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原书名：Supermoney
- 原出版社： Wiley
编辑推荐
《超级金钱》依然以诙谐而睿智的笔触，对机构投资者、专业人士和金融市场的内在属性进行了剖析。作为现代经典《金钱游戏》的作者，睿智而风趣的写作风格已经成为亚当·史密斯的个人商标。也正是这本书，第一次将巴菲特引入了人们的视野，当时，巴菲特还是内布拉斯加州一名不起眼的基金经理。
内容简介
作译者
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美国投资行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亚当·史密斯。”《新闻周刊》如是说。最初他只是在金融界拥有一群狂热的追随者，现在他的名声已经远不止如此。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将他的著作《金钱游戏》称作是“一本现代的经典”。
史密斯在数家基金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国际连锁酒店担任董事，同时也是《纽约》杂志和《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并在《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任职。他的电视系列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开创了行业先河，这个节目赢得艾美奖的次数比同频道的任何一个节目都名。
史密斯在数家基金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国际连锁酒店担任董事，同时也是《纽约》杂志和《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并在《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任职。他的电视系列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开创了行业先河，这个节目赢得艾美奖的次数比同频道的任何一个节目都名。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2006版序言
第1章 超级金钱
1.1 思辨的疑问
1.2 流动性：零股交易商罗伯特先生被问及他的感受
1.3 超级金钱，它们在哪里：超级货币
第2章 音乐逝去的日子
2.1 1970年6月的银行
2.2 1970年9月的经纪商
第3章 专业人士
3.1 怀旧时间：巨大的购买恐慌
3.2 一次针对1500名专业投资人员的集体诊疗：复仇天使登场
3.3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牢记这些告诫
3.4 我的瑞士银行如何亏损了4000万美元并走向破产
3.5 一定有人做了正确的事情：大师的训诫
第4章 体系瓦解了吗
4.1 超级货币的低级语言
4.2 夺取超级货币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顾问委员会，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极富盛名的投资教育家和实践者。《超级金钱》最早出版于1972年，本书是2006年最新版。虽然成书已经30余年，但本书所蕴含的金融智慧和远见卓识使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特地将这本享誉欧美的著作翻译过来，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本书既是一本深入浅出的投资读物，也是一部妙趣横生的金融传记。作者犀利的眼光、细致入微的观察、轻松诙谐的文笔，将读者带回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沸腾岁月”，重温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在作者的笔下，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褪去了光环，走下了神坛，像老朋友一样向读者娓娓道来。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许多对立的投资理念，但没有武断地判明优劣，因此，本书虽不是一本结论鲜明的教科书式的读物，个中寓意却更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全书共分为4章。第1章提出了“超级金钱”的概念，在美国股市经历“沸腾岁月”的背景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的原因。第2章则将目光投向了金融机构，作者由表及里，深刻地剖析了商业银行和经纪公司在金融动荡中陷入危机的缘由，指出了危机的罪魁祸首—混乱的机构管理以及对金融工具的不当使用。在第3章中，亚当·史密斯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众生相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借大卫·巴布森之口对投资界的蛀虫和小丑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而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亚当·史密斯将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沃伦·巴菲特推到了舞台中央，彰显出过人的远见。第4章揭露了公司管理者和会计师的作假技俩，并对意图在资本市场上获取“超级金钱”的投资者提出了忠告和建议。..
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不断改革和完善，新的金融工具陆续浮出水面，这样的形势对投资者的鉴别能力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是资本市场发展较早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种类众多的投融资工具，因此，借鉴美国投资者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股民乃至金融机构都是大有裨益的，希望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者从纷繁复杂的资本市场中辟出一条蹊径。
本书由李月平和曲绍宏负责翻译，由谌龙审校，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其他人员还有南开大学的于凡、杨乃芬和王廷婷。其他参与录入和查找资料等辅助工作的还包括刘一君、何志宏、张巍、邓姗姗、汪静月、黄东升、王超、王灏等。在此我们谨向上述所有参与本书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大力支持。
在本书的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和各位工作人员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心尽责、反复推敲，力争做到准确合理，但译稿中不妥或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李月平
2007年3月22日，于天津南开大学
本书既是一本深入浅出的投资读物，也是一部妙趣横生的金融传记。作者犀利的眼光、细致入微的观察、轻松诙谐的文笔，将读者带回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沸腾岁月”，重温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在作者的笔下，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褪去了光环，走下了神坛，像老朋友一样向读者娓娓道来。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许多对立的投资理念，但没有武断地判明优劣，因此，本书虽不是一本结论鲜明的教科书式的读物，个中寓意却更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全书共分为4章。第1章提出了“超级金钱”的概念，在美国股市经历“沸腾岁月”的背景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的原因。第2章则将目光投向了金融机构，作者由表及里，深刻地剖析了商业银行和经纪公司在金融动荡中陷入危机的缘由，指出了危机的罪魁祸首—混乱的机构管理以及对金融工具的不当使用。在第3章中，亚当·史密斯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众生相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借大卫·巴布森之口对投资界的蛀虫和小丑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而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亚当·史密斯将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沃伦·巴菲特推到了舞台中央，彰显出过人的远见。第4章揭露了公司管理者和会计师的作假技俩，并对意图在资本市场上获取“超级金钱”的投资者提出了忠告和建议。..
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不断改革和完善，新的金融工具陆续浮出水面，这样的形势对投资者的鉴别能力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是资本市场发展较早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种类众多的投融资工具，因此，借鉴美国投资者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股民乃至金融机构都是大有裨益的，希望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帮助中国投资者从纷繁复杂的资本市场中辟出一条蹊径。
本书由李月平和曲绍宏负责翻译，由谌龙审校，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其他人员还有南开大学的于凡、杨乃芬和王廷婷。其他参与录入和查找资料等辅助工作的还包括刘一君、何志宏、张巍、邓姗姗、汪静月、黄东升、王超、王灏等。在此我们谨向上述所有参与本书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大力支持。
在本书的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和各位工作人员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心尽责、反复推敲，力争做到准确合理，但译稿中不妥或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李月平
2007年3月22日，于天津南开大学
前言
《超级金钱》同其前一本书《金钱游戏》（Money Game）一起，为我们讲述了美国股票市场一段“沸腾岁月”的故事。沃伦·巴菲特是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投资大师，而在巴菲特成为成功投资和金融智慧的典范之前，正是《超级金钱》一书让他第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在这本书中，作者亚当·史密斯专程到奥马哈去会见这位威尔·罗杰斯式的人物，并让他登上了电视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在 “沸腾岁月”中，巴菲特无疑是个异类，他对未来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平静地放弃并关闭了麾下的投资基金。巴菲特将他的热情投入到一家惨淡经营的新英格兰纺织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投资机构。.
