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中之重的制造业现代经济应该具有非物质性,以及制造业在后工业时代无足轻重的说法,纯属是对基本现实的误读。
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1791
不计其数并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工业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也让人们感到压力重重,实际上,这还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情。在工业前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仅仅能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最富有者才会拥有单件生产或是小批量制造的高质量手工品。即便是当时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譬如砖、陶器或是最简单的纯金属物件,也会因为价格不菲而只能为极少数人所购买。而对于最贫穷的农民家庭来说,他们拥有的制造品就只限于几个饭锅和几件可怜巴巴的厨房用具,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张单人床,在以谷物为主食的社会里,每家还需要几个盛装粮食的容器,实际上,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依旧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步入工业社会最初的几十年里,城市新移民的全部财富也不过只有一件做工粗糙的火炉和几件简单的家具而已,且大多人也只有一件可换洗的衣服。对于物质文明的描绘和剖析,恐怕没有比《物质世界:一个全球家庭的写真》(Material World: A Global Family Portrait)一书更深刻、更贴切、也更有说服力的了。在这本书里,作为所在社会的典型代表,来自30个国家的家庭将全部财产陈列在他们的住所前,在这些家庭中,有些空空如也,有些财力充盈(Menzel,1994)。一组名为“成长”(Barber and Benson,2010)的系列摄影作品曾赢得皮克泰国际摄影大赛(Prix Pictet)的第三名,它从令人震撼的视角记述了贫富差距的力量。但是,最能体现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例证还是来自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该中心对美国人认为不可或缺的事物进行了民意调查。在这份必需品的名单中,1996~2006年增长比例最大的依次是微波炉(2006年,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生活中离不开微波炉,10年间增长了36%)、家用计算机、洗碗机、干衣机和家用空调(Taylor, Funk, and Clark,2006)。不过,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一切都经历了倒“U”型逆转:到2009年,上述商品的必要性程度均大大低于2006年(全部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Morin and Taylor,2009)。即便如此,仍有2/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干衣机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88%的人则认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
在以大生产商品作为社会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上,美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绝佳范例;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日渐富裕正在成为一件让美国人感到越来越压抑的事情。美国私人及政府囤积工业品的历史已有150年。在政府层面,我们想到的不应只限于联邦政府拥有的车辆、建筑物或是水坝,还应包括从间谍卫星、战斗机到航空母舰、核潜艇以及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各种军事武器。
在最初阶段,个人的实物性消费全部是为了改善生活标准(从电冰箱到电话,从电梯到疫苗,无一例外),不过,时至今日,人类的采购行为(精确地说是负债增加行为)却尽显奢侈浪费,但却品位全无,定制性法式豪宅、开悍马或民用型装甲车无疑就是这种趋势的极端体现。
而在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近期的炫耀性消费更是呈现井喷式增加。尽管这种消费模式还只局限于大都市的精英阶层,但这种消费的强度却让少数在总体上依旧处于极度贫困的国家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主流市场。至于成功的现代生活到底应如何定义,似乎已经毋庸置疑,那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工业品:尽管这些高档奢侈品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抱有奢望。因此,工业品的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听到人们说,后工业社会已经让工业沦为配角,因为强大的软件力量正在不断造就一个让链接、信息和知识超越于单纯物质的电子世界。客气地说,这种想法或许可以被称为误导;如果毫不客气地讲,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还有些人或许仍旧承认人类的物质需要,但却声称,后工业社会根本就没有必要制造任何东西,而且可以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工业产品。
几十年以来,全球化的倡导者始终在大声疾呼外包和国际贸易的好处,但这种安排本身就有其弊端(Bhagwati and Blinder,2009;Fletcher,2011)。将某些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的合理性绝不缺少例证,同样,证明对外贸易的可取性、有益性的示例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即便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如果抛开意识形态而无止境地追逐自由贸易,过度依赖进口或是不加选择地对整个工业实行外包,必将导致该经济体不断虚化和弱化。所谓制造业已不再重要,我们无需担心制造业的衰落,现代经济的繁荣源于服务,以及出口高附加值服务有助于确保进口工业品所需资金等种种言论,完全是无稽之谈。本章将阐述制造业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的典型地位。
工业化社会
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家庭里,很多财产是他们在生活中获得基本尊严的必要前提。床、盘子、刀具、杯子、鞋、肥皂和毛巾都属于这类物品。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会倍加珍惜隔热墙、保温好的门窗、坚固耐用的家具或火炉;天黑之后,功能齐全的厨房和整洁光明的灯具则成为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对那些通勤上下班的人来说,可靠的汽车(或自行车)、火车和地铁以及四通八达的公路是最基本的必需品。而构成物质消费的其他物品则属于可有可无的非必需品,如果认真对照一下这些非必需品,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当代北美家庭中觅得身影。
