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巴鲁克自传(珍藏版)[图书]](http://images.china-pub.com/ebook3660001-3665000/3661048/zcover.jpg)
基本信息
- 原书名：Baruch: My Own Story
- 作者： (美)伯纳德.巴鲁克
- 译者： 张伟
-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 ISBN：9787111384335
- 上架时间：2012-6-11
- 出版日期：2012 年6月
- 开本：16开
- 页码：294
- 版次：1-1
-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 > 管理 > 企业管理 > 企业运营 > 企业家/总经理/董事会
人物传记 > 财经人物/企业家
【插图】
编辑推荐
设想一下，如果上证指数从2200点急挫至250点会怎样？
这就是1929年股市大崩盘。
有一个人，在最后关头成功一跳，成就了投资史上的永久传奇，也成就了经典的投资哲学。
内容简介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Bernard M?Baruch. Baruch: My Own Story.
Copyright ? 1957 by Bernard M?Baru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without permission,in writing,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经济管理学书籍
Bernard M?Baruch. Baruch: My Own Story.
Copyright ? 1957 by Bernard M?Baru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without permission,in writing,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译者
伯纳德·巴鲁克，有史以来最伟大、最传奇的投机者，生前的声誉相当于今天的巴菲特和索罗斯。巴菲特的导师是格雷厄姆，而格雷厄姆非常敬佩的投资者就是巴鲁克。他有许多称号：“投机大师”、“独狼”、“总统顾问”、“公园长椅政治家”……但是，人们最愿意称他为“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巴鲁克于1870年出生，19岁进入华尔街，周薪3美元。通过不断努力，他在25岁时就成为华尔街证券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不到35岁便成了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半个亿万富翁)。此后的几年里，巴鲁克几度濒临破产却又能东山再起，到了1910年，他已经和摩根等一起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在他无数的传奇经历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来临前成功逃顶。在这场让格雷厄姆都倾家荡产的大股灾面前，巴鲁克却最终全身而退。在巴鲁克看来，面对疯狂的人性弱点，一要实事求是，二要知足常乐，三要逆向投资。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历任六届美国总统的顾问，为罗斯福“新政”做出重要贡献。他对社区公益贡献也很卓著，被列为100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巴鲁克逝世于1965年，享年95岁，可谓福寿双全、充满传奇的投资大师。
目录
推荐序最重要的是人性（刘建位）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
我等在车上，父亲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急忙跑出来。他拿着把斧子，朝木窗板一阵猛砍，一边大声叫着：“没有新鲜空气，这男人快要死掉了！”
第2章北美殖民地的几位母系先祖
我小时候认识了外祖父，当时他正挣扎着重置自己的家产。他拥有的好几座种植园这时都在恢复往日的兴盛，但自南北内战以来压在身上的旧债实际上使他所有的财产都丧失了。尽管奋力拯救家业，他84岁去世时仍是穷困潦倒。
第3章乡村男孩
一种负罪的感觉几乎立即袭上心头。甜蜜的薄荷糖味儿在嘴里好像是酸苦的。很奇怪，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浮现于我的脑海。
第4章大城市
一个名叫克莱伦斯·豪斯曼的胖乎乎男孩很快就自告奋勇要接送我。14年之后，我在华尔街成了他的一个合伙人。
第5章大学时代
一种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你往自己脑子里储存的事实资料，而在于你获得的思想训练，在于你因认识过去的伟大思想而获得的关于生命的一般哲学。
第6章寻找工作
如果可以说正是这次与摩根先生令人难忘的相见激励我走进华尔街，那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文学效果。引我进入华尔街的事并非激励人心的故事选集所描绘的那种插曲。实际上，那件事却是我光顾了一家赌场——或者叫“赌博地狱”的地方，多数品行端正的人都这样称谓这类地方。
第7章从错误和教训中学会做事
我那时做交易差不多就是赌一只股票上涨或赌一只股票下跌。我有时也能赌对，但任何较大的波动都会让我血本无归。
第8章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结婚的希望总是摇摆不定，头一天我那小打小闹的投机交易看起来做得挺顺手，结婚的希望就大了，到第二天，我们的希望随着行情不好又变得遥不可期。
第9章我的第一次重大交易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
我等在车上，父亲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急忙跑出来。他拿着把斧子，朝木窗板一阵猛砍，一边大声叫着：“没有新鲜空气，这男人快要死掉了！”
第2章北美殖民地的几位母系先祖
我小时候认识了外祖父，当时他正挣扎着重置自己的家产。他拥有的好几座种植园这时都在恢复往日的兴盛，但自南北内战以来压在身上的旧债实际上使他所有的财产都丧失了。尽管奋力拯救家业，他84岁去世时仍是穷困潦倒。
第3章乡村男孩
一种负罪的感觉几乎立即袭上心头。甜蜜的薄荷糖味儿在嘴里好像是酸苦的。很奇怪，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浮现于我的脑海。
第4章大城市
一个名叫克莱伦斯·豪斯曼的胖乎乎男孩很快就自告奋勇要接送我。14年之后，我在华尔街成了他的一个合伙人。
第5章大学时代
一种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你往自己脑子里储存的事实资料，而在于你获得的思想训练，在于你因认识过去的伟大思想而获得的关于生命的一般哲学。
第6章寻找工作
如果可以说正是这次与摩根先生令人难忘的相见激励我走进华尔街，那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文学效果。引我进入华尔街的事并非激励人心的故事选集所描绘的那种插曲。实际上，那件事却是我光顾了一家赌场——或者叫“赌博地狱”的地方，多数品行端正的人都这样称谓这类地方。
第7章从错误和教训中学会做事
我那时做交易差不多就是赌一只股票上涨或赌一只股票下跌。我有时也能赌对，但任何较大的波动都会让我血本无归。
第8章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结婚的希望总是摇摆不定，头一天我那小打小闹的投机交易看起来做得挺顺手，结婚的希望就大了，到第二天，我们的希望随着行情不好又变得遥不可期。
