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原书名：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 原出版社： W. W. Norton & Company
编辑推荐
历史上最经典最著名的经济学决斗
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和生计的争论
梁小民、何帆专文推荐
世纪论战，百年恩怨 凯恩斯与哈耶克，低增长时期，谁是中国经济的救世主？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内容简介：历史上最经典的经济学决斗之起源与遗产。
《通论》、《通往奴役之路》，这些思想的两位奠定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隔着一道巨大的深渊，凝视着彼此。这道深渊，拉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经济学之战：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两人同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哈耶克认为，改变经济的“自然平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认为，标志着一个周期结束的大规模失业和困难，可以靠政府开支来缓和。终其余生，两人始终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
二十多年中，两人通过信件辩论，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辩论，通过激烈的私下对话辩论，最终又通过他们热心的弟子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代为辩论。
凯恩斯口才和魅力过人，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这一观点很快为大西洋两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
与此相反，哈耶克是个一丝不苟的逻辑家，他顽强地逆流而上，在市场倡导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 W. 布什等数代政治家，在两位学者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这场争辩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生计。
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后恢复到当前，资深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详细梳理了20世纪两位经济学巨人之间的这场论战。两位大师的不同愿景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迄今仍牢牢地掌控着它的走向。
经济管理学书籍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内容简介：历史上最经典的经济学决斗之起源与遗产。
《通论》、《通往奴役之路》，这些思想的两位奠定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隔着一道巨大的深渊，凝视着彼此。这道深渊，拉开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经济学之战：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两人同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哈耶克认为，改变经济的“自然平衡”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认为，标志着一个周期结束的大规模失业和困难，可以靠政府开支来缓和。终其余生，两人始终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
二十多年中，两人通过信件辩论，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辩论，通过激烈的私下对话辩论，最终又通过他们热心的弟子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代为辩论。
凯恩斯口才和魅力过人，对世界持有一种乐观的愿景：政府计划和管控能撑起经济。这一观点很快为大西洋两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
与此相反，哈耶克是个一丝不苟的逻辑家，他顽强地逆流而上，在市场倡导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 W. 布什等数代政治家，在两位学者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这场争辩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生计。
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后恢复到当前，资深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详细梳理了20世纪两位经济学巨人之间的这场论战。两位大师的不同愿景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迄今仍牢牢地掌控着它的走向。
作译者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记者，著有《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姻缘》（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 A Political Marriage）。《伦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前资深编辑，现居纽约。
目录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推荐序一（梁小民）
推荐序二（何帆）
引言
1919~1927
1. 迷人的英雄……1
凯恩斯怎样成为哈耶克的偶像
1919~1924
2. 帝国的终结……13
哈耶克亲身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
1923~1929
3. 战线划好了……24
哈耶克否认经济存在“天然的”秩序
1928~1930
4. 荡寇志……37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第一次相遇
1931
5. 双虎屠龙……52
哈耶克从维也纳来了
1931
推荐序一（梁小民）
推荐序二（何帆）
引言
1919~1927
1. 迷人的英雄……1
凯恩斯怎样成为哈耶克的偶像
1919~1924
2. 帝国的终结……13
哈耶克亲身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
1923~1929
3. 战线划好了……24
哈耶克否认经济存在“天然的”秩序
1928~1930
4. 荡寇志……37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第一次相遇
1931
5. 双虎屠龙……52
哈耶克从维也纳来了
1931
前言
这或许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两大巨头之间常年厮杀角力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耶克一起，或是独自一人，整夜站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小教堂的屋顶上。1他们的任务是凝视天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小城市上空倾泻燃烧弹。
1942年春夏两季，为报复英国轰炸了德国中世纪城市吕贝克（那里是U型艇的老巢）和罗斯托克（制造亨克尔轰炸机的地方），德国飞机轰炸了一连串毫无战略价值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和约克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城里的古建筑危在旦夕。英国新闻记者想出了“贝德克闪电战”（The Baedeker Blitz）这个词，因为德国空军的指挥者似乎是按照贝德克这本德文旅游指南（根据城市的文化价值为其评分）来选择英国的空袭目标。尽管剑桥的重要军工企业寥寥无几，但它有创办于中世纪的大学，所以它铁定进了纳粹的破坏名单。
夜复一夜，国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铁铲作武器，轮流站在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顶上巡逻（这座教堂的基石，是1441年亨利六世铺下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火警员发现，燃烧弹一旦爆炸，那就无计可施了；可要是燃烧弹落在屋顶上还没被引燃，赶紧把它扔到屋檐的墙壁外边去，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年近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双双把铁铲靠在石灰石护栏上，坐在屋顶上静待德国人的空袭。他们都担心自己不够勇敢敏捷，救不了剑桥脆弱的石头房子。