不过,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大部分财产则是居于两者之间,它们既非必需品,亦不代表任何富裕和奢华,但却会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舒适快乐。这类物品的范围更广,从小型家用电器到书籍,从花园用具到运动设施,从家具到复制音乐的小设备,形形色色,花样繁多。在传统社会中,尽管大多数人的主要时间花费在所处乡村或城市的狭小区域内,但大规模流动已日渐成为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商业事务或休假往往都需要进行长途旅行,而这就要求以同样的规模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原动机和各种运输工具的制造。
而这些物质需求则要涉及各种行业的制造业,它们要从世界各地获取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雇用数以亿计的工人,而且这样的工作永无止境,因为新产品总是层出不穷,不断取代陈旧或过时的老产品。考虑到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不计其数(目前全球能进行高端消费的人数约为15亿人,达到中等消费水平的人数约为20亿人),为此,制造业只能放弃它本身拉丁词根所代表的内容,即 “手工制作”。在今天的市场上,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物品由手工制作,高水平的机器化和自动化以及电动工具无处不在,让机器成为标准,也让人类可以凭借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手工制作”这个概念早已经成为陈年往事。
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消耗的食品。在传统的生存型社会中,农民种植农作物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消费对象往往是在地域遥远的市场,与此同时,随着肉类及乳品摄入量在比例上的提高,大部分农作物实际上仅用于家畜饲养,而非直接用于人类消费。这样的安排就需要大规模地生产人造化肥、杀虫剂以及除草剂等物品,以维持农作物的高产;为实现及时高效的耕种、栽培及收割,需要大批量地生产拖拉机、插秧机和联合收割机;为了将农产品从产地运送到距离遥远的市场,需要大量的卡车和货轮。由于这些农机农具的存在,地球才得以养活70亿人口,为近20亿人提供充裕的食品供给,并将全球营养不良者的数量减少到不足10亿人(Smil,2001,2011)。
其他生存必需品还包括家庭、工业所需要的能源供给,与能源供给相关的钻探设备、油泵、油气压缩机、油井套筒、输油管线、油罐和炼油厂,以及为提取、加工和输送石油天然气提供必要条件的煤矿、选煤厂、卡车、火车和大型货轮等。最终利用这些能源的工具则包括为大型发电涡轮机提供增压蒸汽的锅炉、炼炉和原动机: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能源转换方式,为货轮提供动力的大型柴油发动机是最有效的动力转换方式,而商用飞机发动机则是最可靠的动力系统(Smil,2010)。当然,发挥这种最终用途的最大一个类别还是机器设备、工器具以及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动能和电磁能的光电设施。
或许还可以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两个端点,出生和死亡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种种事物:床单、手套、听诊器、注射器、药品,以及绘制每个衰老者心跳直至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心率监视器。在一个多数人脱离“制作东西”这个人类基本活动的社会里,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还是有必要重申: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现为我们对形形色色有形产品的依赖,也就是说,通过熔化、精化提炼、化学反应、分离以及合成等手段,首先将原材料首先转化为各种中间品,这些中间产品五花八门,从金属到塑料,从木材到面粉,几乎面面俱到,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工,形成最终产品并通过装配获得可交换的物品。
上述定义只是采用了接近于官方对生产性活动的定义,而没有使用一个还不算理想的术语:制造业。美国统计局将制造业定义为这样一个行业门类:“通过一系列的机械、物理或化学过程,将材料、物质或零部件转换为新产品的生产部门。对于工业品零部件的组装,除应归属于‘第23节,建筑业’以外的活动也被视为制造业。”(USBC,2010)这个官方定义将制造业描绘为:以动力驱动机器及材料加工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厂、设施、加工厂等制造型生产机构,这就涉及制造性活动具有机器和人类两个要素兼具的特征。此外,个人或家庭作坊以手工方式将材料或物质转化为新产品的活动,以及面包房、糖果店和零售店等直接向普通大众出售上述产品的个人或家庭,也被纳入到制造业的范畴。这个定义确实有点含混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是它的内涵和界限。事实上,所有现代制造业还要涉及管理、薪酬和会计等问题,而且它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设计创新、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载体实现零部件的即时运输。一项国际对比性研究显示,2005年,美国制造商向外部公司采购的服务额约占全国工业品价值增值量的30%,在欧美主要成员国,这个比例在23%~29%之间。另一项研究则表明,2008年,在制造业领域,与服务相关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制造业总就业人口的53%,德国、法国和英国在44%~50%之间,日本为32%(Levinson,2012)。因此,对于美国的制造商而言,他们在实际生产运营部门吸纳的就业量略低于服务性部门吸纳的总就业量。
尽管现代工程创造的很多产品在表面上依旧没有摆脱其鼻祖,但现代产品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是由一系列零部件和服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汽车就是这种巨变的典型示范:尽管它们依旧是复杂的机械构造物(目前的汽车大约由3万个零部件构成),但是到了现代,从发动机运行到气囊配置等各种功能则全部由计算机控制实现,而它们所需要的软件甚至比战斗机或喷气式客机的操纵软件更复杂(Charette,2009)。1977年,通用汽车第一次在“奥兹莫尔比”汽车上配置了电子控制设备(ECU),今天,即便是最便宜的汽车也要配备30~50个电控设备,而这又需要1 000万条指令代码,而高档豪华汽车配置的70~100个电控设备则需要近1亿条指令代码,相比之下,操纵波音787航空电子设备和机上支持系统的代码却只有650万条,美国空军的F-35战斗机的指令代码更是只有570万条。
今天,电子元器件及软件在高档汽车成本中占据的比例高达40%,仅软件开发本身的成本即高达15%,换句话说,每条指令代码的成本为10美元,这意味着,一款新型汽车正式出厂之前的投入成本大约为10亿美元。汽车早已经演化为一种离不开复杂软件的机电结合体。正因为这样,乔治·塔西(Tassey,2010)才认为,我们应该把制造业看做一种价值流,而不是战略,但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采用的操作性定义和数据收集过程却无法反映这些复杂的现实。
