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治愈一切：津巴多时间观疗法[图书]

　　序1
　　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到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拜访，姑且称他为詹姆斯吧，他来访的原因是咨询在人前感到羞怯的问题。他身处人群中感到非常尴尬，我们讨论了这种情况的起因。在交谈过程中，他告诉我，几乎他碰到的每个人都会让他想起在过去曾经伤害或拒绝过他的某个人，所以他不敢冒险对他人敞开心扉。接下来他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情况，用他的话来说：他的生活就像80张幻灯片，这些幻灯片安置在他所谓的“心理幻灯投影仪”上。一旦投影开始，这些图片就被投射到他当前的意识中，而且遵循着一个可以预测和信赖的顺序。由此，他的当前感(present sense)是他的心理屏幕中的幻灯片，他的过去感是刚刚看过的幻灯片，而他的未来感(future sense)则由接下来的幻灯片所决定。听完他的描述，我马上想到，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刻画记忆的隐喻。
　　接下来他告诉我的情况令人非常不安：詹姆斯的幻灯片盘里全是消极经验的幻灯片，充斥着惨遭拒绝、各色失败、错失机遇、谬误、错误估计、经营失败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于是，他的当前感总是一桩过去的消极事件；他的过去感也总是一桩消极事件；他对未来预期的幻灯片，也总是一桩消极事件，可以从其过往经历预测到！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他的心理幻灯演示超出了意识能控制的范围—这种意识控制本应该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通过触发经验(triggering experience)来激活。由此，他会不断地观看那些由过去消极经验构成的可怕图片，而且它们是如此清晰逼真地播放，最终会深深地刻在詹姆斯的脑海里。
　　我绞尽脑汁地琢磨治疗计划，最后也拿出了一套方案。这套方案看起来很符合他那特殊的表象。我告诉詹姆斯，柯达公司已经研制出一个可以播放120张幻灯片的幻灯转盘。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给他的幻灯演示增加40张新的幻灯片。我鼓励他回顾他的记忆，找到具有积极色彩的任何事件：成功事件、生日宴会、良朋佳友、可口美食、电影和图书等。针对每一个他能回忆起来的积极图像，我们创建了相应的崭新的、清晰明亮的幻灯片，然后随机地插入到他的心理幻灯转盘中。尽管那些消极的东西仍旧盘踞在那里，但是也终归有了些偶尔的释放。他应该能够看到有许多正面人物、经验、成功等存在于他的生活中，这些能够帮助他对抗生活中负面的东西。
　　渐渐地，我们从最近的积极经验出发，用越来越多好的幻灯片替换掉坏的幻灯片。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当时即兴产生的治疗程序开始发挥功效。它给了詹姆斯一个更为平衡也更细致的生活概念，提高了他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这件事对我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鼓励我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时间取向特性的问题，以及每个个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那些概念对生活的真正影响。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开始热切地探索时间观(time perspective)各方面的问题。经过了两个令人着迷的十年(可以阅读第2章的相关内容)之后，时间理论(Temporal Theory)于1999年诞生，津巴多时间观量表(Zimbardo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ZTPI)也编制了出来。这是一个有效度的、可信赖的并且容易施测的工具，能够测量时间观方面的个体差异。
　　到2008年时，津巴多时间观量表已经为全球的众多研究者所使用。大众化水平也越来越高，其应用已经超出了专门针对心理学家的学术出版物的范围，针对公众出版的商业图书也越来越多。与约翰·博伊德(John Boyd)合著的《时间悖论》(Time Paradox)1可谓是令人振奋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众多的理论探索和最新开展研究项目。我原本想这可能是我在时间观问题上专业探索的结束，但事实远非如此—我还没有见到索德夫妇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时间观方面的工作。
　　索德夫妇在PTSD和时间观方面的工作
　　在2008年的时候，我针对图书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被列为一个工作坊的日程。那个工作坊是由夏威夷心理学会在檀香山举办的，这让我异常兴奋。在演讲结束时，我对讨论过程非常满意；并且非常期待在威基基的沙滩上来个日光浴。然而，正在我整装待发时，一个与会者走向我，看似对我讲到的某点极为感兴趣，激动得好像无法呼吸。事实上，他对我讲到的所有内容都极其感兴趣。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索德，是一名来自毛伊岛的治疗师。他说，多年来，他和妻子兼同事罗斯玛丽(昵称露丝)一直遵循的工作路线和我在《时间悖论》里的建议极其类似。他的工作对象是战后退伍军人，这些人多年来备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煎熬，有些患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迄今患病甚至超过了70年。这种疗法获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说，他将尝试使用我的建议作为治疗的策略，来对付那种可怕的折磨。我礼貌地给了他我的名片，并邀请他保持联系。我告诉他，如果他在信件的标题中注明“紧急”的字样，即使我很忙，也会及时回复他的信件。我原本想，他会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开始被我激动人心的讲话鼓动，不久热情就会渐渐消退。就这点而言，我大错特错了。
