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申奥背后：令人困惑、费解和不安的事
本节提示：国际奥委会某资深的中国委员与中国体育总局高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发出了不一致的声音。
2001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申办城市和新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上，大多数媒体认为这两项殊荣一定不会赋予同一个洲，理由很简单，“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是多年的“潜规则”。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罗•京配”，即罗格竞选主席与北京申奥相配合；“金•多配”，即金云龙与多伦多相配合；“庞•巴配”，即庞德与巴黎相配合，等等。每位新主席候选人背后都有一个委员集团在支持，每个申办城市也同样有着自己的支持队伍，所以如果申办城市能与主席候选人互相配合，就意味着彼此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了“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中国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当然，北京奥申委也会有一些承诺，联合自己的朋友去支持罗格——这个策略是北京奥申委的总方针。
在莫斯科投票前几个月，刘淇和袁伟民在瑞士见过罗格。袁伟民回忆说：因为我们中国支持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明确和公开的，所以我和刘淇跟他聚会的时候，罗格首先表示感谢，他也对刘淇市长说他完全支持北京申办，但也请中方理解他，不能够公开表态，因为他本人是欧洲奥委会主席，而巴黎和伊斯坦布尔这两个申办城市都位于欧洲，但是他会为北京做工作的。袁伟民觉得罗格有这个态度就够了，很明确，也很实在。
但执行“罗京组合”策略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意想不到地不配合，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北京奥申委费解、困惑和不安。
第一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2001年3月2日。有人告诉袁伟民，从来自境外信息获悉，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和李志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章程规定，竞选主席需要两个以上国际奥委会执委推荐，当时中国只有这位资深委员是执委，平时他与金云龙关系较好，这是许多委员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推荐谁竞选主席可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办能否成功，为什么事先他一点儿也没有透露？很明显，此举与奥申委制定的总策略是完全相悖的。袁伟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避免此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消除罗格和欧洲委员们的误会，奥申委商量了一个紧急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推荐第二个新主席候选人罗格。由于后来这位资深委员又按要求推荐了第二个主席候选人罗格，所以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殊不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第二次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在莫斯科投票前两周，中国奥委会一位官员向袁伟民汇报参加欧洲奥林匹克协会会议的情况：据欧洲委员反映，金云龙在做工作，不让北京取胜，因为北京取胜，金云龙就没有希望了，但中国方面却有人在支持金云龙。所以罗格说：“北京不要犯错误”，“他不喜欢中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第三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北京成功竞选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后的第三天，也是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位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态度暧昧，告诉你们的部长。”袁伟民非常生气，心想人家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办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了，不是丢脸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相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且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时候曾经向委员们许诺：只要投他的票，他将给予酬劳。这种人怎么能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袁伟民让于再清立即召集三个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开会，一定要全力支持罗格竞选成功！
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依然还是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韩国KBS电视台采访金云龙时，金云龙认为中国方面“只有×××（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这位委员投了我的票”。韩国国内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有中国的1票。