. 对于由制造型企业提供的这些关联性服务,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将其划分为“附属性”业务,属于制造性活动。但“如果由单独的机构提供服务,且服务为该机构的主营业务,那么NAICS则不再将该机构划分为制造业”(NAICS,2008)。目前,不管规模大小,很多制造型企业均大量采取了外包策略,不仅涉及市场调研和薪酬管理,甚至还包括产品的设计和研发(MacPherson and Vanchan,2010),以至于它已成为价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还不止于此:将制造业定义为将材料转换为新产品的核心,在于如何定义何为“新”,而这就有赖于对边界的主观设定。
实际上,NAICS就是一系列可被视为提供新产品的活动,从牛奶的瓶装和灭菌,海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到服装批发、印刷或预制混凝土生产,再到电镀、机器零部件的改制和轮胎翻新,皆包括在内。尽管这个目录中未包含伐木和农业似乎并不意外,但NAICS确实也漏掉了很多理应被纳入制造业的活动,譬如选矿(被归入矿业),在建设工地现场进行的建筑装配(归入建筑业),零担货物及小批量分销(归入批发业)以及金属定制切割和计算机定制组装(归入零售贸易),而出版以及出版和印刷的兼营活动(归入信息类)则因“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体现为其信息内容,而非产品的分发格式(即书籍或软件存储体)”,而没有被划入制造业(USBC,2010)。
毫无疑问,上述事实表明,对制造业作出更符合现实、客观且更具包容性的定义不仅具有统计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考量整个门类的真实绩效,为制定行业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van Opstal,2010)。此外,考察这两个行业产量的方法也存在差异。制造业的产量是一个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它对外部的采购价值,或是等于该部门的销售额减去购买原材料、中间材料和能源的价值。即便是在某些服务(如会计和设计),甚至是实际生产由零售商而不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情况下,依旧采取这种计算方法。相比之下,商品产值则等于国内生产产品的支出与全部商品进口额之和,再扣除生产出口商品的成本。
这些方法显然是不一致的,对于后者,商品产值的核算不仅包括进口商品的零售成本(被扣除进口额的总和是指对外国产品生产及运输支付的成本,而非购买价格),还包含国内运输、营销及运行的融资成本。查尔斯·斯坦德尔(Steindel,2004)发现,相对于制造业产量,美国的商品产值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增长状态。他认为,这种令人费解的分歧源于如下三个原因:进口商品份额的持续增加,商品销售额中服务成分的提高,以及服务要素在消费品出厂后营销过程中的比例相对于资本品价值的提高。
上述因素均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会让我们将制造业局限于一个抱残守缺的定义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现代制造业已高度机械化,甚至可以说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个事实,也丝毫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及程控设备目前已运用于制造业的每一个阶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概莫能外。其次,在定量评价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占有的权重时,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对制造业边界的人为限定,但这种内涵上的缺陷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制造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在大型制造商在对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进行外包或分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持续增长的研发、高品质专用零部件的加工、定制化组装、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目前已普遍实行在线运行),现代制造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这种现象还会因“原产地”概念而显得越来越弱不禁风。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机器设备也可能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而制造这些零部件的材料和元件同样有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因此,任何试图指定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如果按目前的通行做法,将原产地指定为完成最终组装工序所在的国家,这就会人为扩大该国的出口额。2009年,安德鲁·拉斯维勒对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物料清单进行的分解,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
iPhone的关键零部件包括内存卡、屏幕、摄像头、收发器和接收器,这些元部件分别来自日本的东芝(Toshiba)、德国的英飞凌(Infineon)、美国的博通(Broadcom)和恒忆(Numonyx)以及韩国的三星(Samsung),而最终组装则是由中国台湾鸿海精密科技集团通过旗下设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富士康公司完成的。2009年,按全部制造成本计算,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进行的组装工序费用在全部成本中占据的比例还不足4%,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价值增值给美国带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7 500万美元,而在这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实现了价值转移,其中3/4以上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及美国。
在追溯美国工业生产的历史之前,我必须澄清长期以来有关现代制造业的两个谬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上都在不断减少产品的重量,这就使得执行相同经济效能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工业品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因此制造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萎缩。比如说,有价证券的无纸化已彻底完成:企业或证券经纪商已不再发行纸质的有价证券,全部证券均采用电子账簿形式。而且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计算机容量和性能之间具有反向关系。1981年,IBM推出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只配置了16KB内存,计算机的重量为113千克,也就是说,每字节的重量为07克(IBM,2011)。但是在2011年,也就是我开始创作本书的时候,4G内存的戴尔笔记本的重量仅为36千克,这就相当于每字节内存容量的重量只有09微克(1克的10的-6次方)。
