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看罗永浩如何解释剽悍的人生)(附DVD光盘1张)

　　这是老罗写的一本极具语言才华的自传，也是他给剽悍的人生一个解释。
　　 他是一个走路都往下掉个性的胖子。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被老师描述成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他在学校里跟愚蠢的制度对抗了九年，成为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小混混，然后，一直混到“中国第二著名的英语教师”、百度年度风云人物、牛博网创办人、“老罗培训”学校的校长。
　　 读“老罗式”的幽默，可以感知他的诚恳和热情；读老罗的传奇经历, 可以领悟如何用剽悍的内心创造传奇。

自序：像坏人一样勤奋
我的奋斗（2009春季高校巡讲实录）
我的故事（1972～1990，从出生到长大成人）
访谈及对话录
正版“老罗语录”

　　自序：像坏人一样勤奋
　　
　　 2008年，我和我的教师朋友们创办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为了扩大这个新机构的知名度，我在全国高校进行了数十场演讲活动。由于大部分高校都不允许我们讲商业宣传性质的内容，所以我的演讲被迫处理得非常“高尚”，大都是英语学习或人生奋斗这样比较纯洁的主题。当然，除了目的本身不单纯之外，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实和诚恳的，为了让自己再舒服一点，我们还在征得高校同意后，在现场打出了“非公益讲座”的条幅。
　　
　　 稍后，这些演讲被听众录下来放到了一些大的视频网站上，这些视频很快也像当初的“老罗语录”一样流传开了，最后，我们自己也剪辑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官方版本”放到了优酷网上。到了2009年的秋天，陆续有些出版公司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能以演讲内容为基础，再补充一些关于成长历程的真实故事，写成一本励志的书。起初我对这个主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虽然这对机构的宣传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因为“励志”这个原本比较美好的字眼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毁得差不多了。在这个鼓吹所有的小草都应该成为大树，所有一米六的矮个子都应该去NBA打球，所有的人都“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所有的人“只要没有成功，就是不努力”，所有在雨天被蛮横的宝马车溅过一身泥的穷光蛋都应该发愤图强努力赚钱买宝马车然后去溅别人一身泥的“励志”观念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有尊严的文字工作者，谁会想去写一本励志的书呢？后来磨铁文化的人告诉我，如果交给他们出，他们还会给这本书配套发行DVD光盘，并且把我的演讲录像放到机场书店的大屏幕电视上播放。如你所知，机场书店的大屏幕电视和“励志图书”市场一样，通常也都是 “成功学”骗子们的专属领地。“但这些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他们占领”，《时尚先生》的主编钭江明老师这样教育我，我想了想，就动心了，于是决定写一本有诚意的，不拿读者当白痴的，关于成长和奋斗的励志书，并且把书名定为《我的奋斗》。
　　
　　 开始着手后，我发现这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时间不够用是最大的问题，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以及牛博网的日常事务加起来，已经使我的睡眠时间没法保障了，而且我写字的速度也一直都非常慢，意识到很难按照合同上的时间进度完成书稿后，我经常很焦虑，因为心理素质不好，我有时候还会为了这个焦虑而焦虑。稿件艰难接近完成时出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有很多写得很投入的东西最后发现根本不适合发表，比如青年时代的几段感情故事（因为当事人还活着并且嫁了人，那些事情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隐私），比如新东方时期的经历（因为我现在做了竞争行业，所以一些事情只要一说就成了“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比如牛博网的前世今生（因为很多事情要是说出来就再也休想继续在国内做网站了），这些暂时不能发表的内容占了整个完成稿的将近一半，这意味着很多东西要推倒重来，这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有那么几天，我甚至对于要不要坚持写完书稿都感到非常犹豫。
　　
　　 后来……后来我想到了生活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坏人好像总是更勤奋一些。
　　
　　 为了尝试改变一点什么，我最后把这本书写完了，就是这样。
　　
　　

　　1996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有三个人的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最广泛的影响，他们是韩乔生、万峰和罗永浩。
　　
　　 ——王小峰
　　
　　 老罗是现世少见的有原始才气的人类，和赵本山、郭德纲、崔健构造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常常想，老罗什么时候开说一场扬名四海的脱口秀，仿佛二十年前崔健开唱那首《一无所有》。
　　
　　 —— 冯唐
　　
　　 很多人喜爱老罗是觉得他彪悍，叛逆，幽默，独立，诡异……但他对这个世界有我所知的罕见的善意和温柔。
　　
　　 —— 柴静
　　
　　 老罗是一个天真的人。他的成功让人羡慕，许多人可能觉得他运气好，却不知道正是他不世故，所以没有被世故毒害，当他猜想某物滋味不错时，他有勇气去尝一尝，而不是尊重他人的饮食习惯。在一个呆若木鸡的社会里，人人都在猛做心算，看看利润有多少，只能把机会让给了坦诚的人。他还天真地相信好的东西就该大声赞美，哪怕大家都以为那是一串会给自己带来厄运的魔咒，他一说，却变成了语录，听众开心地笑了。我们其实都在等这样一个天真的人，来呼应自己内心残存的天真。
　　
　　 —— 连岳
　　
　　 罗永浩创办的牛博网正在成为一个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一个独立、客观且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见平台。对公共事务的持续关注与公民意识的坚持表达，使牛博网迅速区别于其他博客网站，受到越来越多精英知识分子的支持。由于其真实、直率与富于人性关怀的品质，也日益风行于普通网络读者。以牛博网为平台，罗永浩也在将“意见”转化为行动。从2007年的厦门PX项目和拯救黑窑奴工，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募资捐款，牛博网从未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缺席。
　　
　　 —— 南方周末
　　

　　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
　　
　　 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
　　
　　 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八九岁。
　　
　　 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大院子弟”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大院子弟”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
　　
　　 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Pia-Ji”（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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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们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