第9章我的第一次重大交易
译者序
一位白手起家的犹太富翁，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股市投资者，一位开拓崭新领域的风险资本家，一位辅佐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从而被美国工商界誉为“多位总统顾问”的政治家，总之，一位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叱咤风云的人物。
将这些集于一身者唯有一人，他就是巴鲁克。巴鲁克活在美国投资界人士的心中，无论流传数十年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还是近期出版的经典畅销书《漫步华尔街》和《对冲基金风云录》都有对巴鲁克投资理念的引述和赞赏。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巴鲁克之所以成为巴鲁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喜爱思考、善于思考，并基于思考形成判断，依据合理判断毫不迟疑地实施行动。
“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无数的人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问为什么。”巴鲁克在别处如是说。然而，巴鲁克20岁出头刚在华尔街打拼的时候，并非喜欢思考的人。因为精力充沛，因为雄心勃勃，他在最初的几年里急于取得成就，常常通过保证金交易赌一只股票上涨或下跌，根本不做深入思考，多次遭遇痛心疾首的挫败。
一次又一次通过信用交易进行投机操作遭遇挫败之后，巴鲁克终于痛定思痛，领悟到思考和基于思考的判断和行动如何重要。于是，巴鲁克说：“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从此永不摒弃的习惯——就是分析自己为何失败，认清都在哪些方面出了差错。随着我在市场上操作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后来把这个习惯做得更加全面深入。每当我操作完一次重大交易——尤其当市场形势已转向萧条时，我便抽身离开华尔街，到某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能够回顾所做的一切，检讨在哪些方面出了纰漏。这时候，我绝不会寻找借口原谅自己，心里只思虑着要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
巴鲁克主要思考两类问题。一是思考关于某只证券、某个市场、某种经济形势的事实。有人说巴鲁克一直是投机大家，但巴鲁克给投机者的定义是：评判未来并在未来情形出现之前即采取行动的人。他认为，要成为这样的成功投机者，有三件事必不可少：
第一，你必须获得关于某个形势或某个问题的事实；
第二，你必须就这些事实所预兆的前景形成判断；
第三，你必须及时行动——免得为时已晚，再行动已于事无益。
巴鲁克所定义的投机者和他身体力行的投机者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听消息、随大流的短期投资者，因市场下跌无可奈何而长期捂住投资的所谓长期投资者，却在不折不扣地投机。
就投资股票而言，巴鲁克说，业余投资者多半对股票所属公司了解得不确切，对公司所处行业、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和赢利能力、未来前景所知甚少。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公司管理层的智慧和品格。他宁愿投资善于经营管理而资金较少的公司，也不愿去碰拥有大量资金而管理人员却很糟糕的公司。由于个人能力和其他条件所限，要了解很多必须了解的事实很难做到，因此巴鲁克认为，个人投资者“不要买入太多不同股票。最好仅持有几只可以持续关注的股票”、“不要试图做个万事通，什么投资都想做；要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领域”、“不时地重新评估所有投资，看看不断变化的情况是否已改变这些投资的前景”。
杰出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所撰经典著作《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出版后不久，林奇接到一个电话：“我是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我刚刚读完你的书，我非常喜欢。”林奇著作的主旨在于：业余投资者作为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会发现经营表现良好的公司，进而全心研究公司的有关情况，便可能发掘出大牛股；而身处某个行业的业余投资者更有可能较早地发现业内优秀公司；因此业余投资者的投资业绩完全有可能胜过专业投资者。巴菲特说，投资不是简单地购买股票的活动，而是一个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和内在价值的过程。对于难以理解的“新经济”公司，巴菲特拒不为新经济大潮所动，但对于自己能理解和持续关注的股票却长期持有，如吉列、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百威啤酒等，他40余年来投资的股票总共仅有20余只，而正是这些他了解的为数不多的股票让他成了“巴菲特”。林奇和巴菲特建议和恪守的投资策略与巴鲁克不谋而合。其实，这也是常识，买股票好比嫁娶，你不了解、不能了解那个人，跟他或她能结秦晋之好吗？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巴鲁克思考的另一类问题就是人性。他是人性研究爱好者，经常在当时华尔街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常光顾的华尔道夫酒店观察、研究人性，也曾拿100万美元的保付支票做人性实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股票市场实际上可称作总体反映社会文明的晴雨表。股票价格以及商品、债券等价格会受到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一切事的影响，但是这些发生的事在证券市场又并非以无人情参与的方式表现出来。股票市场产生波动，所记录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类由于人性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无数的男人和女人如何感知这些事件可能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股票市场就是人，是人在努力阅读未来。正因为人类具有这种孜孜阅读未来的特性，股票市场才变成一个戏剧化的竞技场，人们在场上拿他们相互冲突的判断进行较量，让他们的希望与恐惧相互竞争，用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彼此对抗，以他们的贪婪之心与理想抱负进行比拼。