在30年的时间里,这种非物质化运动将计算机单位内存的重量减少到只有1981年时的13×10-9!1981年,全球范围内销售了200万台个人计算机,它们的重量合计接近2万吨,而总的内存量还不足30G;而对于2011年全球销售的3亿台计算机,其总重量却只有120吨,仅相当于1981年当年销售计算机重量的1/60,而内存总量却超过了1E字节(100亿亿),足足增加到原来的3 000万倍。按照1981年的重量/内存容量比,2011年全球销售计算机的重量应为840千兆吨,这足足相当于全球每年耗用的金属、塑料、玻璃和半导体材料总量的两个数量级,或者说,约为美国每年消耗材料总量的200倍。
但这又是一个极端特殊的例子:随着微处理器上对晶体管的包装越来越密实,摆脱e世界的趋势也成为不争的现实,这种现象在制造业其他任何重要领域中都没有发生过。尽管重大突破在现代制造业的很多分支中已司空见惯,但重量—性能比较原来下降了7个数量级这一事实,在其他重要领域却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是黑色冶金或是有色冶金,抑或是化工合成、家具制造还是食品加工,均不例外。实际上,在非电子制造业的大多数分支中,这种重量—性能比呈数量级的减少都是不寻常的(也就是说,新的设计只需上一代产品1/10的重量,即可达到相同的性能)。
这种成功最司空见惯的例子或许就是重型柴油发动机。1897年,第一台机器的质量功率比达到了330克/瓦,1910年,安装在远洋轮船上的第一台发动机的质量功率比约为120克/瓦,而今天,功效最大的船用柴油机已降低至30克/瓦,也就是说,整整降低了一个数量级(Wrtsil,2012;Smil,2010)。另一方面,产品单位功效所需质量大幅降低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乳饮料铝罐的质量到现代电力机场的质量—功率比,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为相对比重的下降,却丝毫未能减少对实体性材料需求的绝对数量。
现有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0年间,即便是那些拥有世界上最高人均资本消耗量的最发达经济体,也不得不面对材料总消耗量持续上涨的现实,而在人口最多、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对几乎每一种材料的需求量都出现了加速增长。因此,至少就各种金属、建筑材料、塑料或是各种生物材料而言,总体上并未出现全球性的非物质化。相反,面对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各类工业及消费品的人均需求量上涨相叠加的现实,即便是最显著的相对降低也难以避免绝对量的增加。
制造业与服务型经济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观点更直接,而且甚至比第一个观点更令人鄙夷:它彻底不考虑质量的降低,虽然没有将现代制造业看做是完全非必要的活动,但最多也只是视之为一种非必需性活动,因此,对于这样次要性活动创造的产品,对策当然也简单得多,不管是什么,只需从资源价格最低的国家进口即可,并以增值能力更强大的服务业支付进口款。目前,服务业已成为所有最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当下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制造业对GDP贡献率的下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Perry,2012)。
1973年,丹尼尔·贝尔和伊万·伊里奇首次提出“后工业时代”这个概念,当人们发现这个标签似乎最能描绘他们所处的现实和理想时,制造业自然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于是,制造业当然不必成为影响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因素,也不必成为一个国家长期目标的重要元素,如果对这一逻辑进一步引申,即可作出推论,低成本的国外供应商完全有能力满足全球经济的所有需求,上述观念之所以得到推崇,出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原因:以熵值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这已经为大部分经济学家所接受;以及对一个无可争议的现实作出的错误认识。
第一个理由源自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创造和维持现代社会的根基(Binswanger,2009)。就长期而言,现代经济的增长必要性不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按照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1971)的说法,该定律在所有物理学规律中最具经济指导意义。按照这一定律,可以按低熵值取得的物质才是关键变量,对任何一个理性社会而言,实现熵值减少量的最小化都应成为其头号目标。或许,我们还可以通过近期出版的部分书籍重述这个观点:物质非常重要(Geiser,2001),因此,我们不应不加选择地用有限燃料去维系经济增长这列已失控的列车(Czech,2000),坚持效率原则(Princen,2005),主张选择性消费(Princen, Maniates, and Conca,2002),以及通过加强自我控制(Slade,2006)而抛弃浪费文化(Offer,2006)。
按照最激进的观点,即便是最稳定的文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从热力学角度出发,唯一可接受的社会状态应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必须实现原材料产量的最小化(Georgescu-Roegen,1971)。而在不太激进的理论中,这些观点则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提倡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对“绿色经济”不同程度的探索,不以资源消耗来创造财富的服务型经济(Stahel,1997),主张经济的“去增长”(Flipo and Schneider,2008),换句话说,就是在非增长条件下创造繁荣经济(Victor 2008;Jackson,2009)。采取行动的时点或许就在此刻,因为加速转型的时代已经开始(Morgan,2010)。显然,任何材料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都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现代制造业的衰退则有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性这个长期目标。
至于认为制造业的衰退无足轻重的理由还有另一个层面,而且也是最常见和最广为接受的:它们认为,制造业地位的下降,是让经济洗心革面,走上预期轨道的必经之路,这是人类社会翘首以盼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标志就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持续减少,与之相对应的趋势,则是服务业地位的持续增长。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种是蒸蒸日上,一种是江河日下,它们共同构建起现代经济的基石。在德国,制造业对GDP的价值贡献率在1970年曾一度达到32%左右。到2000年,这个比例已降至21%,2010年进一步减少为189%。而日本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在这几个时点分别为35%、22%和212%(UN,2012)。
