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明中叶以降，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载力而言，全国人口总量已接近饱和，晋、徽、闽等局部地区初显人满为患的端倪，过剩人口开始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经300年积聚，至清乾隆末年，人口总量终于突破了农业生产力承载人口的极限。四处逃难求生的饥民犹如洪水蔓延全国。这些脱离了古典定居农耕生活模式的移民群体，逐渐生成了一个包括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脱离帝国制度控制的江湖社会。.
　　 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借参与推翻满清帝国，全面渗入军队、政治、商业和文化等上层社会，黑白两道渐行融会，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
　　 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本书以“江湖”解读中国，反思历史，剖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宽阔，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令人深思。...

序言.
第一章 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
一、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二、中国的江湖化
三、以“江湖”解读中国
四、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五、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六、“党”“网”之分
第二章 江湖是蜕化的“儒教”
一、两汉至宋元：江湖萌芽时期
二、明清：江湖成熟的时期
三、晚清民国：江湖的鼎盛时代
四、今日：命运叵测的分化
第三章 关系网
一、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二、关系好办事
三、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四、细说关系
五、关系的获得：十七种人脉与三个要件
六、关系技巧之不完全手册

　　有时候大脑白纸一张，反倒是好事，可以画清晰锐利的图像，譬如青年时代的我。.
　　那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在大学做单身老师，终日无忧、无虑、无钱、无势，既优游自在，也单调乏味。大学院墙外面的世界，仿佛康德的“彼岸世界”，明知它存在，却与我无关。日子久了，生出厌烦，年纪轻轻想寻求新鲜刺激，就跟着教授搞科技下乡。头一年，我们来到广东某县某镇，推广试管香蕉苗。农科站的朋友暗示此事要找书记镇长出面，我依入指点，分头到各个酒店寻找书记镇长。事后方知，本镇几个酒店都是红灯区，几位领导分别各领东家。领导原是地方一霸，逐得乡里高位后，就在自己酒店办公，足不出户，声色犬马，吃喝玩乐进行之中，靠电话和亲信把地方治理了。若放在今日，作者肯定见多不怪。不过自己当年白纸一张，回省城后仍然诧异不已。
　　在尚未判断此属个别，抑或普遍之余，实践又给我上新课了。第二年，我到福建担任一家民营公司负责人，上任第一课是拜见“地头蛇”——管人事的官员。官员约我酒楼见面，酒楼老板娘是台湾商人弃妇，又是官员姘妇，生得姿色动人，官员一边心不在焉应付我，一边手伸进美人衣服里上下翻滚，旁若无人。作者从小学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反倒无地自容。由于以前开过眼界，作者不再惊愕，却长了知识，知道此事并非个案。往后数年，作者愈见愈多，逐渐理出个条理，见怪不怪，明白人间存在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世界，那里有一个秘密社会，有自己的规矩和价值观，但是从不愿公之于世。
　　困惑之间，乃求助于史，读史使人明智。结果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读《太平广记·豪侠传》，读《金瓶梅》，读《水浒传》，读白莲教、罗教，读青红帮，读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乃中国江湖也，非正统社会，非正人君子的社会，而是正统社会外的泛泛乌合群体，以文豪范仲淹的概念，不属“庙堂之高”，而是江湖之远，远离正统，远离正义，但是拥有对社会的一定统治力。因为有统治力，才值得今人重视，值得政治家、社会学家、一切学者和读者的重视。这是一个被忽视的世界，一个在冥冥之中统治我们而浑然不觉的世界。
　　谈到江湖，不由得让人想起百年前的上海滩。当年上海滩，青红帮云集，一个瘪三吃一处码头、一处燕子窠、一处赌窟、一处烟馆，收保护费，替人消灾。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些地方，一个税员可以吃定一片税户，南方新民谚谓：“家里一个税务，全家致富”，从中可见一斑。一个交警，左手捏一把货车司机，右手捏一把私车族。出了车祸，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哪管公道与否。城管、卫生监督、音像稽查、户籍、治安、司法各界亦不乏见。百年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青红帮不在了，洪门天地会、哥老会不在了，但是吃码头、地头的社会模式依然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江湖帮会不在了，但是江湖灵魂还在，江湖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江湖化”了。就某种意义而言，百姓即是江湖，江湖寓于社会。..
　　说到上海滩，不能不提青红帮。说到青红帮，不能不提黄金荣这个法租界巡捕房总捕头，青帮老大。黄老板的公开身份是租界华捕头，上有租界当局，下有巡捕警队，吃俸禄维持租界治安。他的幕后身份是青帮大把头，徒子徒孙不计其数，都是把持一方码头的流氓瘪三。黄老板爱财，他的赚钱秘诀就是放手下流氓去商铺勒索捣乱滋事，然后他出面治理，结果商家出资，小流氓纳孝敬，租界洋人嘉奖，一石三鸟，社会各方面离不了他，形成一个倚重他的格局。倚重之下，财源滚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黄老板的技巧是利用公权制造了一个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局面。若非如此，倘若地痞流氓抓光了，就没有人纳孝敬费；没有流氓捣乱，商家也不会出资，黄老板到哪里拿钱?没有流氓捣乱，也显不出总捕头的本事，令洋人如何缺之不可?所以，剿灭流氓是一种利益最小化，不符合爱财的黄老板的利益，上海滩夜不闭户，警察巡捕就该失业了，警察可不会犯傻。什么才是利益最大化?就是维持流氓、商铺、租界当局三者的生态平衡，每日有流氓滋事，每日有商家出钱消灾，每日有黄探长的马仔前往摆平事端，举手投足之问，各方财源滚滚而来。这个故事一点儿不离奇，它就是江湖经济运作模式之一，百年后仍可运行。譬如，一位交警私下透露，某地方的交警治理交通秩序的要诀就是“放水养鱼”，从不把违章现象治理干净，一段时间狠狠抓一抓，说情的、送红包的准保蜂拥而至。然后见好就收，马路上交警寥寥，不抓违章，直到司机们再放松警惕，再来严打一阵。各行各业，依此类推。虽不能以偏概全，却也不在少数。这一松一紧，就像拉风箱似的，维持司机违章的持久习惯，伤疤刚好又来一刀，由此带来灰色收入最大化，同时也是驾车族支出最大化，这叫“战略性勒索”。作者估计谁也没有学黄金荣，纯属权力利益博弈使然；当年黄金荣可能也没有学谁，也属社会权力格局使然。
　　江湖是儒教国家的一种老年病，中国是儒教母国，所以中国是江湖重症区。儒教国家的特征，一是信奉家族主义，其结果诉求聚族而居、“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二是排斥技术创新，斥之“奇技淫巧”，结果农业技术徘徊，生产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此二者便是儒教操作系统的bug(虫子)，一种程序冲突。自春秋时期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国形成人满为患、人地紧张的格局，聚族而居的儒教家族社会开始解体，产生举国流窜的游民大潮。在这股大潮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江湖社会。
　　中国自古在豪侠和商人之中就存在江湖基因。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中期，大约在公元16世纪前后。然后，经过3D0年的发育和人口大盘调整，至清乾隆退位后的19世纪初，随着人口爆炸，江湖社会开始崛起、爆发。至20世纪初清末民国交际，江湖彻底颠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的主导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历程。
　　江湖是正统社会以外社会结构的泛称，仔细辨析，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称“秘密社会”，后者称“关系社会”。“秘密社会”奉行团体结构，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关系社会”奉行网络结构，以人际关系为联结依次蔓延，有不甚严格的人情习俗和面子习俗。二者都符合深层的社会结构规律，可以在社会交换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中找到内在逻辑。
　　如果说江湖化是一种社会病，那么中国罹患此症业已五百余年。古典中国奄奄一息，忍受机能衰竭、结构江湖化的折磨。江湖化是古典中国衰老的象征。古典中国正在江湖性解体之中，等候最后的判决。她是在全球竞争情势下的转型过程中消亡，还是在变化中创造性自我更新，首先看她能否克服江湖化，重塑社会的健康结构，重塑新格式的价值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江湖是蜕化的儒教，是儒教衰落后的阑尾赘物。一个江湖极端泛滥的国家，注定不可能实现强国富民，注定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本书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
　　这一切，都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中国。...
　　

