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

　　1961年8月4日生于夏威夷檀香山，曾为社区组织者、执业律师和芝加哥大学宪法讲师。2008年8月27日，奥巴马击败强敌希拉里，正式获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为美国史上主要政党首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为黑白混血，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留美学生……
　　 奥巴马的快速崛起已成为21世纪政坛传奇，1996年当选伊利诺伊州第十三区参议员，走上政治之路，但直到2004年8月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铿锵有力的讲演，始声名大噪。
　　 奥巴马是近年来演讲最动人心与最具草根魅力的政冶领袖，他靠民间小额捐款就使竞选经费达到2.33亿，打破美国历年纪录。是13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在为奥巴马捐款，因为他们支持地。此次竞选口号为“改变”，主要政见为从伊拉克撤军，降低能源依赖与实行全面健保。
　　 奥巴马作为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以来首位黑人总统，开创了历史新章。
　　 本书是目前国内奥巴马唯一亲笔授权的自传，被《时代》周刊誉为“美国政坛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回忆录”。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我的身世》讲述了奥巴马的家庭背景和他辛酸的童年生活；第二部《芝加哥起飞》描述奥巴马在芝加哥南区三年的社区工作；第三部《梦回肯尼亚》描述奥巴马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在纽约见面后展开的肯尼亚部落寻根之旅。

第一部 我的身世
第二部 芝加哥起飞
第三部 梦回肯尼亚

　　第一部 我的身世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啥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顶上。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
　　 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
　　 “巴里？巴里，是你吗？”
　　 “是的……哪位？”
　　 “喂，巴里……我是简婶婶。我在内罗毕。能听到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
　　 “我是简婶婶。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他出车祸死了。喂？听得清吗？我说，你爸爸死了。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无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啜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
　　 “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
　　 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
　　 “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
　　 “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