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经济方略九步走
第1章
金丝手套下的铁拳
高瞻远瞩的新型外交战略以及有效的沟通有助于中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策略与务实地处理国际事务的同时坚持底线，这一战略可以形象地表达为“金丝手套下的铁拳”。
不可忽略的中国崛起
1.1.1经济奇迹为外交实力加码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令世人啧啧称奇。1980～2012年经济平均同比涨幅为9.9%，增速高企。截至2012年年底，名义GDP增至约为1980年时的27倍。如今中国GDP排名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中国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成功超越德国和日本。2010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权重接近15%，而1990年不到5%。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持续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强劲增长，而许多国家即使没有直接陷入衰退也遭遇了经济严重下滑的局面。基于我们对中国和美国未来十年经济将分别同比增长7%和2%的假设，加之人民币可能升值10%～15%，到2023年中国可能会实现质的飞跃。
中国的出口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目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1%，而1982年仅为1.1%，高于美国和欧元区的8%。同时中国的进口也呈上行趋势，目前占世界进口总量的10.1%，而美国和欧元区分别为12.7%和11.6%。中国外汇储备池规模庞大，到2013年6月底总计达3.5万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占世界储备的1/3多。中国由此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国。
在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及“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下，中国2012年对外投资总额达到878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6.3%，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近几年中国的累计境外投资猛增，2012年达到5319亿美元，约为2002年的18倍。海外投资头寸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5%上升至2012年的6.4%。
这一系列因素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和更大议价能力，表明中国的经济实力正逐渐转化为政治实力。中国已经在很多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多表决权，并且在金融危机后以及正在进行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日趋重要的稳定市场的角色。
1.1.2“不干涉”恐怕已过时
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及其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型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确定外交策略。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奉行的“不干涉”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日益显得不够灵活。日益提升的影响力和海外利益要求中国实施更多的干预和发挥更强的保护力。
美国伴随其在全球经济力量增强过程中外交政策的演变对我们有积极借鉴。分析美国从最初时的孤立主义到后来门罗主义的历史性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国家在向超级大国迈进的过程中，其外交政策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外资产规模而演进的。
美国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海外布局较少且军事实力较弱，美国采用中立和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与其海外布局和投资强化并行，从1823年起采用门罗主义的对外政策，虽然仍是一种防御模式但却更为坚定而自信。门罗主义旨在打消欧洲对北美和南美殖民的念头。门罗主义是对外政策宣言，声称欧洲强国未来在美洲的任何侵略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一种威胁。本质上是希望欧洲强国远离美洲，以换取美国不干预欧洲政治和现有的殖民地。这个阶段美国的对外政策发展，也许类似地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的态度：由于海外利益相对有限，侧重点主要放在保护国内利益上。
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成为超级大国。1904年罗斯福以加大干预力度的方式对门罗主义进行修订实属必然，因为当时美国的海外投资不断增多，占当时GDP的比重升至5%以上，与中国现在的数据相近。很多人将此看作是美国放弃之前的防御立场，向更积极主张地区控制权转变。从干预美洲的不稳定局面开始，美国的战略暗自转向有围堵意味的先发制人策略，为旨在保护美国国家利益而对他国事务指手划脚并在必要的时刻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了依据。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实力不断增强，门罗主义在其创立之初制定的防御性越来越坚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时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类似，刚刚完成其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基础设施，人均GDP约为4000～5000美元，海外投资约占GDP的5%。
随着中国崛起，海外利益逐渐增多，中国亟须建立新的外交战略，在新的国际结构和环境下，应对其新地位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1.2
摂以促进合作与外交，这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渠道。
通过三十多年无比快速的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力争在未来三十年内完成花费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转型过程，即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制造大国向更具消费导向性的社会转型。中国的崛起及其从各个发展阶段转型将意味着，管理对外事务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决策者的安排和观点也有所不同，在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她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利益同时增强，因此在未来三十年改变对外政策的方向是必要的。
