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图书]

    书籍
    经济管理学书籍
不论人们认为乔治·索罗斯是乱世英雄还是枭雄，他都毫无疑问是当今全球举足轻重的人物。当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洗耳恭听。这次，索罗斯说我们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往美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会感冒，以后不再如此了。
本书既是索罗斯的最新著作，也是他第一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他从美国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入手，更加通俗明了地阐述自己的自反性理论，并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解读了本次危机的来龙去脉、与历次危机的异同、对未来的影响。索罗斯认为，正是过于依赖自由市场的陈旧范式累积出了大量的泡沫，如今将世界经济拖入困境。但是，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的强劲增长，将使全球市场避免崩溃，监管部门也必须在市场中快速反应并有所作为。他的看法先后引起了美国白宫和全球金融界的重视。
一度淡出投资舞台的索罗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得返市场，按照自己的投资预测进行了一系列操作。在这部最新著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他收入了自己的最新投资日志和2008年的投资策略。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 全球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中国的影响力尤其深远，曾任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移居英国，并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1956年，索罗斯前往美国，开始建立和管理国际投资资金。历经几次动荡和危机，他以自己成功的预测和业绩、独一无二的投资风格著称于世。
　　著有《金融炼金术》、《易犯错的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书。

专文推介一
专文推介二
译者序
前言
酝酿
第一篇　我的观点
　第1章　核心理念
　第2章　一个失败哲学家的自传
　第3章　自反性理论
　第4章　金融市场的自反性
第二篇　当前的危机和政策建议
　第5章　超级泡沫假说
　第6章　一个成功投机者的自传
　第7章　我对2008年的展望
　第8章　政策建议
总结
致谢

　　探求新的金融市场智慧.
　　因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的秋天浸透着阵阵寒意。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的惨烈崩塌击碎了雄霸世界几十年的美国模式的金融信条，甚至资本主义自身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世界金融市场陷入罕见的恐慌。此刻，拿起这本刚刚译毕的小册子，我们不得不为本书的作者—乔治·索罗斯的洞见所惊讶。
　　一年前，当美国次贷危机初露端倪，索罗斯关于这场危机的性质和结局的判断被认为是危言耸听的预言。索罗斯很早就断言：“我们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前这场危机标志着建立在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基础上的信贷扩张时代已经终结。”“这场危机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超级大泡沫的破裂，其影响将极其深远。”
　　一语成谶。就在几个月前，这样的声音也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今，“房利美”及“房地美”被接管、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被部分国有化、“点石成金”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三家已丧失独立经营地位……华尔街的落花流水击倒了全球金融业的多米诺骨牌。当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为寻求解释现实的新方法而焦头烂额时，索罗斯的预言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索罗斯的这部新作堪称一本金融市场哲学著作。全书篇幅不长，分两篇：哲学和金融。前者阐述了作者对自己一生总结的哲学思考，后者则概述了作者亲身经历的金融事件，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的简明国际金融危机史。特别是，作者还以日记的方式，忠实记录了自己一段时间在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并进行实时的跟踪剖析。
　　哲学决定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和如何在现实中采取行动，而行动反过来会影响一个人思想的形成。索罗斯的哲学观与金融观绝非是割裂的，而是相得益彰的，贯穿在他一生的金融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著作又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与任何一位哲学家在建造自己理论大厦时的做法一样，索罗斯也创造了自己的建筑术。他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反身性”(reflexivity)理论，提出了“易错性”(fallibility)、“超级泡沫假说”(super bubble hypothesis)、“暴涨—暴跌模型”(boom-bust model)等概念，并毫不掩饰其对理论上的对手—流行的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和自由放任观念—的怀疑，并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都是颠覆性的，其理论建立的基础与主流的经济学和金融市场范式完全不同，等于在他那里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经济学近几十年甚至百多年来的努力。他分析了人类具有的两种功能：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并强调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还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世界，或者说操控世界，从而使得所要认识的客观世界都面目全非了，认知也就成为问题，知识也变得不可靠了。这种“双向反身性互动关系”左右了金融市场参与方的行为，也左右了金融市场的走势。索罗斯认为，在金融市场上，对操控能力的过度追求就会导致波动和危机的发生。因此，他希望人类的行为能更多服务于认知功能，而不是操控功能。换句话说，他希望人类的行为应该更多用于求知，而不是企图操控所认知的对象。这将符合道德上的善，否则，会导致不可避免的恶。
　　索罗斯自信其观点相对于市场均衡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很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是个并不怎么成功的哲学家，尽管投资上有些收获，但对于如何重塑金融市场的对策不多。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的书只是个开端，值得更多有识之士继续推进研究。
　　尽管索罗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仅就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领域而言，他无疑是个让人敬畏的预言家，与其说他贡献了投资建议，不如说他贡献了哲学智慧，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当前寻找金融市场新范式独辟了一条发人深省的小径。...
