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梁文道 著)

.　　梁文道：以前的香港戏院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饮食传统。现在时代不同了，戏院全变了UA、百老汇那些美式大型连锁戏院，就连食物也跟着变，只可以吃爆米花。我记得第一个这样做的戏院是UA。它规定外面的食物不能带进戏院吃，你只能在里面买它的东西。
　　梁家权：从前去看戏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我记得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进场前买一堆“口立湿”，看完就盘算去庙街吃煲仔饭或者去吃云吞面，很有计划。去球场看球也是如此，上一趟有朋友请我看南华对曼城，?前我会到大球场看南华对精工。当年大球场里面没东西吃，但我们会在球场外面买杏脯肉、鸡脚、鸡翅进去。但现在大球场内有很多快餐店，卖的不是炸鸡腿就是炸什么的，来来去去也是那些难吃的东西。波已经不好看，现在连吃东西的趣味也没有了！为何要把餐厅全都批给快餐集团做？为何不开放它们？好像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五年前的海洋公园，没什么好吃的，山上山下都是一式一样地卖热狗，有没有搞错？为何不弄鱼蛋？机场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卖猪皮鱼蛋呢？那才是香港特色，如果我是一个过境的旅客，能够吃这些东西多好啊。我真的不明白。人家日本的机?有日本咖哩、拉面和即制的寿司，为何香港机场不做鸡蛋仔和鱼蛋猪皮这些地道的东西？
　　梁文道：香港饮食文化当中一大隐患，就是我们的庶民饮食出现了很多问题。大陆有很多杂志都说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我反而觉得在香港吃好东西很困难。不论西餐、中菜，你付得起价钱，真的可以吃得很好。但香港饮食上的贫富悬殊真的很夸张，如果你穷，真的没什么好东西吃，没有什么好选择，所有食物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山寨厂做出来。而以前那些小贩，他们卖的东西可能是同类，但因为是亲手制造，做法一定有差别，结果始终是不同的。
　　梁家权：例如?肠、鸡肾、鸡脚，卤水的制法也各有不同。就算是牛杂，他们会即场放五香粉，不停加水，有时又会放一些不知名的香料。可是现在，那些烧卖鱼蛋，从街头吃到街尾都一样，全是同一家工厂交货。
　　梁文道：但现在不这样经营又不行，根本负担不来，今天做小贩的成本太高，随时会被封铺会被捉。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用心在家慢慢弄一些好吃的？当然是去工厂拿货合算。所以我说二十年前的庶民在香港会吃得比今天好。
　　梁家权：我小时候手上只有几元，我要好好想一下怎样花这几元。那时走路和时间根本不算什么，钱才是最重要的。我帮家里送?货去九龙殡仪馆，可以在英京吃一碗碗仔翅。还未吃得够嘛，经过文华戏院，再在那里吃一串鱼蛋和炒螺肉，又站在那里看一会儿唱大戏，买碗鸡粥再走。这样完成一晚的“食程”，却花得不多，十元之内，已经很丰富。那是我的中学时代，就是七十年代。
　　从前的庙街和上环大笪地，很多人富贵了还是会回去吃；即使是大排档如中环的胜香园，也有人驾名车光顾。有特色的东西，无论贫贱富贵都有人喜欢，平民可以吃富贵的食物，但富贵的人也会向往平民的食物和食制，那为何不尝试多发展这一类东西？自从有了小贩管理队后，首先就是扫了那些街边小吃?
　　但这也还要看整个社会的潮流，不是说政府让小贩再经营就是改变。其实饮食是一个趋势，是一个潮流来的，说不定人心会被某一种思潮所影响，以某种形式重拾怀旧的饮食。好像我小学时期最喜欢吃的菠萝油，它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直至曾志伟开了一间茶餐厅，就是推介菠萝油的。感谢他令菠萝油再次流行，也掀起了其他饮食怀旧潮。
　　梁文道：最近几年开始谈保育，香港人才忽然说要集体回忆。但回想一下小贩管理队的出现，那是八十年代的市政局议员常说民意支持他们大力扫荡。他们说收到很多投诉，于是才去封这些铺。这是为什么呢？为?么香港人曾有这样一段时期，要急于去扫荡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说在街上吃东西不卫生，我觉得是看你怎样处理而已，日本街头不也有很多拉面档。
　　梁家权：你看福冈、博多，人家也有很多大排档。我觉得香港人若要生存，就是应该走这条路，而不是把这些食物档一一铲除，将它们全都搬到十分规范化的地方，前店看似很干净，店后却不堪入目，你拿部DV机去后巷看看吧，那儿的情况十分吓人。我觉得可以参考日本大排档的模式，人家虽然在街上，不过可以很洁净，也有店主自己的个人特色。
　　梁文道：最近有个调查说街上卖的羊肉串，原来有四成?鸭肉，再淋上一些羊尿，让肉串有羊膻味。
　　梁家权：有一年我在王府井，在大街吃了一口，立即丟掉，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就是烤羊肉串？
　　梁文道：你真的不要在大陆随便吃羊肉串啊。我在北京认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自己在家煮川菜，煮得很好吃，常在家里摆了几桌，24小时随意让人来吃饭摆流水席。你说上来吃饭，他就会叫你随便坐。你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他喜欢请人吃饭。起初是我们这些文化界的朋友经常上去吃饭，后来消息传了出去以后，很多陌生人也来了。后来这个朋友索性开一间餐厅，家里继续这样宴客，但餐厅也做得很好。他的?菜这样好吃，但他说现在大陆人人都吃川菜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因为中国人的味觉差了，一定要靠味道很浓烈的食物去刺激味觉。第二是因为现在的食材很差。
　　梁家权：现在大陆也像早年的香港般开了很多私房菜，但很多人根本不懂得煮，就以“私房菜”之名来吸引人。那些食客也是傻的，以为有个很rivate的地方吃饭很好。香港又有些富豪第二代说想搞一间餐厅让朋友来聚聚，花很多钱在设计上，但最重要应该是食物本身才对吧。(三)访问长平片段
　　梁文道：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平：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线上，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轻。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权力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路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什么什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
　　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什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梁文道：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的效果，那为什么从前没有呢？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平：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风波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首先一批知识分子远离，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
　　那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屈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活得很难受。于是你看很多人都转过来了，找了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由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信念。
　　其实整个社会，也在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怎样去面对过去。过去我们是讲正义原则的，其逻辑是全世界我最正义。资本主义很坏，其他人还在落后的状态，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后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就改变了。它现在不再试图证明全世界我最正义，它现在要证明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正义。这么多年以来，仿佛就是在传播一种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理论。扩散出去，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喜欢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国品牌也有毒，可见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没有人不自私，我们并不算太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