. 抛开军事实力等因素，经济实力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解决失业与提振增长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客在较量中的胜券所在，因此那些能帮助驱动全球增长并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国家，就成了游戏中的王牌。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拥有进一步增长的巨大潜力，这预示着此时正是中国打出经济战略牌的好时机与好机会，并由此运用多赢格局下的外交新战略。为此,中国首先需要确定其在全球竞争力金字塔中的动态定位，之后制定相应的与各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关系。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定义，竞争力分为三个大类：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医疗和初等教育在内的基本项目；包括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和市场规模在内的效率提升项目；以及创新和商业成熟度。图1-1的金字塔是对当前国际体系中一些主要国家的竞争力排名。目前美国排名第一并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继续保持首位。尽管有近期发生的金融危机，但美国依然排名第一，是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有高附加值，名义国民经济规模仍是全世界最大，具有良好的利润率。日本和德国处于第二级，属于发达经济体中具有较高竞争力的国家，但目前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继日本和德国之后的第三级是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已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或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与金砖四国（如俄罗斯和印度）属于第四梯队，与前三梯队的经济体相比，其效率和竞争力依然较低。由于开始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城市化过程还在继续，以及更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中国正逐步从竞争力的第四梯队向第三梯队迈进。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更高梯队以及与本梯队内关系的拿捏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中美、中欧、中俄、中日以及中国与新兴邻国的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几环。
1.2.1新型中美战略关系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经济纽带和越来越密切的文化纽带将两国牢牢绑在一起。但由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存在，两国关系时常紧张，这一趋势可能在未来继续延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和欧债危机持续期间，中国一夜之间俨然成为潜在超级大国这一讨论热点的中心。不断增多的讨论开始聚焦一个由中美两国（G2）主导的世界，即由美中两国作为新国际秩序中的两个超级大国负责拯救全球经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注定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塑造全球经济形态上扮演主要角色。
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崛起的大国，中国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个“心病”。美国总统奥巴马自上任以来，一直在推动重新定位于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政策，通常又被称为“中枢战略”。一份于2012年1月6日出炉的评估美国军事利益，题为《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力：21世纪的防卫重点》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将其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地区和东亚到印度洋和南亚地区的区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美国军事战略方向的调整对于中国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该地区任何其他大国。
中美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一段有趣的历程。可以说两国是一对相互并不信任，但又不可逆转地连在一起的连体婴；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相互之间并无信任。美国方面愿意进一步合作，同时希望避免中国以美国不喜欢的方式发展的风险，很明显美国希望中国的崛起对两国具有互补性，而不是以牺牲美国的繁荣和安全为代价。因此美国继续努力加强合作和贸易联系，同时试图通过遏制政策来对冲风险。美国已经加大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影响和存在，建立物理和经济缓冲地带。美国对中国尤其进行遏制的两个渠道都来自海上，一是在中国必须经过的海运航线建立存在，二是在能源大宗商品方面。另外美国正在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印度是中国的地区竞争对手，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的特征，可能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对冲手段。中国可以通过努力加强与邻国的联系来应对这一遏制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加上地域的毗邻，中国在与亚洲国家加强联系方面比美国有优势。
1.中美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潜力
美中两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互补性，因此两国在加强经济联系、改革经济结构和促进全球监管方面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潜在经济合作的领域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1）加强贸易联系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而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中美两国经济在大部分领域都具有互补性，利益相互紧密交织。过去数年来美国从中国廉价的产品和低成本的融资中受益不菲，并且只要中国继续扮演全球增长引擎的角色，美国都将继续受益。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潜力尚未发掘。中美双边贸易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渠道来推动其发展。
1）降低贸易保护主义
GTA（Global Trade Alert）统计了自从2008年11月以来各国累计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图1-2和图1-3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相互是对方贸易限制列表中的首要目标。中美两国在近几次的峰会中讨论了中国问题，双方都表达了降低仍在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意愿，并支持自由与公平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限制贸易保护措施在中美两国经济放缓之时将有助于推动其潜在增长。中美双方在降低双边贸易保护水平上有着共同利益。
2）解除高科技产品贸易限制
缩小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降低中国对美出口。要实现奥巴马在五年内将出口翻一番的雄伟计划，美国的自身利益应是取消对高科技和高科技产品的特定出口限制，同时促进服务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2013年访美时，重申中国希望美国积极取消这些限制。美国目前限制九个类别大约2 400种产品的出口，范围包括核、生物技术、电子、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航运和航空电子、海洋以及推进系统等。分步骤、分产品的循序渐进策略可能是两国之间逐步消除障碍的最好方式。在这一领域推进的最好方式是开发联合研究项目，关注各种技术的商业应用，发展与美国历史伙伴之间的关系，以及保持双方开放的心态。
美国政府最近在指责中国网络间谍问题上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白宫估计每年由于网络盗窃所导致的损失在2 500亿～1万亿美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议会将表决一项“大棒法案”，其允许追踪识别进行黑客和网络间谍活动的公司和国家，并计划禁止进口从这些活动中获益的产品。就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封存的货物价值而言，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受害者（见图1－2和图1－3）。
3）促进中间产品贸易