试想一下，如果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颠倒一下（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投票产生国际奥委会新主席在前，产生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后，那么在投票前夕，罗格和欧洲委员发现中国有人不仅不信守承诺，还积极为金云龙拉票，那么罗格和欧洲委员还会把票投给北京吗？答案会是NO！届时，中国奥委会将会面对何等尴尬的处境，北京和13亿中国人民将会何等地失望！这一切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斗争都是严峻的、无情的，国际奥委会中的斗争也不例外。
袁伟民说，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们的工作，希望他们在支持中国北京的同时，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北京出局。
一个参加了北京申奥全过程、在一线工作的知情官员给袁伟民写信说：“现在人们有个误解，认为北京获胜，主要是XXX（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的功劳和他在陈述时的最后讲话，他自己几次对记者讲话，包括他的莫斯科日记中都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应该出面澄清。”
女排打假球，袁伟民大怒
本节提示：中国女排打了两场假球，令世界排坛哗然……
2002年8月份，逐渐成熟的新女排迎来了一场重要比赛——在德国举办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为了避开强队意大利，中国女排打了几场故意输掉的球：小组赛轻易地以0∶3“输”给了弱队希腊队、第二阶段最后一场比赛中又故意“输”给了韩国队。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赢了巴西如愿闯进四强。但人算不如天算，半决赛上还是跟意大利队碰上了！最终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输给了意大利，争夺第三名时又输给了俄罗斯，仅获得本届世锦赛第四名。这两场假球一打，搞乱了世锦赛的正常秩序，激怒了东道主，世界排坛哗然。
. 这让袁伟民勃然大怒！出了问题坚持“教育从严、处理从宽”，这是袁伟民从当教练到当领导干部一贯把握的原则。徐利和陈忠和，经历了最初的想不通到想通，到接受批评、努力改正的过程，他们主动向国际排联写了检讨信，向全国球迷朋友写了一封真诚的道歉信。这封信的初稿送到体育总局时，袁伟民要求李富荣、何慧娴把关，因为这是一封要在《中国体育报》上公开发表的信。信检讨得很深刻，但是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未免有些过多。这是袁伟民所不喜欢的，他关照把所有空话大话、上纲上线的话通通删掉，就事论事谈认识。于是就有了那封很真诚的公开道歉信，许多媒体做了刊登……
既然认识到位了，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什么处分也没有给，什么偏见也没有留下。在袁伟民眼里，徐利还是那个徐利，陈忠和还是那个陈忠和，中国女排还是那个中国女排；在袁伟民心里，严就是爱，松就是害。
中国不能丢这个脸
本节提示：邓亚萍要去英国留学，谁来出这笔钱？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袁伟民非常重视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新老交替工作。他特别希望不断有人能够加入到国际体育事业中去，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为此，他舍得挤出经费、挤出时间为有潜力的同志创造学习条件和学习机会。他说“不要认为这么做会摆不平，以后，凡是运动员去国外留学的，谁能念到博士我都支持！”
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曾经入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袁伟民就支持她去英国学习，解决语言问题。可邓亚萍的学费问题却真是费了一番波折。“当时为了学费的问题我找他们（指体育总局和兵羽中心）谈话，他们有的人不太支持，因为邓亚萍这个人个性很强，有时候说话有点冲，很聪明也很精，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的个性。”
1997年上海第八届全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来参加了，在邓亚萍读书的问题上他一直表示愿意支持。早在1992年和1996年奥运会期间的日记里，他就曾两次谈到“我们要花钱让邓亚萍去英国读书”。袁伟民一行请老萨吃饭，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院领导李铁映也在场。说到邓亚萍要上学，李铁映也说：“很好，我们保证她，我们负担她的留学费用。”但是此事却迟迟没有落实。最后邓亚萍告诉袁伟民说，萨马兰奇说了：“你们不能解决，我帮你解决。”
袁伟民坚决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外援”，这不把中国脸丢光了？李铁映是国务委员，是管我们的，说了话以后不拿钱，然后让人家老外拿钱，人家怎么说啊？“你们那个国务委员说了话不算数！？”
我找杨树安，当时杨树安是他们中心主任呀。我说杨树安，这样的人物乒乓球队能有几个？你们不培养培养她？现在听说钱很紧张，李铁映说了话都没落实，你是不是真想让萨马兰奇出这个钱？连萨马兰奇也看出了邓亚萍是个人才，她完全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奥林匹克事业做贡献，为什么我们不用她呢？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她创造条件，绝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不让她去。