巴鲁克认为群众永远是错的，他说：“有两件事对心脏不利，一是跑步上楼，一是顺着人群奔跑。”由于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希望与绝望、像小米诺鱼一样喜爱群游，人们往往集体走向疯狂，股市牛角持续上顶，但不断推进的牛市背后的预期上涨思维若突然被某个事件折断，很多人又会变成裸泳者，随着熊爪不断下抓，人们往往悲观失望，以为好时光永不再来了，从而踏上步履维艰的漫漫熊途。而巴鲁克在华尔街经历最初几年的青涩苦痛后，常常逆势而为，反向操作。巴鲁克有个雅号叫“1929年崩盘前卖出股票的人”。其实，从1928年美国股市开始加速上扬、投机之风越演越烈时，巴鲁克因坚守“永远不要随大流”、“东西价格足够高时，我就卖出”的行动原则（股价便宜与否的参照标准，按当今说法就是对历史的、现在的和预期将来的市盈率这种最重要指标进行评估的结果），便开始卖出股票。巴鲁克对人性研究得很透彻，他知道人们无论试图做成哪件事，似乎总会被情绪和情感驱动着做过了头。所以，当希望高涨之时，他总是告诫自己：“二加二仍然等于四，谁也不曾发明过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没有任何付出却可以有所收获。”但是，当市场多次出现一片萧条、股票变得如出一辙地便宜、人们提心吊胆不敢介入时，他又会提醒自己：“二加二依然等于四，谁也不能让人类长期消沉下去。”巴鲁克思考人性的心得与近几年来西方学界和投资界热情关注的行为金融学两大研究范畴之一的心理偏差完全一致。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性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心理偏差，从而导致行为偏差，如羊群效应、处置效应等，而这些行为偏差又对证券定价产生了重大影响。
巴鲁克对事实和人性的思考同时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寻找事实的工作非常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证券市场中，任何形势的相关事实来到我们面前时，都是透过一重人类情感的帷幕。因此，投资者始终要面对一个问题：就像解开盘缠错杂的绳结一样，需要分清哪些是冷冰冰的确凿的事实，哪些是人们对待这些事实时展现出的热烈情感。投资者厘清事实之后，应以事实为依据，冷静、思路清晰地进行操作。
世界是复杂的，因此无论你如何努力思考事实也不免犯下错误。巴鲁克认为，如果你发现事实与先前了解的不相符合，就要迅速接受损失，干净利落地处理损失。任何人都不能做到一贯正确。实际上，要是某个投资者在一半时间里做到正确无误，他已达到很不错的水平了。十次中即便有三四次正确，如果对于已出现失误的投资具有快速止损的意识和行动，他也能赚到很多钱。人性也是复杂的，所以即便巴鲁克是身经百战的投资者，也犯过重大错误。譬如，虽然他20多岁基于对事实的清晰思考和准确判断，冒着人身遭受伤害的危险对抗股市大佬，赚到了第一桶金70万美元，但是，因为一位好友在咖啡交易中是首屈一指的领军人物，又具有人们求之不得的商业判断力，30多岁的巴鲁克便轻信好友而参与巴西咖啡交易，这次交易让他损失了七八十万美元。
巴鲁克通过叙述亲身经历的挫败，希望其他人可以从他的错误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但他说：“我又必须坦白，对于我可以给出的任何建议会有多大效果，还是有些怀疑。不管怎样，只有当我们自己也犯下同样错误，那些错误的教育意义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毕竟，了解正确理念与实践正确理念之间有着巨大鸿沟，人们不经历鏖战和挫败也很难真正掌握正确的投资理念。然而，孩童固然是在跌跤中成长起来的，事先了解哪儿容易摔着、怎么容易碰着，至少是有提醒意义的。
巴鲁克自传共有两卷，本书是第一卷，也是与第二卷完全独立、自成一体的一卷。本书主要叙述了巴鲁克的成长经历、在华尔街的成功与挫折、他的投资哲学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他叙述的这些或者点到即止的小故事，或者细致描述的交易实例，令人读来兴味盎然。本书也涉及巴鲁克在华盛顿的政界经历，但多半透着他在华尔街的历练对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巴鲁克自传第二卷主要讲述他在华盛顿担任公职和数届总统顾问的经历，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叫Baruch: The Public Years。
将这些集于一身者唯有一人，他就是巴鲁克。巴鲁克活在美国投资界人士的心中，无论流传数十年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还是近期出版的经典畅销书《漫步华尔街》和《对冲基金风云录》都有对巴鲁克投资理念的引述和赞赏。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巴鲁克之所以成为巴鲁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喜爱思考、善于思考，并基于思考形成判断，依据合理判断毫不迟疑地实施行动。
“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无数的人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问为什么。”巴鲁克在别处如是说。然而，巴鲁克20岁出头刚在华尔街打拼的时候，并非喜欢思考的人。因为精力充沛，因为雄心勃勃，他在最初的几年里急于取得成就，常常通过保证金交易赌一只股票上涨或下跌，根本不做深入思考，多次遭遇痛心疾首的挫败。
一次又一次通过信用交易进行投机操作遭遇挫败之后，巴鲁克终于痛定思痛，领悟到思考和基于思考的判断和行动如何重要。于是，巴鲁克说：“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从此永不摒弃的习惯——就是分析自己为何失败，认清都在哪些方面出了差错。随着我在市场上操作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后来把这个习惯做得更加全面深入。每当我操作完一次重大交易——尤其当市场形势已转向萧条时，我便抽身离开华尔街，到某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能够回顾所做的一切，检讨在哪些方面出了纰漏。这时候，我绝不会寻找借口原谅自己，心里只思虑着要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
巴鲁克主要思考两类问题。一是思考关于某只证券、某个市场、某种经济形势的事实。有人说巴鲁克一直是投机大家，但巴鲁克给投机者的定义是：评判未来并在未来情形出现之前即采取行动的人。他认为，要成为这样的成功投机者，有三件事必不可少：
第一，你必须获得关于某个形势或某个问题的事实；
第二，你必须就这些事实所预兆的前景形成判断；
第三，你必须及时行动——免得为时已晚，再行动已于事无益。
巴鲁克所定义的投机者和他身体力行的投机者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听消息、随大流的短期投资者，因市场下跌无可奈何而长期捂住投资的所谓长期投资者，却在不折不扣地投机。
就投资股票而言，巴鲁克说，业余投资者多半对股票所属公司了解得不确切，对公司所处行业、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和赢利能力、未来前景所知甚少。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公司管理层的智慧和品格。他宁愿投资善于经营管理而资金较少的公司，也不愿去碰拥有大量资金而管理人员却很糟糕的公司。由于个人能力和其他条件所限，要了解很多必须了解的事实很难做到，因此巴鲁克认为，个人投资者“不要买入太多不同股票。最好仅持有几只可以持续关注的股票”、“不要试图做个万事通，什么投资都想做；要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领域”、“不时地重新评估所有投资，看看不断变化的情况是否已改变这些投资的前景”。
