意识到，在过去作为一名教师，我被已存在的权衡关系所束缚。我所做的创新实际上是延续性创新。对学生来说，我一直是一名好教师，而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经历的与我一样。在教学生用不同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方面，我充其量是个中等水平的教师。在线学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接受定制学习的机会。为了与我的学生们有激发智力的讨论，我不得不降低选课名额。我常常认为教学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但是这一切已经改变。激发大量来自不同地点的学生进行讨论现在已经成为可能。除了教师可以教学生之外，学生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学和如何教。谢天谢地，正如埃里克·霍夫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变化迅猛的时代，学习者才有未来。总是自以为饱学的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里”。
　　本书为我的同事迈克尔·霍恩和希瑟·斯泰克所著，书中精彩地描述了教和学中多种权衡关系正在被打破的事实。现在我们不需要以此消彼长为代价，就能满怀信心地实现预期。当在线学习的性能继续在技术进步的曲线上攀升，越来越多的权衡关系将被消除，混合式学习为个人的教和学活动最优化提供了机会。混合式学习充分利用了求知者现有的新旧范式。本书旨在帮助教师、学校领导、教育主管及家长们学习如何在今天进行混合式学习，而不是置身事外等候未来。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哈佛商学院
　　致谢
　　在出版了《颠覆课堂》之后，幸运从天而降。教师、学校负责人、政策制定者、家长、企业家、投资者、慈善家、技术专家、公司负责人以及大学教授等都与我们联系。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的教育体系以学生为中心，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潜能。
　　在与我们联系的人当中，许多人在教育界工作，有些则不是。许多人同意我们的观点并愿意加入我们正在成长的创新者网络当中，另一些人则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并想要说服我们。在此对他们的联系表示感谢——成千上万个电话、会议和登门拜访使我有幸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让我懂得更多。他们是致力于为学生创造更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热情赋予了我很多灵感。
　　我们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智库组织，致力于通过我们共同参与创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来改进社会，我们借此机会发布一些研究成果，包括案例研究、白皮书、文章、博客、演讲、工作坊和我们的混合式学习大全库，这是实施混合式学习的学校档案数据库。如果没有捐赠者慷慨解囊，这些研究将无从谈起。在本书中，我们将所见和所学与创新理论整合在一起，帮助你们设计混合式学习环境，它将推动教育体系向以学生为中心迈进。
　　完成《颠覆课堂》一书后，我经常对如何写第二本书感到困惑。对我来说，能有一位令人称道的、善于思考的合作者就再好不过了。希瑟·斯泰克才华横溢且富有激情，也是我所认识的可能最多产的作者。若不是她娴熟的写作、视野和研究工作，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就。
　　过去的7年里，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研究所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他们为本书做出了积极贡献。凯瑟琳·麦基是我们的第一位成员，她撰写了几个颇为本书增色的案例。梅格·埃文斯被那些采用混合式学习的学校所经历的挑战所启发，这使我们的理论建构研究工作更具有实际意义。安娜·古对事实材料进行了深度挖掘并确定资料来源。凯瑟琳·卡里斯精心安排了无数次激发本书写作灵感的研讨会。汤姆·阿内特、夏丽蒂·艾尔、朱莉娅·弗里兰以及迈克·勒梅特的研究都协助本书成稿。我亲爱的朋友同时也是克里斯坦森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的吉泽尔·哈夫，多年以来一直都是积极的宣传者和引路人，在他的帮助下，本书最终得以出版。安·克里斯坦森和海登·希尔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效，米歇尔R.魏泽使我们的工作与高等教育正在演变的形势发生关联。此外，我对我的导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深怀感激并深受其启发，他将继续全面指引我前进。