　　

　　我们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本轮危机与过去25年发生的几次危机虽有相似之处，但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当前这场危机标志着建立在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基础上的信贷扩张时代已经终结。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不过是“暴涨—暴跌”(boom-bust)大循环过程中的一个局部，当前的这场危机宣告持续25年以上的超级繁荣达到终点。.
　　我们需要一个新范式(new paradigm)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目前的流行范式，即金融市场会趋向均衡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具有误导性。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主要归咎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建立在这个错误范式的基础之上。
　　我所提出的新范式不是只局限于金融市场，还涉及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个新范式认为，错误的观念和错误的阐释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当我还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求学时，我就已经开始构想这一概念框架，但那时我还没有投身于金融市场。我以前在书中曾提到过，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学思想对我影响颇深，使我对完全竞争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基础，特别是关于完备知识(perfect knowledge)的假设产生了怀疑。我逐渐意识到，市场参与者不能仅仅根据知识来做决定，他们存有的偏见既会影响市场价格，也会对价格本应反映的基本面产生影响。我认为，市场参与者的思考具有双重功能。第一，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第二，由于市场参与者试图改变现状，我称之为参与功能或者操控功能(participating or manipulative function)。这两种功能作用方向相反，在某种条件下，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我称之为交互反身性(interfer-ence reflexivity)。
　　当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时，我把我的概念框架应用到金融市场。它使我对暴涨—暴跌过程有了更透彻的理解，这个过程最初是自我增强的(self-reinforcing)，但最终会变为自我溃败(self-defeating)。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我把这一观点应用于投资实践，效果还不错。我在198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中，详细地阐述了反身性理论。这本书获得一大批追随者，但是反身性理论在学术圈并未得到严肃的认可。我本人也十分怀疑自己在书中是否讲出了一些新意。毕竟，我涉及的是哲学中最基本、也是被研究得最透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能讲的东西几乎都被说尽了。不过，我的概念框架对我个人而言仍然至关重要。无论是一名能赚钱的基金经理，还是一个能花钱的慈善家，我都在这个概念框架的指引下前行，它已与我本人融为一体。..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已从基金管理的前线退下来，在此之前，我已把我的基金从一家风格激进的对冲基金变成一家更稳健的捐赠基金。但是，危机的发生又促使我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金融市场，我参与投资决策比以前更活跃了。后来，到2007年年底，我决定写一本书来分析和解释当前的形势。我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为了更好地弄清楚现状，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范式。第二，认真的研究过程有助于我的投资决策。第三，通过实时跟踪金融市场并发表看法，我可以确保反身性理论最终将会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一项抽象的理论要引人注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现在人们在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尤其是动荡的金融市场。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我已经把金融市场当做检验反身性理论的一个实验室。当前的局势是证明其实用性和重要性的良机。促使我出版本书的主要是第三个动力。
　　如果仅仅关注这场正在展开的金融危机，写作这本书会轻松得多，但我想用这本书实现多重目的，就不那么容易了。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如何把反身性理论应用到分析这场危机中吧。与假定完备知识的传统经济学理论相反，我认为不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货币和财政当局都无法把他们的决定仅仅建立在知识之上。他们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观念会影响市场价格走势，更重要的是，市场价格又会影响到通过它们来体现的所谓的基本面情况。流行范式认为，市场价格只是随机地偏离理论上的均衡点但会归于均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观点从来都不符合真实事态。也就是说，市场从来不会按照经济学理论假定的那样达到均衡。在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反身关系，它会产生一种先自我增强但最终自我溃败的暴涨—暴跌过程，或称其为泡沫。每个泡沫包含一种趋势和错误观念，并以反身性的方式相互作用。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但当前的危机却不仅仅是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简单，这个泡沫的体积比我们此生经历过的任何周期性金融危机都要大。