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他应征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英国财政部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在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令凯恩斯震惊。正当获胜的协约国领导者在复仇心的怂恿下，用严厉的经济处罚给德意志民族降下苦难时，凯恩斯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蓄意让德国这样一个现代贸易国家沦入贫困境地，会让它的国民陷入赤贫，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回到祖国之后，他掏笔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痛斥了协约国领导人的蠢行。这本书畅销全球，将凯恩斯以“平易近人的经济学家”身份送上了国际舞台。
哈耶克同样具备凯恩斯刻薄而犀利的雄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奥地利军队的年轻士兵，从意大利前线回到几乎成为废墟、民众信心尽失的维也纳。没过多久，哈耶克和他全家经历了席卷奥地利经济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他亲眼目睹双亲的积蓄荡然无存。此后，凡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修正破碎的经济，他无不厉声反对。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棘手的经济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逐渐认识到：以大规模公共开支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不但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会带来政治暴政。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有着默契的看法，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争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分歧之处包括政府本身的角色、政府干预经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等。这场辩论逐渐升级，甚至蒙上了宗教世仇的气息。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后，就如何帮助糟糕的世界经济恢复健康一事，两人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意见。到了最后，尽管两人已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一事做到泰然处之，可即便两人故去多年，他们各自狂热的信徒仍然继续论战。
2008年9月，华尔街出现了另一轮崩溃，新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面上支持哈耶克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实际上却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要么静观其变，哪怕市场要经历一场可跟80多年前相匹敌的大萧条，也坐视不理、袖手旁观，等它自个儿消停下来；要么，迅速采纳凯恩斯的补救措施，用政府借来的几万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一想到纵容自由市场不断恶化会带来怎样触目惊心的前景，乔治·布什来不及多做考虑，就放弃了哈耶克，投入了凯恩斯的怀抱。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督导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把借来的钱注入经济。但刺激资金还没完全花出去，茶党运动就发起了暴力抗议，反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债务水平，要求政府改弦更张。2008年10月，茶党支持者萨拉·帕尔（Sarah Pal）斥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听好了，美国人民不喜欢政府到处紧急援助。”2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恳请美国人民重读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这一举动重振了哈耶克的声望，早已遭人遗忘的奥地利人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凯恩斯过时了，哈耶克当红了。
是自由市场好还是政府干预好，各方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80年来，这个问题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划为两大阵营。时至今日，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本书尝试对此问题给予解答。
1942年春夏两季，为报复英国轰炸了德国中世纪城市吕贝克（那里是U型艇的老巢）和罗斯托克（制造亨克尔轰炸机的地方），德国飞机轰炸了一连串毫无战略价值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和约克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城里的古建筑危在旦夕。英国新闻记者想出了“贝德克闪电战”（The Baedeker Blitz）这个词，因为德国空军的指挥者似乎是按照贝德克这本德文旅游指南（根据城市的文化价值为其评分）来选择英国的空袭目标。尽管剑桥的重要军工企业寥寥无几，但它有创办于中世纪的大学，所以它铁定进了纳粹的破坏名单。
夜复一夜，国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铁铲作武器，轮流站在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顶上巡逻（这座教堂的基石，是1441年亨利六世铺下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火警员发现，燃烧弹一旦爆炸，那就无计可施了；可要是燃烧弹落在屋顶上还没被引燃，赶紧把它扔到屋檐的墙壁外边去，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年近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双双把铁铲靠在石灰石护栏上，坐在屋顶上静待德国人的空袭。他们都担心自己不够勇敢敏捷，救不了剑桥脆弱的石头房子。
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他应征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英国财政部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在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令凯恩斯震惊。正当获胜的协约国领导者在复仇心的怂恿下，用严厉的经济处罚给德意志民族降下苦难时，凯恩斯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蓄意让德国这样一个现代贸易国家沦入贫困境地，会让它的国民陷入赤贫，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回到祖国之后，他掏笔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痛斥了协约国领导人的蠢行。这本书畅销全球，将凯恩斯以“平易近人的经济学家”身份送上了国际舞台。
哈耶克同样具备凯恩斯刻薄而犀利的雄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奥地利军队的年轻士兵，从意大利前线回到几乎成为废墟、民众信心尽失的维也纳。没过多久，哈耶克和他全家经历了席卷奥地利经济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他亲眼目睹双亲的积蓄荡然无存。此后，凡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修正破碎的经济，他无不厉声反对。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棘手的经济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逐渐认识到：以大规模公共开支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不但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会带来政治暴政。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有着默契的看法，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争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分歧之处包括政府本身的角色、政府干预经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等。这场辩论逐渐升级，甚至蒙上了宗教世仇的气息。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后，就如何帮助糟糕的世界经济恢复健康一事，两人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意见。到了最后，尽管两人已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一事做到泰然处之，可即便两人故去多年，他们各自狂热的信徒仍然继续论战。