《超级金钱》和《金钱游戏》所描述的投机年代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68年接近尾声。不过接踵而至的却是又一波起因截然不同的投机风潮—股票市场在1973年初被推到顶峰，随后，那个年代的泡沫破灭了。到1974年秋天，市场比鼎盛时期下跌了50%，甚至低于15年前，也就是1959年时的水平。
两本书都拥有热情洋溢并且消息灵通的读者，赢得畅销书的地位绝非浪得虚名。在这两本书中，投资仿佛变成了舞台剧，而作者亚当·史密斯则像描写舞台人物一样细致入微地讲述着鲜活、生动的轶闻趣事。从本质上讲，《金钱游戏》研究的是单个投资者的行为，《超级金钱》侧重于描述机构投资者的活动，集中研究“超级货币”的使用—“超级货币”是来自市场升值和股票期权的收入，它是“沸腾岁月”的关键词。
在那个狂野不羁的年代，这两本书迅速成为了投资经典。回过头来审视，它们对下一个疯狂时代的到来提出了警告，30年后，事实被它们言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经济泡沫，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灾难—股票价格暴跌50%，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桑塔亚纳（Santayana）的警告十分正确—“那些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在这次灾难性的崩塌之后，投资者们又一次奋力地寻找着方向，这激发我们出版新版的《超级金钱》。该书讲述了一段特别吸引人的历史，它风趣幽默又不失睿智，为那些没有经历过“沸腾岁月”的投资者提供了有益的教训，而对那个年代的过来人而言，这是一部辛酸的回忆录。用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尽管可能是杜撰的）就是“一切似曾相识”。
尽管过程很痛苦，但能够从《超级金钱》中学到东西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职业角度，我都是众多失败者中的一分子，不过我鼓起勇气和力量继续投入战斗。经过这次磨难的洗礼，我修正了自己对合理投资的看法，因此，当新经济的泡沫在世纪之交膨胀到极点时，我成为了敦促投资者避免将资产集中于高科技股票的少数人中的一员，我建议人们将资产多样化，并且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债券形式持有。
对我而言，能够认识杰里·古德曼（Jerry Goodman）并与他长期共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们定期接受《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杰里·古德曼是创刊者之一）的访问，一起参与家喻户晓的公共广播网络电视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20世纪70年代，我们一同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顾问委员会，他那些强有力而且有凭有据的观点是我们每年圆桌讨论的热门话题。毋庸置疑，杰里高超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结合得天衣无缝！我只能以赛场领域的平局来安慰自己（确切的平局：几年前在普林斯顿壁球球场，我们在比赛中打成2 : 2，又在决胜局中战成7 : 7，而就在此时停电了，比赛就此结束）。
经历了过去55年间金融市场变迁的人并不多，这其中包括“沸腾岁月”和最近的新经济泡沫，作为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之一，我为自己能为这本著作的2006年再版写作前言而倍感荣幸。在这里，我将首先讨论“超级金钱”时代的越轨行为，然后描述随之而来的残酷惩罚，最后讲述关于“非比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的最近例子，这样的例子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俯拾皆是。当然，如果明天的投资者能够从前辈的磨难中真正吸取教训，那么将来也就不会再有泡沫的出现。不过，这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第一部分：超级金钱时代
在古德曼的书中，那个时代的金融界接近，有时甚至已经丧失了理智：感性认知凌驾于现实之上，关于利润的短暂错觉（毫无计算和预期可言）战胜了资产负债表和贴现现金流的真相。在那个年代，投资者把“概念”和“趋势”看做检验投资优劣的试金石，而不管支撑这些“概念”和“趋势”的数据是否真能站得住脚。正如古德曼在他的新版书的介绍中所说：“……人们认为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因为衡量这场游戏的标准是数字，而数字是有限且明确的。”
在金钱游戏与超级金钱的时代，感性认知能够击溃现实要“归功”于财务骗术的花招，这些花招使得表面情况看起来要比实际好很多。亚当·史密斯向我们展示了夸大公司利润是多么容易：“将加速折旧改为直线折旧以减少折旧费用……改变对存货的计价……将研究支出资本化，不作为费用处理……在融资和购买（会计）上做手脚……处处着眼于股票，不必在意现实的经济情况。”与此同时，那些公共会计师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冷眼旁观，任由游戏继续。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会计师，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前主席伦纳德·斯佩塞克（Leonard Spacek）几乎是在孤军作战：“我的行业居然能够容忍如此公然的作假，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公众……财务报表简直成了轮盘赌的赌盘。”然而，他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
投资界全盘接受了这样的愚弄，并且深信不疑。1968年1月，后来成为机构经纪公司Donaldson分析员的勒夫金（Lufkin）和詹雷特（Jenrette）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短期投资有时也许确实比长期投资更安全，股票的价格运动比大多数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情况’更重要……投资组合的经理是在购买股票，而不是在‘投资’某家公司。”
然而，现实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当这一刻到来时，位于泡沫前沿阵地的股票崩溃了，高高在上的神像被证明只不过是泥偶。
这些股票曾经是共同基金经理的最爱，而金钱游戏中玩得最起劲儿的人也是短期内最大的赢家。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亚瑟·威森伯格出版公司（Arthur Wiesenberger&Co.）每年推出《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ies）手册，而在1966年的版本里，它甚至专门为这样的基金单独设置了一个类别—“最大资本收益”基金（maximum capital gain, MCG），以将它们和传统的“长期增长，收入第二”基金（long-term growth, income secondary, LTG）及“增长与当前收入”基金（growth and current income, GCI）区别开来。在“沸腾岁月”，这几种基金在收益率上的差异令人瞠目：GCI基金为116%；LTG基金为151%；MCG基金令人惊奇地达到285%。