杰出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所撰经典著作《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出版后不久，林奇接到一个电话：“我是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我刚刚读完你的书，我非常喜欢。”林奇著作的主旨在于：业余投资者作为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会发现经营表现良好的公司，进而全心研究公司的有关情况，便可能发掘出大牛股；而身处某个行业的业余投资者更有可能较早地发现业内优秀公司；因此业余投资者的投资业绩完全有可能胜过专业投资者。巴菲特说，投资不是简单地购买股票的活动，而是一个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和内在价值的过程。对于难以理解的“新经济”公司，巴菲特拒不为新经济大潮所动，但对于自己能理解和持续关注的股票却长期持有，如吉列、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百威啤酒等，他40余年来投资的股票总共仅有20余只，而正是这些他了解的为数不多的股票让他成了“巴菲特”。林奇和巴菲特建议和恪守的投资策略与巴鲁克不谋而合。其实，这也是常识，买股票好比嫁娶，你不了解、不能了解那个人，跟他或她能结秦晋之好吗？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巴鲁克思考的另一类问题就是人性。他是人性研究爱好者，经常在当时华尔街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常光顾的华尔道夫酒店观察、研究人性，也曾拿100万美元的保付支票做人性实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股票市场实际上可称作总体反映社会文明的晴雨表。股票价格以及商品、债券等价格会受到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一切事的影响，但是这些发生的事在证券市场又并非以无人情参与的方式表现出来。股票市场产生波动，所记录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类由于人性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无数的男人和女人如何感知这些事件可能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股票市场就是人，是人在努力阅读未来。正因为人类具有这种孜孜阅读未来的特性，股票市场才变成一个戏剧化的竞技场，人们在场上拿他们相互冲突的判断进行较量，让他们的希望与恐惧相互竞争，用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彼此对抗，以他们的贪婪之心与理想抱负进行比拼。
巴鲁克认为群众永远是错的，他说：“有两件事对心脏不利，一是跑步上楼，一是顺着人群奔跑。”由于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希望与绝望、像小米诺鱼一样喜爱群游，人们往往集体走向疯狂，股市牛角持续上顶，但不断推进的牛市背后的预期上涨思维若突然被某个事件折断，很多人又会变成裸泳者，随着熊爪不断下抓，人们往往悲观失望，以为好时光永不再来了，从而踏上步履维艰的漫漫熊途。而巴鲁克在华尔街经历最初几年的青涩苦痛后，常常逆势而为，反向操作。巴鲁克有个雅号叫“1929年崩盘前卖出股票的人”。其实，从1928年美国股市开始加速上扬、投机之风越演越烈时，巴鲁克因坚守“永远不要随大流”、“东西价格足够高时，我就卖出”的行动原则（股价便宜与否的参照标准，按当今说法就是对历史的、现在的和预期将来的市盈率这种最重要指标进行评估的结果），便开始卖出股票。巴鲁克对人性研究得很透彻，他知道人们无论试图做成哪件事，似乎总会被情绪和情感驱动着做过了头。所以，当希望高涨之时，他总是告诫自己：“二加二仍然等于四，谁也不曾发明过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没有任何付出却可以有所收获。”但是，当市场多次出现一片萧条、股票变得如出一辙地便宜、人们提心吊胆不敢介入时，他又会提醒自己：“二加二依然等于四，谁也不能让人类长期消沉下去。”巴鲁克思考人性的心得与近几年来西方学界和投资界热情关注的行为金融学两大研究范畴之一的心理偏差完全一致。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性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心理偏差，从而导致行为偏差，如羊群效应、处置效应等，而这些行为偏差又对证券定价产生了重大影响。
巴鲁克对事实和人性的思考同时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寻找事实的工作非常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证券市场中，任何形势的相关事实来到我们面前时，都是透过一重人类情感的帷幕。因此，投资者始终要面对一个问题：就像解开盘缠错杂的绳结一样，需要分清哪些是冷冰冰的确凿的事实，哪些是人们对待这些事实时展现出的热烈情感。投资者厘清事实之后，应以事实为依据，冷静、思路清晰地进行操作。
世界是复杂的，因此无论你如何努力思考事实也不免犯下错误。巴鲁克认为，如果你发现事实与先前了解的不相符合，就要迅速接受损失，干净利落地处理损失。任何人都不能做到一贯正确。实际上，要是某个投资者在一半时间里做到正确无误，他已达到很不错的水平了。十次中即便有三四次正确，如果对于已出现失误的投资具有快速止损的意识和行动，他也能赚到很多钱。人性也是复杂的，所以即便巴鲁克是身经百战的投资者，也犯过重大错误。譬如，虽然他20多岁基于对事实的清晰思考和准确判断，冒着人身遭受伤害的危险对抗股市大佬，赚到了第一桶金70万美元，但是，因为一位好友在咖啡交易中是首屈一指的领军人物，又具有人们求之不得的商业判断力，30多岁的巴鲁克便轻信好友而参与巴西咖啡交易，这次交易让他损失了七八十万美元。
巴鲁克通过叙述亲身经历的挫败，希望其他人可以从他的错误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但他说：“我又必须坦白，对于我可以给出的任何建议会有多大效果，还是有些怀疑。不管怎样，只有当我们自己也犯下同样错误，那些错误的教育意义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毕竟，了解正确理念与实践正确理念之间有着巨大鸿沟，人们不经历鏖战和挫败也很难真正掌握正确的投资理念。然而，孩童固然是在跌跤中成长起来的，事先了解哪儿容易摔着、怎么容易碰着，至少是有提醒意义的。
巴鲁克自传共有两卷，本书是第一卷，也是与第二卷完全独立、自成一体的一卷。本书主要叙述了巴鲁克的成长经历、在华尔街的成功与挫折、他的投资哲学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他叙述的这些或者点到即止的小故事，或者细致描述的交易实例，令人读来兴味盎然。本书也涉及巴鲁克在华盛顿的政界经历，但多半透着他在华尔街的历练对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巴鲁克自传第二卷主要讲述他在华盛顿担任公职和数届总统顾问的经历，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叫Baruch: The Public Years。
前言
最早是我的几个孩子极力劝说我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渐渐长大成人，常常问我：“生活刚刚起步的年轻男士或年轻女士，现在仍然能做到您过去做到的那些事吗？”或者问我：“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且持久存在的吗？”
其他人一直要我讲讲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我暗自揣测，他们是希望我揭示某个不为人知的致富捷径和某个必然成功的发财魔法。另外一些人更为关心的是，我对自己熟悉的从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7任总统都有什么看法和评价。