2008年9月，华尔街出现了另一轮崩溃，新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面上支持哈耶克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实际上却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要么静观其变，哪怕市场要经历一场可跟80多年前相匹敌的大萧条，也坐视不理、袖手旁观，等它自个儿消停下来；要么，迅速采纳凯恩斯的补救措施，用政府借来的几万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一想到纵容自由市场不断恶化会带来怎样触目惊心的前景，乔治·布什来不及多做考虑，就放弃了哈耶克，投入了凯恩斯的怀抱。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督导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把借来的钱注入经济。但刺激资金还没完全花出去，茶党运动就发起了暴力抗议，反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债务水平，要求政府改弦更张。2008年10月，茶党支持者萨拉·帕尔（Sarah Pal）斥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听好了，美国人民不喜欢政府到处紧急援助。”2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恳请美国人民重读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这一举动重振了哈耶克的声望，早已遭人遗忘的奥地利人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凯恩斯过时了，哈耶克当红了。
是自由市场好还是政府干预好，各方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80年来，这个问题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划为两大阵营。时至今日，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本书尝试对此问题给予解答。
序言
推荐序一
现代经济学争论之源
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史。最早的重商主义是主张国家干预的，以后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其间，德国历史学派又回归到国家干预。近代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则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一直到今天，经济学的争论涉及了广泛的内容，但主线仍然是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可以预见，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学存在，这种争论就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的“源”当然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但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争论的“源”还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20世纪3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凯恩斯和哈耶克争论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是否完善。凯恩斯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但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哈耶克则坚定地相信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各种问题都是市场运行中由于货币、投资的问题所引起的，但市场经济完全有能力自己纠正这些问题，因此不用政府来干预经济。他们在30年代都提出了解释自己观点的资本投资、货币和周期理论，而且围绕这些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他们双方提出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复杂，对方的驳斥也不无道理，但争论的中心始终如一。了解双方的观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极有帮助。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国家有各种调节经济的政策；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就应该让市场经济自我调节。30年代之后，现实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因此凯恩斯始终占了上风，哈耶克及其支持者影响日益减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哈耶克失败了。随着国家干预问题的显现，70年代之后哈耶克的影响又日益增强，他不仅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把哈耶克及其支持者的主张运用于政策，形成了“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如今，这种争论仍没有谁胜谁负的定论。可以说，以后某个时期一种观点会占上风，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本书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为中心，实际上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论及其对政策的影响。要了解当代经济学，本书应该是必读书。
梁小民
推荐序二
想象一下有一个买卖思想家股票的股市。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都可以上市交易，他们的行情有涨有落。有些经典的思想家是蓝筹股，他们的沉浮主导着时代的精神。也有些风光一时的思想家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被迫退市。有时候，会出现一匹“黑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受到热捧。活跃在股市的交易者有的是投资者，坚信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对自己信仰的思想深信不疑；也有些交易者是投机者，他们并不看重思想家的内在价值，而是更关心同一时代的人们更偏爱哪个思想家，只要站队站得准，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要以为这个股市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行情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家即使在死后也难以得到清净，后来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会不断把他们抬出来，或是祭奠，或是鞭笞。我们想要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亦是难上加难。思想界就是一个江湖，江湖多恩怨，有时候你已经得罪了别人，自己还莫名其妙。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经济学界两个最大的蓝筹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最喜爱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主题。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争来争去争不出个什么，但从来没有什么话题能够如此激发经济学家的狂热。在追随者看来，哈耶克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的代表。你是哈耶克一派的呢，还是凯恩斯一派的？