在“沸腾岁月”的初始年份，市场上有22家MCG基金，最多时达到143家。令人惊讶的是，在1966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之后，杰拉尔德·特塞（Gerald Tsai）的曼哈顿基金被归为LTG基金类别。这次发行吸引到2.5亿美元的资金，几乎占到当年流入权益基金的总现金流的15%，这家基金的资产在两年后迅速膨胀到5.6亿美元。特塞是一位高深莫测的经理，在1958~1965年管理富达资本基金期间，他取得了296%的收益，而同期保守型权益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66%。《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文章这样表达对特塞的崇拜：“散发出沉静的气质……令人目眩的业绩……没有人像他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共同基金的国王。”而在特塞的眼中，自己“实际上非常保守谨慎”，他甚至否定“沸腾基金”的存在。
在1963~1968年的泡沫时期，其他“沸腾基金”同样取得了出色的业绩。随着标准普尔 500指数上升了大约99%，富达趋势基金上升了245%， 温菲尔德基金上升了285%，而企业基金则火箭般蹿升了643%。但是在1968年的高峰过去以后，这些基金让人大跌眼镜—1969~1971年期间它们的收益实际上低于面值。但不管怎样，凭借在快速增长期间的非凡表现（别管是怎么做到的），截止到1971年，这些基金的业绩记录仍然令人目眩。
陷入市场疯狂的并不仅是共同基金。如果说基金经理的贪财之心至少还能为人所理解，那么非营利机构也参与进来就有些蹊跷，甚至连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也在煽风点火，它声称“从长远看，谨慎让大学付出的成本比鲁莽或过多承担风险更高”。这个为鲁莽行为摇旗呐喊的家伙居然是罗切斯特大学的捐赠基金。《超级金钱》描述了福特基金会的做法：“购买所谓的大公司并不将它们出售”，构建由IBM、施乐和伊士曼-柯达占据主导地位的投资组合。该投资组合的单位价值（见本书附录）从1962年的2.26美元上涨到1967年的4.95美元，并在1971年达到5.60美元—加起来共获益150%。一切真的这么轻而易举吗？
真希望那个时候我就能明白现在才明白的道理。受到“沸腾”的蛊惑，我也不假思索地跳进了漩涡。1965年，惠灵顿管理公司主席和创建者沃尔特 L. 摩根（Walter L. Morgan）引导我做了“必要的事情”，使我1951年加入的公司脱离了学院派的束缚，迈入新的时代。 我迅速与波士顿资金经理桑代克（Thorndike）、多兰（Doran）、佩因（Paine）和刘易斯（Lewis）策划了一次合并，他们的Ivest基金是那个年代表现最好的“沸腾基金”之一，合并于1966年完成。1967年，初出茅庐的我向员工宣布：“我们是排头兵。”—截止到1966年12月31日的5年间，我们的总收益超过了行业中其他任何一只共同基金。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
那次合并的故事在1968年1月的《机构投资者》杂志上被放在了显要的位置， 而这本杂志的主编正是乔治J.W.古德曼。《奇才们接管了惠灵顿》一文描述了新的合伙人如何将惠灵顿从传统的“平衡”投资路线转向一条崭新的“当代”路线。在惠灵顿基金1967年的年报中，它被新任投资组合经理沃尔特 M.卡伯特（Walter M. Cabot）描述为“动态保守主义”：
时代不同了，我们决定使投资组合更好地与现代概念相契合。我们选择“动态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强调重视那些在时代变迁中展现出强大适应和获利能力的公司。（我们已经）将普通股头寸所占的比例从64%调整到72%，并明显侧重于成长型股票，减少对传统基础行业的投资。一只保守的投资基金也应该积极地追逐收益，寻求资本增值、潜在利润和增长的股息……（它）需要想像力、创造力和灵活性。我们将投资于市场中许多成长型的企业。在投资中，动态和保守并不矛盾，因为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超级金钱》和《金钱游戏》所描述的投机年代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68年接近尾声。不过接踵而至的却是又一波起因截然不同的投机风潮—股票市场在1973年初被推到顶峰，随后，那个年代的泡沫破灭了。到1974年秋天，市场比鼎盛时期下跌了50%，甚至低于15年前，也就是1959年时的水平。
两本书都拥有热情洋溢并且消息灵通的读者，赢得畅销书的地位绝非浪得虚名。在这两本书中，投资仿佛变成了舞台剧，而作者亚当·史密斯则像描写舞台人物一样细致入微地讲述着鲜活、生动的轶闻趣事。从本质上讲，《金钱游戏》研究的是单个投资者的行为，《超级金钱》侧重于描述机构投资者的活动，集中研究“超级货币”的使用—“超级货币”是来自市场升值和股票期权的收入，它是“沸腾岁月”的关键词。
在那个狂野不羁的年代，这两本书迅速成为了投资经典。回过头来审视，它们对下一个疯狂时代的到来提出了警告，30年后，事实被它们言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经济泡沫，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灾难—股票价格暴跌50%，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桑塔亚纳（Santayana）的警告十分正确—“那些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在这次灾难性的崩塌之后，投资者们又一次奋力地寻找着方向，这激发我们出版新版的《超级金钱》。该书讲述了一段特别吸引人的历史，它风趣幽默又不失睿智，为那些没有经历过“沸腾岁月”的投资者提供了有益的教训，而对那个年代的过来人而言，这是一部辛酸的回忆录。用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尽管可能是杜撰的）就是“一切似曾相识”。
尽管过程很痛苦，但能够从《超级金钱》中学到东西还是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职业角度，我都是众多失败者中的一分子，不过我鼓起勇气和力量继续投入战斗。经过这次磨难的洗礼，我修正了自己对合理投资的看法，因此，当新经济的泡沫在世纪之交膨胀到极点时，我成为了敦促投资者避免将资产集中于高科技股票的少数人中的一员，我建议人们将资产多样化，并且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债券形式持有。
对我而言，能够认识杰里·古德曼（Jerry Goodman）并与他长期共事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们定期接受《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杰里·古德曼是创刊者之一）的访问，一起参与家喻户晓的公共广播网络电视节目“亚当·史密斯的金钱世界”。20世纪70年代，我们一同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顾问委员会，他那些强有力而且有凭有据的观点是我们每年圆桌讨论的热门话题。毋庸置疑，杰里高超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结合得天衣无缝！我只能以赛场领域的平局来安慰自己（确切的平局：几年前在普林斯顿壁球球场，我们在比赛中打成2 : 2，又在决胜局中战成7 : 7，而就在此时停电了，比赛就此结束）。
经历了过去55年间金融市场变迁的人并不多，这其中包括“沸腾岁月”和最近的新经济泡沫，作为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之一，我为自己能为这本著作的2006年再版写作前言而倍感荣幸。在这里，我将首先讨论“超级金钱”时代的越轨行为，然后描述随之而来的残酷惩罚，最后讲述关于“非比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的最近例子，这样的例子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俯拾皆是。当然，如果明天的投资者能够从前辈的磨难中真正吸取教训，那么将来也就不会再有泡沫的出现。不过，这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第一部分：超级金钱时代