最后邓亚萍的学费由三部分组成——她自己象征性地掏了一点，国家体育总局掏了一部分，乒羽中心也拿了一部分。袁伟民决定由体育总局和乒羽中心负担邓亚萍的学费，是相信邓亚萍一定能够学得好。“邓亚萍这个人好强又上进，而且有一股子韧劲，年轻人都应该有这种好学上进精神。而且她对自己要求很高，很刻苦。”后来每当得知邓亚萍的学习成果时，袁伟民都要被这个小姑娘感动一番：英国的诺丁汉大学那个名誉校长杨福家，原来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他说邓亚萍的导师说她论文写得非常好，人家对她都很佩服。邓亚萍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她来说走到那一步非常不容易，她是什么文化水平？是小学，最多是初中一年级，最后能写出那样水平的英文论文，确实不容易啊！
后来，她又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边工作、边学习，在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发挥了积极作用，出色完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村村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赢得国内外的好评。
在学习的问题上，邓亚萍还是发扬了她拿世界冠军的优秀运动员的品质，锲而不舍，非拿下不可，非拿冠军不可。要我看，只要这个锲而不舍不断学习的精神还在，她就会勇往直前，还会不断进步！
“5.19”足球骚乱，袁伟民与被拘球迷对话
本节提示：1985年5月19日在中国队输球后爆发了大规模球迷骚乱，公安部门拘留了一百多名肇事者……
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1∶2输给香港队，痛失世界杯出线权。赛后，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足球骚乱”。工人体育场外，愤怒的球迷投掷石块、砸毁车辆、打外国人、烧东西，并且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龙潭湖边中国足球队的驻地，聚集起很多更加愤怒的球迷，他们要见球员、见教练，更要见国家体委的领导。
几百个球迷给袁伟民写信，有的要求他“救救足球”，有的提出让他当足球教练，有的说这一天是“国耻日”。信中说：“看了那场比赛，泪水一滴滴掉下来，我为泱泱大国的足球不争气羞愧万分”；“现实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叫我们失望，把我们最后一点自尊心也输掉了”；“国家体委的确要下决心抓抓足球、抓抓教练了”。
袁伟民为此对《体育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这场比赛既输了球，也输了人，由于赛前过高估计自己并对困难准备不够，临场战术运用不当，打得急躁，致使又一次失去了‘冲出亚洲’的机会。这里反映出我们的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我们领导应该首先承担责任。”
球迷骚动后，公安部门拘留了一百多名肇事者，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这种拘留不能超过15天，超过15天就要移交检察部门走正规的司法程序。到第12天，有关部门决定释放大部分情节较轻的人。按照作家刘心武在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中的说法，那时候的球迷闹事属于“集体无意识”行为，和现在少数足球流氓的“故意寻衅”不同——他们虽然违反了有关法律，但就性质而言还属于一时冲动，属于“批评教育”的范畴，犯不上提起刑事诉讼。
北京市委领导建议袁伟民去和这些球迷谈话，对他们晓之以理。于是5月30日下午，袁伟民带着郎平、李宁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第六看台。袁伟民回忆道：“闹事的人都坐在那里，每几个人中间有一名公安人员，我去跟他们谈，与他们沟通，在他们承认错误以后就把这些人放了。”
给闹事球迷讲话的时候，袁伟民拿出一份他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留下的剪报，他说：“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吴家玮是位华人，他被聘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顾问，他在当地华文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赢输也是我们的宝》。”
袁伟民引用吴家玮的观点说：“我们要有‘不管赢了、输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心情，不能有那种‘赢了球是我们赢了，输了球是他们输的’的想法。打过球的人都知道：赢了球不需要您老人家捧，输了球才需要鼓舞。总之，赢了，他们是我们的宝；输了，他们也是我们的宝！”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袁伟民是领导、是名人，球迷们对他还是很尊重的，袁伟民出面，给了球迷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有人开玩笑说：“假如不是出了这件事，这些人还见不到袁伟民呢。”
想请汪洋来体育总局管理足球
本节提示：袁伟民给安徽省委书记打电话，想请汪洋来抑郁总局管理足球……
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聊起如何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袁伟民都表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体制与班子。
当前在中国，要把足球运动搞上去，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监管，无论怎样深化体制改革，这条都不能丢、不能没。否则已出现的问题和今后还会遇到或出现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综合治理。要有复合型的人才组成强有力的足协领导班子。