我把历次危机都看做过去25年左右时间酝酿出来的超级泡沫(super-bubble)—一个长期反身性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超级泡沫包含流行趋势、信贷扩张和流行的错误观念。市场原教旨主义(19世纪时叫做自由放任)抱定市场应该自由运行的信念。此前发生的危机成为了一次次成功检验的过程，但却更加强化了流行趋势和流行错误观念的盛行。当前的危机是个转折点，它将使流行的趋势和错误观念都不再继续。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详细的阐释。在介绍完背景酝酿后，本书的第一篇专门介绍反身性理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金融市场范畴。仅对当前危机感兴趣的读者会发现它不太好懂，但是对花点精力读下去的人，我希望你们会觉得有所获益。这本书介绍了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涵盖了我毕生的工作体会。读过我以前著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此重复了从前著作中的一些段落，那是因为我在此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以前相同。第二篇主要是从概念框架和我从事对冲基金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来探讨当前的局势。...
　　

　　和过去一样，索罗斯先生赚了钱就写书，他的每一部新书几乎都是一半理论，一半经验，而且理论部分的分析也总是特立独行，一半是非常严谨的逻辑推理，一半是非常模糊的直觉判断。
　　金岩石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行为金融研究所所长
　　随着次按危机一步步扩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且正在引起欧美实体经济的衰退，我们不得不佩服索罗斯先生深刻的市场洞察力，更不的不深入研究支撑他判断的背后那套哲学——“自反性理论”。
　　滕泰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 首席经济师
　　“市场从来不会按照经济学理论假定的那样达到均衡；极端非理性的市场也只有政府才能拯救”，索罗斯再一次试图证明他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却可以运用他的“新范式”挣得盆满钵满。“赢家”总是无可挑剔的！
　　水皮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
　　《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金融和经济，它肯定是一部关于哲学的书、它本质上其实是一部有智慧和经验的人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金融只是索罗斯探寻真理的一个平台。
　　何力 《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经济危机也是经济规律，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风险与机遇永远并存，规避风险并进而把握机遇，这就需要方法论。我们可能不会成为索罗斯，但每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人生经验中汲取财富。
　　王子恢搜狐网副总编辑，财经中心总监
　　金融海啸连格林斯潘都束手无策，也许我们该看看索罗斯说了什么。
　　杨斌 和讯网总编辑
　　这本书表明，在对市场运行的深层次思考中，索罗斯领先了他的时代好几十年。
　　《金融时报》
　　下一代经济学家将不得不了解金融泡沫，而不是像格林斯潘和他的中央银行家们那样对其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认真地考虑索罗斯的反峰性理论是一种明智之举。
　　《泰晤士报》
　　整部金融发展史的两个主旋律就是繁荣与衰败，而索罗斯对二者都了如指掌。
　　《经济学家》

　　第一篇我的观点
　　第1章核心理念
　　我阐述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赖以生存的世界缺乏正确和完整的认识，原因在于，我们试图去认识世界，但是我们自身又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诚然，妨碍我们了解世界的因素并不止于此，但当你去理解人间诸般言行事物时，我们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便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存在认知缺陷的人类与真实的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人类冀望了解所生存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function）。另一方面，人类企图影响世界并谋求生存状态的改善，我曾经称其为参与功能（participating function），但出于某种目的，我觉得在这里称其为操控功能（manipulative function）更合适。两种功能如果可以彻底分开，就可以分别达到各自的理想效果：参与者的认识变为知识，其行动亦可达到预想目的。因此，人们很容易断言：这两种功能的确能各自发挥作用。这种假设也的确大行其道，尤其是在经济学理论界。但这一假设并未经过证明，事实上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经过参与者（participants）的特殊努力才能使这两种功能分开，这很像是一些头脑简单又一门心思追求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们所做的事情。但如果社会科学家们深入研究的话，结果就不一定是这样了。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往往对这个事实不加理睬，其原因我在后面会有所涉及。
　　 当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同时运行时，二者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在经由认知功能产生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把各种社会现象看做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只有这样，现象才会被当做事实，观察者才会对事实做出相应的判断。类似地，决策也需要基于知识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然而，当两种功能同时作用时，现象就不仅仅包括事实了，其中还含有对未来的目标和预期。过去发生的事实是唯一确定的，但未来如何则要看参与者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因此，参与者无法把其决策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原因在于他们不仅要考虑当前和过去，还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环境中，对未来抱有的目标和预期会在参与者的思维和他所处的环境之间建立一个双向的连接通道，而这对思维和环境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既把不确定性糅入了事实过程，又使参与者的观点无法形成知识。