在古德曼的书中，那个时代的金融界接近，有时甚至已经丧失了理智：感性认知凌驾于现实之上，关于利润的短暂错觉（毫无计算和预期可言）战胜了资产负债表和贴现现金流的真相。在那个年代，投资者把“概念”和“趋势”看做检验投资优劣的试金石，而不管支撑这些“概念”和“趋势”的数据是否真能站得住脚。正如古德曼在他的新版书的介绍中所说：“……人们认为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因为衡量这场游戏的标准是数字，而数字是有限且明确的。”
在金钱游戏与超级金钱的时代，感性认知能够击溃现实要“归功”于财务骗术的花招，这些花招使得表面情况看起来要比实际好很多。亚当·史密斯向我们展示了夸大公司利润是多么容易：“将加速折旧改为直线折旧以减少折旧费用……改变对存货的计价……将研究支出资本化，不作为费用处理……在融资和购买（会计）上做手脚……处处着眼于股票，不必在意现实的经济情况。”与此同时，那些公共会计师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冷眼旁观，任由游戏继续。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会计师，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前主席伦纳德·斯佩塞克（Leonard Spacek）几乎是在孤军作战：“我的行业居然能够容忍如此公然的作假，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公众……财务报表简直成了轮盘赌的赌盘。”然而，他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
投资界全盘接受了这样的愚弄，并且深信不疑。1968年1月，后来成为机构经纪公司Donaldson分析员的勒夫金（Lufkin）和詹雷特（Jenrette）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短期投资有时也许确实比长期投资更安全，股票的价格运动比大多数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情况’更重要……投资组合的经理是在购买股票，而不是在‘投资’某家公司。”
然而，现实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当这一刻到来时，位于泡沫前沿阵地的股票崩溃了，高高在上的神像被证明只不过是泥偶。
这些股票曾经是共同基金经理的最爱，而金钱游戏中玩得最起劲儿的人也是短期内最大的赢家。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亚瑟·威森伯格出版公司（Arthur Wiesenberger&Co.）每年推出《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ies）手册，而在1966年的版本里，它甚至专门为这样的基金单独设置了一个类别—“最大资本收益”基金（maximum capital gain, MCG），以将它们和传统的“长期增长，收入第二”基金（long-term growth, income secondary, LTG）及“增长与当前收入”基金（growth and current income, GCI）区别开来。在“沸腾岁月”，这几种基金在收益率上的差异令人瞠目：GCI基金为116%；LTG基金为151%；MCG基金令人惊奇地达到285%。
在“沸腾岁月”的初始年份，市场上有22家MCG基金，最多时达到143家。令人惊讶的是，在1966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之后，杰拉尔德·特塞（Gerald Tsai）的曼哈顿基金被归为LTG基金类别。这次发行吸引到2.5亿美元的资金，几乎占到当年流入权益基金的总现金流的15%，这家基金的资产在两年后迅速膨胀到5.6亿美元。特塞是一位高深莫测的经理，在1958~1965年管理富达资本基金期间，他取得了296%的收益，而同期保守型权益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66%。《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文章这样表达对特塞的崇拜：“散发出沉静的气质……令人目眩的业绩……没有人像他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共同基金的国王。”而在特塞的眼中，自己“实际上非常保守谨慎”，他甚至否定“沸腾基金”的存在。
在1963~1968年的泡沫时期，其他“沸腾基金”同样取得了出色的业绩。随着标准普尔 500指数上升了大约99%，富达趋势基金上升了245%， 温菲尔德基金上升了285%，而企业基金则火箭般蹿升了643%。但是在1968年的高峰过去以后，这些基金让人大跌眼镜—1969~1971年期间它们的收益实际上低于面值。但不管怎样，凭借在快速增长期间的非凡表现（别管是怎么做到的），截止到1971年，这些基金的业绩记录仍然令人目眩。
陷入市场疯狂的并不仅是共同基金。如果说基金经理的贪财之心至少还能为人所理解，那么非营利机构也参与进来就有些蹊跷，甚至连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也在煽风点火，它声称“从长远看，谨慎让大学付出的成本比鲁莽或过多承担风险更高”。这个为鲁莽行为摇旗呐喊的家伙居然是罗切斯特大学的捐赠基金。《超级金钱》描述了福特基金会的做法：“购买所谓的大公司并不将它们出售”，构建由IBM、施乐和伊士曼-柯达占据主导地位的投资组合。该投资组合的单位价值（见本书附录）从1962年的2.26美元上涨到1967年的4.95美元，并在1971年达到5.60美元—加起来共获益150%。一切真的这么轻而易举吗？
真希望那个时候我就能明白现在才明白的道理。受到“沸腾”的蛊惑，我也不假思索地跳进了漩涡。1965年，惠灵顿管理公司主席和创建者沃尔特 L. 摩根（Walter L. Morgan）引导我做了“必要的事情”，使我1951年加入的公司脱离了学院派的束缚，迈入新的时代。 我迅速与波士顿资金经理桑代克（Thorndike）、多兰（Doran）、佩因（Paine）和刘易斯（Lewis）策划了一次合并，他们的Ivest基金是那个年代表现最好的“沸腾基金”之一，合并于1966年完成。1967年，初出茅庐的我向员工宣布：“我们是排头兵。”—截止到1966年12月31日的5年间，我们的总收益超过了行业中其他任何一只共同基金。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
那次合并的故事在1968年1月的《机构投资者》杂志上被放在了显要的位置， 而这本杂志的主编正是乔治J.W.古德曼。《奇才们接管了惠灵顿》一文描述了新的合伙人如何将惠灵顿从传统的“平衡”投资路线转向一条崭新的“当代”路线。在惠灵顿基金1967年的年报中，它被新任投资组合经理沃尔特 M.卡伯特（Walter M. Cabot）描述为“动态保守主义”：
时代不同了，我们决定使投资组合更好地与现代概念相契合。我们选择“动态保守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强调重视那些在时代变迁中展现出强大适应和获利能力的公司。（我们已经）将普通股头寸所占的比例从64%调整到72%，并明显侧重于成长型股票，减少对传统基础行业的投资。一只保守的投资基金也应该积极地追逐收益，寻求资本增值、潜在利润和增长的股息……（它）需要想像力、创造力和灵活性。我们将投资于市场中许多成长型的企业。在投资中，动态和保守并不矛盾，因为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序言
沃伦·巴菲特是谁，什么是超级金钱.