在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27%下降至1970年的不足23%,到2000年进一步减少为133%;在经历了2007年小幅上升到141%之后,2009年便重新落至129%;随后,在2010年再度反弹至135%。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对比的依据均为联合国ISIC(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其中制造业属于D类)分类数据。相比之下,采用NAICS系统中行业编码为31-33的数据计算,美国国内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更低:其中,2000年为142%,2009年为112%,2010年为117%,2011年为122%;在扣除美国市场产品中来自外国的零部件之后,这个占比仅为11%(USBC,2012a)。2011年,政府服务对GDP的贡献率约为13%,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和不动产)成为贡献率最高的行业,约为20%,全部服务业(包括各类贸易)为美国的GDP贡献了77%的份额。
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并不是唯一被唱衰的行业。农、林、渔业对经济产值的贡献率甚至更低:2010年,它们仅为美国和德国创造了1%的GDP,为日本创造了不到15%的GDP,法国的情况算是最好了,但也只有2%(UN,2012)。上述简单的回顾足以表明如此低的比例显然不适于评价农、林、渔业对多人口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法国或德国的农场或是失去来自世界头号谷物、肉类生产大国,以及美国的农产品进口,欧盟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样。
2011年,尽管美国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2%,但如果就此认为,如此低的GDP贡献率会让农业成为经济中的边缘性行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失去来自农业的这个贡献率与减少相同比例的金融服务业贡献率,两者带来的后果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农业贡献率减少1%和金融业贡献率减少1%,当然是不可比的,前者将带来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饥饿与死亡,因为全球市场的粮食供给还不足以满足美国的进口,即便是巴西也无力承受美国进口的消失。而后者造成的损失已在2009~2011年期间成为现实,尽管经济已开始温和复苏,逐渐走出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期间,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还是减少了14%。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损失全部由那些投机性衍生交易来承担,那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类交易正是酿成近期一系列经济危境的罪魁祸首。
因此,以GDP贡献率的减少来判断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显然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因为制造业给经济带来的收益是其他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比拟的(Duesterberg and Preeg,2003;MI,2009)。毕竟,制造业可以创造出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产业链,它们不仅吸纳了很多传统职业(如会计和职业培训),还造就了很多全新的就业机会(如电子商务)。因此,每增加1美元的制造品销售额,就可以附带创造出价值140美元的其他经济活动,而运输业的附带价值创造率则是1美元,零售业、专业服务及商业服务的1美元最终产品销售额创造的附加价值更是不足60美分(MI,2009)。
考虑到它本身就需要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以及它和智力服务、运输及批发零售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制造业也为支持和扩大在职培训及教育提供了强大动力:由此看来,制造业的损失意味着职业技能教育领域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后者则占据了研发开支的2/3,而它的衰落又意味着创新能力和经济乘数效应的损失。此外,制造业还是实现贸易优势的必要条件,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如果缺乏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贸易,要创建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是不可想象的(Atkinson et al,2012)。以美国为例,工业制造品的进口是造成其贸易逆差的头号根源,在美国的贸易密集度相对较低这一特殊情况下,填平这个鸿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扩大制造品的出口。
由此可见,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中,稳固制造业地位的基础在于认清三个基本事实。首先,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制造业始终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基本动力,反过来,技术创新又是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根源。其次,尽管业务大规模迁徙海外,劳动用工大量裁减,且很多兴旺一时的门类(如服装生产、消费电子、皮革商品、机器设备和原钢)深度退化,但美国制造业依旧很好地诠释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内涵,在绝对增加值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仍处于增长状态,一旦逆转这种长期趋势,注定会让美国面对更难于应对的社会和经济挑战。第三,尽管相对有限的制造业出口是形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如果制造行业进一步倒退,只会彻底击碎实现反戈一击的最后一线希望。
第一个现实表明,我们必须承认,制造业是1865年之后美国、乃至全世界实现经济增长的当之无愧的发动机。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制造业让美国成为世界的头号大众消费社会,这足以彰显它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那么,美国制造业到底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呢?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Rostow,1990);但是到了1956年,人们的思维发生了变化,阿波罗默维茨(Abramovitz,1956)认为,对于1870年以来实现的人均产量增长,这种组合只能解释其中的10%,而对于美国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它所带来的贡献也不超过20%。