袁伟民在位时曾经想让李富荣去担任有职有权的足协主席。他对李富荣说：“你去当那个管理中心的头儿，但还是总局党组成员，待遇不变，还是副部级。”为此，袁伟民还专门向上级组织部门请示过。
为什么我想这个办法呢？我想我不可能把我的精力重点放在那儿，我知道要搞这个足球不是说一般抓抓就行，非得全身心投入进去，就是这样也不见得马上见效。我当时想的是：去专管足球的这个人，行政级别要高一点，得懂竞技体育，而且要有影响力、知名度，李富荣在竞技体育方面比其他人强，经历在那儿摆着，这样说话才有人听。
几天之后，李富荣跟我说，他不去了！他说“我搞乒乓球这么久，最后搞足球，弄得不好。”
1992年，第二次让我当足协主席的时候，我曾想请汪洋来当足协的专职主席——那是他在安徽铜陵当市长之后。我给安徽省委书记打电话，他说你调他可以，但是他是后备梯队人员，你们把他提起来，我们就放。我说马上提起来我没那个权力，现在想想要是把汪洋调来还真是限制住他发展了——他曾是全国省市中最年轻的体委主任。
第二个观点：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比的是综合实力，必须选好有驾驭能力、有专长、全面素质又较好的教练。
袁伟民说：足球改革出那么多问题，要综合治理，要把水平搞上去、出成绩，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足球是集体项目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项目，指导思想、技术打法、战略战术、阵容组合、团队精神等等，需要教练去把握、去磨合。以前我带女排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6个1相加要大于6，如果小于6、有内耗就不行。足球是11个人的项目，更难。
第三个观点：必须走自己的路和完善人才体系。
袁伟民认为：中国足球要像中国的乒乓球那样，走自己的路，而不能今天学苏联、明天学巴西、后天学德国，教练换来换去，没有延续性。运动员培养没有自己的体系是成功不了的。
中国竞技体育赖以成功的“举国体制”，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中国足球改革仍应借鉴、完善这种培养体系。
与江泽民聊健身
本节提示：江泽民问袁伟民：有没有游泳速度最慢的世界记录啊？
2001年11月11日，第九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在开幕式前接见外宾后的间隙中，休息室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把袁伟民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起来。
江泽民和邓小平、胡耀邦一样，非常赏识袁伟民。江泽民热爱体育，喜欢观赏体育比赛，每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大赛归来，他都要和政治局常委全班人马亲自接见。有机会他就会和袁伟民聊体育，对有些项目、有些运动员的情况他还如数家珍。
这次他们交谈的是有关健身的问题。
“伟民啊，世界上有没有游泳速度最慢的世界纪录啊？我现在每天游800米，速度很慢，大概是……”江泽民问。
“呵呵，这我可没听说过。你坚持游泳这很好，而且你胖，浮力大，省劲；你还要有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散步之类。”袁伟民答。
“是的，我每天坚持散步。”江泽民说。
“散步，你可不能慢慢地走，这样锻炼的效果不是很大，你要加点速度，走得略快一点，保持身体微微出汗，这样最好，对心脏、对肌肉、肢体都能达到锻炼的作用。你现在就要为以后做好准备，尤其是心理上的准备，不能像萨马兰奇那样，他忙碌惯了，一退下来，不忙了，锻炼也少了，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袁伟民说。
要知道，这是在和一位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讲话啊！而且那时根本还不知道党的十六大总书记江泽民是否要退。袁伟民就是实实在在的袁伟民，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换了别人，大多数人是绝对不敢当着总书记面说他“胖”的，更不敢主动涉及“退”这个敏感问题的。可是袁伟民压根儿没怎么多想，也没什么顾忌，一个这么说，一个这么听，就像普通的朋友在聊天。
江泽民偶尔还给袁伟民打个电话：“伟民啊，听说球王贝利来中国了，你能不能找个足球请他签个名，我小孙子喜欢，拜托你了哦！”这时的袁伟民还不知球王贝利来中国了，原来是上海某公司把贝利请来参加一个商业活动，江泽民是从媒体报道上获悉的。袁伟民请人搞来了有贝利签名的足球，派人送了去，江泽民又亲自来电话向袁伟民表示感谢。
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果然退了，退下来后的江泽民有一次邀请袁伟民携夫人到中南海他家里去做客聊天。
在那儿，袁伟民告诉江泽民：“我已退下来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职务统统都卸掉了，无官一身轻啊！”
“好！好！这样好啊！”两人开怀大笑。
不当“官”后的“官德”
本节提示：袁伟民决定全退，他说，“如果我在奥组委里还有个什么职务，刘鹏怎么工作？”
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袁伟民已届65岁。他自己也做好了卸任的准备。
在退位之前，袁伟民被请进中南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和他亲切交谈了近一个小时，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副部长沈跃跃也在场。
“伟民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好像是同龄吧，都是1939年生的，你生日是几月？”曾庆红同志握着袁伟民的手，请他坐下。
“我是7月8日的生日！”袁伟民说。
“哦，我们还是同年同月生的呢，我比你小10多天。”就这样，两人开始了朋友式的聊天。
庆红同志历来非常关心体育、支持体育、热爱体育、熟悉体育，对袁伟民的能力、性格和表现了如指掌，他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地对袁伟民说：“我们用你用对了，你不是一般的业务干部，是专家、是名人，让你当部长，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你干得很好，中央对你是充分肯定的。”