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超过了金庸小说中华山派“气宗”与“剑宗”的门户之争，而是达到了“正教”与“魔教”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正如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的，“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读读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迪。在作者的笔下，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要想把他们的思想分歧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尽管哈耶克同凯恩斯一样，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和凯恩斯相比，哈耶克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凯恩斯身上有一股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他当时已名满天下，而且辩才无碍。哈耶克则从奥地利刚刚来到伦敦，连英语都讲不好。他跟随米塞斯学习的奥地利学派，在英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就像作者所说的，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一开始，凯恩斯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冲了出去，而哈耶克还在起跑线慢慢地爬。但哈耶克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进行了四场讲座，招招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之后，哈耶克又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猛烈批评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激怒了凯恩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并在文章中顺带着把哈耶克几年前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的辩论丝毫无助于学术的进步。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奈特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倍觉失望。他说，根本弄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要争论什么。
凯恩斯很快就休战了。不是出于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他正在构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那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本《通论》尽管晦涩难懂，但它很快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校园，《通论》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凯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部落，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上了。比加尔布雷思他们年长的经济学家汉森起初怀疑凯恩斯的思想，后来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写了一本《凯恩斯理论指南》，俨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在传播凯恩斯主义方面比萨缪尔森的贡献更大，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经济系的学生。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阵营的大将，后来改投凯恩斯阵营，正是希克斯发明了IS-LM框架，把艰涩的凯恩斯思想用图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哈耶克也失去了和凯恩斯争辩的兴趣，他转而开始了对极权体制的批判。他在1944年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将此书视为一颗重磅炸弹。但在当时，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显得与时代脱节。1947年，哈耶克邀请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尔兰山顶的杜帕克酒店开会。这些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站在阿尔卑斯山巅，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疏离感，犹如圣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佩尔兰山学会，由于佩尔兰是朝圣的意思，因此佩尔兰山学会又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参加第一次朝圣山聚会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长期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芝加哥大学年长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轻一代的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哲学家波普等。朝圣山会议之后，哈耶克的个人生活陷入低谷。他因为离婚之后赡养开支增加，急于到美国找一个薪水更高的教职。原本他希望能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遭到了拒绝。一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说，《通往奴役之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受这样的罪。最后，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哈耶克是那种坚持己见、一肚子不合时宜思想的学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他已经完全过时。奇怪的是，极右派，如极其活跃的安·兰德也说，哈耶克是“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他的思想。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政治主张上力挺哈耶克，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套路却直接师承凯恩斯，他一上来就是货币总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有总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学者，尤其是在东欧等地的学者，满怀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并不清楚哈耶克赞同的只是个人自由，而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通往奴役之路》刚刚问世，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往反动之路》，声称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芬纳说的是对的，民主制度中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40多年才扬眉吐气。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了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结果是两头不讨好。哈耶克发表获奖演讲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缪尔达尔则谴责颁奖给哈耶克。不管怎样，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彻底重生，多年的抑郁症转眼间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补药吃得太多，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难题，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思潮再度占了上风。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大刀阔斧地反对政府干预，实行私有化，创造出奇迹般的辉煌。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说她上大学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解体，原来的计划体制纷纷转为市场经济，更是让哈耶克名声大噪。