　　事实证明，我们的理查德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的话语充满了让人着迷的乐观和智慧。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奉献精神，促使他献身于拯救那些美国战后退伍军人于苦难之中的事业。他绝不满足于仅仅把他们从苦难与创伤中解救出来，而是要控制住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状况，使得他们重返充实而富有意义的人生。对他而言，仅仅把他们的消极状态转变为没有坏焦点(bad focus)的零状态(zero state)，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这些英勇的老兵能够恢复到积极状态，恢复到他们参军服役、献身国家之前的积极状态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地感到满意。这就是索德对于退伍老兵进行完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下的定义。
　　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初认为他的看法的确有点过激。我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尚未有任何完全奏效的治疗方案，他的方案应该最多也就是让人更能容忍煎熬。不过我仍然是个思想开放的怀疑主义者，期望我的上述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这被认为是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所必需的；早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接受研究生训练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一观点)。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做了大量的交流，各种想法奔涌而出。
　　现在，遵循着时间理论模型，索德夫妇开始把一种新形式的时间隐喻治疗方案付诸实践，用来治疗毛伊岛的来访者。虽然这让我深受鼓舞，但也谈不上变成了信奉者。他们的时间隐喻疗法围绕着来访者对其问题的重构而展开，这个重构过程是在想象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来访者从创伤性的过去中被“解放”出来，并顺利过渡到更为积极的现在和未来。索德夫妇将所有这些都放置在下述语境之中：强调生活中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观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他们的构想—能够灵活地进行时间区(time zone)的转换—似乎正推动着津巴多时间观量表进入一个崭新的和令人激动的实践应用领域。和以往一样，过去的那种科学家的观念使我对这种简单的治疗方法依旧保持怀疑的态度。
　　行动中的时间观疗法
　　从会议回到家后，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到来自索德夫妇病人的来信，他们向我描述了在治疗中体验到的那些惊人的变化。他们非常欣喜，多年来第一次能够享受来自妻子、家庭、朋友的快乐，享受各类活动、外出购物等。他们不再深陷于恐怖的过去，那些过去控制他们太久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计划着休假，去看望多年来忽略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不再停滞在过去，笑容也重新焕发。他们还非常期望能够分享这种转变的经验，来帮助那些仍然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煎熬的患者。
　　对于任何一种心理治疗而言，这种令人震惊的证据都是非常罕见的；在短暂的几个月治疗后就出现如此效果，则更加少见。然而，我的研究训练让我再次强调，必须有坚实的证据才能支撑这些个人陈述。于是，我鼓励索德夫妇和他们的同事去收集更多的证据，采用大样本范围的时间观疗法治疗的患者为对象，使用多种标准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测量工具，来获得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测量数据。他们做了上述工作，获得的数据也支撑了患者告诉我的那些结论：时间观疗法的影响是可测量的，而且这种影响在若干标准化测量上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它的确奏效！
　　它不仅仅行之有效，而且还具有长期的持续积极疗效，目前的疗效存续期至少达到三年。对大部分经过时间观治疗的老兵而言，这种积极的最初疗效在存续期基本得到了保留。可以预测，如果其后进行测量，在可能倒退的情况下偶尔进行补救，这些效果将持续更久，理想情况下会永久保留。
　　与此同时，其他的证据也不期而至。2009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美国心理学会大会上，我的报告围绕时间观问题展开，谈到了索德夫妇和他们针对老兵开展的突破性工作。当我扫视会议听众的时候，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正在向我挥手。她看起来非常兴奋，而且很明显想和我说些什么。当我结束了演讲后，她来到演讲台前，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就是曾经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也曾跟随索德夫妇进行时间观治疗。她说她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帮助，而且已经开始了新的人生。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惊讶，就是在这里，在多伦多，一个老兵确证了我在这个屋子里刚刚分享的观点，屋子里可是有着数以千计的心理健康专家！
　　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立刻把这个新型的治疗方法通告全世界，要不要让那些业已放弃希望的人重燃希望？我们是否应该给治疗师们提供这种新型疗法的指导，来补充他们的治疗协议？这种协议不仅仅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也包括了其他所有与时间同步的各类创伤和滥用。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迟一些宣布这个疗法，先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招募数百人为被试，使用随机任务分配和系统评估的方法，对时间观疗法和其他目前常用的疗法开展对比测验？
　　通常，我会极力游说同事们同意后一个观点。但是，这个颇有野心的项目需要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才能开展。这将是异常耗时费力的，至少要有一年的申请时间，附加上数年的时间来开展具体工作。所以，我们选择申请军队基金，将我们的治疗计划放在军队里面可测量的实践环境中；接下来就是写作这本书。现在，我们期待着从军队中获得符合期望的好消息。但是，在等待和期望的同时，我们也提前进行了一些工作，写作了现在你手里拿的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