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想史（上、下卷）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对整个20世纪发展脉络的洞察和理解，作者在占有大量信息的基础上，以一批塑造和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人和理念为线索，勾画了一部生动而清晰的20世纪思想史。作者倾一己之力撰写的这本百万字的巨著，一经出版便在西方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自2000年初版以来，已多次重印和修订，被誉为从当代视角解读20世纪的最为杰出的作品。伴随作者清新而又内容翔实的描述，我们恣意畅游于20世纪哲学、文学、历史、政治、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并在作者编织的20世纪之网中清楚地看到诸多领域之间细腻的联系，及其与整个20世纪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愉快的阅读中完成对20世纪的一次思想游历，对于21世纪之初的思想界和广大读者而言，的确都是一件幸事。
　　

序 言
导论 思想规则的演进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到维特耀斯坦：起点的意义
　第1章 打破宁静
　　揭去无意识的面纱
　　欧洲的母亲文明
　　重新发现的基因
　　普朗克的量子
　　毕加索在巴黎
　第2章 思想中途的小憩之地
　　德国人在思想领域的卓越地位
　　维也纳咖啡馆：思想的集市
　　施尼茨勒与霍夫曼斯塔尔
　　布伦坦诺与胡塞尔
　　克拉夫特一埃宾的《性精神变态》
　　瓦格纳与洛斯
　　魏宁格与克里姆特
　　马赫
　第3章 达尔文的黑暗之心
　　尼采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到维特耀斯坦：起点的意义
　　第1章 打破宁静
　　揭去无意识的面纱
　　 公元1900年未必要成为引人瞩目之年。世纪毕竟只是人为的约定，尽管人们可按几十、几百、几千年来记年，但大自然自身并无时间概念。它逐渐地公开其秘密，就我们所知，它无目的可言。而且，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公元1900年是极为平凡的一年。它是基督徒之年，所以严格地说它与非洲、美洲、亚洲或中东地区的任何非基督生民毫不相干。不过，西方称作1900年的，无论如何又是异乎寻常之年。就知识的发展（本书的主题）而言，思想领域四种截然不同的突破纷纷见诸报端，每一种突破都令人对世界及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作出惊人的重估。这些新思想极为重要，它们戏剧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
　　 当1月6日星期天在奥地利维也纳登出一篇书评，并且所评之书将完全修正人类思考自身的方式时，1900年刚刚开始不到一个星期。尽管该书1899年11月之前就已在莱比锡和维也纳两地出版发行了，但其真正面世是在1900年，奥地利维也纳刊出的那篇书评才使世人知晓此书的存在。这本书名为《释梦》，作者是摩拉维亚省弗莱堡44岁的犹太医生，此君叫S·弗洛伊德。①他在兄弟姊妹八人中排行老大，从外表上看，是个循规蹈矩的男人，守时如钟。他穿着一套用英国布料做成的衣服，由其妻用所选的布料裁制而成。作为一个十分自信的青年人，他曾诙谐地说：“我的裁缝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和我的教授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同等重要。”②不过，作为新鲜空气的热爱者、热心的业余登山者，他是一个嘴不离烟的人。③弗洛伊德的门生、朋友H·萨克斯回忆道：“弗洛伊德长着一双深凹而敏锐的眼睛、别致的前额，而且两鬓特高。”④弗洛伊德曾同前者一起采过蘑菇（一种颇受欢迎的消遣）。然而，引起朋友、批评家注意的，并非是弗洛伊德的眼睛本身，而是从中发出的智慧的光芒。在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G·科斯蒂根看来，“弗洛伊德的眼神中有一种令人困惑的东西，其由三个部分组成：知识意义上的痛苦、怀疑及愤慨。”⑤