风水轮流转。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体会到当年哈耶克经历过的遭人冷遇和嘲笑的感受。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其他经济学家一定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一批凯恩斯主义学者打算自己办一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最后发现，这个杂志的缩写将是JOKE（玩笑）。这可谓经济学家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加尔布雷思曾经说过的，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到来了，一时间凯恩斯的股价又开始飙升。
本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凯恩斯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地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画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同的是，他随时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放弃一些“外围工事”是可取的。总之，我们一定要干些什么。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现代经济学争论之源
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史。最早的重商主义是主张国家干预的，以后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其间，德国历史学派又回归到国家干预。近代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则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一直到今天，经济学的争论涉及了广泛的内容，但主线仍然是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可以预见，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学存在，这种争论就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的“源”当然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但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争论的“源”还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20世纪3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凯恩斯和哈耶克争论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是否完善。凯恩斯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但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哈耶克则坚定地相信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各种问题都是市场运行中由于货币、投资的问题所引起的，但市场经济完全有能力自己纠正这些问题，因此不用政府来干预经济。他们在30年代都提出了解释自己观点的资本投资、货币和周期理论，而且围绕这些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他们双方提出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复杂，对方的驳斥也不无道理，但争论的中心始终如一。了解双方的观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极有帮助。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国家有各种调节经济的政策；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就应该让市场经济自我调节。30年代之后，现实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因此凯恩斯始终占了上风，哈耶克及其支持者影响日益减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哈耶克失败了。随着国家干预问题的显现，70年代之后哈耶克的影响又日益增强，他不仅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把哈耶克及其支持者的主张运用于政策，形成了“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如今，这种争论仍没有谁胜谁负的定论。可以说，以后某个时期一种观点会占上风，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本书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为中心，实际上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论及其对政策的影响。要了解当代经济学，本书应该是必读书。
梁小民
推荐序二
想象一下有一个买卖思想家股票的股市。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都可以上市交易，他们的行情有涨有落。有些经典的思想家是蓝筹股，他们的沉浮主导着时代的精神。也有些风光一时的思想家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被迫退市。有时候，会出现一匹“黑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受到热捧。活跃在股市的交易者有的是投资者，坚信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对自己信仰的思想深信不疑；也有些交易者是投机者，他们并不看重思想家的内在价值，而是更关心同一时代的人们更偏爱哪个思想家，只要站队站得准，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要以为这个股市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行情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家即使在死后也难以得到清净，后来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会不断把他们抬出来，或是祭奠，或是鞭笞。我们想要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亦是难上加难。思想界就是一个江湖，江湖多恩怨，有时候你已经得罪了别人，自己还莫名其妙。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经济学界两个最大的蓝筹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最喜爱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主题。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争来争去争不出个什么，但从来没有什么话题能够如此激发经济学家的狂热。在追随者看来，哈耶克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的代表。你是哈耶克一派的呢，还是凯恩斯一派的？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超过了金庸小说中华山派“气宗”与“剑宗”的门户之争，而是达到了“正教”与“魔教”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正如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的，“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读读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迪。在作者的笔下，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要想把他们的思想分歧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尽管哈耶克同凯恩斯一样，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和凯恩斯相比，哈耶克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凯恩斯身上有一股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他当时已名满天下，而且辩才无碍。哈耶克则从奥地利刚刚来到伦敦，连英语都讲不好。他跟随米塞斯学习的奥地利学派，在英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就像作者所说的，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一开始，凯恩斯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冲了出去，而哈耶克还在起跑线慢慢地爬。但哈耶克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进行了四场讲座，招招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之后，哈耶克又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猛烈批评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激怒了凯恩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并在文章中顺带着把哈耶克几年前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的辩论丝毫无助于学术的进步。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奈特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倍觉失望。他说，根本弄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要争论什么。