促进贸易关系的另一个方式可能是中间产品领域，例如机械设备。美国正处于再工业化过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例如卡特彼勒和通用电气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将有利于中国生产资本的现代化，并有利于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快速提高，同时世界上的其他贸易合伙也向中国提供与美国相同水平的技术，因而中美两国在技术交流方面尚未有明显的实际行动。但是锁定中间行业在发展交流方面的前景更加广阔。传统产业和原材料过度依赖价格竞争，因此仍然受到货币问题的阻碍。尖端行业则太敏感，面临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因此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发展的最大潜力必然在中间产业，即机械设备、制造、能源、基础设施、食品加工、电子、电力、化工、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等。
4）加入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已在2002年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降低了90%进口货物的关税。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在这个区域展示其存在，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推进多边与双边协定的进程最近有所加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是一项覆盖12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美国（谈判中）、澳大利亚（谈判中）、文莱（发起国）、加拿大（谈判中）、智利（发起国）、日本（谈判中）、马来西亚（谈判中）、墨西哥（谈判中）、新西兰（发起国）、秘鲁（谈判中）、新加坡（发起国）和越南（谈判中）。这些国家占了全球40%的贸易量。但这份协定一直被批评为对企业有利而损害工人权益，并且在保护知识产权上面特别严格，从而可能阻碍向贫穷国家提供便宜的药物。
美国在亚太地区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泰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以及此次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个地区施加一些贸易准则。美国欧盟自由贸易区也计划推行在环境、知识产权和医疗保健上的种种贸易准则，而这有可能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当作对付中国的贸易保护工具或作为地缘战略工具。在这个“遏制”比赛中，贸易准则将会被强制性统一规范，并使各国之间的贸易得到加强。
（2）促进共同战略行业发展
中国和美国都已确定中期需要发展的战略行业。中国“十二五”规划和奥巴马在金融危机后的产业政策所强调的领域有多处重合，显示两国之间合作的潜力巨大。这些产业涉及医疗保健、新能源、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等。
1）医疗保健
两国目前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控制医疗保障开支的相似挑战。两国对老年人口的保护都亟待改善。鉴于这些重点领域的存在，获取便宜的中国产品和双边技术转让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开放本国市场成为形成良性循环的前提。
2）新能源
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相当成熟。中方和美方已经在智能电网、大型风电开发项目、分布式能源、天然气、页岩气和生物燃料等多个方面达成协议。中国和欧美之间的太阳能面板贸易争端目前正在激化，但将不会阻碍双方在环境与能源开采方面的广泛合作，中美双方在减少氢氟化合物使用上达成的协定就是一个例证。
3）信息技术
两国在开发面向家庭的新型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方向类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而美国需要转让技术和高科技产品。
4）基础设施
这不仅包括建设项目，而且包括市政工程、公共交通、废弃物处理等方面。这个领域专长的交流将对双方都有利。
5）农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而中国是其最大的消费者。习主席也见证了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和美国农业部部长维尔萨克在2012年2月共同签署的一份为期5年的关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规划。农业是中美关系中最有前景的领域之一。
6）文化产品和多媒体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进展，以及中国对美国娱乐产业的大笔投资，宣告了两国在这个贸易领域的进展。大连万达影院在2012年以26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了美国AMC院线。一份来自Manatt，Phelps & Phillips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超过100名中美文化和多媒体行业专家，预测两国之间在这个行业的并购案例将会有大幅增长。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相关的娱乐产品需求，以及美国高度发达的娱乐市场对于两国的投资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7）金融活动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对美国金融行业来说是又一个发展机遇。商业银行、支付处理（信用卡）、投资银行、保险产品的服务供给将会在未来几年迅速发展。与中国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的进度一致，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服务出口与直接投资将会继续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总的来说，中国的银行将会在美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参与世界最发达金融市场将是获得美元计价资产、流动性和专业经验不可或缺的条件。欧洲银行在金融领域所面临的困境，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着一个抢占市场份额的机会。
（3）再平衡国内经济结构
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巨大挑战。两国领导人都承诺调整国内经济，即中国向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型，而美国进行再工业化，并降低杠杆。美中两国的目标具有互补性，可以通过贸易与投资共同努力降低国内经济的失衡情况。
协调优化中美政策组合尤为重要。在美国政府缩紧了其财政政策的同时，中国的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着对国内经济的支持。这样的全球政策组合应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推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在中国实施扩张性的以消费为导向的财政政策，并在美国实施偏向限制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一个经济政策协调的选项。而降低贸易失衡可以从货币政策入手，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协调两国的汇率政策。美国已经逐渐软化了其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上的语气，因人民币正保持着逐步升值的趋势。两国必须保持这种平衡，因其将降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并推动国内消费，同时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贸易政策也需协调。美国可以考虑解除在高科技产品上的出口限制。
储蓄方面，中美两国可以考虑共同开展行动来影响国内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而美国的储蓄率太低。两国可以推出医疗保健合作项目。医保花费的降低可能有助于降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为提高美国的储蓄率，政府可能通过减少财政支持来提高医保花费，同时这也是稳定债务的必要条件。合作项目也可以关注老龄化问题。不过当引起重视的是，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将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因实际汇率将更紧密追随宏观基本面的变化。汇率将有效地缓和冲击并纠正全球失衡。