　　 在函数唯一性的确定问题上，因变量的值要由自变量决定。在认知功能函数中，实际事态（actual state of affairs）可视为自变量，参与者的观点则是因变量。在操控功能函数中，情况正好相反。在交互影响下，每种功能都因对方的存在而丧失了用于求解的自变量。我把这种交互影响命名为“反身性”（reflexivity）。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事态之间如果缺乏共性（Lack of correspondence），那么自反情形就会出现。以股票市场为例，人们基于对未来股价的预期而买卖股票，但股价的涨跌却要看投资者有什么样的预期。这种预期不能形成知识。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参与者必须在其决策过程中引入主观判断或倾向性意见，其结果很可能与预期相左。
　　 经济学理论一直竭力把反身性排除在学科体系之外。起初，古典经济学家简单假定市场参与者的决策是基于对事实的完全认知：完全竞争理论的前提假设之一就是对事实的完全认知。基于这些假设，经济学家构建了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并声称参与者的决策取决于这两条曲线。当这一说法面临攻击时，他们就说这是历来公认的方法论，以此作为挡箭牌。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的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认为，经济学只关心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而不管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形成的。他把需求和供给视为给定的常量，这样就不存在二者之间的反身性互动问题了。这种提法后来在理性预期理论那里发展到极致。理性预期学派想方设法得出一个结论：未来市场价格的决定是可以不受其他变量支配的，也不为市场参与者的偏见和错判所左右。
　　 我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完全曲解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出了学术圈，理性预期理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了，尽管如此，认为金融市场能自我纠偏并趋于均衡的理念仍旧是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范式，已然主宰金融市场的各种合成型工具和估值模型也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然而我认为，当前流行的范式是错误的，亟待新的范式取而代之。
　　 事实上，市场参与者无法将其决策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双向的反身性联系给二者都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无论对市场参与者，还是对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的当局而言，都存在这一问题。市场参与者和监管人员的行为基础都是对所处的情境缺乏完全的认知。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的双向反身性关系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因素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那么我们的理解和应对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的概念框架里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社会活动与自然现象在结构上大不相同。在自然现象中，一组现象与另一组现象之间存在着一条因果链。然而在人类活动中，事件发生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其中不仅涉及事实，也涉及参与者的观点，此外，各参与方的互动结果也成为因果链条中的因素。人类活动的任何时刻都存在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双向联系：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当前情况（包括事实和观点）；另一方面，他们还希望对当前情况施加一些影响（这同样包括事实和观点）。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的互动侵入了因果链，导致因果链不能从一组事实直接导引到下一组事实，而是反映出参与者的观点，同时，也对这些观点施加了影响。由于这些观点不是对事实的回应，因此在事件过程中产生了不确定性因素，而这在自然现象中是不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影响到事实和观点，而自然现象也不一定是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定律决定的。例如，韦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又名测不准原理，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并没有说明量子粒子或波的行为是符合决定论的，而只断言其行为是无法确定的。在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法则。
　　 我是用真理符合论和反身性概念来解释社会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反身性在逻辑学中是指一个事物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我在此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下参与者的思维和他所处境况之间的双向联系。
