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诈立：我读<<孙子>>

.第五讲　谋攻第三
附录：《墨子》“十二攻”
第六讲　（军）形第四
附录：《孙子》中的形势家言
第七讲　（兵）势第五
第八讲　虚实第六
附录：古书中的势
第九讲　军争第七
第十讲　行军第九
附录：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著作
第十一讲　地形第十
附录：《战争论》笔记之二：克劳塞维茨论行军、宿营、给养和地形－－与《孙子》比较
第十二讲　九地第十一
第十三讲　九变第八
附录：毛泽东论军事－－与《孙子》比较
第十四讲　火攻第十二
附录一：火攻的遗产
附录二：《六韬》论五首、火攻和候风
附录三：《太白阴经》论风角
第十五讲　用间第十三
写在后面的话...

.　　最近，“尊孔读经”又成热门话题。
　　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
　　我的看法，中国的经典，不是没人读(五四以来，一直有人读)，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读法和以前不一样，用不着哭天抹泪，说不读经典，就天塌地陷、亡国灭种，更不必瞎扯，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看在孔子的面上。
　　五四以来，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五经也各得其所。
　　这是好事。
　　如《诗经》，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尚书》、《左传》，也放在历史专业，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易经》、《论语》和《孟子》，则放在哲学专业，和《老子》、《庄子》搁在一块儿讲。三礼，王文锦先生讲课，是在我们的考古系。
　　经典，当一般古书读，本来就五味杂陈，是个大杂烩。近代，大卸八块．解构重组，这很正常。不是不读，而是换个方法读。
　　另外，打利玛窦来中国，400多年了，咱们的书，不光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比如国外的书店，汉籍之中，译本最多，要数《老子》、《周易》和《孙子》。《论语》是咱们的看家宝，翻译最早，但广大外国老百姓，读者寥寥，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
　　道理何在，值得思考。
　　近代，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一直有人讲：
　　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
　　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
　　现在的道德，更是糟之又糟。
　　贪官豪夺，奸商巧取，
　　老百姓也无心学好(光靠勤劳，只能当“杨白劳”)，
　　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
　　当年，西方初遇中国，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第一是《论语》，第二是《周易》，第三是《老子》。三段论，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反而高级。他最看不上《论语》，说这本书，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读过原书，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就好了。
　　西化后的中国，我们有了“哲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
　　1930—1934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一上来，先讲取材标准，什么是哲学。日人高濑武次《支那哲学史》为兵书作提要，特别推重《孙子》，冯先生以为大谬。他说，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本书不能收，书中没有《孙子》。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才把《孙子》收进来。
　　兵法里面有哲学吗?
　　北魏，魏太祖不懂中国书，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说：“唯着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魏书·李先传》)。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
　　然而，1984年，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孙老韩合说》。他说，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中国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晨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韩非子》的帝王术，最后到《韩非子》，才“益人神智”，一字一句，“多么犀利、冷静和‘清醒’，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汉以来的儒家，外面是儒术，里面是这类东西，《易传》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
　　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
　　李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
　　今天，读经典，有两本书不能没有，一本是《孙子》，上面说了，最有智慧，百代谈兵之祖；一本是《老子》，教我们放下“人”的架子，别跟人逞能，要谈宇宙人生，老子天下第一。
　　这两本书很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连读带讲，一学期，正好。还有一本，也很短，是儒经中的《周易》，但《易经》本身，离开《易传》，也就没意思．加上《易传》，字数也不少。数术无经典，《易传》很重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它是必读书。《论语》，我也很重视，没有理由不重视，但不是学哲学，也不是学道德(我有《论语》讲义，另外讨论)。这书的篇幅大了点。上面三本书，《孙子》、《老子》和《周易》，全都加起来，才顶得上一部《论语》。其他子书，多是皇皇巨著，不选没法讲。
　　《孙子》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
　　二
　　说起讲授《孙子》，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
　　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北大，我是外来户。古文献，我是外行(累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
　　1986年，备课一年，我开始试讲，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
　　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上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能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总不能拉着别人听。
　　走就走吧。
　　还有一个学生，叫魏立德(Franqois Wildt)，岁数跟我差不多，法国来的，留在教室里，不肯走。他说，老师，他们不听，我想听。我说，就俩人，还占这么大个教室，太没意思了。你要听，就到家里来吧。
　　那阵儿，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没房，学校不分，我也不要。除了上课，不去学校。现在正好，彻底不去了。每次上课，魏立德都很守时，总是提前一点到，不到正点不上楼。我从窗子往外瞧，他在树下抽烟。