还有一些人一直催促我回顾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造和平期间的经历——我得坦白他们的强烈要求对我影响最大，他们想看看我的观察和观点是否会给解决今日世界面临的生存问题带来一些指导性思考。
实际上，我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已着手撰写回忆录，但一拖再拖始终无法完稿。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国家备战，力图使我们国家得到最佳的战争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身心投入其中，帮助国家加速动员战争资源以赢得战争胜利，同时也竭力避免重演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不禁发现自己还在奋力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以及如国际核能控制之类的问题。
身负这些职责，虽然让我无暇顾及写作回忆录，但给了我更多可写的材料。这些经历赋予我新的眼光和对事物的理解，因此我也需要将以前写下的很多内容加以改写。
我最初打算直到自传写作完毕才付诸出版，但一部叙述起始于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延展于原子弹成功研制之后的自传要压缩进一卷书中并非易事。再者，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回忆录理应趁自己尚在人世便公开发表，如此一来，对回忆录中所写内容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能拿自己的观点来与作者当面对证。
因此，在年届87岁的我看来，似乎不应再等到以后才出版这本第一卷回忆录。我希望不久之后接着出版终卷本，目前我正在努力撰写。
或许，回忆录格外关注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那些岁月，会特别有些益处。我们所有的人成年之后，谁也不会真正脱离年少时代留在身上的印迹。我们在成人生活中解决种种问题的那些方式，通常与我们如何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不会偏离太远。
孩提时代，我既腼腆又胆小，在公众场合说话总是感到恐惧。我控制不住脾气，常常爆发些无名之火。随着年岁渐长，我喜欢上了赌博——如今，观看马赛、球赛或拳击赛，我依然感到紧张刺激，感到又年轻了。
无论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就，我都满怀动力设法亲身体验。付出很多努力之后，我才领悟到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认识到自己如何做才能做到最佳而将无法做好的事留给他人。
如果说这种成长的过程有什么“关键之处”，那就在于，为让自己受到严厉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估，我付出了系统性努力。而当我逐渐认识自己时，我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度过的那些岁月成了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历程。无论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伴随这些事实而来的人类心理因素抽丝剥茧般剥离开来。离开华尔街进入公共生活后，我发现自己面临同样永恒的谜——就是如何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性质与人类的天性保持平衡。
毋庸置疑，人类天性的变化较之我们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当新形势出现时，有些人尽管你苦苦相劝也要自以为是地坚守过去，宣称我们必须固守以往的规则和惯例。另外有些人则视过去的事情毫无价值，仿佛新形势要求采取全新的处理办法，必须依赖试错法反复试验。
为了有效地治理自我，这两种极端做法均须摒弃。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何时应恪守古老的真理、何时应以新的实验性方法坚定地走下去。我在回忆录中阐明了我的行动哲学，我一直以来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将随时准备冒险尝试新行动与采取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所做的事情有些可能会引来非议和责难。然而，我之所以叙说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只是因为我发现，与成功相比，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得多。
在准备本卷回忆录材料的过程中，我得到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编辑建议。
其他人一直要我讲讲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我暗自揣测，他们是希望我揭示某个不为人知的致富捷径和某个必然成功的发财魔法。另外一些人更为关心的是，我对自己熟悉的从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7任总统都有什么看法和评价。
还有一些人一直催促我回顾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造和平期间的经历——我得坦白他们的强烈要求对我影响最大，他们想看看我的观察和观点是否会给解决今日世界面临的生存问题带来一些指导性思考。
实际上，我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已着手撰写回忆录，但一拖再拖始终无法完稿。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国家备战，力图使我们国家得到最佳的战争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身心投入其中，帮助国家加速动员战争资源以赢得战争胜利，同时也竭力避免重演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不禁发现自己还在奋力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以及如国际核能控制之类的问题。
身负这些职责，虽然让我无暇顾及写作回忆录，但给了我更多可写的材料。这些经历赋予我新的眼光和对事物的理解，因此我也需要将以前写下的很多内容加以改写。
我最初打算直到自传写作完毕才付诸出版，但一部叙述起始于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延展于原子弹成功研制之后的自传要压缩进一卷书中并非易事。再者，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回忆录理应趁自己尚在人世便公开发表，如此一来，对回忆录中所写内容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能拿自己的观点来与作者当面对证。
因此，在年届87岁的我看来，似乎不应再等到以后才出版这本第一卷回忆录。我希望不久之后接着出版终卷本，目前我正在努力撰写。
或许，回忆录格外关注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那些岁月，会特别有些益处。我们所有的人成年之后，谁也不会真正脱离年少时代留在身上的印迹。我们在成人生活中解决种种问题的那些方式，通常与我们如何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不会偏离太远。