庆红同志告诉袁伟民，关于他到了年龄下不下的问题，是经过反复考虑、研究的。从2004年到2008年还有四年，差不多一个任期，如果再延长一两年也得下，早下晚下都得下，最后还是认为不要延长好，因为早下可以早接，有利于后任的工作。袁伟民表示完全拥护组织上的决定，他早已做好雅典奥运会后就下的准备。
接着两个人又聊起了体育的功能，庆红同志对女排精神及在海内外的影响又一次大加赞赏，称袁伟民是有功之臣，对他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流露出马上让他卸任有点儿舍不得的意思。
庆红同志征求袁伟民的意见：“你退下来了，肚子里还装着那么多东西，海内外、体育界都认你呀！怎么把你的经验教训拿出来呢？帮助奥组委、体育总局？”袁伟民没有接着庆红同志的话讨论这个问题，而是马上就回答：“不用了，庆红同志，我已经离开了，还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好！”要下，就下得彻底，这是袁伟民一贯的思想。上任也好，离任也好，他都不把自己的位子看做是当官，只是跑好“接力棒”中的一棒，他说：“跑完了，棒也交出去了，就不能再陪跑了，不退场就犯规了。搞体育的应该最讲游戏规则。”
他看不惯官场上的不正之风，目睹有人搞“家天下”，退下来了，还总以这“身份”那“身份”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干扰继任者工作，有的领导不胜其苦。所以，他早就下决心：自己退下来后，决不重蹈覆辙，也决不让自己的继任者重蹈覆辙。彻底退场的袁伟民恪守“三不”：“不说”——不对当前体育工作公开发表意见；“不问”——不过问现任领导的任何事；“不要”——不要任何卸任后的头衔和照顾。
他这个“不要”，是真正的“不要”；他这个“不要”，不是一般人没有要的可能性，他是中央直接管人事的领导曾庆红亲自问他，他不要。后来，刘淇同志也向他表示过请他继续帮忙发挥作用，他没有答应。
袁伟民非常有自知自明，他说：“我要个头衔干什么？下来了我还要什么？如果我在奥组委里还有一个什么职务，刘鹏怎么工作？”
铁腕处理兴奋剂事件
本节提示：袁伟民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悉尼奥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的参赛运动员进行了“飞行血检”，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说，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兴奋剂检查必须是突然袭击的。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查一次，而你事先知道要查采取了防范手段，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这个本子上都记着呢：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
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当时在会上我批评了该体育局局长，批评他没有如实向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的乌纱帽，也许就会按这么多领导的要求去做，冒着置国家形象于不顾的危险重新进行血检，让那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一下子恢复“清白”、出征悉尼奥运会。
而袁伟民是不会这么做的！他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为了真反兴奋剂，为了保护运动员健康，为了维护公平竞争，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为了北京申奥成功，袁伟民宁愿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他说：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在压力面前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色和性格。袁伟民不怕承受压力，只要自己认为这件事对国家有利、对事业有利，他就敢于顶着各方面压力去做；他强调体育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信奉和坚持自己的体育理想，因此对于违背体育道德和违反体育理想的兴奋剂现象毫不留情、毫不手软。
在压力面前，很多人做的很多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难免没有私心。甚至正是袁伟民这种“不给人面子”、“不顾金牌数量”、“不管自己前程”的做法还让人有些不解。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身份带兵打仗，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关系着他的“乌纱帽”；毕竟，这是决定北京申奥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对于北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袁伟民就是袁伟民，在他心中，国家利益、中国体育的形象远远高于自己能不能继续当体育总局局长；他非常明白，金牌数量可能会影响北京申奥，但是兴奋剂问题更是可能会让北京申奥一败涂地，于是他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此时就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从副处到副部直升四级，中央不拘一格降人才
本节提示：从副处级突然提升到副部级，这不仅令袁伟民始料未及，也让体育圈内感到意外。