　　后来，他成了专家，真正的专家。他翻译过《三十六计》，在法国卖得很好。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他最懂法国理论，也最通中国兵法。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彰，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参看本书第七讲)。
　　1989年以前，学生经常不听课，在宿舍睡大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课堂里稀稀拉拉。他们还喝酒，我带的那个班，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后夫，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学校规定，酒不能喝了。但毕业是例外。为了庆祝，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我记得，有一个班，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碰杯时，总是说，谢谢您教我们兵法。我头有点重，但不及于乱，回家还能骑自行车，天不旋，地不转。
　　我觉得，他们只是客气。
　　这是往事，走麦城的事。
　　卖个破绽给你听。
　　凡是上我的课，我的态度一贯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人来人去两由之。
　　有个学期，我做过试验，把《孙子》课扩讲，不光讲《孙子》，还讲其他兵书，学生不多。
　　那学期，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一个是美国人，叫郭锦(Laura A．Skosey)；一个是加拿大人，叫江忆恩(Alastair I．Johhson)。郭锦曾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到我家谈话，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孙子兵法)的讨论稿。后来，他做了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译本，参考银雀山汉简的译本。在申谢中，他说他曾受益于我。江忆恩，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美国，跟他通过电话。1995年，他写过一本讲明代战略文化的书。他说，西方人一直有个印象，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崇尚有限战争，低估“纯暴力”，其实，它还有另一面。我的印象是，中国传统，确实不够凶蛮，但也不是“和平鸽”。
　　再往后，现在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罗斌(Robin McNeal)也听我的课，他在美国也讲兵书。
　　中国学生，我只辅导过顾青，研究《尉缭子》；还有张大超和田天，研究《六韬》。日本来的石井真美子，写过不少研究《孙子》的文章，最近也来吁我的课。
　　1989年、1990年和1992年，我参加过三次《孙子兵法》研究会举办趵国际研讨会。这最初的三届，我都参加了。在会上，我认识了不少军队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吴如嵩、于汝波、黄朴民、刘庆等先生。地方学者，如可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炳安先生，北京的穆志超先生，齐鲁书社的李兴斌先生等，也是在会上认识的。还有吴九龙先生，以前就认识。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孙子兵法》研究会，要我担任理事，但我尸位素餐，以后的会议，全都没参加。
　　我喜欢业余身份。除极个别有东西可看、有消息可听的会，我已不参加。
　　陆达节以后，许宝林、杨炳安、穆志超、于汝波先生，他们对文献著录的考证，对后学贡献较大，可惜不在了。
　　国外，对兵书感兴趣，有几位学者，我比较熟悉，如叶山(Robin D．S．Yates)教授和石施道(Krzystor Gawlikowski)教授。他们都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还有一位，我不认识。鲁威仪(Mark Edwar D．Lewis)教授的书，《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也很有意思。我从这些学者，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叶山教授的书，我在这部讲义的第五讲引用了他的成果。
　　二十年过去，我讲过多少回《孙子》，已经记不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觉一天一天好起来。
　　一是手中有书，心里不慌。我出了两本书：《(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这两本书，对有关研究做了全面清理，基础是有了。最近，中华书局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稍加修订，取名为《(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进行再版，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和辅助读物。
　　二是对时间的掌握，对语速的控制，比以前好一点。《孙子》只有五六千字，一堂课只有四五百字，稍微发挥一下，时间就满了。不能讲太多，也不能讲太少。有书，用不着满黑板抄。
　　三是我爱离开书本，东拉西扯。故事会，学生喜欢。北大老师，有经验之谈，千万不能编教材，教材出版之时就是课程结束之日，有书，学生不爱听，老师没法讲。我的理解不一样。我不怕出书。没书，一定要讲出本书；有书，正好神游物外，可以离开书本，讲很多有关的话题。课下读书，课上吹风，各有各的用。
　　我也是学生。
　　我是我最好的学生。
　　现在，学生很多，教室里，装不下，即使凑热闹的人走了，也还是很多。每次讲完，他们都给我鼓掌。
　　但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原来的书，是基础和毛坯，文献学的基础是有了，思想文化的东西还展不开，上课全凭一张嘴。
　　我不相信自己的嘴。
　　写作新书，我也考虑过，但不是眼前这本书，而是一九九九年许的愿，我要写本叫《兵不厌诈》的书。我想，同一主题谈两遍，是精力的浪费，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中华书局的领导徐俊先生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整理。上个学期，他几次来北大，安排樊玉兰女史(本书的责任编辑)来我校听课，随堂录音，进行整理，让我非常感动。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就算练手，朝目标再挪一步吧。
　　我这本小书，重点是讲兵法中的哲学：一是兵法本身，二是兵法中的思想。为此，我在书中加进了有关的军事知识，还有思想史的讨论，内容比以前丰富，结构比以前清晰，讲法也轻松愉快。...
　　希望读者喜欢它。
　　2006年6月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竹简上。竹简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官文书，都是档案，即和政府的管理活动有关。军事方面的文书也不例外。这些书，记录很具体。比如打仗，总离不开人和武器。武器要登记，有兵器簿。人也要登记，有伍籍类的花名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就是军法所关心。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都有这类东西。上孙家寨汉简，就是讲军法军令。早期文书，商周时期写在竹简上的东西，我们还没发现，但从汉代文书推想，早期的情况应该差不多。有人猜，商周时期，我们就已经有兵书，如果他指的是军法类的官文书，那还说得过去，但要说当时就有专讲谋略，专讲用兵方法，像《孙子》这样的兵书，我不相信。我相信，军法和兵法，一定是军法在前，兵法在后，就像《诗》、《书》在诸子之前。从道理上讲，情况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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