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原书名:Open Leadership: How Social Technology Can Transform the Way You Lead
- 原出版社: Jossey-Bass

【插图】

编辑推荐
开放,微博时代的管理变革
社会化媒体对领导方式的深刻影响
《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姐妹篇
“微博时代”必读的管理书
内容简介
作译者
目录
推荐序1 风险社会的领导与管理
推荐序2 拥抱开放的新媒体时代
作者简介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 放弃控制所带来的混乱
第1章 为什么放弃控制是必然的 2
全新的分享文化 3
走向公众 4
对控制说再见 5
放手创建社交网络关系 6
走向全新的社交关系 7
在全球范围内,你都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存在 7
领导者的困境 8
开放领导力的全新规则 10
第2章 开放性的十大元素 12
开放性的矛盾特征 13
开放性的十大要素 15
开放的信息分享 16
前言
微博正在悄然而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通过微博解救被拐卖儿童,到郭美美事件,再到动车事故救援事件等,微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和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和观点的重要工具,当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组织,也开始使用微博组织相关的营销和公关活动。而这只是个开始。关于微博,有许多尚存模糊的地带,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微博的影响有可能超乎想象。它确实代表着未来,也代表着趋势。而在微博的蔓延和扩展中,整个社会首先必须学会面对,然后必须适应微博的变化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展有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无“微”不至的时代。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也绝非自中国而肇始。查伦?李(Charlene Li)在她的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卡特利娜”飓风后美国红十字会在微博上遭受的质疑,以及美联航行李事件通过社会化网络对当事企业所产生的影响。
对领导者来说,这是一个被开放的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得企业等社会组织的行为“直播化”。也就是说,在一个近乎透明的环境中,企业近乎赤裸裸地面对社会和公众。作为一个组织,当然必须接受开放,因为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但同时必须坚持自己组织的利益,并通过组织的方式努力发展。
被开放是一种压力。在开放、透明、多元与领导力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张力,更存在着空间。
这本书延续作者的获奖图书《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的内容展开,向读者展示如何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Yammer、Jive和全新的移动服务等新兴技术,提高效率、增强沟通,并为组织更好的决策带来帮助。这本书将告诉我们,组织和领导者如何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社交技术。尤其具有价值的是,书中有不少行动和自查建议,方便领导者审查自己的组织在开放性方面到底做得如何。
这本书通过很多真实案例,考察了网络社交技术对领导力的影响。作者是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的:在高度开放的新时代,怎样才能成为领导型公司?这些新现实对领导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书中援引思科公司高管罗恩?里奇(Ron Ricci)的话很好地描绘了这一挑战:“共享的目标需要信任,信任要求通过行为来体现。那么技术做了什么?曝光了行为。”
在员工们纷纷开始通过博客、Twitter分享观点信息,或者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回应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担心信息失控。但是作者认为,拥抱网络社交技术并不一定意味着开放全部信息。企业需要做出选择,例如苹果公司就只开放少数信息,例如它的平台,而将其他多数信息予以封闭。
开放不仅仅只是思想层面的颂歌或是哲学道理,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法,它可以使公司的战略和管理得到真正的落实。开放并不代表着全部的透明与公开,更不意味着从顾客到竞争对手都可以接触到全部信息,都可以加入到所有决策中来。对于希望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和持续性执行力的公司来说,完全的开放与透明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开放的时代,比以往更需要管理。在开放中管理,保持开放与管理、开放与领导力之间的合适的尺度,是这个时代提出的最有魅力的管理问题。
几十年以来,汤姆?彼得斯、亨利?明茨伯格这样的管理大师一直在呼吁揭开领导力的神秘面纱,在组织中推行分布式领导。但是,明星CEO的崛起以及员工关系管理软件的采用,都表明这样的理念与组织的实际还有很大差距。这本书探讨了这样一种期待:那些热爱Facebook、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人们,或将推动上述理念的实现。面对这样的变革前景,那些高高在上的企业领导则迫切需要阅读和学习本书,转变、凝聚和增强自身的领导力,带领组织迎接媒体与传播环境变革的新时代。
陈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2011年8月
序言
风险社会的领导与管理
毋庸置疑,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如果说在以门户网站为主体的“Web 1.0”时代,互联网仍然继承了传统媒介和文化的衣钵,那么到了以社交媒体为主体的“Web 2.0”时代,“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模式使得互联网赢得了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第四种媒介”。
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视角来看,社交媒体的蓬勃兴起也是人类从“现代社会”过渡到“风险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区别于“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演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就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的那一年,前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为贝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场危机告诉我们,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开始发作,风险无处不在,危机层出不穷。因此,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社会”。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其中有的已经“发作”,引发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公共危机,有的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临界点。
在上述两种社会形态中,大众传媒的定义和定位都有一定的区别。在“现代社会”当中,大众传媒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所谓“大众”是指大量的、容易被管理和操控的被动受众,信息和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权势和精英手中。相对而言,传媒是“工具”或“喉舌”, 受制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大众传媒本身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机制”。在此,“大众”不仅意味着大量的、具有主动选择权的受众,而且还意味着大量的信息生产者。他们合二为一,成为所谓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互联网的发展造就了海量的“生产/消费者”。尤其是在Web 2.0时代,像Facebook、人人网这样的社交媒体,Twitter、YouTube等“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大众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了。这就使得传统的单向度的“宣传”机制逐渐失灵,精英阶层和权势群体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信息和观点强加给公众。相反,公众通过新媒体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从而拥有了更大范围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中的被动受众演变为“风险社会”中的独立、主动而活跃的生产/消费者。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介”和以手机为代表的“随身媒介”的兴起,把人们裹挟到一个媒介高度饱和的生存状态中。3G技术—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逐步在我国普及。3G技术把互联网视频和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了影像的即时传输,使得“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预言成为现实。