孩提时代，我既腼腆又胆小，在公众场合说话总是感到恐惧。我控制不住脾气，常常爆发些无名之火。随着年岁渐长，我喜欢上了赌博——如今，观看马赛、球赛或拳击赛，我依然感到紧张刺激，感到又年轻了。
无论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就，我都满怀动力设法亲身体验。付出很多努力之后，我才领悟到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认识到自己如何做才能做到最佳而将无法做好的事留给他人。
如果说这种成长的过程有什么“关键之处”，那就在于，为让自己受到严厉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估，我付出了系统性努力。而当我逐渐认识自己时，我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度过的那些岁月成了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历程。无论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伴随这些事实而来的人类心理因素抽丝剥茧般剥离开来。离开华尔街进入公共生活后，我发现自己面临同样永恒的谜——就是如何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性质与人类的天性保持平衡。
毋庸置疑，人类天性的变化较之我们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当新形势出现时，有些人尽管你苦苦相劝也要自以为是地坚守过去，宣称我们必须固守以往的规则和惯例。另外有些人则视过去的事情毫无价值，仿佛新形势要求采取全新的处理办法，必须依赖试错法反复试验。
为了有效地治理自我，这两种极端做法均须摒弃。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何时应恪守古老的真理、何时应以新的实验性方法坚定地走下去。我在回忆录中阐明了我的行动哲学，我一直以来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将随时准备冒险尝试新行动与采取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所做的事情有些可能会引来非议和责难。然而，我之所以叙说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只是因为我发现，与成功相比，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得多。
在准备本卷回忆录材料的过程中，我得到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编辑建议。
序言
最重要的是人性
中国投资者非常熟悉格雷厄姆——巴菲特的导师、证券分析之父、价值投资鼻祖。
中国投资者对巴鲁克非常陌生，我告诉你，格雷厄姆非常佩服巴鲁克。
巴鲁克1870年8月出生，19岁进入华尔街，25岁就成为华尔街证券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在32岁就已通过投资成为百万富翁。
不要小看当年的百万富翁，1900年美国实行金本位，当时1盎司黄金价值2067美元，而现在金价已远高于当年的价格，也就是说，当年的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的亿万富翁。
格雷厄姆生于1894年5月，1914年20岁时进入华尔街，这时巴鲁克已经是华尔街的大腕，身价百万了。可以说，巴鲁克是美国第一个通过投资而不是做实业成为百万富翁的最有名望、最成功的人。格雷厄姆在约26岁时读了巴鲁克自传的第一卷，对其巨大的成功投资印象深刻。
当时的百万富翁巴鲁克绝对是格雷厄姆的老前辈和偶像，就像亿万富翁老摩根是巴鲁克的老前辈和偶像一样，
格雷厄姆称巴鲁克为大人物（Great Man）。
巴鲁克一生遗憾没有和摩根合作过，格雷厄姆对自己没能和巴鲁克合作，不仅仅是遗憾，甚至是悔恨。
这可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格雷厄姆在自传中亲口所说。
格雷厄姆和巴鲁克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是先从证券经纪公司小职员做起，后来成为合伙人，再后来都决心独立管理投资。
1927年，格雷厄姆出人意料地开始和巴鲁克交往。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向巴鲁克推荐了一些有长期稳定赢利记录，价值却被严重低估的股票。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大人物不但屈尊认真听了他的分析，还十分认可，大量买入他推荐的股票，这让他深感自豪。从此，两人有了更多的交往。巴鲁克曾经两次帮助格雷厄姆进入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还把他介绍给当时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巴鲁克根据格雷厄姆的建议赚了不少钱，他越来越赏识这个年轻人，于是出现了格雷厄姆在自传中描述的一幕：
1929 年，巴鲁克让人传信，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他要向我提出一个他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希望我成为他的投资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 岁了，” 他说，“是时候了，我该轻松一下，来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也分享我的利润。” 他又说，我应该放弃自己现在手头上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俩新的合伙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 年的遭遇将会多么不同，又将会多么美好啊！
为什么格雷厄姆这样说呢？
因为他俩谈后不久，股市开始大跌，进入了历史上最大的大熊市，从1929年9月牛市最高的386点，跌到1932年6月最低的41点，跌幅为89%。
巴鲁克及早撤离股市，而格雷厄姆却没有撤离，结果亏到几乎倾家荡产，7年之后，直到1935 年12 月，才把所有亏损弥补完毕。这7年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最痛苦的日子。
为什么巴鲁克会成功逃过1929年的大熊市呢？
有两个原因：
一是巴鲁克分析基本面认为股价实在高估得离谱。
中国投资者非常熟悉格雷厄姆——巴菲特的导师、证券分析之父、价值投资鼻祖。
中国投资者对巴鲁克非常陌生，我告诉你，格雷厄姆非常佩服巴鲁克。
巴鲁克1870年8月出生，19岁进入华尔街，25岁就成为华尔街证券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在32岁就已通过投资成为百万富翁。
不要小看当年的百万富翁，1900年美国实行金本位，当时1盎司黄金价值2067美元，而现在金价已远高于当年的价格，也就是说，当年的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的亿万富翁。
格雷厄姆生于1894年5月，1914年20岁时进入华尔街，这时巴鲁克已经是华尔街的大腕，身价百万了。可以说，巴鲁克是美国第一个通过投资而不是做实业成为百万富翁的最有名望、最成功的人。格雷厄姆在约26岁时读了巴鲁克自传的第一卷，对其巨大的成功投资印象深刻。
当时的百万富翁巴鲁克绝对是格雷厄姆的老前辈和偶像，就像亿万富翁老摩根是巴鲁克的老前辈和偶像一样，
格雷厄姆称巴鲁克为大人物（Great Man）。
巴鲁克一生遗憾没有和摩根合作过，格雷厄姆对自己没能和巴鲁克合作，不仅仅是遗憾，甚至是悔恨。