　　 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就其个人习惯而言，弗洛伊德可算是一个正统的男子，但《释梦》却是一部颇具争议的著作，而且，对于许多维也纳人来说，该书是一本地道的惊世骇俗之作。在外人看来，1900年的奥匈帝国首府似乎是优美雅致的，尽管大教堂俯视着这十分陈旧的首府，并且哥特式的尖顶高耸于具有巴罗克风格的屋顶及下面那些装饰华丽的教堂之上。奥匈帝国的王宫，沉浸在浓郁的浮华和沮丧气氛之中。帝国的皇帝仍以西班牙人的方式进餐，全部银餐具置于盘子的右边：⑥宫廷的摆阔，是弗洛伊德十分厌恶维也纳的原因之一。1898年，他写道：“生活在这里是一种痛苦，这里不具有完成困难之事的希望能够存活的氛围。”⑦他特别憎恨奥地利“八十家庭”，因为其世代傲慢无理、拘泥于死板礼节，并且拥有前呼后拥的官员。维也纳贵族之间极其频繁地通婚，以致其实际上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庭，互相交谈时只能用Du（你）及绰号来称呼，他们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相互宴请上。⑧弗洛伊德所憎恨的还不止于此。他将“圣斯蒂芬令人讨厌的尖顶”视为他所发现的压抑的教权主义的象征。他亦非音乐爱好者，所以，十分鄙视J·施特劳斯的“轻浮”的圆舞曲。有鉴于此，不难看出，他为何会憎恨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然而，有理由认为，他常常表达对此地之恨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1918年11月11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时，他写下了备忘录：“奥匈帝国已成明日黄花。我只想生活在维也纳。对于我来说，移居他邦是不可能的。我将独立地生活，并对维也纳充满期望。”⑨
　　 反犹主义是弗洛伊德所能确切感受到的维也纳生活的一个方面，他无法逃避。当时，维也纳市的犹太人口有了显著的增长，由1873年的7万人增至1900年的14.7万人，所以，反犹主义在维也纳变得十分猖獗，以致据报道，病人可能把给自己看病的医生称作“犹太猪”。⑩反犹主义者K·卢埃格尔当上了维也纳市长，他建议，应当把装满犹太人的船全部沉入水中。⑩弗洛伊德对反犹主义的最轻微的暗示一直很敏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王族成员将其任何著作译成现代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的请求。他曾告诉C·荣格，他视自己为约书亚，“命中注定去考察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⑩
　　 维也纳知识生活中一个鲜为人知且有助于形成弗洛伊德理论的方面，乃是“治疗的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学说。据此学说，社会之病无可救药。虽然这一概念最初广泛地为有关的哲学和社会理论（0·瓦格纳、L·维特根斯坦是其倡导者）所接受，但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在维也纳医学界人士中产生影响力。自19世纪初以来，维也纳形成一种对疾病的迷恋的传统，即接受这样的做法：允许举办医学人士培训班，深切地同情病人而相应地忽视了治疗。该传统在弗洛伊德接受培训时仍被秉承，但弗洛伊德一反该传统行事。⑩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对治疗的尝试似乎是极人道的，但是，在那时这是他的思想被视为异端的又一原因。
　　 弗洛伊德正确地认为《释梦》是其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本书中，他的人性理论的四个基本板块首次集体亮相：无意识、压抑、婴儿性欲（导致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及对自我心理的三重划分：自我意识、超我（一般地说即良心）和伊德／本我（最初对无意识的生物学表述）。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10年间，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提高了治疗技术。他自视为达尔文所开创的生物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取得医生资格后，弗洛伊德获得一笔奖学金，师从巴黎医生J·M·夏尔科从事神经病研究。后者开了一个诊所，为苦于无法治愈的神经紊乱的妇女作治疗。在研究过程中，夏尔科证明：催眠状态下可引起癔病症状。7个月后，弗洛伊德由巴黎重返维也纳，在涉猎许多神经病学著作（譬如，关于大脑麻痹、失语症的著作）的同时，他开始了与维也纳另一位杰出医生J·布罗伊尔（1842--1952）的合作。布罗伊尔也是一名犹太人，在维也纳是最受许多声名显赫的病人信赖的医生之一。在科学上，他作出了两项重大发现：调节呼气的迷走神经的作用和内耳半规管的作用，他发现后者控制着人体的平衡。