（4）在全球层面协调优化政策组合
中国和美国合作的潜力和现状在解决双方关系问题上越来越强。两国其实在全球事务上合作的空间也非常巨大，这不仅是针对长期问题，也是针对短期紧迫问题比如如何在严重不确定时期稳定世界经济等。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和美国同步实施刺激政策，成为全球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中国的政策始终良好应对以风险增加、全球失业率上升为特征的全球形势。中国中央政府大力实施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为经济适用房、农村水土保持、节能减排等。该政策有利于稳定世界需求，同时提高经济潜力。而美国方面逐步向紧缩政策的过渡也成为稳定全球需求的另一个核心要素。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弥补了欧元区国家紧缩政策所导致的世界经济活动萎缩问题。
（5）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中美两国有着在金融领域合作的极大动力。中国金融市场的各个分支都正在经历高速增长，尽管其正在逐渐向市场化模式转变（表1-1展示了金融模型的各个类别，来自于世界经济论坛）。美国方面，金融活动的增速在2007～2009年危机过后的重组背景下有所下降。中国有着经济增长的惯性，而美国有着金融方面的丰富经验。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存在着战略性利益，因经济增长惯性和金融经验都将有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世界经济论坛对金融系统发展的调查报告也表明，中国金融系统的高度稳定性部分归功于经济高速增长和较少的金融危机次数。这也意味着，中国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进程必须保持逐步推进的步伐。
以下为中美两国最有前景的发展贸易与合作关系的领域。
1）保险行业
中国人寿与非人寿保险产品的渗透率非常之低。随着消费的增长，保险市场的潜力巨大。更高程度的保障有助于刺激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由于流动性与存款水平已处于高位，购买保险产品并不必然导致储蓄率的提高。
2）电子支付
支付处理将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其具体活动涉及到高科技。中国信用卡市场将会在今后几年内对外国支付公司开放。
3）资产证券化
美国在资产证券化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私人部门的高负债率（120%的GDP）为双方提供了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机会，这同时也释放了中国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部分资产。世界经济论坛的统计表明，中国的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7%，世界排名在50位左右，而美国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
4）货币市场
中国的M2/GDP比率为170%，位于世界前列，而美国M2/GDP比率只有60%，同时，中国货币市场产品的渗透率较低。这突显了两国在这个领域贸易与合作的巨大潜力。
5）金融衍生品
利率衍生品（掉期与期权）和外汇衍生品（掉期与期权）在中国的渗透率也很低。中国可以借助美国在此方面的丰富经验。
6）金融监管
中美两国在金融监管活动上的高度协作应当优先于双方在金融活动上的合作。
中美双方的金融合作也可以延伸到货币与公共债务领域。两国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因其将促进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并有助于减小全球贸易失衡。推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可能收益巨大，因其将减小人民币集团国家通过操纵本国货币汇率来抗衡中国竞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可以通过更大的全球发行债券能力来获得铸币税收入。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也将降低与美国公共债务有关的风险。中国期望美国能阐明其财政整顿的计划以确保国债价格的稳定。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将促成中国向更少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经济模式的转型。
1.2.2新型中欧战略关系
长期以来，中欧关系深厚。中欧目前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持续的欧债危机为中国在欧洲亟需帮助的时候向欧洲伸出援手提供了机会，并因此强化双方未来的联系。未来几年中国对欧洲投资料将加速增长。寻求在欧洲投资的投资者应将其投资锁定在工业或特定行业集群方面，而非以具体国家为目标。
1.强化中欧关系的关键点
我们认为多个因素使中欧关系比中美关系更简单：
美国的单边主义令中国和欧洲不悦；
与美国不同，欧洲未对中国采取围堵政策；
双方是纯粹的商业关系，更少受到军事问题的影响；
中国台湾及日本形势未对中欧关系造成任何影响；
欧洲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分散，因此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从一个更被动的立场上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受到与中国合作的鼓励；
美国和欧洲展开竞争，旨在向中国市场渗透；
中欧就强化市场监管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欧元区经常账户收支基本平衡意味着欧洲指责中国进行货币操纵的动机更小；
美国和欧洲在贸易争端中的分歧严重，因为双方的专业化结构大体相同；
中国和欧元区致力于保存欧元货币，更广泛而言，致力于推出新的全球货币以抵消与美元挂钩的特权，旨在实现其外汇储备组合的多元化；
与欧洲的联合项目能够在非洲带来新机会。
2.欧洲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欧洲实际上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向欧洲出口的产品包括机械、机械应用电子设备和纺织产品，而中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机械应用电子设备、车辆、飞机、船舶及相关运输设备。欧洲有望放松出口限制的可能性能够进一步促进双方的贸易联系。
尽管双方存在长期贸易联系而且贸易量巨大，但近期双方的贸易冲突有所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两家通讯设备公司已迅速追赶欧洲竞争对手如诺基亚和阿尔卡特，欧洲委员会于2012年年初开始对声称中国政府为这两家公司提供补贴的相关申诉展开调查。因为涉及敏感性行业，欧洲委员会（而非私人公司）也是首次主动参与此类诉讼，这一争端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各国更加武断地看待中国的贸易政策，并指责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是造成当前困境的原因。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11年达到1 560亿欧元，而2000年为490亿欧元。欧洲委员会也批评中国的稀土囤积战略，以及中国公共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程度不够。欧洲当局就进入欧洲境内航班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向所有航空公司（包括外国航空公司）征税的单边决定，也已使中欧关系紧张化。中国也表达了对欧盟向中国电信产品与太阳能面板征收巨额关税议案的强烈反对意见。在欧洲财务需求高企，欧洲需要中国方面提供越来越多帮助的背景下，这种紧张的贸易关系似乎自相矛盾。中国的最佳策略是避免与欧洲委员会直接对抗，同时通过与各国分别协商取得一些让步，因为各国往往以自己国家事务与利益优先使得它们采用与中国更为一致的策略。
3.中国在欧债危机期间扮演稳定世界经济的角色
