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 )
基本信息
- 原书名: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 原出版社: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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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层的崛起》描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业、教育、健康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这个新生社会阶层——“创意阶层”中的一员。创意阶层已经形成,这一阶层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构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意阶层的崛起》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城市及经济。《创意阶层的崛起》在全美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跻身全美畅销榜。得到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城市规划师、企业管理者、经济发展专家的认可和重视。
人类的创意是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工业社会之后,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书中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了人们在个人选择和态度方面的重大变化,不仅阐述了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经济原因,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经济。
创意阶层包括哪些人?创意阶层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创意人在意自己工作中的哪些方面?创意阶层主要分为哪几个类型?什么叫做人才的横向流动?在横向劳动力市场下创意阶层的生活有哪些新特点?小心“有毒”工作场所!你也在向往“无领”办公场所吗?新式办公场所有哪些特点?创意能力要如何管理呢?创意阶层引领了自主性、参与性和体验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如何衡量创意能力呢?什么叫“创意指数”呢?创意资本理论是什么?3t理论是什么?创意将走向何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找到。
人类的创意是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工业社会之后,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书中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了人们在个人选择和态度方面的重大变化,不仅阐述了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经济原因,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经济。
创意阶层包括哪些人?创意阶层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创意人在意自己工作中的哪些方面?创意阶层主要分为哪几个类型?什么叫做人才的横向流动?在横向劳动力市场下创意阶层的生活有哪些新特点?小心“有毒”工作场所!你也在向往“无领”办公场所吗?新式办公场所有哪些特点?创意能力要如何管理呢?创意阶层引领了自主性、参与性和体验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如何衡量创意能力呢?什么叫“创意指数”呢?创意资本理论是什么?3t理论是什么?创意将走向何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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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供作译者介绍
理查德?佛罗里达博士是马丁繁荣研究所的主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业与创意力教授。他是创意阶层集团和华盛顿特区全球智库的创始人。在加盟罗特曼管理学院之前,理查德?佛罗里达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与盖洛普公司的资深科学家。佛罗里达教授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执教近二十年,并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客座教授。
此外,作者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和《环球邮报》的专栏作家。他经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经济学.. << 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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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本序言
序言
第一章 日常生活的变革
第一部分:创意时代
第二章 创意精神
第三章 创意经济
第四章 创意阶层
第二部分:工作
第五章 机器车间与美发沙龙
第六章 横向劳动力市场
第七章 “无领”办公场所
第八章 创意力管理
第九章 时间概念的扭曲
第三部分:生活与休闲
第十章 体验式生活
序言
第一章 日常生活的变革
第一部分:创意时代
第二章 创意精神
第三章 创意经济
第四章 创意阶层
第二部分:工作
第五章 机器车间与美发沙龙
第六章 横向劳动力市场
第七章 “无领”办公场所
第八章 创意力管理
第九章 时间概念的扭曲
第三部分:生活与休闲
第十章 体验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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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的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业、教育、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这个新生社会阶层——“创意阶层”中的一员。创意阶层已经形成,在美国约有3800万人属于这一阶层——其所占比例超过了美国总就业人口的300%,这一阶层将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价值观、欲望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构产生深刻改变。
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创意阶层形成的根源是经济性的。正如封建贵族的权力和身份来自其对土地和民众的世袭控制,资产阶级的成员是商人和工厂主,创意阶层的特征则在于其成员扮演着“创意的提供者”这一特定角色。由于创意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因此从影响力的角度而言,创意阶层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阶层。只有通过了解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及其价值观,我们才可能理解那些席卷我们社会的,看上去错综纷繁、了无头绪的诸多改变,并开始以更为明智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未来。
与大多数著作类似,本书的写成也并非一蹴而就;我经常注意到一些按传统观点无法解释的事情,并对其进行了不断探究,从而逐步形成了本书的观点。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时,对于某些城市和区域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其他城市和区域则相对滞后的现象,我试图找出原因所在。在这方面,一个最古老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吸引和留住公司,而且公司规模越大越好。这是因为,公司能够创造工作机会,而人们总是愿意往工作机会多的地方聚集。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以及全世界的许多城市都试图通过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或启动风险投资基金的方法,将所在城市变成“下一个硅谷”。他们在具体策略上,不是亲自培育高科技初创企业,就是直接从其他城市“挖墙脚”。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奏效。