　　 知识体现为真实的表述。当且仅当一种表述符合实际时，才是真实的表述。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道理。为了建立符合关系，事实和针对事实的表述必须彼此相互独立。但是当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所希望认识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一条件是无法满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者无法基于知识做出决策的原因。面对知识的缺乏，他们不得不诉诸于经验、本能、情感、神灵或其他误区，靠臆测予以弥补。正是参与者的偏见和误判使得事件过程出现了不确定性因素。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非同凡响。一个不解之谜在于：为什么反身性这个概念没有广为接受呢？就金融市场而言，我是知道答案的：反身性概念妨碍了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妨碍了他们像自然科学家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那样去解释并预测金融市场的走势。经济学家为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并维持其地位，竭力把反身性概念清除出其学科体系。我觉得，既然社会活动的结构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那么用牛顿物理学框架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就是错误的。
　　 谈到事实的其他范畴（realms of reality），我没有太大把握因为我的哲学功底不够深厚。我的印象是，哲学家在很多方面都抓住反身性这个问题不放。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理论理性（即认知功能）和实践理性（即操控功能）的区别。作为哲学家，他们过分关注认知功能，却没有对操控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哲学家们注意到自相关（self-referent）陈述中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古希腊克里特岛的哲学家伊壁孟尼德（Epimenides）提出的，他说：“凡是克里特岛人都说谎。”这一说谎者悖论最终启发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了自相关性陈述和非自相关性陈述的区别。分析哲学家也研究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上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言语行为是指对某一境况的陈述反过来又对所指称的境况产生了影响。这些哲学家都把兴趣主要集中在问题的认知方面，对社会活动与自然现象在结构上存在差异这一事实却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与之相反，我主要的灵感源泉——卡尔·波普（Karl Popper）却提出了方法统一性原则（unityof method），即应该使用一样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当然，这并非是这方面唯一的观点，但对渴望获得与自然科学家相同地位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观点甚为流行。然而并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是这么想的。人类学的学者和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连模仿一下都不愿意，正因为如此，他们与那些尝试去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影响力要小得多了。
　　 反身性理论意在阐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只能用于解释一小部分现实。自然现象的发生和人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自然科学就有确定的把握对事物的发生进行解释和预测。而反身性只限于解释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当参与者无法在知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情况下，这就给社会科学制造了难题，而自然科学却根本不受这些影响。
　　 反身性就像一个圆圈，或者称之为参与者观点与实际事态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并不是根据他们所面对的实际境况做出决定，而是凭着自己对境况的感知和解读做出决策。他们的决策对境况产生了影响（这就是操控功能），而境况的变化往往又改变了他们的感知（即认知功能）。这两种功能不是一先一后，而是同时起作用。如果反馈是有先后次序的，就会形成一个唯一确定的顺序，从事实到感知，再到新的事实，再形成新的感知，不断延续。由于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因此参与者的感知和事实境况就都变得不确定了。我们发现，用这种反身性理论非常有助于解释金融市场的走势。不论我们把它叫做圆圈，还是反馈回路机制，都不过是种叫法，这种双向的互动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这个圆圈不代表解释过程出现错误，相反，拒绝这个圆圈的存在才是大错特错，反身性理论就是来修正这个错误的。
　　 社会科学遇到的这种难题不过是参与者所处困境的一种次要的表象罢了。参与者的观点能影响事实进程（未来情况如何受其决策的左右），但参与者又无法基于知识做出决策。他们必须对事物提出观点，但其观点又可能不符合实际事态。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他们都不得不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行事，而这些信念却又并非源于实际。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多半充满了对事实的误读和各种误判，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一新颖的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就是反身性理论所阐发的主要内容。当前的金融危机恰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
　　 在详细阐述反身性理论之前，为了更好地做些铺垫，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我是怎么从这么多年的经历中总结出这个理论的。读者会发现，这个理论出自我个人的经历。在我年轻时，我就知道，即使前提错误，思想意识也能改变实际境况，我还知道，有时正常的法则会丧失作用，而不正常的法则反而会成为常态。
　　第2章一个失败哲学家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