上个世纪80年代，袁伟民这个名字，在中华大地上，可谓家喻户晓。从1981年到1984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女排赛、世界女排锦标赛、奥运会女排赛上，那一场场精彩纷呈、扣人心弦的比赛，那一个个团结拼搏、为国争光的场面，带给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的是激动，是喜悦，是自豪，是振奋。那年头，看中国女排的电视转播，一度成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不算富裕的中国人最为兴奋的事。而中国女排“三连冠”的胜利，又与当时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袁伟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平时的严格训练、严格管理，赛时的用兵如神、指挥若定，随着一场场电视转播、一篇篇媒体报道，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袁伟民，喜欢袁伟民。当时媒体报道：“袁伟民是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偶像。”
正当袁伟民的排球生涯进入如火如荼之时，从洛杉矶奥运会实现“三连冠”载誉归来不久，又要出征“四国女排精英赛”的前夕，从“小道”传来出乎袁伟民意料的消息：袁伟民进入邓小平、胡耀邦选拔年轻干部的视野，将被重用，破格走上国家体委领导岗位。
袁伟民这样追忆当时的情景：决定用我的这个消息，最初是从国家围棋队里传出来的，那时候有的围棋手经常陪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打桥牌，他们回来以后有时候说一点儿在那种场合听到的话。决定启用我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当时有出访四国女排精英赛的任务，出发前的一天，体委副主任路金栋找我谈话，告诉了我组织上对我的一项任命，考虑到有出访任务，怕马上宣布出去媒体报道后，对比赛会有干扰，所以我要求出访之前暂不宣布。我带着女排先后打了四国女排精英赛香港站和新加坡站两地的比赛，之后又应广州和海南的邀请去那儿访问、打表演赛。也许是因为任命已经下达了一段时间，没等得及回北京，在三亚时就宣布了我将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任命。
如果论级别，当时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袁伟民只有副处级（时兼任副指导员），突然提升到副部级，坐“电梯”上了四个台阶，这不仅令袁伟民本人始料不及，也让体育圈内感到意外，尽管“文革”时有过庄则栋一步登天的先例，但那毕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情况。80年代了，谁也没有想到中央领导会如此大胆地不拘一格降人才。
面对“破格”，袁伟民当初是怎么想的呢？“说实话，去还是不去，上还是不上，这让我很是犹豫。去，能证明运动员出身的人也能当领导干部，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我那支队伍的状态正处在最好的时候，我还想一个个世界冠军拿下去呢！”
45岁的袁伟民，虽然还没有到“知天命”的年龄，但是已经有了“衔天命”的抱负。在他看来，不能为了当官而当官，去当官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他理解走上仕途自己所承担的“天命”，应该是不断地去拿更多的世界冠军，不断地增加中国体育的荣誉和中国的荣誉，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所以说，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选择了他，更是时代选择了他——选择让他拥有一个更高的舞台、更大的舞台，去带领中国体育界完成更多、更大的历史使命。天降大任于斯人！
沸沸洋洋的审计风波真相
本节提示：有的海外华人说：我们再也不给奥运会捐款了……
正当中国体育健儿全力备战雅典奥运会进入倒计，离8月13日开幕还剩51天时，2004年6月23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如晴天霹雳，把国家体育总局从领导到群众都打懵了。
这天晚上，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中，都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当天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这是一个数万字的大报告，但这条新闻重点披露了审计报告“对审计55个中央部门和单位2003年度预算执行中查出的突出问题”，指出：“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的资金14.2亿元，主要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办公楼和发放各类补贴。如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国家体育总局作为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专项资金的典型例子被突出曝了光，成为这条新闻的焦点，所以央视在播出这条新闻时，所用的背景画面，都是龙潭湖畔中国体育大本营办公楼前那块醒目的牌子——“国家体育总局”以及龙潭湖职工住宅小区。
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审计风暴，把国家体育总局送到了风口浪尖上。
中国唯一的中央级英文报《中国日报》又将这则消息用英文刊出：国家体育总局挪用了搞2008年奥运会的资金建职工住宅。而新华社在对外发这则消息的英文通稿时，又译成：挪用了这个国家的奥林匹克专项资金建职工住宅。由此，又引来了境外媒体大炒作，外电明确说：“根据中国官方喉舌报道，国家体育总局挪用了搞2008年奥运会的资金。”法新社、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内外许多媒体开始以各种严厉的措辞批评国家体育总局“挪用了‘2008年奥运会资金’、‘中国奥组委资金’、‘备战奥运会资金’”，“贪污了‘纳税人的钱’和‘社会各界的捐赠’”等等，有的媒体的指责甚至上升到：体育总局挪用奥委会资金、北京奥运会资金建了机关干部的“腐败楼”、“贪官楼”。由此激怒了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人，发出了“我们再也不给奥运会捐赠了”的怨言。