中国通过投资周边国家政府债券以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给予欧元区支持，比如2011年购买60亿美元西班牙债券；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希腊的海港基础设施、葡萄牙的电网和能源公司。中国也积极参与开发了多个联合项目，如中石化与西班牙最大的石油公司Repsol之间的协议，其旨在扩大在拉美的石油勘探。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和非洲拥有重要的战略资产，而中国希望向这两个洲扩张。中国政府也提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或欧洲稳定机制（ESM）为救助方案提供直接支持的可能性。中国在稳定欧元区方面拥有战略利益，因为欧元大幅贬值可能导致竞争力明显下降，特别是来自德国的产品。除这种短期利益之外，危机期间伸以援手可能会促进未来的外交关系。
4.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将会加速
眼下也许是投资欧洲的好时机，特别是投资各类基础设施。为此中国政府或企业必须避免表现出“贪婪”资本家的形象。下面是最重要国家的最具竞争力的一些行业:
德国：汽车、发动机、制药、机械、电子、银行业、航空业、生物技术，借此打开东欧市场。
法国：所有基础设施（道路、海港、能源）、旅游、食品加工业、航空工业、水利行业、制药、银行业、奢侈品行业、特定核能能源，借此打开非洲市场。
英国：金融、汽车和汽车零部件、通讯、制药行业、能源，借此打开英联邦市场。
意大利：旅游基础设施、食品加工业、农业、汽车和发动机零部件、奢侈品行业，借此打开北非市场。
西班牙：旅游基础设施、通讯、食品加工业、汽车和发动机零部件、农产品、环保能源，借此打开南美市场。
葡萄牙：旅游基础设施、食品加工业、能源，借此打开南美市场 。
荷兰：海港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电子、化工行业、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希腊：旅游业、海港、炼油厂、食品加工、非有色金属。
爱尔兰：优惠税制度使之成为欧洲生产部门所在地的理想选择
除这些传统行业之外，欧洲银行业特别值得关注。欧洲银行遭遇缺少资金的问题，欧洲银行业管理局估计，截至2011年年底所需资本为1170亿欧元。这个数字现在可能会大幅上升，据估算可能在
3000亿～4 000亿欧元。中国投资者的首要战略将是投资于欧洲银行的新发行资本。不过目前市场缺乏信心可能会使这些业务具有不确定性。欧洲银行将缩小其国际布局，特别是在资本消耗最多的领域，如大型基建项目或全球企业，比如航空公司或能源公司项目的融资，而部分大型中资银行已开始接手此类业务活动来扩大其在相关领域的市场份额。
1.2.3 新型中俄战略关系
习近平主席以俄罗斯作为上任以来的第一站，就反映了近年来中俄战略纽带以及强化双边关系的重要性。除地缘战略问题之外，中俄上次峰会也宣布了中国政府和俄罗斯国有能源公司Rosneft之间的协议：计划将出口中国的石油数量提高200%，以换取中方的20亿美元贷款。两国也正在磋商一条跨国天然气管道项目。21世纪初以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后，中俄双边关系得到明显改善。该条约规划了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涉及国家统一和主权、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机构合作、军事技术、科学和技术、能源、交通、核能、金融、航空航天、信息技术、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文化交流，等等。
1.能源问题是中俄关系的核心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占俄罗斯石化燃料出口总收入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2%，增加到2035年的20%。连接俄罗斯和中国的管道已在2011年年底建成，从而可以从俄罗斯直接向中国出口石油，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国，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储国之一。与此同时，便宜的中国制造业产品在俄罗斯很受欢迎。
鉴于两国之间的互补性战略，加上两国在抵制美国遏制政策方面的共同利益，两国拥有很强的合作动机和潜力。能源是最有前景的行业，包括多个领域，如石油、天然气、水电、煤、核能技术等。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政府的财政状况随能源价格的变化而波动很大，如果能源价格下行，来自能源的税收将会下降，从而对政府预算造成压力。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持，乃至政府连任的机会，都严重依赖能源价格，因此对两国而言的最佳策略是订立有关能源进口的长期合同，帮助俄罗斯稳定价格，并保证中国的长期能源供应。2013年9月中俄宣布签订了一份天然气供应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俄罗斯将在未来十多年内通过东部管线向中方出口天然气。中俄就这份协议谈判了超过10年，并很可能已就价格达成了突破性的共识。中俄还宣布了将在航空、军事和能源领域推动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并将推动双边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
2.相似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以及类似的框架有利于贸易和投资关系
（1）中央权力仍然在两国发挥重要作用
中俄两国拥有相同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在许多领域的框架也相似。两国在冷战时期曾为盟国，随着各自的发展和成长，两国重建旧联盟并改善双边关系并不是没有可能性。
中央权力仍然在两国发挥重要作用。两国都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向更加市场导向型的经济转型，但中央政府仍然在行业和经济优先发展领域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强势使两国政府更容易协调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领域。
（2）两国政府都有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的共同利益
从这方面看，两国之间促进旅游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对双方都有吸引力。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仍属观察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是形成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最有前景的框架。这也将平衡美国通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影响。
（3）两国都有强大的国有综合企业和龙头企业
在这一背景下，两国龙头企业尤其有兴趣寻找潜在的战略合作关系，以建立全球领先地位。与能源有关的全球性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具有合作的机会。飞机工业、医疗保健或废弃物处理等行业也可以联合发展。
（4）社会保障需求
两国改善社会保障的需求表明了双方在医疗保健、基础设施、装备、教育和研究领域发展合作项目上有着共同利益。
（5）两国在外汇储备积累方面的政策也相同
由于两国都持有巨额的美元头寸，都认为需要抵制美国的遏制政策，中国和俄罗斯在许多领域都发出同样的声音。货币政策的协调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和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等方式进行改善。中俄两国还签署了一项有关用人民币或卢布进行双边贸易结算的协定。
（6）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国防和航天工业
这些行业的合作由于国防安全原因而非常困难，但是许多俄罗斯公司从政府的投资决策中受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当锁定这些国防相关的公司，发展在高端机械设备和信息技术领域与这些公司之间的贸易。
3.金砖国家的潜力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发现金砖国家峰会是就全球问题发布一致意见的机会，这也成为多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些国家努力降低对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机构的依赖，希望新兴国家赢得更大的话语权。根据不同的估计，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里超过美国加欧元区。尽管时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取得共同观点的可能性在未来会增加。金砖国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有：