但是，布罗伊尔对弗洛伊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精神分析疗法是对前者1881年的所谓谈话疗法的发展。@自1880年l2月开始的两年来，布罗伊尔一直在为一名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女孩B·帕本海姆（1859--1936）治疗癔病，他在个案病例记录中有意将其写成“安娜·O”。安娜在照顾她的患病的父亲时累出了病。她的父亲数月后离开了人世。她的病表现为精神恍惚、麻痹、分裂人格的症状，在此症状下她有时形同一个顽皮的孩子或是出现精神性假妊娠症状，尽管这两种症状有所不同。当布罗伊尔见到她时，他发现如果允许她尽情地谈论她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消失。实际上，正是帕本海姆，把布罗伊尔的方法称为“谈话疗法”（德文为Re—decur），尽管她也称其为“清扫烟囱”。布罗伊尔注意到，在接受催眠的状态下，帕本海姆声称记得当看着自己父亲躺在病榻上时她如何压抑自己的感情，并借回忆这些“失去的”感情发现自己能够摆脱它们。到1882年6月，帕本海姆小姐结束其治疗，即“完全被治愈了”（虽然众所周知她在出院一个月内就被送进疗养院）。
　　 安娜·O这一病例给弗洛伊德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一段时间内，他自己尝试用催眠来治疗癔病患者，但他最终放弃了这种方法而代之以“自由联想法”。借助这一技术，他让患者讲出所想到的一切。就是这一技术导致他发现，若提供适当的环境，许多人都能回忆起那些发生在其早年生活中的已完全被遗忘了的事件。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虽被遗忘了，但这些早期事件仍能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诞生了“无意识”这一概念，并由此诞生了“压抑”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同时认识到，在自由联想状态下所显露出的早期记忆中的许多印象（困难之事）本质上是性意义上的东西。当他进一步发现许多“被回忆起来”的事件其实从未发生过时，他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这一概念。换言之，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那些被病人所错误报告的性创伤和心理失常只是一种密码，这密码表明人们暗示将要发生的东西，并证实婴儿就已产生了早期的性意识。在这一时期，他说，儿子被自己的母亲所吸引，视自己为父亲的竞争对手（俄狄浦斯情结或恋母情结）；相反，在此期间，女儿为自己的父亲所吸引，视自己为母亲的竞争对手（厄勒克特拉情结或恋父情结）。在这一意义上，弗洛伊德说，人们始终具有这一近乎淫亵的动机，这动机有助于形成人格。
　　 弗洛伊德的这些早期学说遭到极大的怀疑和不断的反对。名著《性精神变态》的作者R·F·克拉夫特一埃宾，嘲讽弗洛伊德对癔病的描述“听起来像是科学的童话”。维也纳大学神经病学院将弗洛伊德拒之门外。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的一样，“我很快成了孤家寡人”。
　　 对此，弗洛伊德的反应是，更深入地投入自己的研究之中，我行我素，忍辱负重。关于这种情况的转机，出现在弗洛伊德父亲雅各去世后的1896年10月。尽管父子多年来一直关系疏远，弗洛伊德却惊奇地发现，父亲之死激起了他的莫名之情。许多长期封存心底的往事，不由自主地涌现出来。他的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他在梦中意识到指向父亲的且迄今为止被压抑着的一种无意识的敌意。这致使他把梦想像成“通向无意识的坦途”。在《释梦》中，弗洛伊德的中心思想是，在睡眠状态下，自我好似“一名打瞌睡的哨兵”，对被压抑的伊德（本我）冲动的正常警戒是不能奏效的，梦因此是表现自身的伊德（本我）的一种伪装的方式。弗洛伊德充分地意识到，在潜心于梦的著述过程中，他要冒许多风险。释梦的传统可追溯到《旧约》，但《释梦》的德文书名Die Traumdeutun9不够准确。“Traumdeutun9”一词，那时被用来描述露天马戏场中的算命先生常用的把戏。⑩
　　 《释梦》的早期销售情况，表明了该书糟糕的销路。最初印行的600册，两年间只售出228册，前六年出版的书在书店中只卖出351册。更使弗洛伊德烦恼的是，维也纳医学界对《释梦》不屑一顾。该书在柏林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弗洛伊德同意在柏林大学举办一个有关梦的讲座，但仅有三人到场听讲。1901年，在他即将给哲学学会作讲演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其内容是，请求他“快要讲到令人作呕的内容时停一下，以此作为暗示，便于女士们此时能够离开大厅”。弗洛伊德的许多同人对他的妻子表示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的丈夫，从前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可现在成了一个极其令人讨厌的怪物。”