我亲眼所见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赞网(Lycos)公司。民赞网是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独立出来的一家企业,用于互联网搜索的民赞网技术是在匹兹堡市开发的。但是民赞网最终将它的业务迁往波士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那里丰富的人才资源——如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商业人士。类似这样的公司搬迁频繁地在匹兹堡和其他许多地方上演着。技术、公司乃至风险资本纷纷迁往高素质的创意人才密集的地方,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与传统观点相反,这里的人才并没有去追逐工作机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司在追逐人才,人才密集之地总是吸引着公司来此运营或创业。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构成了本书创作的动机。传统观点对此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实际运行轨迹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调研,以了解他们如何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我很快发现,人们并不是被动地“跟着工作走”,他们对于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自身生活方式和兴趣的基础上。并且我发现,他们所指的生活设施,比大多数专家所认为能够提供高质量生活的重要设施要丰富许多。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确出乎我的意料。1998年我遇到了加里·盖茨,当时盖茨还是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当我致力于研究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人才的“地点选择”时,盖茨正在研究同性恋人群的地理分布特征。令我吃惊的是,盖茨的同性恋者分布特征与我的“美国高科技产业分布图表”极其相似。而当我们用更加严格的统计标准对两张表进行比较时,盖茨的“同性恋指数’与我衡量高科技增长的指标呈现出极强的关联性。我开发出的其他衡量指标,例如反映某个地区画家、作家和艺人分布密度的指标——波希米亚指数,也与高科技增长指标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据此我得出结论:公司数量和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事实上,经济增长总是发生在那些“包容性强、多元化以及对创意持开放态度”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正是各类创意人士所向往的。尽管一些学者对我的研究结果十分震惊,但很快城市和地区领导者就开始利用我的衡量指标来制定地区发展战略,这一研究结果传播的速度之快,令我始料不及。
当研究进一步深入后,我意识到,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专家依然认为,技术是导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驱动力量,但我确信,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来自我们生活和工作方式方面的种种微妙改变,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逐步孕育了我们的工作场所、休闲活动、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变化。事实上,从我们所迫寻的生活方式到我们规划时间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等等,改变无所不在。不错,在所有改变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人们的创造力,一个全新的创意阶层正在崛起。
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见证了美国经济令人炫目的快速增长,但我却越发坚信:新兴的创意经济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体系,但又会引发剧烈动荡——它的表现有时令人振奋,但有时却会带来分裂和巨大的压力。在我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震撼性事件更强化了我的这种认识。首先是股票市场泡沫的破裂、科技股的快速陨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至此,对所谓“新经济”所抱有的盲目乐观态度应声落马,而那种认为新技术是制造财富、消除经济问题和疗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观念也不攻自破。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人们认真面对问题的时候到了。
接下来发生了“9·11”悲剧性事件。对于我本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人来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这次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是一个强有力的警示信号。除了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安全体系是何等薄弱之外,“9·11”也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太多的美国人,特别是身处创意阶层的美国人都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里,“心无旁骛’地追逐那些狭隘的个人目标,而几乎完全不顾及他人以及其他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变得越来越骄傲自满,甚至丧失了目标,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感到不满意。
这里我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我深深意识到,即便创意阶层的兴起及其影响力已经成为了我论述的主题,这一阶层的成员们依旧不认为他们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彼此联合、利益一致的群体。在过去,,那些在重大社会转变时期崛起的阶层都曾齐心协力、建立新的社会机制并引领他们的社会继续前行。但创意阶层却并非如此。于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处境实在令人费解:一方面创意阶层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导阶层,其成员占据着工业、媒体、政府以及艺术和流行文化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创意阶层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形成一个阶层,因此也就无法自觉地去引领社会发展,尽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无论从能力、才能还是规模上,创意阶层都能在重塑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创意阶层的成员——事实上所有社会成员——现在都可以停止反躬自省,而将精力投入一场更加深刻的革新运动中。历史已经表明,那些不朽的社会变革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鼎盛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而是发生在危机时期以及对既有观念提出质疑的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和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构建适合我们这个创意时代所需的社会凝聚力的新形式——旧有的形式已经不再奏效,因为它们不再适合今天人们的需要。之后,为了实现更加美好和繁荣的未来,我们要共同付出努力。
不过,知易行难。要构建真正的社会凝聚力,创意阶层成员需要为其他阶层的人士提供实实在在的使生活得到改善的具体途径,不论是通过成为创意经济的一部分,或是最起码通过获取创意经济的某些回报。如果创意阶层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不断恶化的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将会愈演愈烈,我们将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众多忧患之中,永无宁日,这是我所深深忧虑的。
无论如何,现在是创意阶层成长起来和承担责任的时候。然而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
理查德·佛罗里达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
2002年2月
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创意阶层形成的根源是经济性的。正如封建贵族的权力和身份来自其对土地和民众的世袭控制,资产阶级的成员是商人和工厂主,创意阶层的特征则在于其成员扮演着“创意的提供者”这一特定角色。由于创意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因此从影响力的角度而言,创意阶层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阶层。只有通过了解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及其价值观,我们才可能理解那些席卷我们社会的,看上去错综纷繁、了无头绪的诸多改变,并开始以更为明智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未来。
与大多数著作类似,本书的写成也并非一蹴而就;我经常注意到一些按传统观点无法解释的事情,并对其进行了不断探究,从而逐步形成了本书的观点。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时,对于某些城市和区域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其他城市和区域则相对滞后的现象,我试图找出原因所在。在这方面,一个最古老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吸引和留住公司,而且公司规模越大越好。这是因为,公司能够创造工作机会,而人们总是愿意往工作机会多的地方聚集。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以及全世界的许多城市都试图通过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或启动风险投资基金的方法,将所在城市变成“下一个硅谷”。他们在具体策略上,不是亲自培育高科技初创企业,就是直接从其他城市“挖墙脚”。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奏效。