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表决权。
宣布准备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以与世界银行竞争，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帮助。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宣布成立，旨在降低金砖国家对于西方金融机构的依赖性。
支持降低美元的全球影响力。
支持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
在一定程度上对军事问题持相似观点。
金砖国家在2013年9月决定继续之前的德班会谈并建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以应对新兴国家资本外流引发的外汇市场的高度波动性。中国将贡献其中的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将各自贡献180美元，南非将贡献50亿美元。各国也进一步讨论了设立资本金500亿美元的金砖开发银行的具体事宜。金砖开发银行预计会在2015年之前设立。
1.2.4 新型中日战略关系
1.中日经济合作势在必行
中日关系是亚洲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由于历史上的残酷冲突，冲突带来的伤害独立于当前任何问题，成为对这种关系的拖累，这从一开始就是个劣势。近期由于钓鱼岛冲突导致的紧张关系，就是这种植根于历史原因的不信任的一种症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修复，这一双边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直到中国完全取得超级大国地位，那时日本不再将中国视为竞争者，而是一个邻近的超级大国。
即使政治和历史上出现紧张关系，中日仍可以从进一步合作中获得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曾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这已经随着日本经济停滞和中国增加与其他地区的贸易而逐渐减弱。日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国家深陷债务泥潭，过去20年里停滞不前，说明日本缺乏增长动力。日本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均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这使得她快速崛起。如今她又有一个同目前作为世界最大增长引擎的亚洲结盟的机会。如果说日本面临成为“亚洲的日本”或“西方的日本”这种选择，中国已经给了她选择前者的所有条件。
作为在亚洲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它们存在加强合作的空间，尤其是在技术转型、可再生能源以及相互投资方面。技术转型可能会发生在汽车部件、废物处理以及医药领域，日本在这些领域已经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产业，而中国仍处在增加附加值的过程当中。可再生能源也是一个可以合作的领域，因为日本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先进，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充裕的现金。就相互投资而言，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工业基础设施），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却很少，这方面可予以加强，从而促进经济合作。此外传统上日本视中国为其产品的离岸工厂，而随着中国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社会的演变，日本将瞄准中国的消费者而不只是其廉价劳动力，这对日本来说是另一个投资机会。
2.中日经济合作领域
中国和日本有一些可以进行合作的互补领域，主要包括：
（1）两国之间的贸易有互补性质
中国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然后扮演组装者的角色。与此相反，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却很少在国内组装。由于存在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中国和日本可以从双边贸易中获益良多。
（2）推动中国对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
正如前面所提及，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中国对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微不足道。这是由于日本市场相对封闭，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着诸多行政和税收障碍。减少行政和法律壁垒可以推动中国对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投资和就业提供支持。
（3）设立中日合资企业
设立中日合资企业作为中国获得日本企业在质量控制和管理策略方面诀窍的一种方式，这很可能益处颇丰。诸如零库存（适时分拨原料从而提高效率）、改进式企业经营原则（持续改进的概念）、看板管理（一种决定在何时需要何种物料生产多少产品的调度系统）以及品质圈（争取公司雇员的协助以提高品质）等概念对中国企业部门在各个方面取得进步是有意义的。
（4）日本已经经历了人口老龄化阶段
中国可以从日本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架构中学习经验，为2020年的转折点做好准备，那时适龄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开始下降。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合作领域是自动化，这在日本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和日本在机器人和其他所有形式的自动化方面合作可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发展，而且也有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
（5）扶持消费是日本和中国的共同需要
发展旅游业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是长期解决方案。2012年日本表达了其与中国和韩国建立三国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
（6）中日韩三方合作
这三个地理位置上毗邻的国家鼓励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和组建技术集团。
1.2.5 与新兴邻国的战略关系
中国的新兴邻国正在奋起直追，类似于中国20～30年前。根据我们的全球竞争力金字塔模型，多数这些国家位于金字塔的第四层或第五层。这些国家通常被视为中国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的竞争对手，但是随着中国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金字塔第三层迁移，彼此之间的合作空间在不断加大。新兴邻国对于中国的作用日趋突出，近年来其在中国总贸易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由于长期合作将带来的益处颇多，中国将利用自身的经济杠杆与这些国家共同建立紧密的纽带。
中国及其新兴邻国之间的依存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区域内交易并未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依然表现强劲。区域贸易协议可以为双方提供更大的出口市场。2010年生效的AC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是其中一个典范，它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降低了90%以上。根据该协议，中国从东盟进口货物的平均关税率从9.5%降至0.1%。降低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是发展区域贸易关系的最佳方式。这项政策也将分流一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机会，使ACFTA成员国受益。这些协议除了能提高内部的交易量之外，还能培育行业内贸易，促进专业化和行业集中度，鼓励技术转移和提高生产率。通过这种方式也可在区域层面上发展新生产业。