　　 虽然弗洛伊德感到有时整个维也纳都在反对他，但各种支持却逐渐出现了。1902年，就在弗洛伊德开始自己研究的第11年，维也纳的一名杰出的内科医生W·斯特凯尔，在发现一篇关于《释梦》的差强人意的书评后，拜访了这本书的作者，并与其讨论该书。他接着要求弗洛伊德对他进行心理分析。一年后，他自己也开始干起这一行。这俩人发起了“心理学星期三聚会”，聚会每周三晚上在弗洛伊德的候诊室且在一些破旧的古代神像沉默的凝视下举行，这些古代神像是弗洛伊德收集的古文物。@A·阿德勒、P·费德、E·希尔施曼、0·朗克、C·荣格先后分别于1902年、1904年、1905年、1906年和1907年加入了这一聚会。在该组织的名称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那年和此后的一些年中，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一直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召开。精神分析学尚需相当时日，才能被世人完全接受，许多人从不视其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到1908年，至少对弗洛伊德来说，孤立的年代结束了。
　　 欧洲的母亲文明
　　 1900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平生经历的最猛烈的暴风雨中，A·伊文思登上了克里特岛北岸的干地亚（今天的伊拉克利翁）。49岁的伊文思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华丽而又特别谦逊、高贵而又荒唐得可爱……极友好而对他人基本上冷若冰霜……对朋友一贯忠心耿耿，从不放弃热心为其他所爱的人的利益而做事。”@伊文思任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馆长达l6年之久，尽管如此，他仍无法与其声名显赫的父亲相匹敌。J·伊文思爵士很可能是那时大不列颠最著名的古文物研究者，他是史前石斧和前罗马钱币研究的权威。
　　 至1900年，克里特岛成了考古学家们的首选之地，要是他们能够获准在那里发掘的话。该岛因德国大富翁H·谢里曼（1822--1890）的研究而引起世人的兴趣。谢里曼抛妻别子以研究考古学。置职业考古学家诡辩式的异议于不顾，谢里曼在自己的发现证明了许多所谓神话（譬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事实作为根据后，迫使怀有妒忌之心的同仁中的大多数人重新评价古代世界。1870年，他开始发掘迈锡尼遗址和特洛伊城址（即荷马的许多故事的发生地），他的发现改变了学界以前的定论。他确定九座城市为特洛伊的遗址，指出了《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遗址的所在地。
　　 谢里曼的许多发现，改变了世人对古希腊的理解，但它们引起的问题几乎与其回答的问题一样多，其中首先引起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提到的史前希腊的灿烂文明问题。向右穿越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发掘，证实了曾经存在过这种文明。学者们重新考察古代作者作品时发现：荷马、赫西奥德、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及斯特拉博均认为，米诺斯王是一位“伟大立法者”，消灭了爱琴海海盗，一直被说成是宙斯之子。而且，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人们认为宙斯生于克里特岛的一个山洞中。与这一情况相反，在19世纪80年代初，一个克里特岛农民在克诺索斯偶尔发现了迈锡尼时期几个大罐子和陶器碎片，克诺索斯是干地亚内陆一处遗址，距靠近外海的迈锡尼250英里。这在古代是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是什么把两地连接起来的呢?谢里曼亲自考察了发掘地，但通过谈判还是不能获得发掘权。接下来的1883年，在雅典舒兰的一些古代文物商贩卖的盘子中，伊文思发现一些具有三边和四边的小块石头，这些石头带有洞孔且刻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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