退休的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居住在法国南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这是他最青睐的业余爱好，而证券分析师的圣经—《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的主旨，正是出自古罗马诗人贺瑞斯（Horace）：“现在正在跌落的，将来还会复原；而现在风光无限的，将来也会跌落。”
在认识格雷厄姆之前，我曾经在《金钱游戏》一书中提到过他。在我的笔下，“如果证券分析能被算作一门职业的话，格雷厄姆便堪称这个行当的教父。在他出现之前，这个职业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格雷厄姆的权威地位不容置疑。”
格雷厄姆本人对“教父”的称谓十分满意。他用希腊文纠正了我书中的几处错误，并表示自己愿意在纽约和我讨论一些问题。
在那之后不久，他果真来到了纽约，会见出版商并探望自己的小孙子，我借机询问他对当前市场的看法。
格雷厄姆希望我能为他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Intelligent Investor）创作一个新的版本。“我只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两个人去做，”他说，“一个是你，另一个是沃伦·巴菲特。”
“沃伦·巴菲特是谁？”我问。1970年，在奥马哈城和格雷厄姆的朋友圈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字。
而今天，沃伦的名头是如此响亮，当报纸提到他时，甚至不需要在前面加任何同位语，如果一定要为他安一个头衔的话，报纸会把他简单地称做“投资者巴菲特”。各处的书架上都可以找到关于他的传记。巴菲特的确当得起“投资者”这个称谓，他是有史以来这个领域里最出色的实践者。投资使他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富有的人，仅次于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
甚至在1970年，沃伦的投资业绩就已经出类拔萃，而他的投资方法和技巧在当时并不流行。1956年，他用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来的10.5万美元与人合伙进行投资，而到1969年他终止合伙关系时，最初的资金已经增值为1.05亿美元，复利收益率达到31%。沃伦的业绩表明，他的身价在2500万美元左右。他之所以让合伙企业关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理解当时股票市场的情况。
就写作新版《聪明的投资者》而言，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是萨姆·斯特德曼（Sam Stedman）的信徒，他的投资哲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增长”，他提倡寻找那些迅速成长并能将高增长率保持下去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受到保护的专利权和不可动摇的市场地位，至少在三年之内能够保证稳定的利润，不过它们的股票价格往往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不支付股息。
施乐914，这种机器让我们陷于“成长投资”中不能自拔。它是世界上第一台复印机，曾经有人说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也许会将“施乐”当成一个动词来使用，这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施乐被认为是“10倍成长股”，一旦找到这样一只股票，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吊起你的胃口。施乐的信徒甚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其他国家—英国的Rank 施乐和日本的富士施乐。
人们涌进57大街的登喜路专卖店，订做袖子上有四排扣的西装。我们将格雷厄姆抛在了脑后，尽管他很有个人魅力，但他在1949年说过的话让人们觉得不太中听，他说自己不会购买IBM的股票，因为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越过了“我所认为的真实投资的底线”。
在格雷厄姆的催促下，我和沃伦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然后专门飞到奥马哈去和他见面，即便在那时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格雷厄姆为我安排的工作。我们一起吃牛排，享用烤肉、鸡蛋和马铃薯。我和沃伦相处得十分愉快，他是一个随和、有趣的人，拥有惊人的天赋，正如每个人现在知道的那样，他堪称聪明绝顶。
从外表上看，沃伦并不像是施乐的拥趸。尽管西装革履，但他显然对衣服的裁剪并不在意，手腕露在袖子外面（如今，作为资深的金融权威，沃伦的衣着无可挑剔，不过我相信他对服饰的兴趣仍然不大），用一位施乐追随者的话说，沃伦看上去就像刚从卡车上掉下来的芜菁。
我来到沃伦位于法纳姆大街的住所，在1958年，他花了3.15万美元买下这套房屋。屋子略显凌乱，但却十分舒适。
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在奥马哈进行投资操作的。纽约的投资组合经理通常都会在早饭、午饭或宴会时聚在一起，交流一些信息。
“奥马哈给了我洞察力。”沃伦回答。他给我看了一篇出自华尔街的报道，上面写着：“证券分析来不得一时一刻的松懈。”
“噢！”沃伦感叹道，“这类东西总会让我觉得内疚—当我忍不住到外面来上一杯可乐的时候。”
沃伦似乎对寻找下一个施乐兴趣不大。笃信增长率的人们正在四处搜索，和小贩、顾客、竞争者谈论着菲利普·费希尔（Phil Fisher）的哲学，而沃伦的研究方法则别具一格。
举个例子，沃伦注意到印第安纳的一只高速公路债券售价为70多美元，而伊利诺伊州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债券则卖到了90多美元。投资债券的人们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印第安纳高速公路的维护金额不够高。
退休的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居住在法国南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这是他最青睐的业余爱好，而证券分析师的圣经—《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的主旨，正是出自古罗马诗人贺瑞斯（Horace）：“现在正在跌落的，将来还会复原；而现在风光无限的，将来也会跌落。”
在认识格雷厄姆之前，我曾经在《金钱游戏》一书中提到过他。在我的笔下，“如果证券分析能被算作一门职业的话，格雷厄姆便堪称这个行当的教父。在他出现之前，这个职业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格雷厄姆的权威地位不容置疑。”
格雷厄姆本人对“教父”的称谓十分满意。他用希腊文纠正了我书中的几处错误，并表示自己愿意在纽约和我讨论一些问题。
在那之后不久，他果真来到了纽约，会见出版商并探望自己的小孙子，我借机询问他对当前市场的看法。
格雷厄姆希望我能为他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Intelligent Investor）创作一个新的版本。“我只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两个人去做，”他说，“一个是你，另一个是沃伦·巴菲特。”