剩余的大部分贡献,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就只能归功于技术进步了,对此,索洛(Solow,1957)最早进行了量化计算,结果令人震惊:美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在1909~1949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其中,88%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广义上的技术变革,只有剩下屈指可数的12%才是资本强度提高带来的产物。在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索洛称:“单位劳动力投入带来的永久性产出增长,完全依赖于最广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Solow,1987)丹尼森(Denison,1985)发现,对于美国在1929~1982年期间实现的经济增长中,55%源于知识进步,16%归功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18%来自规模经济效应。考虑到后两个变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技术进步,毕竟,是机器化大生产释放出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丹尼森的这番话理解为,创新为这一期间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至少不低于75%。
早期关于TFP的研究始终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它们认为,新的思想和观点来自外部,并最终为企业家所采纳并予以内部化。这种观点忽略了工业企业内部实现持续性创新的很多途径以及厂商、创新者和市场之间的互动。最早提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经济学家是阿罗(Arrow,1962),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体内部之前的行为所引发的,这种观点又被下一代经济学家普遍接受(Romer,1990)。但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则在1991年指出,索洛对残余贡献的分解并不适合于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根源,因为可识别变量并不独立,而是动态关联的,此外,他们还认为,所谓的外生与内生之争,不过是来自于外部的人为分割,并不是出于对现实的描述。
随后,索洛在2000年指出,将经济增长速度归结为依赖一个可被政策人为操控的简单变量的函数,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而且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撑。不过,更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尽管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迎来了研发、人力资本的巨大增长和以实现技术创新为目标的资金大潮,但却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率与之匹配的改善。1999年,艾沃·第卢和卢克·索特(Da Loo and Luc Soete,1999)对战后的高研发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这种非关联性作出了解释,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强调的不是产品创新,而是产品差异化,它虽然会改善消费者福利,但却无助于经济增长。
对于技术创新之于经济增长率到底会带来何等效应,最让当下理论界纠结的是,对微处理器近乎一致的接受和采纳并未促使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实现大幅改善。对此,保罗·大卫(David,1990)以发电业走过的历史路径为例进行了解释,他指出,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发电才对制造业生产率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这足足比商业发电的出现滞后了40年。从1973~1995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5%,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低水平的增长率出现转机,达到25%,几乎恢复到1960~1973年期间的水平(Dale et al,2002)。
或许,尽管我们找不到完美无瑕的方式分解个别因素对推动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经济增长最恒久的动力在于创新,而不是劳动力或者资本。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制造业是现代西方社会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而且这个行业也始终是实现独立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核心领域。19世纪末,制造性企业成为第一批在工厂和实验室开展系统性研究的实体,正是从这些简陋得令人不可思议的活动中,培育出了现代化的研发机构。
尽管政府已成为这些研究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借助于国家性研究机构、大学以及行业补贴),但它们更关注的焦点依旧是工业或制造业(尤其是政府在削减军费开支之后)。2007年,全球研发费用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60%的部分发生于工业:在美国,约67%的研发开支来自美国工业界;欧盟国家的平均比例约为55%(但德国则接近70%),东亚地区超过60%(NSF,2010)。另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最大的1 400家公司在2007年的研发开支高达5 450亿美元,其中,全球100强占到总研发开支的60%。
不管是现代农业、运输业还是通信业,在这些非工业实现伟大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创新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如果没有哈伯-博施的合成氨工艺,没有杀虫剂和除草剂,没有包括灌溉泵在内的各种农业机械,全球农业根本就无力养活70亿人口。如果没有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喷气式飞机,洲际旅行不可能变得如此便捷。没有柴油机驱动的大型油轮、货轮和集装箱货船,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大宗商品和无数制造品的运输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微处理器,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实时通信,就不会存在如此方便、快速的以数据储存和处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而微处理器的出现,又注定离不开先于其10年出现的集成电路,而后者的前提则是硅材料晶体管的商品化。
最能反映这种根本性因果关系的方式,或许不是使用技术进步、发明或者创新这样的辞藻,而是一个更广义、更基础的词汇,即乔·莫基尔(Mokyr,2002)所说的“有益知识”(useful knowledge),而且敢于承认,只有凭借前所未有的“进取和执着”去运用这些知识,才有可能“创造出现代物质世界”。我们务必要提醒那些认为现代社会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独享繁荣的人:制造业不仅是把这种有益知识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基本模式,而且在这种知识演化为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诸多便捷服务的过程中,制造业同样是最根本的手段。