凯恩斯很快就休战了。不是出于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他正在构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那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本《通论》尽管晦涩难懂，但它很快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校园，《通论》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凯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部落，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上了。比加尔布雷思他们年长的经济学家汉森起初怀疑凯恩斯的思想，后来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写了一本《凯恩斯理论指南》，俨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在传播凯恩斯主义方面比萨缪尔森的贡献更大，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经济系的学生。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阵营的大将，后来改投凯恩斯阵营，正是希克斯发明了IS-LM框架，把艰涩的凯恩斯思想用图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哈耶克也失去了和凯恩斯争辩的兴趣，他转而开始了对极权体制的批判。他在1944年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将此书视为一颗重磅炸弹。但在当时，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显得与时代脱节。1947年，哈耶克邀请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尔兰山顶的杜帕克酒店开会。这些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站在阿尔卑斯山巅，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疏离感，犹如圣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佩尔兰山学会，由于佩尔兰是朝圣的意思，因此佩尔兰山学会又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参加第一次朝圣山聚会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长期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芝加哥大学年长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轻一代的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哲学家波普等。朝圣山会议之后，哈耶克的个人生活陷入低谷。他因为离婚之后赡养开支增加，急于到美国找一个薪水更高的教职。原本他希望能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遭到了拒绝。一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说，《通往奴役之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受这样的罪。最后，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哈耶克是那种坚持己见、一肚子不合时宜思想的学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他已经完全过时。奇怪的是，极右派，如极其活跃的安·兰德也说，哈耶克是“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他的思想。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政治主张上力挺哈耶克，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套路却直接师承凯恩斯，他一上来就是货币总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有总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学者，尤其是在东欧等地的学者，满怀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并不清楚哈耶克赞同的只是个人自由，而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通往奴役之路》刚刚问世，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往反动之路》，声称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芬纳说的是对的，民主制度中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40多年才扬眉吐气。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了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结果是两头不讨好。哈耶克发表获奖演讲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缪尔达尔则谴责颁奖给哈耶克。不管怎样，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彻底重生，多年的抑郁症转眼间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补药吃得太多，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难题，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思潮再度占了上风。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大刀阔斧地反对政府干预，实行私有化，创造出奇迹般的辉煌。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说她上大学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解体，原来的计划体制纷纷转为市场经济，更是让哈耶克名声大噪。
风水轮流转。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体会到当年哈耶克经历过的遭人冷遇和嘲笑的感受。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其他经济学家一定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一批凯恩斯主义学者打算自己办一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最后发现，这个杂志的缩写将是JOKE（玩笑）。这可谓经济学家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加尔布雷思曾经说过的，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到来了，一时间凯恩斯的股价又开始飙升。