　　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位终身伴侣特蕾西，她和我一样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并真挚地希望我们能共同成功地将全球的学校转变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实现每个学生学习需求个性化的学校。当我们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妻子的敦促、激励、鞭策、支持和爱促使我前进。我把本书献给她。
　　迈克尔·霍恩
　　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
　　2010年，我开始研究美国学校里出现的混合式学习。那时我不知道当时的一个小项目——由克莱恩·克里斯坦森研究所与特许学校成长基金的亚历克斯·赫尔南德斯和埃里克·陈合作，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变。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后，我偶然发现阿克顿学院——由杰夫和劳拉·桑德弗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建立的一所采用混合式学习的学校。这所学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说服了我的先生从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檀香山）搬到得克萨斯州中部来，以便我们的五个孩子能够在这所学校就读。
　　如今，每次我去参观一所采用混合式学习的学校，我的脑海中都会有一个问题：这是一所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就读的学校吗？我希望经过下一个10年的时间，答案会是越来越多的“是”。
　　我非常感激迈克尔·霍恩，他的《颠覆课堂》一书激发起一场关于如何让学习回到以学生需要为中心的广泛讨论。他的智慧和文采备受称
　　赞，但是那些在他的团队里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同时也是天生的管理者和导师。
　　一些人为我打开了机会之门，让我能够不负众望地改进学校和教育系统。这些人包括克莱恩·克里斯坦森、皮特·威尔逊、塞勒姆·亚伯拉罕、贝丝·安·布莱恩、萨丽·法科特、弗兰克·亚历山大、罗杰·波特、理查德·华莱士、莉拉妮·威廉姆和Brain Chase团队。
　　许多教师和孩子给予我们团队非常宝贵的支持。特别感谢米兰达·利文斯顿、安德里亚·霍尔、卡莉·克莱顿、莫尼卡·费雪、卡罗琳·鲁道夫、凯莉迪·内特·瑞德、安娜·布拉贝·史密斯、萨曼塔·辛普森、特瑞·德芙、迪安妮·保尔森、黛布拉·维斯曼和贾内尔·布莱克，他们教导、指引并爱护许多奥斯汀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
　　我深受父母鼓舞，他们认为教学是最高尚的职业之一。我的父亲惠特尼·克莱顿放弃了成功的律师业务，转而成为一名牧师和教师。我的母亲凯西·克莱顿做了30年的教师，她在课堂上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而那时这一概念还不成熟。在她的一本以诗歌形式写就的书中表达了这个思想，使我获得灵感。
　　塔特、萨万娜、奥德丽、亨利和格雷森·斯泰克也让我充满热情和紧迫感，帮助我整合案例使其在社会标准下更加有效，而且从孩子的观点来看显得更加愉悦和丰富。照顾我的家庭是我生命中得到的最伟大的机会，阿伦·斯泰克是我永远的伴侣和爱。他不断地激励我，鼓舞我，并提醒我开拓之路没有捷径。我把本书献给他。
　　希瑟·斯泰克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果没有无数人和组织的帮助，本书恐怕难以付梓。感谢里奇·克兰德尔、斯科特·埃利斯、迪克·佩勒、艾米莉·斯奈德和汤姆·范德·阿克，他们精心阅读并审校了本书原稿；感谢拉斯·阿尔滕伯格、斯科特·本森、斯泰西·奇尔德德斯以及路易斯·德·拉·弗恩特斯对本书提出的建议和支持；感谢约翰·贝利、安迪·卡尔金斯、布莱恩·格林伯格、凯文·霍尔、苏珊·帕特里克、奇普·斯莱文、戴安娜·塔弗纳、约翰·沃森、鲍勃·韦斯以及凯特琳·赖特分享了他们的思想；感谢玛乔里·麦金尼、克里斯蒂·海因、特雷西·盖拉格和Wiley公司其他人的指导和娴熟的编辑工作；感谢书刊代理商丹尼·斯特恩和克里斯·卡普的聪明才智；感谢阿什利·格罗文斯基、珍·黑迪、安杰莉卡·塞娜和内德·沃德帮助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