其次,美国制造业的庞大规模通过国民经济数据便可略见端倪。如以不变的价格计算(2005年美元价格)并按官方汇率比较,美国制造业依旧领跑全球,2010年的产值为1762万亿美元(中国为165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UN,2012)。如按当前币值(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中国的制造业在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中国为1922万亿美元,美国为1856万亿美元),但人均差异依旧显著(超过4倍),美国2010年的人均制造业产值约为6 000美元,而中国约为1 400美元。此外,尽管美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值高于法国(4 100美元)、加拿大(4 900美元)和意大利(5 200美元),但比德国(7 600美元)低20%,比日本(8 500美元)低25%。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美国制造业的规模:2010年,在全球经济中,仅有7个国家的GDP总和(按名义价格比较)超过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按此排名,美国仅稍微落后于巴西,但远超过加拿大;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进行排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排名第十,落后于法国,排在意大利之前,而且整个行业还在继续增长:如果按不变价格衡量,在1990~2010年期间增长了60%,接近GDP总额的增长率;2001~2010年期间增长23%,同期GDP总额的增长率为15%。但是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则是庞大的失业人口、大规模减员以及制造业的整体衰落。
第三个问题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国际贸易差额的详细情况。这或许最有助于我们认识如下观点的荒谬之处:制造业的进一步衰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甚微,因为软件、信息业、通信和数据管理等高附加值服务的出口收入,完全可以抵消制造品进口增加带来的成本——或者说,廉价进口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消导致国内制造业产能下降带来的影响。自1976年以来,美国始终与贸易逆差为伍,从当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近1 520亿美元,在1991年创下历史新低的310亿美元之后,到2006年再度大幅反弹至7 590亿美元;尽管经济衰退导致年度贸易逆差总额降至3 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10年,逆差重回5 000亿美元高位(USBC,2011b)。美国贸易差额占GDP的比例持续变化,1960年为07%,1970年为02%,1980年为-07%,1990年为-14%,2000年为-39%,2006年为-58%,2010年恢复到-34%。
在这段时期,美国的服务贸易始终维持正余额且持续增长,而商品(包括食品、燃料和原材料)贸易余额则延续为负,并在2006年全面恶化。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体系,2002~2008年期间的美国工业品出口增长了2/3(按名义价格计算),直到2009年才因经济衰退而下降了近20%,但2010年就几乎全面恢复。不过,制造业的进口在2002~2008年之间同样保持上涨,从而导致工业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2006年,贸易逆差冲上历史最高点的6 300亿美元,并在2010年维持高位,始终超过5 000亿美元(5 650亿美元),随后便在2011年再次创下新高,达到6 350亿美元(USBC,2012a)。尽管服务业的出口也缩小了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但还不足以填平制造业留下的巨大亏空。
服务出口用了11年才翻了一番,从1999年的2 690亿美元达到2010年的5 530亿美元,并在2011年接近6 060亿美元,这意味着,即便假设服务业的进口水平维持不变(2011年的近4 300亿美元),要抵消2011年的制造业贸易逆差,也必须将服务业贸易的正盈余增加到目前的35倍。显然,要避免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就必须让服务业出口的增速超过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速。以服务贸易的顺差彻底弥补商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尽管大幅提高制造品出口不太可能填平这个鸿沟,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鸿沟。之所以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工业品出口方面始终表现不佳,这也是我在本章结束时将要强调和解释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工业制造品的数量和影响力依旧是决定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尽管相对性的非物质化现象(按单位最终产品或是特定标准衡量)在当前社会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在总体规模还是人均水平上,现代经济或者说后工业时代经济从未展现出任何名副其实的非物质化趋势。我们不能只凭借它对一个国家GDP的贡献率来评价制造业的重要性,尽管这个比率确实在继续下跌;相反,这个行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源泉,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从相对意义上看,美国确实是一个出口“弱国”,因此,提高制造业出口水平或许不能彻底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肯定是重拾贸易均衡最有效的途径,至少可以大幅改变目前的巨额贸易逆差。
1904年,迈克尔·约瑟夫·欧文斯(Michael Joseph Owens)凭借玻璃成型机获得美国第766768号专利权证书。这项震惊世界的发明标志着美国制造业已经从手工制作正式转型为全面的机器化大批量生产。这项发明的专利图纸见如下网址:http://wwwshaorg/bottle/pdffiles/Owens1904patentpdf第二章
上升期:1865~1940年南北战争后,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美国经济成功地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创新性的制造型经济。
我是一个美国人,出生长大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县……所以说,在血统上,我是美国佬中最地道的美国佬——事实也的确如此;确实,我有点冷冰冰的……我进了那家大兵工厂,真正学会了本行;这一行的活计我都学过,什么东西都会做:枪支、左轮枪、加农炮、锅炉、发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能节省劳力的机械。跟你说吧,你想要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道理,没什么区别;如果还没有又快又新潮的方式做一样东西,我就会发明这种方法——就像滚圆木一样容易。
——马克·吐温,《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