“沃伦·巴菲特是谁？”我问。1970年，在奥马哈城和格雷厄姆的朋友圈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字。
而今天，沃伦的名头是如此响亮，当报纸提到他时，甚至不需要在前面加任何同位语，如果一定要为他安一个头衔的话，报纸会把他简单地称做“投资者巴菲特”。各处的书架上都可以找到关于他的传记。巴菲特的确当得起“投资者”这个称谓，他是有史以来这个领域里最出色的实践者。投资使他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富有的人，仅次于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
甚至在1970年，沃伦的投资业绩就已经出类拔萃，而他的投资方法和技巧在当时并不流行。1956年，他用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来的10.5万美元与人合伙进行投资，而到1969年他终止合伙关系时，最初的资金已经增值为1.05亿美元，复利收益率达到31%。沃伦的业绩表明，他的身价在2500万美元左右。他之所以让合伙企业关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理解当时股票市场的情况。
就写作新版《聪明的投资者》而言，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是萨姆·斯特德曼（Sam Stedman）的信徒，他的投资哲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增长”，他提倡寻找那些迅速成长并能将高增长率保持下去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受到保护的专利权和不可动摇的市场地位，至少在三年之内能够保证稳定的利润，不过它们的股票价格往往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不支付股息。
施乐914，这种机器让我们陷于“成长投资”中不能自拔。它是世界上第一台复印机，曾经有人说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也许会将“施乐”当成一个动词来使用，这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施乐被认为是“10倍成长股”，一旦找到这样一只股票，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吊起你的胃口。施乐的信徒甚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其他国家—英国的Rank 施乐和日本的富士施乐。
人们涌进57大街的登喜路专卖店，订做袖子上有四排扣的西装。我们将格雷厄姆抛在了脑后，尽管他很有个人魅力，但他在1949年说过的话让人们觉得不太中听，他说自己不会购买IBM的股票，因为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越过了“我所认为的真实投资的底线”。
在格雷厄姆的催促下，我和沃伦进行了几次电话交谈，然后专门飞到奥马哈去和他见面，即便在那时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格雷厄姆为我安排的工作。我们一起吃牛排，享用烤肉、鸡蛋和马铃薯。我和沃伦相处得十分愉快，他是一个随和、有趣的人，拥有惊人的天赋，正如每个人现在知道的那样，他堪称聪明绝顶。
从外表上看，沃伦并不像是施乐的拥趸。尽管西装革履，但他显然对衣服的裁剪并不在意，手腕露在袖子外面（如今，作为资深的金融权威，沃伦的衣着无可挑剔，不过我相信他对服饰的兴趣仍然不大），用一位施乐追随者的话说，沃伦看上去就像刚从卡车上掉下来的芜菁。
我来到沃伦位于法纳姆大街的住所，在1958年，他花了3.15万美元买下这套房屋。屋子略显凌乱，但却十分舒适。
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在奥马哈进行投资操作的。纽约的投资组合经理通常都会在早饭、午饭或宴会时聚在一起，交流一些信息。
“奥马哈给了我洞察力。”沃伦回答。他给我看了一篇出自华尔街的报道，上面写着：“证券分析来不得一时一刻的松懈。”
“噢！”沃伦感叹道，“这类东西总会让我觉得内疚—当我忍不住到外面来上一杯可乐的时候。”
沃伦似乎对寻找下一个施乐兴趣不大。笃信增长率的人们正在四处搜索，和小贩、顾客、竞争者谈论着菲利普·费希尔（Phil Fisher）的哲学，而沃伦的研究方法则别具一格。
举个例子，沃伦注意到印第安纳的一只高速公路债券售价为70多美元，而伊利诺伊州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债券则卖到了90多美元。投资债券的人们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印第安纳高速公路的维护金额不够高。
书摘
也许这个例子还不够“随意”。一家拥有三个天才、两台打字机、四支蜡笔、一台电话的广告公司也可以进入超级货币阶层，将6万美元变成成倍的金钱。
我们可以在1972年找到关于超级货币的一个绝佳例子。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列维茨兄弟—拉尔夫、加里、利昂和菲得普拥有一家家具零售公司，每年的净利在6万美元左右。在年末结算时他们发现直接从仓库中销售的家具利润特别丰厚，他们增加了仓库，公司随后上市，其股票市值一度达到公司账面价值的17倍，利润的100倍。这四兄弟将从公众那里筹来的3300万美元放进银行，而公司价值仍然达到3亿美元，（历史将会告诉我们，从仓库里销售家具的业务是否真的价值其利润的100倍，但至少放在银行的那3300万美元是安全的）。
Paul Newman将和Shirley Maclaine以及Sidney Poitier一起上市，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
对于这种情况，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毫无疑问，贪婪的承购商将很多垃圾推销给了公众，他们是否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管制？我们再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几乎在其他任何国家，小企业都无法如此容易地获得资本，而公开市场的低门槛正是我之前所说的国家巨大财富的一部分。小企业为经济提供刺激，有时甚至能成长为大公司。
拉德金夫人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的家中烤制的面包好吃吗？确实如此。而当她的面包店扩张到一定规模时，这家人便想要用它换来真正的金钱（超级货币带来的并不只是现金）。于是他们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面包店卖给康宝汤料公司（Campbell誷 Soup）。康宝汤料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活跃，他们可以从中取出一些换成现金，然后开始像个有钱人那样生活。事实上，你可以从厨房里纵览超级货币的历史：商品标签上就记载着那些食品家族的交易。这些家族往往已经足够有名，因此那些带来超级货币的公司经常将自己的名称只以小号字体印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看看Hellmann橄榄油，很显然，曾经有一个Hellmann家族从事橄榄油生意，商品名称就来自这个家族，而不是广告公司的创意。Dannon并不是家族的名字，但却出自一位西班牙商人艾萨克•卡拉索（Isaac Carasso），他用自己儿子的名字丹尼尔（Daniel）为自己的产品命名，后来演化为Danone，再后来这个名称被英语化为Dannon。Dannon商标属于Beatrice Foods，该公司提供了10亿美元计的超级货币。听说过Breakstone Cottage奶酪吗？它背后的超级货币是卡夫（Kraft）。