一夜之间，国家体育总局被炒向了全国、炒向了世界。整整两个多星期，海外媒体和互联网上这类报道铺天盖地，受到审计风暴突袭的国家体育总局顿时名声扫地。而这时，中国体育的大本营，正紧锣密鼓地备战，迎接即将在雅典拉开帷幕的第28届奥运会。
袁伟民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过去都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投资建房，然后将国家的房，让职工付低租金入住，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同级别的职工入住不同面积的房。1999年和2000年时，国家开始进行房改了，采取国家的房子低价卖给职工，以后逐月发放住房补贴的办法，实现住房商品化了。可是，有许多老单位，因为员工多，欠账太多，有许多员工还根本没分配到住房呢，没有那么多老房子可卖给职工，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国家给了一个临时政策，允许在那一阶段（也就是1999年、2000年那两年）可以采取国家（自有资金）、集体（单位）、个人自筹集资建房。
这是一个为民解忧、雪中送炭的政策，所以当时体育总局党组研究认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不搭上这最后一班车给群众建房，就很难解决体育总局系统无房户、未达标户过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了。
袁伟民分析说：问题出在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把我们建房动用的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误定性为动用了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多了“专项”这两个字，这就使问题性质发生了变化。懂经济、懂财务的人都知道，“专项资金”是财政专用名词，有特定的涵义，不能随意扩大使用。正因为误把这笔资金定性为“专项资金”，所以被划到了“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中去。事实上，中国奥委会的账户上既没有财政专项拨款，也没有其他有专项用途的“专项资金”，只有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这些钱是10多年来各单项协会和中国奥委会进行市场开发积累下来的，主要是八九十年代运动员、运动队做广告所得，以及参加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和国际单项协会组织的比赛和大奖赛的分成，因为当时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还没有成立，思想观念也没有那么开放，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分配政策，所以广告费和奖金也没分掉，其中还包括我当教练时带领中国女排打比赛分得的钱和中国女排做广告的钱在内呢！这些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累的钱，都是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艰苦拼搏的血汗钱。取之于他们、用之于他们，应该说也算合理。
袁伟民说：这类钱的来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运动成绩好，市场开发就好，就有，就多得；反之，就没有或少得。既非国家财政拨款也非专项资金。但是审计公报明文公布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了中国奥委会的专项资金，并以此作为中央41个部委中“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资金”的典型例子予以公布。所以海内外媒体与广大受众很自然地以为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了国家财政拨给中国奥委会的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占用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金”、“备战奥运会资金”、“建设体育场馆的资金”等等。一夜之间刮起的审计风暴愈演愈烈，引起轩然大波。
奥执委新老交替势不可档，却困难重重
本节提示：这位资深委员在谈到执委竞选时说，他之所以不竞选，是因为中国体育部长嫉妒他……
2002年底，袁伟民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考虑到，党的十六大已为干部新老交替做出了榜样，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已经成功，现在考虑完成中国在奥林匹克事务中的新老交替、新陈代谢工作，时机已经成熟。
当时，在国际奥委会中有两个中国委员：一位是1981年就进入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还有一位是2000年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新委员于再清。
在2003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又将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
这时的于再清刚好具备条件，他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而那位资深委员虽然是老执行委员，继续竞选成功率会很大，但当时他毕竟已75岁高龄，离开体育行政岗位已10多年，尽管仍在国际奥委会中积极发挥余热，但对内发挥的实际作用毕竟已很有限，他只是北京奥组委的顾问。