这可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格雷厄姆在自传中亲口所说。
格雷厄姆和巴鲁克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是先从证券经纪公司小职员做起，后来成为合伙人，再后来都决心独立管理投资。
1927年，格雷厄姆出人意料地开始和巴鲁克交往。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向巴鲁克推荐了一些有长期稳定赢利记录，价值却被严重低估的股票。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大人物不但屈尊认真听了他的分析，还十分认可，大量买入他推荐的股票，这让他深感自豪。从此，两人有了更多的交往。巴鲁克曾经两次帮助格雷厄姆进入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还把他介绍给当时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巴鲁克根据格雷厄姆的建议赚了不少钱，他越来越赏识这个年轻人，于是出现了格雷厄姆在自传中描述的一幕：
1929 年，巴鲁克让人传信，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他要向我提出一个他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希望我成为他的投资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 岁了，” 他说，“是时候了，我该轻松一下，来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也分享我的利润。” 他又说，我应该放弃自己现在手头上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俩新的合伙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 年的遭遇将会多么不同，又将会多么美好啊！
为什么格雷厄姆这样说呢？
因为他俩谈后不久，股市开始大跌，进入了历史上最大的大熊市，从1929年9月牛市最高的386点，跌到1932年6月最低的41点，跌幅为89%。
巴鲁克及早撤离股市，而格雷厄姆却没有撤离，结果亏到几乎倾家荡产，7年之后，直到1935 年12 月，才把所有亏损弥补完毕。这7年对于格雷厄姆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最痛苦的日子。
为什么巴鲁克会成功逃过1929年的大熊市呢？
有两个原因：
一是巴鲁克分析基本面认为股价实在高估得离谱。
媒体评论
我读过这本巴鲁克的自传，实际上还摘录了他关于股市的许多重要格言。
——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
——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
书摘
第1章
Chapter 1
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
1870年8月19日，我出生于一座两层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镇那条主街上。不过，当时住在这儿几乎像是住在空旷的乡间。房子后面有菜园、马厩和谷仓，再往后面便是伸展开去的一块三英亩1英亩=4 04686平方米。 的田地，父亲将这块地变成颇像“试验农场”一样的地方。我现在
还记得，有一年地里种上了甘蔗，父亲为栽培甘蔗不辞辛劳，仿佛这块地是一个赚钱的棉花种植园，值得那么辛苦。
父亲经常在他的这个“农场”里劳作，而母亲以为，他本该把花在地里的时间用于给人看病疗伤。可不，他当时是本州最成功的医生之一。南卡罗来纳州医疗协会推举他担任会长时，他才33岁。他还在州健康局任职，是那里的头儿，在南北内战后重建时期，他积极参与纷扰又时而充满血腥的政治活动。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翻阅父亲早年行医时的一本病例记录。看着那一页页潦草字迹，就知道他当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给黑人看病，也给白人看，不管是小病微恙还是意外受伤，他都给予治疗；有小孩腿上扎进鱼钩的，有贫苦的老年黑人在主人死后拒绝吃喝18天几近饥渴而死的，什么样的伤病都有。
父亲穿行于乡野给人治病，常常带着我坐上他那辆两座轻便马车一道前往。有时我会把着缰绳，他坐在旁边读书看报或是打盹儿。有一回，我们来到一个粗陋的小木屋前停下来。我等在车上，父亲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急忙跑出来。他拿着把斧子，朝木窗板一阵猛砍，一边大声叫着：“没有新鲜空气，这男人快要死掉了！”
父亲在他那“试验农场”里耕作，这反映了他有兴趣改善本地区的生活，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他终生不渝。我十岁零六个月的时候，我们举家迁至纽约，他开风气之先，在布满拥挤不堪公寓楼的城区开设公共浴室。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州里尚未建立州办农业服务机构来试验更好的耕作方法，但父亲看到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试验。尽管先前没受过任何农耕培训，他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父亲的诊所里，医学书籍的旁边整齐地叠放着一摞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他从杂志中吸取一些理论，将理论应用在那三英亩田地上做试验。他收获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还在县农贸展会上获得了头等奖。
父亲把作物种子赠送给别人，再怎么忙碌也会帮助农夫解决具体问题。有一次，父亲买了几英亩低洼处的土地，想表明可以通过铺设砖瓦来给田里排水。我想这在当时是我们那个地区所进行的第一次同类试验。
父亲是个标致的男人，看上去挺养眼——身高六英尺
1英尺=0304 8米。 ，挺拔而有军人的英气，蓄着黑黑的络腮胡子，一双蓝眼睛温和又不失坚毅。他的穿着相当正式，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见过他衬衫袖子露在外面的样子。可他举止友善，嗓音柔和，从口音里一点儿也听不出他出生于外国的痕迹。
***
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是父亲的名字。1840年7月29日，他出生于一个名叫什未森的村庄，这个村子靠近波森，那时候属于德国。他难得说起自己的祖先。有人提到这一点时，他总会说一个人来自何处并不比现在去向何方更为重要。
我20岁时，父亲带我去欧洲看望他父母，直到此时我才对巴鲁克家的祖先有所了解。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是我的祖父，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名字。他有一件老旧的家族遗物，那是一个颅骨，上面记录着家族谱系。看起来，虽然巴鲁克家族在世代繁衍中曾混有波兰人或俄罗斯人的血液，但它最初还是源自一个拉比家族，有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统。
祖父也声称，自己是古代编纂档案的巴鲁克的后裔，此人曾编辑过《耶利米预言》一书，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对于祖父的说法，父亲沉默不语，不置一词。