最后，看看下面这些名字：Avis Rent a Car、Cannon Electric、Federal Electric、Sheraton Hotels、Howard W. Sams（一家出版公司）、Continental Baking、Grinnell Corporation（生产管道和管道配件）、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一家主要的保险公司）、Rayonier、Pennsylvania Glass Sand、Southern Wood Preserving Company以及Levitt and Sons、著名的Levittowns住宅开发商。这些繁荣兴盛的企业有什么共同点？它们的所有者都和一家超级通货公司进行了交易—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家公司堪称利用资金进行购买的典范。
上面的例子为超级货币树立了“商誉”（也有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商誉”虚无缥缈）。所有的资本化收益都可以算作超级货币，尤其是那些具有法人地位又在市场上广泛交易的公司。那些住得起山间别墅的人要感谢他们的祖父，因为他们的祖父购买了日后成长为IBM的Tabulator公司，而IBM正是最好的超级货币。
不用怀疑，这些才是真正的金钱。也许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会给出货币的不同定义，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货币是M1，包括银行体系外流通的所有硬币和纸币，再加上银行里的短期存款（比如支票账户）。除此之外，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在M1的基础上加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构成M2。你只需要将储蓄账户转成支票账户就可以从M2回到M1 ，这很简单。一些经济学家将短期政府票据也归入货币，因为将它们转换成现金也很容易。
我建议应该再加上M3，超级货币。超级货币存在于账面之上，市场之外。上市行为创造出额外的货币，就像把储蓄账户转为支票账户就可以将M2变成M1一样，要想从M3得到M1，你在账面上买入，在市场上卖出，拿出一部分股票转入支票账户，转瞬之间，你成了有钱人。
学者们曾经展开论战，争论什么是左右经济的真正力量。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给的作用最为重要。不过在计算货币供应量时，很少有经济学家关注超级货币。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位前成员问我：“你愿意就这个课题做一些认真的研究吗？”我陷入了沉默。我知道这意味着在Kyklos或者《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上用布尔代数来描写超级货币，发表一篇充斥着Ss、Ds，旁边标满数字的论文；为The Public Interest甚至New York Review撰写题为“超级货币的社会意义”的文章；最后将上述种种在《纽约时代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发扬光大。不幸的是，即使拥有新型电子计算机，我在多元回归、统计序列这类事情上仍然做得很糟糕。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超级货币也许更容易让人肃然起敬，但我选择的工具是文字。
从听诊器、棒棒糖到成倍的账户余额，所有的超级通货都要经历类似的过程，不过我们只在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时计算它们。
社会的收入并不呈均匀分布。有些人甚至不属于M1阶层。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前进动力等原因，这些人很难赚到钱，对他们而言货币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纸币、硬币、支票都是空谈，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依靠福利生活。相对而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M1这个阶层，他们工作，从雇主那里领取薪酬，把挣来的钱交给百货商店，支付税款，以M2的形式存一点钱，艰难地生活。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持有超级货币的人—M3的拥有者。
许多人认识不到超级货币的巨大作用，他们仍然认为自己钱包里花花绿绿的钞票就是真正的金钱。我们气喘吁吁、加班加点地工作，却永远只能在别人身后苦苦追赶，因为我们不能将收入转化为资本。相反的是，只需要一点时间，超级货币就可以成倍地增长。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也许确实很聪明，不过我们和他们在智力方面的差距绝没有两者在财富方面的差距那样巨大—大到需要以光年为单位进行计算。
我的一位朋友在格林威治购置了占地28英亩的豪华别墅，并在熊市到来之前将其装修完毕。据他说，他总能用这幢别墅挣到上百万美元。我问他，在这种时候，谁会在空闲时间将不菲的资金花费在一幢房屋上？他回答：“总会有某个家伙的公司公开上市，于是这个人就可以从筹到的资金中拿出一点儿并四处挥霍，这样的人很多，比格林威治的豪华别墅还要多。”
公司出售股票以替换债券、购置设备，这并不形成超级货币，因为在公司的账簿上，筹集的资金转换成了新的机器和厂房。不过如果卖出股票的持股人将权益资产转让，那么他们就进入了超级货币阶层。
其他一些方法也可以使财富增加，经常的做法是以资产为基础获得借款，这里的资产包括实际资产或是地下的石油，然后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更多的购买。不过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莫过于拥有超级货币，这就是你的号码—M3，如果财富让你觉得眼前一亮，至少你应该知晓它们身处何方。
我们可以在1972年找到关于超级货币的一个绝佳例子。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列维茨兄弟—拉尔夫、加里、利昂和菲得普拥有一家家具零售公司，每年的净利在6万美元左右。在年末结算时他们发现直接从仓库中销售的家具利润特别丰厚，他们增加了仓库，公司随后上市，其股票市值一度达到公司账面价值的17倍，利润的100倍。这四兄弟将从公众那里筹来的3300万美元放进银行，而公司价值仍然达到3亿美元，（历史将会告诉我们，从仓库里销售家具的业务是否真的价值其利润的100倍，但至少放在银行的那3300万美元是安全的）。
Paul Newman将和Shirley Maclaine以及Sidney Poitier一起上市，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
对于这种情况，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毫无疑问，贪婪的承购商将很多垃圾推销给了公众，他们是否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管制？我们再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几乎在其他任何国家，小企业都无法如此容易地获得资本，而公开市场的低门槛正是我之前所说的国家巨大财富的一部分。小企业为经济提供刺激，有时甚至能成长为大公司。