在不久前北京4号线地铁事故、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7·23”温州动车追尾等突发事件中,我们看到,微博的参与彻底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和理念。首先是信息传递的速度。在报纸时代,我们会谈论今天的新闻;在电视新闻频道普及后,我们会谈论每小时发生的新闻;而微博把新闻的传递速度精确到秒。正是由于在上述这些危机和事故的现场活跃着无数“公民记者”,才让微博的上亿受众几乎与在场的目击者同步感受到了新闻本身的巨大冲击力。
其次是信息传递的理念。在新浪微博上流传着数万张“到北京看海”的图片。有人把微博上流传的和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地铁事故照片做了对比,后者的画面上只有拥挤的人群和拉着警戒线的地铁站,而微博则还原了事故现场最真实、最震撼的那一幕。
接着是信息传递的质量。由于微博信息传递具有“实时和海量”的特征,同时也由于“公民记者”本身职业水准和道德素养参差不齐,因此,微博上传递的信息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人把2004年北京暴雨的照片拿来充数,有人把武汉东湖的照片移植到北京的立交桥下。这些假消息如果不及时澄清,就会造成“魔弹效应”,击中身处危机当中的受众敏感和脆弱的神经,引发不同程度的“媒体恐慌”(media panic)。2011年3月日本地震海啸后在我国引发的抢盐风潮就是微博传递假新闻造成社会失控的典型例证。
无论是3G技术还是“微博客”,还是未来将会出现的新的媒介形式,它们都预示着以下两个趋势:(1)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影响会越来越大;(2)在风险社会当中,进行媒体操控和管制的代价会越来越高昂,因而在技术上和道义上都无法奏效。我们当然可以寄希望于传媒的“自律”和“他律”。但是,当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记者,人人都可以凭借一部3G手机“成为”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基于道德和伦理的传媒“自律”就会成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这正如我们可以弘扬雷锋精神,但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为雷锋一样。同样道理,在中国目前还没有“新闻法”或“传媒法”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于法制化的“他律”。编造“纸馅包子”假新闻的假记者可以被绳之以法,政府也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惩治那些网上的“煽动者”和“造谣者”,但这类方法在媒介化的风险社会却显得苍白无力,杯水车薪,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全球传播的时代,任何一场“地方性”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力量而演变为“全国性”乃至于“全球性”的危机。因此,危机传播是降低风险、化解冲突和重塑形象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所谓“危机传播”就是指政府、企业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利用大众传媒与公众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全能政府”的政治生态当中,政府能否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贯彻“媒体执政”的理念,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
实际上,“媒体执政”的理念还是体现了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政府部门和企业如何借助于危机传播保持和提升其“领导力”的问题。危机传播的过程中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如何把握信息开放与控制的尺度。美籍华裔管理专家查伦·李在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同时结合大量的实例,对管理者如何摆脱传统的“命令-控制”模式,借助于社交媒体实现有效的危机传播,实现“成功地走向失败”—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进行有效的矫(正)型传播和塑(造)型传播”,在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过程中实现企业品牌的重塑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从而打造出更多适应社交媒体生态的“开放型”领导者和管理者。
本书通俗易懂,行文活泼,征引了大量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生动案例,也包括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的案例,读来一气呵成,令人时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虽然全书建基于企业管理的语境,所用的实例大都来自美国本土,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来说,这些新鲜的思想、宝贵的经验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可谓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他山之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械工业出版社及时引介本书,也是帮助我国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适应媒介传播变局的“雪中送炭”之举。我愿意向读者推荐本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本书都堪称风险社会和社交媒体时代的管理宝典,值得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仔细品鉴和学习。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与博士生导师
2011年8月
推荐序2
拥抱开放的新媒体时代
微博正在悄然而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通过微博解救被拐卖儿童,到郭美美事件,再到动车事故救援事件等,微博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和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和观点的重要工具,当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组织,也开始使用微博组织相关的营销和公关活动。而这只是个开始。关于微博,有许多尚存模糊的地带,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微博的影响有可能超乎想象。它确实代表着未来,也代表着趋势。而在微博的蔓延和扩展中,整个社会首先必须学会面对,然后必须适应微博的变化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发展有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媒体评论
“查伦·李绝对是站在所属领域顶峰的人物。社交技术是企业面向当今市场环境的必备基本要素之一,而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清晰地展现了对于领导者来说需要什么。抛弃掉旧的规则手册,让本书发挥作用!”—基恩·法拉奇,《Who Got Your Back》和《Never Eat Alone》的作者
“如果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就是你可以依赖这一点:21世纪最重要的通用货币就是信任。然而,信任要求开放。你分享得越多,你倾听得越多,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信任。尽管如此,成为一家开放的商业组织是真正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商业组织来说,这是一次文化上的变革,而远不止是一次技术上的变革。在本书中,查伦·李凭借丰富的案例,详实地说明了许多组织如何走向开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获得数以百万计的信任。”—史蒂夫·鲁贝尔,爱德曼数码的SVP/主管
“如果你正在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和社交技术而深感困惑,那么本书正是一本为你准备的书。它以一种周全而严密的方式为迎战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企业领导者提供了一张路线图。”—雷妮·莫伯尼,《Blue Ocean Strategy》一书的合著者
“在这个全球经济走向数字化的时代,企业必须进行自我变革以迎接更大的成功,查伦·李再次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她的深刻见解将会鼓励高管反思旧有方法,并采取全新的途径进行思考和实施:本书介绍公司如何将消费者、研发人员、开发商、生产厂家,以及其他合作方以杠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以推动创新、获取效率、获得增长。”—拉里·韦伯W2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Sticks & Stones》一书的作者