1776年,13个殖民地宣布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11年后,他们颁布了标示这个新国家理想的《宪法》,这无疑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与新国家必定与弱工业相伴相随这一传统认识相悖的是,刚刚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McAllister,1989)。和平起平坐的欧洲列强一样,美国也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近80%的大多数国民都在从事以自给为主、少有盈余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大规模农业生产仅限于南方农场);尽管城市化的水平依旧很低,但是按人均规模衡量,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初期阶段,美国人就已经拥有了接近世界强国的最高收入水平。
作为前殖民统治者,英国在18世纪末就已经建立起更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个新兴国家不仅拥有大批工艺精湛的手工家庭作坊,还有着令人敬畏的造船能力,而且它的生铁产量也占据全球总产量的15%左右。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然禀赋独一无二,南北战争(1861~1865年)刚一结束,美国便迅速进入工业化进程,且发展速度令众多欧洲列强无不汗颜。回首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少可以说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生产总值既已超过英国,而且美国已经逐渐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霸主(Maddison,2007)。
考虑到当时的英国已建立起庞大而全面的制造业,因此,美国的赶超自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1870年时,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还占据近1/3的份额,而美国在当时的比例还不足1/4,不过,进入19世纪80年代末,这个顺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份额达到了36%左右,相比之下,英国的份额则下降到不足15%。在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之后,美国在随后的120年里始终维持着世界制造业霸主的地位。尽管2010年坊间纷纷传闻,美国已经把制造业老大的位置拱手让给了中国,但这仅限于我们按当前美元价格衡量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为1923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856万亿美元;但是按2005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依旧领先于中国,为1763万亿美元,而中国则是1665万亿美元(UN,2012)。
那些认为可以通过物理透镜认识经济发展的人总会迫不及待地指出,如果没有能源消耗量的巨大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而这种增长则伴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型:生物燃料(木材和木炭)和生命能量(人和动物的肌肉)被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机器原动机(水轮机、汽轮机和内燃机)以及电力(在制造业,使用上述能量形式驱动电动机,并用于照明及通风设备)所取代。从1865~1900年,基础能源的年均耗油量几乎增加了11倍,人均耗油量也接近翻了3番。但是,用锅炉和火炉燃烧煤炭的发热效率高于用火炉和壁炉燃烧木材,而且电灯泡的能源转换效率也远远高于蜡烛和煤油灯,因此,有用能量(热能、动能和光能)的人均供给量至少翻了5倍。
能量转换效率的提高,也可以解释美国经济的能源强度(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里下降了25%。这一趋势曾在1900年后出现过短暂逆转,当时,随着工业和家庭的电气化以及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增加了全社会的化石燃料需求量。通过历史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确定美国的化石燃料燃烧量超过木材消耗量的确切年份(Schurr and Netschert,1960)。在19世纪40年代初之前,煤炭对美国主要能源产量的贡献率仅为5%,并在10年之后增加到10%。到70年代初,煤炭在总能耗中的比例进一步增长到1/3,并在1885年达到50%。1859年,美国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开采原油,到70年代初,原油在全部能源中的比例仅为2%;1884年,美国两种化石燃料(天然气)总产量提供的能源第一次超过木材。在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木材的重要性急剧下滑,到1900年,对美国能源的贡献率下降到20%左右。
但不管有多富饶,能源本身都不足以将美国推上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相反,美国在1865年之后实现飞跃的主要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这些进步不仅让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也让美国在新发明的商业化、创造全新行业、推行新生产模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成为领导者。一个多世纪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仍在受益于其中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发明。而且从劳动生产率上看,美国的制造业根本就不必追赶英国。
正如斯蒂夫·布罗德贝里(Broadberry,1994)所言,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到1860年,已经比英国高出了一倍多;随后的工业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从1870~1900年的30年间,美国与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趋势,而是一直徘徊在180%~200%之间。根据1907年(英国)和1909年(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两国的行业差距主要体现在汽车制造(超过4倍)、冶金以及建筑材料生产和造纸业等领域。这些巨大的差异贯穿于整个20世纪: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约为英国的25倍(Broadberry,1998)。
在回顾过去150年美国制造业成长史的时候,我们将遵循一个简单的套路。对每一时期,我们首先看看该期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分别按绝对值、人均值、增长率及行业产地)及制造业的基础数据(总增加值、10年间增长率、生产率变化率及进出口额),随后再关注特定时期在若干标志性关键领域取得的成就。对于1900年之前的几十年,我们将特别关注钢铁生产、19世纪工业化时期的标志性原材料以及始终主宰现代人类文明的若干主要金属等领域发生的创新;发电、电力输送及用电这个全新产业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出现和普及;在通信业新型机器、设备和工具的创新、商业设计及制造领域的开创性活动,以及该领域在20世纪的飞跃式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