本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凯恩斯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地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画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同的是，他随时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放弃一些“外围工事”是可取的。总之，我们一定要干些什么。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媒体评论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以一支妙笔，生动地记叙了现代历史上一场致命的遭遇战，一场知识界的戏剧冲突。他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掌控我们世界的观念之争。
——肖恩·威伦茨《美国民主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里根时代》（The Age of Reagan）作者
“即便是最务实的人，通常也会被一些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观念所左右”，这本精彩的作品正好说明，我们其实仍然被两位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80多年前掀起的世纪论战左右着。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长于叙事，能把复杂的金融问题讲得清晰易懂，他为经济学做了一件大好事：透过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知识角力，向普通读者掀开了论战的主题。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战争风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作者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还原了20世纪凯恩斯与哈耶克间的大战，把这场冲突写得引人入胜，让读者更容易通过它理解21世纪的经济危机。这本精彩的作品填补了1953年罗伯特·海尔布鲁诺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俗世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留下的空白，后者只用了一页的篇幅介绍哈耶克。
——约翰 B. 泰勒（John B. Taylor）斯坦福大学，《脱轨》（Getting Off Track）作者
——肖恩·威伦茨《美国民主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里根时代》（The Age of Reagan）作者
“即便是最务实的人，通常也会被一些早已过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观念所左右”，这本精彩的作品正好说明，我们其实仍然被两位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80多年前掀起的世纪论战左右着。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长于叙事，能把复杂的金融问题讲得清晰易懂，他为经济学做了一件大好事：透过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知识角力，向普通读者掀开了论战的主题。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战争风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作者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还原了20世纪凯恩斯与哈耶克间的大战，把这场冲突写得引人入胜，让读者更容易通过它理解21世纪的经济危机。这本精彩的作品填补了1953年罗伯特·海尔布鲁诺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俗世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留下的空白，后者只用了一页的篇幅介绍哈耶克。
——约翰 B. 泰勒（John B. Taylor）斯坦福大学，《脱轨》（Getting Off Track）作者
书摘
这或许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两大巨头之间常年厮杀角力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耶克一起，或是独自一人，整夜站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小教堂的屋顶上。1他们的任务是凝视天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小城市上空倾泻燃烧弹。
1942年春夏两季，为报复英国轰炸了德国中世纪城市吕贝克（那里是U型艇的老巢）和罗斯托克（制造亨克尔轰炸机的地方），德国飞机轰炸了一连串毫无战略价值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和约克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城里的古建筑危在旦夕。英国新闻记者想出了“贝德克闪电战”（The Baedeker Blitz）这个词，因为德国空军的指挥者似乎是按照贝德克这本德文旅游指南（根据城市的文化价值为其评分）来选择英国的空袭目标。尽管剑桥的重要军工企业寥寥无几，但它有创办于中世纪的大学，所以它铁定进了纳粹的破坏名单。
夜复一夜，国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铁铲作武器，轮流站在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顶上巡逻（这座教堂的基石，是1441年亨利六世铺下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火警员发现，燃烧弹一旦爆炸，那就无计可施了；可要是燃烧弹落在屋顶上还没被引燃，赶紧把它扔到屋檐的墙壁外边去，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年近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双双把铁铲靠在石灰石护栏上，坐在屋顶上静待德国人的空袭。他们都担心自己不够勇敢敏捷，救不了剑桥脆弱的石头房子。
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他应征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英国财政部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在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令凯恩斯震惊。正当获胜的协约国领导者在复仇心的怂恿下，用严厉的经济处罚给德意志民族降下苦难时，凯恩斯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蓄意让德国这样一个现代贸易国家沦入贫困境地，会让它的国民陷入赤贫，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回到祖国之后，他掏笔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痛斥了协约国领导人的蠢行。这本书畅销全球，将凯恩斯以“平易近人的经济学家”身份送上了国际舞台。
哈耶克同样具备凯恩斯刻薄而犀利的雄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奥地利军队的年轻士兵，从意大利前线回到几乎成为废墟、民众信心尽失的维也纳。没过多久，哈耶克和他全家经历了席卷奥地利经济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他亲眼目睹双亲的积蓄荡然无存。此后，凡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修正破碎的经济，他无不厉声反对。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棘手的经济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逐渐认识到：以大规模公共开支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不但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会带来政治暴政。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有着默契的看法，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争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分歧之处包括政府本身的角色、政府干预经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等。这场辩论逐渐升级，甚至蒙上了宗教世仇的气息。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后，就如何帮助糟糕的世界经济恢复健康一事，两人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意见。到了最后，尽管两人已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一事做到泰然处之，可即便两人故去多年，他们各自狂热的信徒仍然继续论战。