　　一、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五点疑惑
　　疑惑何在？先从几个新民谚及社会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说起。其一日： “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书本上的东西。社会上没有用。”
　　从小听到这句话，作者就对身陷其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神秘莫测的幽深感，仿佛某种玄机深锁其中，社会的真相仿佛一团“迷雾”，散发着莫名的潮湿和黑暗。而另一方面， “迷雾”仿佛永远只是书呆子的“迷雾”，它对另一种人却是开放透明的，这种人练就一身“武林真功”，拥有超凡本领，置身层层浓雾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江湖”。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袖善舞。平心而论，人的本事有大有小，或飞黄腾达，或虎落平阳，本是常事。
　　这个社会迷雾氛围令人生疑，并不因为人生起落成败本身，而在于其中原因不让说，被一种集体无意识狠狠地捂盖住，结果变成书本里学不到的“少儿不宜”。这究竟是世界通例，还是中国国情？是真的“国情”？还是借口“国情”玩猫腻？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旦书本和社会脱节，那不叫书本，不叫学问。比方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道理的学问。既是研究社会道理，就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反过来说，若不反映社会现象，便不是真的社会学。一般而论，社会道理在书本里能学，书本上的道理在社会上也能用。到这一步，书本才是书本。不到这一步，书本不算书本。中国社会为什么在现实与书本之间有一道“沟”呢？这道“沟”又是什么？为何不让书本介入呢？其二日：“老实人吃亏”。
　　当下，父母经常教育初涉世的子女： “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哦”。孩子刚懂事，有些年轻父母常陷入这样的困惑：遇到孩子纠纷，究竟应该教以礼让，还是以牙还牙；假若挨同学揍，应该更狠地回揍他，还是告诉老师？
　　这也是一种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教育孩子就像囚犯过堂：当老实人挨揍，弄不好孩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教孩子揍人是学坏，弄不好把别人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不同父母，便有不同策略和博弈，建立不同的均衡，养成不同性格。
　　做老实人真的吃亏。去公共场所办事，老老实实排队吃亏，小滑头耍心眼插队占便宜；单位里，埋头苦干吃亏，拍马屁献殷勤反占便宜；良商卖真货赚不到钱，奸商卖假货次货占便宜；教授真做学问白辛苦，反而剽窃、买文章、耍花样的占便宜；本分学生老实考试吃亏，考场作弊的、花钱请“枪手”的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的公义原则和秩序性。但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