祖父巴鲁克和我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他不会说英语，但我的德语相当熟练，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身高超过六英尺，棕色的头发纤纤细细，面颊红红润润的，厚厚的眼镜使黑眼睛显得更加深幽。祖父颇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喜欢坐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抽着雪茄，与人谈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度过了，这时候父亲就待在家里陪着他的母亲。
祖母则是另外一类人——勤劳、节俭、做事要求高、讲究实际。她身材矮小，有一双很蓝的眼睛，父亲和我都继承了这一特点。她的头发从中分开，纹丝不乱地梳向两侧。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想她的祖先是波兰人。
父亲于1855年来到美国，目的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半遮半掩地启程前来美国的时候，他仅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只身来美国是要有点儿勇气的，他当时在这儿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也是什未森村人，在卡姆登镇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Chapter 1
我的父亲：南方邦联的医生
1870年8月19日，我出生于一座两层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镇那条主街上。不过，当时住在这儿几乎像是住在空旷的乡间。房子后面有菜园、马厩和谷仓，再往后面便是伸展开去的一块三英亩1英亩=4 04686平方米。 的田地，父亲将这块地变成颇像“试验农场”一样的地方。我现在
还记得，有一年地里种上了甘蔗，父亲为栽培甘蔗不辞辛劳，仿佛这块地是一个赚钱的棉花种植园，值得那么辛苦。
父亲经常在他的这个“农场”里劳作，而母亲以为，他本该把花在地里的时间用于给人看病疗伤。可不，他当时是本州最成功的医生之一。南卡罗来纳州医疗协会推举他担任会长时，他才33岁。他还在州健康局任职，是那里的头儿，在南北内战后重建时期，他积极参与纷扰又时而充满血腥的政治活动。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翻阅父亲早年行医时的一本病例记录。看着那一页页潦草字迹，就知道他当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给黑人看病，也给白人看，不管是小病微恙还是意外受伤，他都给予治疗；有小孩腿上扎进鱼钩的，有贫苦的老年黑人在主人死后拒绝吃喝18天几近饥渴而死的，什么样的伤病都有。
父亲穿行于乡野给人治病，常常带着我坐上他那辆两座轻便马车一道前往。有时我会把着缰绳，他坐在旁边读书看报或是打盹儿。有一回，我们来到一个粗陋的小木屋前停下来。我等在车上，父亲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急忙跑出来。他拿着把斧子，朝木窗板一阵猛砍，一边大声叫着：“没有新鲜空气，这男人快要死掉了！”
父亲在他那“试验农场”里耕作，这反映了他有兴趣改善本地区的生活，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他终生不渝。我十岁零六个月的时候，我们举家迁至纽约，他开风气之先，在布满拥挤不堪公寓楼的城区开设公共浴室。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州里尚未建立州办农业服务机构来试验更好的耕作方法，但父亲看到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试验。尽管先前没受过任何农耕培训，他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父亲的诊所里，医学书籍的旁边整齐地叠放着一摞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他从杂志中吸取一些理论，将理论应用在那三英亩田地上做试验。他收获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还在县农贸展会上获得了头等奖。
父亲把作物种子赠送给别人，再怎么忙碌也会帮助农夫解决具体问题。有一次，父亲买了几英亩低洼处的土地，想表明可以通过铺设砖瓦来给田里排水。我想这在当时是我们那个地区所进行的第一次同类试验。
父亲是个标致的男人，看上去挺养眼——身高六英尺
1英尺=0304 8米。 ，挺拔而有军人的英气，蓄着黑黑的络腮胡子，一双蓝眼睛温和又不失坚毅。他的穿着相当正式，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见过他衬衫袖子露在外面的样子。可他举止友善，嗓音柔和，从口音里一点儿也听不出他出生于外国的痕迹。
***
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是父亲的名字。1840年7月29日，他出生于一个名叫什未森的村庄，这个村子靠近波森，那时候属于德国。他难得说起自己的祖先。有人提到这一点时，他总会说一个人来自何处并不比现在去向何方更为重要。
我20岁时，父亲带我去欧洲看望他父母，直到此时我才对巴鲁克家的祖先有所了解。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是我的祖父，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名字。他有一件老旧的家族遗物，那是一个颅骨，上面记录着家族谱系。看起来，虽然巴鲁克家族在世代繁衍中曾混有波兰人或俄罗斯人的血液，但它最初还是源自一个拉比家族，有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统。
祖父也声称，自己是古代编纂档案的巴鲁克的后裔，此人曾编辑过《耶利米预言》一书，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对于祖父的说法，父亲沉默不语，不置一词。
祖父巴鲁克和我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他不会说英语，但我的德语相当熟练，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身高超过六英尺，棕色的头发纤纤细细，面颊红红润润的，厚厚的眼镜使黑眼睛显得更加深幽。祖父颇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喜欢坐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抽着雪茄，与人谈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度过了，这时候父亲就待在家里陪着他的母亲。
祖母则是另外一类人——勤劳、节俭、做事要求高、讲究实际。她身材矮小，有一双很蓝的眼睛，父亲和我都继承了这一特点。她的头发从中分开，纹丝不乱地梳向两侧。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想她的祖先是波兰人。
父亲于1855年来到美国，目的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半遮半掩地启程前来美国的时候，他仅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只身来美国是要有点儿勇气的，他当时在这儿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也是什未森村人，在卡姆登镇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