拉德金夫人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的家中烤制的面包好吃吗？确实如此。而当她的面包店扩张到一定规模时，这家人便想要用它换来真正的金钱（超级货币带来的并不只是现金）。于是他们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面包店卖给康宝汤料公司（Campbell誷 Soup）。康宝汤料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活跃，他们可以从中取出一些换成现金，然后开始像个有钱人那样生活。事实上，你可以从厨房里纵览超级货币的历史：商品标签上就记载着那些食品家族的交易。这些家族往往已经足够有名，因此那些带来超级货币的公司经常将自己的名称只以小号字体印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看看Hellmann橄榄油，很显然，曾经有一个Hellmann家族从事橄榄油生意，商品名称就来自这个家族，而不是广告公司的创意。Dannon并不是家族的名字，但却出自一位西班牙商人艾萨克•卡拉索（Isaac Carasso），他用自己儿子的名字丹尼尔（Daniel）为自己的产品命名，后来演化为Danone，再后来这个名称被英语化为Dannon。Dannon商标属于Beatrice Foods，该公司提供了10亿美元计的超级货币。听说过Breakstone Cottage奶酪吗？它背后的超级货币是卡夫（Kraft）。
最后，看看下面这些名字：Avis Rent a Car、Cannon Electric、Federal Electric、Sheraton Hotels、Howard W. Sams（一家出版公司）、Continental Baking、Grinnell Corporation（生产管道和管道配件）、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一家主要的保险公司）、Rayonier、Pennsylvania Glass Sand、Southern Wood Preserving Company以及Levitt and Sons、著名的Levittowns住宅开发商。这些繁荣兴盛的企业有什么共同点？它们的所有者都和一家超级通货公司进行了交易—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家公司堪称利用资金进行购买的典范。
上面的例子为超级货币树立了“商誉”（也有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商誉”虚无缥缈）。所有的资本化收益都可以算作超级货币，尤其是那些具有法人地位又在市场上广泛交易的公司。那些住得起山间别墅的人要感谢他们的祖父，因为他们的祖父购买了日后成长为IBM的Tabulator公司，而IBM正是最好的超级货币。
不用怀疑，这些才是真正的金钱。也许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会给出货币的不同定义，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货币是M1，包括银行体系外流通的所有硬币和纸币，再加上银行里的短期存款（比如支票账户）。除此之外，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在M1的基础上加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构成M2。你只需要将储蓄账户转成支票账户就可以从M2回到M1 ，这很简单。一些经济学家将短期政府票据也归入货币，因为将它们转换成现金也很容易。
我建议应该再加上M3，超级货币。超级货币存在于账面之上，市场之外。上市行为创造出额外的货币，就像把储蓄账户转为支票账户就可以将M2变成M1一样，要想从M3得到M1，你在账面上买入，在市场上卖出，拿出一部分股票转入支票账户，转瞬之间，你成了有钱人。
学者们曾经展开论战，争论什么是左右经济的真正力量。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给的作用最为重要。不过在计算货币供应量时，很少有经济学家关注超级货币。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位前成员问我：“你愿意就这个课题做一些认真的研究吗？”我陷入了沉默。我知道这意味着在Kyklos或者《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上用布尔代数来描写超级货币，发表一篇充斥着Ss、Ds，旁边标满数字的论文；为The Public Interest甚至New York Review撰写题为“超级货币的社会意义”的文章；最后将上述种种在《纽约时代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发扬光大。不幸的是，即使拥有新型电子计算机，我在多元回归、统计序列这类事情上仍然做得很糟糕。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超级货币也许更容易让人肃然起敬，但我选择的工具是文字。
从听诊器、棒棒糖到成倍的账户余额，所有的超级通货都要经历类似的过程，不过我们只在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时计算它们。
社会的收入并不呈均匀分布。有些人甚至不属于M1阶层。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前进动力等原因，这些人很难赚到钱，对他们而言货币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纸币、硬币、支票都是空谈，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依靠福利生活。相对而言，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M1这个阶层，他们工作，从雇主那里领取薪酬，把挣来的钱交给百货商店，支付税款，以M2的形式存一点钱，艰难地生活。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持有超级货币的人—M3的拥有者。
许多人认识不到超级货币的巨大作用，他们仍然认为自己钱包里花花绿绿的钞票就是真正的金钱。我们气喘吁吁、加班加点地工作，却永远只能在别人身后苦苦追赶，因为我们不能将收入转化为资本。相反的是，只需要一点时间，超级货币就可以成倍地增长。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也许确实很聪明，不过我们和他们在智力方面的差距绝没有两者在财富方面的差距那样巨大—大到需要以光年为单位进行计算。
我的一位朋友在格林威治购置了占地28英亩的豪华别墅，并在熊市到来之前将其装修完毕。据他说，他总能用这幢别墅挣到上百万美元。我问他，在这种时候，谁会在空闲时间将不菲的资金花费在一幢房屋上？他回答：“总会有某个家伙的公司公开上市，于是这个人就可以从筹到的资金中拿出一点儿并四处挥霍，这样的人很多，比格林威治的豪华别墅还要多。”
公司出售股票以替换债券、购置设备，这并不形成超级货币，因为在公司的账簿上，筹集的资金转换成了新的机器和厂房。不过如果卖出股票的持股人将权益资产转让，那么他们就进入了超级货币阶层。
其他一些方法也可以使财富增加，经常的做法是以资产为基础获得借款，这里的资产包括实际资产或是地下的石油，然后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更多的购买。不过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莫过于拥有超级货币，这就是你的号码—M3，如果财富让你觉得眼前一亮，至少你应该知晓它们身处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