其次，随着中国开始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双方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合作空间不断上升。鉴于低附加值行业转移到新兴邻国迟早会发生，与其任其自发转移，中国可以战略性地主导某些产业的转移, 将其“有序”转移到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新兴邻国。这种模式尤其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拥有巨大的资源,还有巨大的市场，所以能够同时提供和控制上下游。通过相应的配合投资，这种“有序”转移一方面可以帮助邻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度，使其更愿意与中国建立强大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与邻国的和谐关系也使中国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到自身发展和关注更大的全球舞台。为了鼓励邻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可先从诸如泰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友好邻国入手，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周边经济体。
再次，中国成为区域领导者正恰逢其时，这有助于抵消美国遏制战略的不利影响。类似于在美国领导下北美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中国也可在处理区域事物和推进区域增长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领导者角色，并从中受益。
最后，中国可通过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特别是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来进一步改善与新兴邻国之间的关系。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中，东盟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部分贸易结算。中国也和相当部分的周边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通过加速这一流程，中国可强化人民币的地位，致力于使其成为区域的储备货币，从而加强地区间的联系并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
1.2.6 继续发挥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未来数十年中，随着中国不断朝超级大国的方向崛起，对中国尤其重要的是需要重视改善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加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参与和影响。对这些战略关系的战术性管理如果失败，可能增加中国与主要全球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阻碍中国的崛起。中国正致力于改善与大国间的关系，从而强化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话语权。
1.内外呼应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
在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对稳定全球经济的贡献，2010年4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表决权从之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该行第三大出资国。同样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表决权计划在未来几年预计会从当前的3.81%提高到6.07%。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为中国等现金充裕的新兴国家提供了绝佳的良机，来对传统上由美欧主导的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可着眼于以下策略。尽管中国要继续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规则，但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出资比例和派遣更多优秀的中国员工逐步提高影响力。中国可以渗入主要竞争对手承认的机构，并在进入后逐步提高影响力。这是抵御美国遏制战略的最好方法，也是赢得更多国际伙伴支持的上策。中国在这些机构的代表需要摒弃旧意识形态，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对发达经济体施加更多压力，并提出新监管形式的建议。
另外中国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外建立替代性的机构，通过双边及多边对话进行国际管理。比如，中国机构在2008年代替世界银行帮助乍得，并在2008年和2010年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为柬埔寨提供不同的援助。最近中国向非洲提供金融援助在规模上已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的援助。中国也一直大力推进区域贸易和货币协作。例如中国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9年东盟10+3区域外汇储备基金以及金融危机后与各个邻国之间货币互换协议的建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处理国际冲突和平衡北约国家影响方面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增加并未改变中国的独立性，因为中国政府是否参与维和行动依具体情况而定。中国可能从参与联合国行动中明显受益。获得的好处包括为解放军的现代化赢得与其他领先国家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机会，改善中国的形象，提高在非洲的影响，平衡不稳定国家前宗主国政策的影响。
1.3
全球减少
信任赤字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正面临如何同国际体系中其他各国就本国利益而进行交流的挑战，因而交流与战略同等重要。作为一个实力以惊人速度增长的国家，老牌强国和邻国自然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恐惧，并对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是否会威胁到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在国力衰弱时常常受到侵略，促使中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这就出现了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之间可以说成是“信任赤字”的情况。
这种“信任赤字”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化与政治背景与其他主要国家背景的差异性所致。另一个原因是近期的金融危机拖累了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而中国仍维持强劲增长。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其他国家经济在萎缩，这让它们不仅紧张而且痛苦，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政客和媒体把中国当成是替罪羊。不信任最终是一个恶性循环，缺乏信任导致了进一步滋生不信任的行动和交流。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导致信任赤字扩大。
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交流应当在缓解“信任赤字”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改善中国的交流策略，尤其是通过倡导复合相互依赖学说和重新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将大大有助于中国平稳过渡到超级大国地位。中国也将受惠于更好的沟通带来的多种方式的官方与民间的合作与外交。
1.3.1 推动文化沟通