我亲眼所见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赞网(Lycos)公司。民赞网是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独立出来的一家企业,用于互联网搜索的民赞网技术是在匹兹堡市开发的。但是民赞网最终将它的业务迁往波士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那里丰富的人才资源——如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商业人士。类似这样的公司搬迁频繁地在匹兹堡和其他许多地方上演着。技术、公司乃至风险资本纷纷迁往高素质的创意人才密集的地方,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与传统观点相反,这里的人才并没有去追逐工作机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司在追逐人才,人才密集之地总是吸引着公司来此运营或创业。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构成了本书创作的动机。传统观点对此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实际运行轨迹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调研,以了解他们如何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我很快发现,人们并不是被动地“跟着工作走”,他们对于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自身生活方式和兴趣的基础上。并且我发现,他们所指的生活设施,比大多数专家所认为能够提供高质量生活的重要设施要丰富许多。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确出乎我的意料。1998年我遇到了加里·盖茨,当时盖茨还是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当我致力于研究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人才的“地点选择”时,盖茨正在研究同性恋人群的地理分布特征。令我吃惊的是,盖茨的同性恋者分布特征与我的“美国高科技产业分布图表”极其相似。而当我们用更加严格的统计标准对两张表进行比较时,盖茨的“同性恋指数’与我衡量高科技增长的指标呈现出极强的关联性。我开发出的其他衡量指标,例如反映某个地区画家、作家和艺人分布密度的指标——波希米亚指数,也与高科技增长指标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据此我得出结论:公司数量和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事实上,经济增长总是发生在那些“包容性强、多元化以及对创意持开放态度”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正是各类创意人士所向往的。尽管一些学者对我的研究结果十分震惊,但很快城市和地区领导者就开始利用我的衡量指标来制定地区发展战略,这一研究结果传播的速度之快,令我始料不及。
当研究进一步深入后,我意识到,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专家依然认为,技术是导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驱动力量,但我确信,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来自我们生活和工作方式方面的种种微妙改变,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逐步孕育了我们的工作场所、休闲活动、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变化。事实上,从我们所迫寻的生活方式到我们规划时间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等等,改变无所不在。不错,在所有改变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人们的创造力,一个全新的创意阶层正在崛起。
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见证了美国经济令人炫目的快速增长,但我却越发坚信:新兴的创意经济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体系,但又会引发剧烈动荡——它的表现有时令人振奋,但有时却会带来分裂和巨大的压力。在我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震撼性事件更强化了我的这种认识。首先是股票市场泡沫的破裂、科技股的快速陨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至此,对所谓“新经济”所抱有的盲目乐观态度应声落马,而那种认为新技术是制造财富、消除经济问题和疗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观念也不攻自破。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人们认真面对问题的时候到了。
接下来发生了“9·11”悲剧性事件。对于我本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人来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这次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是一个强有力的警示信号。除了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安全体系是何等薄弱之外,“9·11”也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太多的美国人,特别是身处创意阶层的美国人都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里,“心无旁骛’地追逐那些狭隘的个人目标,而几乎完全不顾及他人以及其他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变得越来越骄傲自满,甚至丧失了目标,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感到不满意。
这里我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我深深意识到,即便创意阶层的兴起及其影响力已经成为了我论述的主题,这一阶层的成员们依旧不认为他们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彼此联合、利益一致的群体。在过去,,那些在重大社会转变时期崛起的阶层都曾齐心协力、建立新的社会机制并引领他们的社会继续前行。但创意阶层却并非如此。于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处境实在令人费解:一方面创意阶层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导阶层,其成员占据着工业、媒体、政府以及艺术和流行文化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创意阶层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形成一个阶层,因此也就无法自觉地去引领社会发展,尽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无论从能力、才能还是规模上,创意阶层都能在重塑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创意阶层的成员——事实上所有社会成员——现在都可以停止反躬自省,而将精力投入一场更加深刻的革新运动中。历史已经表明,那些不朽的社会变革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鼎盛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而是发生在危机时期以及对既有观念提出质疑的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和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构建适合我们这个创意时代所需的社会凝聚力的新形式——旧有的形式已经不再奏效,因为它们不再适合今天人们的需要。之后,为了实现更加美好和繁荣的未来,我们要共同付出努力。
不过,知易行难。要构建真正的社会凝聚力,创意阶层成员需要为其他阶层的人士提供实实在在的使生活得到改善的具体途径,不论是通过成为创意经济的一部分,或是最起码通过获取创意经济的某些回报。如果创意阶层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不断恶化的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将会愈演愈烈,我们将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众多忧患之中,永无宁日,这是我所深深忧虑的。
无论如何,现在是创意阶层成长起来和承担责任的时候。然而在这一切开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
理查德·佛罗里达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
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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