2008年9月，华尔街出现了另一轮崩溃，新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面上支持哈耶克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实际上却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要么静观其变，哪怕市场要经历一场可跟80多年前相匹敌的大萧条，也坐视不理、袖手旁观，等它自个儿消停下来；要么，迅速采纳凯恩斯的补救措施，用政府借来的几万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一想到纵容自由市场不断恶化会带来怎样触目惊心的前景，乔治·布什来不及多做考虑，就放弃了哈耶克，投入了凯恩斯的怀抱。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督导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把借来的钱注入经济。但刺激资金还没完全花出去，茶党运动就发起了暴力抗议，反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债务水平，要求政府改弦更张。2008年10月，茶党支持者萨拉·帕尔（Sarah Pal）斥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听好了，美国人民不喜欢政府到处紧急援助。”2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恳请美国人民重读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这一举动重振了哈耶克的声望，早已遭人遗忘的奥地利人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凯恩斯过时了，哈耶克当红了。
是自由市场好还是政府干预好，各方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80年来，这个问题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划为两大阵营。时至今日，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本书尝试对此问题给予解答。
……
1942年春夏两季，为报复英国轰炸了德国中世纪城市吕贝克（那里是U型艇的老巢）和罗斯托克（制造亨克尔轰炸机的地方），德国飞机轰炸了一连串毫无战略价值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和约克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城里的古建筑危在旦夕。英国新闻记者想出了“贝德克闪电战”（The Baedeker Blitz）这个词，因为德国空军的指挥者似乎是按照贝德克这本德文旅游指南（根据城市的文化价值为其评分）来选择英国的空袭目标。尽管剑桥的重要军工企业寥寥无几，但它有创办于中世纪的大学，所以它铁定进了纳粹的破坏名单。
夜复一夜，国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铁铲作武器，轮流站在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顶上巡逻（这座教堂的基石，是1441年亨利六世铺下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火警员发现，燃烧弹一旦爆炸，那就无计可施了；可要是燃烧弹落在屋顶上还没被引燃，赶紧把它扔到屋檐的墙壁外边去，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年近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双双把铁铲靠在石灰石护栏上，坐在屋顶上静待德国人的空袭。他们都担心自己不够勇敢敏捷，救不了剑桥脆弱的石头房子。
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他应征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英国财政部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在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令凯恩斯震惊。正当获胜的协约国领导者在复仇心的怂恿下，用严厉的经济处罚给德意志民族降下苦难时，凯恩斯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蓄意让德国这样一个现代贸易国家沦入贫困境地，会让它的国民陷入赤贫，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回到祖国之后，他掏笔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痛斥了协约国领导人的蠢行。这本书畅销全球，将凯恩斯以“平易近人的经济学家”身份送上了国际舞台。
哈耶克同样具备凯恩斯刻薄而犀利的雄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奥地利军队的年轻士兵，从意大利前线回到几乎成为废墟、民众信心尽失的维也纳。没过多久，哈耶克和他全家经历了席卷奥地利经济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他亲眼目睹双亲的积蓄荡然无存。此后，凡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修正破碎的经济，他无不厉声反对。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棘手的经济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逐渐认识到：以大规模公共开支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不但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会带来政治暴政。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有着默契的看法，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争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分歧之处包括政府本身的角色、政府干预经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等。这场辩论逐渐升级，甚至蒙上了宗教世仇的气息。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后，就如何帮助糟糕的世界经济恢复健康一事，两人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意见。到了最后，尽管两人已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一事做到泰然处之，可即便两人故去多年，他们各自狂热的信徒仍然继续论战。
2008年9月，华尔街出现了另一轮崩溃，新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面上支持哈耶克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实际上却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要么静观其变，哪怕市场要经历一场可跟80多年前相匹敌的大萧条，也坐视不理、袖手旁观，等它自个儿消停下来；要么，迅速采纳凯恩斯的补救措施，用政府借来的几万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一想到纵容自由市场不断恶化会带来怎样触目惊心的前景，乔治·布什来不及多做考虑，就放弃了哈耶克，投入了凯恩斯的怀抱。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督导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把借来的钱注入经济。但刺激资金还没完全花出去，茶党运动就发起了暴力抗议，反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债务水平，要求政府改弦更张。2008年10月，茶党支持者萨拉·帕尔（Sarah Pal）斥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听好了，美国人民不喜欢政府到处紧急援助。”2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恳请美国人民重读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这一举动重振了哈耶克的声望，早已遭人遗忘的奥地利人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凯恩斯过时了，哈耶克当红了。
是自由市场好还是政府干预好，各方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80年来，这个问题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划为两大阵营。时至今日，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本书尝试对此问题给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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