目前缺乏相互理解以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脱节，导致中国“信任赤字”扩大。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几近孤立阶段。随着日益富裕的人口借助网络文化的传播越来越顺应全球趋势，中国“落后五到十年”的日子正在快速成为过去。不过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大都是单向的，主要是外国文化向中国渗透而不是中国文化传遍整个世界。对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亚洲邻邦比如日本和韩国，尽管其人口仅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文化在全球的渗透要深入得多。根据基本的人类心理学，我们倾向于对那些与我们有所差别的人更为谨慎，因此文化沟通将有助于中国显得不那么陌生，并缩小“信任赤字”。
文化沟通有多种形式。历史上，文化纽带常常由于个体的实际迁移而发生，比如像中国香港这样的前殖民地在被占领之后，英国文化无处不在，而世界各地具有文化特性的地方比如唐人街、小东京和韩国城主要是由于移民而打上亚洲文化的烙印。在这一方面拥有许多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人员的中国是很有优势的，并且中国可以通过雇用更多外国人到中国公司工作，以及继续为外国交换生提供足够的机会的方式，在这个舞台上进一步增强影响力。
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媒体成为文化扩散的主导性工具。特别成功的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可以通过出口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以及日本动画等多种文化媒介形式，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如果说所有人都由于媒体而熟悉美国和日本文化略显牵强，但这些文化媒体的影响面与中国任何媒体相比都要大得多。中国媒体目前在全球形成的影响微不足道。
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主要事件，包括中国媒体集团决定与美国媒体公司如梦工厂和迪士尼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决定收购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AMC等方案，这些都是走向文化沟通的举措。即使不能达到最终的文化整合，这些做法也将播下双向文化交流的种子。继续和扩大这种性质的做法将是有益的，培养文化共通点将有助于大大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1.3.2建立公开、畅通的定期官方交流平台
建立一个更为一致和开放的平台以使沟通更加通畅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改善现有并不理想的交流渠道可以帮助减轻很多在国际关系一系列问题中出现的不信任和摩擦。除了文化沟通以外，建立一个开放、通畅和定期的官方交流平台可以增进各国在贸易、军事和其他领域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贸易方面，中国与其较大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有相当多的互补性，可以令双方受益。在提高贸易透明度和货币灵活性方面，中国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不过如果没有一个有效和高效的固定交流平台，这些进步无法完全被其贸易伙伴看到和理解。这会导致贸易伙伴认为中国既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也没有进行过努力。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美国方面有时候确实不理解中国方面的限制，因此交流可以帮助双方培养善意。
在军事事务方面，当前的交流策略往往给人不太灵活的印象，中国在中国南海和增加军费开支等关键问题上进行交流的方式，使得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中国可以从与美国等国以及周边国家就核心安全利益和军事原则进行深入讨论中受益。如果可以达成谅解以确保相互约束，并向每个国家提供适当的保障，使它们的安全不受威胁，将可以显著加深信任。
除了贸易和军事以外，其他各种问题也可以通过更为通畅的交流进行探讨。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还在改善尤其是中美关系等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本国范围内,中国可以通过详细说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以及罗列个别双边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双边关系的积极方面来处理大众情绪。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可以寻求参与多边对话,多方的存在可以防止讨论演变成两大不同阵营的对抗。最后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探讨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等范围更广的问题，并制定一些在实践中可以接受的规范、规则和预期。通过改善与其他国家交流，中国在实施更广泛的战略时就会更容易些。
1.3.3促进多层次的民间沟通渠道
交流可以采取多层次的形式。目前许多交流都是经由政府渠道而发生，不是直接来自政府公报就是通过政府资助的智库。这使来自中国的交流有时可能会给人一种“乏味”的感觉。此外纯粹的政府交流常常导致缺乏真诚的印象，因为它们常常按固定的日程举行并受到诸多限制，开通更多的民间交流途径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
扩大中国交流机制以建立更多层次，可以增加中国沟通策略的深度和多元视角。这还有助于关注不同领域，智囊团的沟通更多的是在经济问题上，而政府可能更加关注政治和外交议题，非政府组织则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等其他问题。多层次化可以放大而不是分裂沟通策略，而开放更多层次可以为中国社会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视觉和观念。
日本就是一个成功运用该策略的好例子。日本随着20世纪70年代晋升成为经济大国而开始了这个进程，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呈指数式发展。比如，日本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的20多个激增到20世纪90年代的200多个。日本政府鼓励致力于加强日本在国际对话网络和合作中角色的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等智库，以及日本援助和救灾协会（AAR Japan）等非政府组织，以改变日本在全世界的形象。除了自己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日本政府还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供巨额资金，并鼓励日本公司与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推动贸易和商业联系方面。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与其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相一致，部分也是因为国际社会期望它们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开始承担更为活跃的角色。由于在未来几年将面对类似情形，中国可以事先建立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基础设施，并逐步与海外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如果在历史上明显更具侵略性的日本能够成功改变其国际声望，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可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若决定将其交流策略调整成为多层次结构，中国政府有必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团体。
结论
“金丝手套下的铁拳”代表着一种温和与令人愉悦的外在举止，但同时也包含一个更为坚强的核心。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的底线问题决定了她必须发出严厉的信息，娴熟地与其他国家交流能有效改善关系，或至少不是维持僵硬的、不屈服的互动。美国可以说是掌握“金丝手套下的铁拳”概念最好的国家，这使得她能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但仍或多或少地声称自己是正义的。尤其是在可能导致紧张关系的贸易和领土纠纷等问题上，新型外交战略可以使中国以更微妙或温和的口气传递更准确与鲜明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