袁伟民说：这些年来这位资深委员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年他很清楚，是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推荐他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他代表的是中国。可现在他越来越强调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独立性，强调委员是国际奥委会派到所在国的代表，不是所在国派到国际奥委会的代表，是个人委员，不是代表国家，不应受政府和组织的干扰。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这位资深委员在有些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我行我素”的独立性，以及他的某些观点和行为，令周围与他共事过的人感到吃惊和为难。
正如当年这位资深委员第一次竞选执委成功，是与萨马兰奇全力支持分不开的一样，要使于再清竞选成功，也必须得到罗格主席的支持。袁伟民首先利用各种机会，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于再清竞选的事情进行了沟通并得到了罗格的积极支持。
2002年11月19日，袁伟民、李志坚找这位资深委员商量此事。他表态道：“如果推荐其他人，例如×××，我反对，不会同意，但是推荐于再清我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他竞选执委。”他还答应写一封用英文和法文的推荐信，由他出面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推荐于再清。但是，令袁伟民、李志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传来的消息却表明：这位资深委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
首先，在写推荐信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不情愿，他没有写法文推荐信，而只是在外联司拟就的英文推荐信上同意盖上他的章。国际奥委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顾拜旦，所以在国际奥委会里法语文件从过去到现在都显得更为重要，他迟迟不写法文推荐信并且不在法文推荐信上签名，显然有自己另外的想法。
这“另外的想法”不久之后就明了了——有委员反映，这位资深委员在接受境外一家媒体采访谈到执委竞选问题时说：他之所以不竞选，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体育部长嫉妒他。
李志坚后又给这位资深委员去信，是因为恰逢“非典”期间无法面谈，竞选又马上要开始了，时间紧迫，所以寥寥数语，书面提醒他，国际上反馈中国有两种声音，希望引起重视，按第一次谈话时他的承诺，继续支持于再清竞选成功。出乎李志坚意料的是，他这一封出语缓和的短信竟然激怒了这位资深委员，于是有了这位资深委员主动约见李志坚的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的气氛完全变了，这位资深委员一方面大发雷霆，一方面又矢口否认他有不同意见，没有发出过第二种声音。
2003年的国际奥委会全会，这位资深委员甚至没有去出席。于再清以并不悬殊的票数竞选执委失利。个中缘由，不能不和“两种声音”有关。于再清落选以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现得很大度，他说：“我虽然落选了，但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委员推荐了我。”但是，这位资深委员却很生气，他向记者说明，自己并没有推荐于再清。
此时，事情的真相昭然若揭。
2004年9月，在雅典奥运会期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要增补数名执委，于再清将第二次参加执委竞选。但是，这位资深委员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表面上、口头上表示了支持，但是行动上仍不一致。
2004年8月3日，就竞选问题袁伟民收到一份材料，分析了于再清参加执委竞选的前景。于再清竞选的不利因素有这样几点：1.个别国际奥委会委员认为于再清当委员时间还短，只有四年，说新面孔应该再等一等；2.于再清希望×××同志（指这位资深委员）签发一封推荐于参加竞选的信，被拒绝了，还是没有发出，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告知：×××（指这位资深委员）不会支持于再清，要多努力。×××、××、×××等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告诉于要特别小心处理好同×××（指这位资深委员）先生的关系，否则对于竞选执委非常不利；3. 如果×××也报名参选，对于的竞选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来自多方面的信息说明，于再清第二次竞选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甚至更加棘手。
然而，新老交替、新陈代谢锐不可挡！2004年9月，于再清在雅典奥运会期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终于高票竞选执委成功，从2004年到2008年，出任国际奥委会执委的于再清，在筹办、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发挥了特殊的、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在2008年8月北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换届选举上，于再清顺利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袁伟民、李志坚当年坚持的、设计的新老交替计划在困难重重的推进中，终于如期实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事务的第一人，已由57岁的于再清接替了80岁的资深委员。多么艰辛的历程，多么沉重的付出，为了一个人、一个岗位上的新老交替！
也许，这件事给人的最大启迪是：新老交替虽是普遍法则，但是遇到个人阻挠加上体制性障碍，简单问题同样会演绎成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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